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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不僅是中國革命的先驅，而且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奠基人。他為了救國救民而“急思深研政理”，以理論徹底的氣魄，運用唯物史觀深刻揭示中國近代歷史發展規律，並開創了唯物史觀與中國史學結合的先河，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興起奠定了堅實根基。
李大釗（1889—1927）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奠基者。他率先信仰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最早在中國大學講壇上公開講授唯物史觀；他運用唯物史觀解析中國歷史與現狀，探索中國革命之路；他以唯物史觀的立場闡發的史學理論，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
李大釗生活的時代，古老的中國正緩慢而艱難地向近代社會轉變，腐朽無能的晚清政府在帝國主義列強的野蠻侵略面前，已經遭受了多次失敗和屈辱。少年李大釗親眼目睹、親身經歷了國家危亡局勢和社會黑暗現實，“感於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為此，他密切關注中外時局，努力追蹤世界潮流，尋求救國真理, 立志要為苦難的中國尋求出路。青年時代的李大釗積極參與清末立憲請願運動、留日學生反對“二十一條”運動和反袁護國鬥爭，“隨政治知識之日進，而再建中國之志趣亦日益騰高”。一系列政治運動的洗禮，使李大釗迅速成長起來，成為具有忠貞愛國情懷、通曉世界大勢和深研中外政理的青年思想家，並與陳獨秀一道，成為近代中國探索救國真理的先驅人物。經過艱辛的上下求索，李大釗終於在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通過比較法、俄兩種大革命，認識了當時興起的新思潮——社會主義，並追根溯源，瞭解、學習、鑽研直至接受和信仰馬克思主義。
1918年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時的李大釗 北京大學檔案館/ 供圖
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李大釗義無反顧地承擔起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責任。1919年起，李大釗在《新青年》上接連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等文章，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三個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提綱挈領地概述了唯物史觀。1920年起，李大釗先後在北京大學政治學、史學等系開設“唯物史觀”、“史學思想史”等課程，講述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及其發展歷程，開中國大學講授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之先河。
無論是整體的馬克思主義還是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的唯物史觀，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都是新學說。李大釗對此有自覺的認識，他對唯物史觀從多方面、多角度加以研究和闡發，既把握要義，又能結合中國現實需要和自身學養融入新的理解，以便人們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吸收唯物史觀的精髓。
首先，李大釗較為系統地介紹和闡述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反覆闡明唯物史觀的要義：其一，社會的“表面構造”常因“基礎構造”的變革而轉移，“一切社會上政治的、法制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著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人類社會如同建築，“社會亦有基址與上層，社會的基址，便是經濟的構造（經濟關係）”，“基址有了變動，上層亦跟著變動，去適應他們的基址”。而經濟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條件，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是經濟因素的變化，“社會上層，全隨經濟的基址的變動而變動”，因此，認識社會“非從經濟關係上說明不可”。其二，生產力與社會組織關係密切，“生產力一有變動，社會組織必然隨著他變動。社會組織即社會關係，是人類依生產力產出的產物”。而社會關係的變革遵循一定的規律，由“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而資本主義的，然後又為社會主義的。李大釗的這些論述，以經濟原因解釋社會形態演變，以生產力變革說明社會發展，在中國以往歷史觀念中是從未有過的，開闢了中國史學的新境界。
其次，考察唯物史觀學說在近代西方學術界的起源與發展，闡明唯物史觀的科學性。在《史學思想史》講義中，李大釗依次探討了維科、馬克思、李凱爾特等八位學者的歷史觀，追溯他們與唯物史觀的淵源及關係。他對維科和李凱爾特思想的評論值得注意。關於維科及其《新科學》，李大釗評價道，“他的研究方法，既為經驗的歸納法，故其銳利的觀察力，往往帶唯物的傾向。此點與黑格爾全然相反，頗有馬克思派的傾向”。他稱維科“是社會學的先驅者，是歷史哲學的建設者，是唯物史觀的提倡者”。在當時，李大釗對維科有如此深入的評價，在中文世界尚屬首次。而對李凱爾特，李大釗指出其為德國西南學派的代表，“他認歷史學為一種事實學，於詳明史學的特性上，亦未嘗無相當的理由”，因之“在史學上，亦算是可以追蹤馬氏的一大功績”，但是，如果以李凱爾特的觀點“批難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則實有商榷的餘地”。在對這些西方思想家歷史觀的比較中，李大釗進一步闡明瞭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價值和意義。
最後，重視闡發唯物史觀與人生觀的密切關係及其意義。當時中國社會流行的是唯心史觀，認為社會歷史發展變動的原因是“神定”的天命，或英雄人物的能力和行為。同時，又有人指責唯物史觀是“命定論”。李大釗對這些言論和觀點進行了反駁，一方面闡明瞭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同時又指出唯物史觀對於樹立正確人生觀的積極意義。他認為，唯心史觀“及於人類精神的影響，就是把個人的道德的勢力，全弄到麻木不仁的狀態”，如此，“一般人民，將永沉在物質道德的卑屈地位”。而唯物史觀則與此完全相反，在唯物史觀看來，人類的生活，是人在社會的生活，因此，人的“生長與活動，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質中去尋，決不在他們以外的什麼勢力”。他大聲呼籲：“我們應該自覺我們的勢力，趕快聯合起來，應我們生活上的需要，創造一種世界的平民的新歷史。”“創造新歷史”，是李大釗為改變中國衰敗局面而向廣大中國民眾發出的號召。
李大釗不是書齋中的學者，他尋求和信仰馬克思主義，目的是拯救災難深重的中國。因此，在掌握唯物史觀這把鑰匙之後，他就開始用於分析和研究中國社會，探求中國革命道路。
李大釗首先運用唯物史觀分析中國歷史文化，探究中國社會變化的根源。從1919 年12月開始，李大釗陸續發表《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等文章，對中國思想文化與道德倫理發生變化的根源進行分析。李大釗指出，經濟的變化是社會變化的根源，“凡一時代，經濟上若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發生變動”。古代中國以農立國，大家族制度在中國特別發達，“中國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國的農業經濟組織，就是中國二千年來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政治、法度、倫理、道德、學術、思想、風俗、習慣，都建築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層構造。看那二千餘年來支配中國人精神的孔門倫理，所謂綱常，所謂名教，所謂道德，所謂禮義，那一樣不是損卑下以奉尊長？”但是，到了近代以後，“時代變了！西洋動的文明打進來了！西洋的工業經濟來壓迫東洋的農業經濟了！孔門倫理的基礎就根本動搖了！”“因為西洋文明是建立在工商經濟上的構造……這種經濟上的需要，驅著西洋的商人，來叩東洋沈靜的大門。”
李大釗進而得出兩大發現：一是近代中國衰敗的根源在西方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中國今日擾亂之本原，全由於歐洲現代工業勃興，形成帝國主義，而以其經濟勢力壓迫吾產業落後之國家，用種種不平等條約束制吾法權、稅權之獨立與自主，而吾之國民經濟，遂以江河日下之勢而趨於破產”。二是要改變這種局面，中國除了用革命手段廢除不平等條約以恢復在國際上“自由平等之位置”之外，還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原因在於，由於時代的變化，“今日之世界，乃為資本主義漸次崩頹之時期，故必須採用一種新政策。對外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壓迫之弱小民族，並列強本國內之多數民族；對內喚起國內之多數民眾，共同團結於一個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綱領之下，以抵制列強之壓迫，而達到建立一恢復民族自主、保護民眾利益、發達國家產業之國家之目的”。
在此基礎上，李大釗發表《大英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史》《孫中山先生在中國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等文章，探討了從太平天國到國民革命的歷次革命運動，指出自1841 年廣東三元里抗英鬥爭開始，一直到“由‘五四’到‘五卅’瀰漫全國的反帝國主義的大運動，是一部徹頭徹尾的中國民眾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史”，“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只在壓迫中國民眾的帝國主義完全消滅的時候，才有光榮的勝利的終結”。
李大釗以徹底的理論認知，為考察中國社會形態轉變、探究近代中國命運變化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使得中國人對自己的命運及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有了一個科學的認識。在這一認識指引下， 中國共產黨人前赴後繼，領導中國人民最終取得革命勝利，將中華民族引上覆興之路。歷史最終印證了李大釗論斷的正確。
圖為1924年9月李大釗在“不許干涉中國協會組織”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講 北京大學校史館/ 供圖
隨著對唯物史觀研究的深入，李大釗越來越認識到，中國缺乏與近代社會發展乃至學術文化相匹配的史學理論。唯物史觀的傳入，並不等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誕生；唯物史觀作為一種歷史哲學，也不能代替具體的史學理論體系。為此，李大釗在運用唯物史觀解析中國歷史與現狀、指導革命運動的同時，下大力氣推進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建設。
首先，李大釗從概念上將“歷史”和“歷史記錄”、“歷史”和“歷史學”作了清晰而明確的界定。1924 年，李大釗出版《史學要論》一書，這是中國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探析史學基本理論的創新之作。該書共分為六個部分，對“什麼是歷史”、“什麼是歷史學”、“歷史學的系統”、“史學在科學中的位置”、“史學與其相關學問的關係”、“現代史學的研究及 於人生態度的影響”等問題作了精闢分析。李大釗指出，歷史“是人類生活的行程，是人類生活的聯續，是人類生活的變遷，是人類生活的傳演，是有生命的東西，是活的東西，是進步的東西，是發展的東西，是周流變動的東西”。二十四史、《資治通鑑》都是豐富、關鍵的材料，必須廣搜、精選、確考、整理，但是它們無論多麼緊要，“只能說是歷史的記錄，是研究歷史必要的材料”，即全是活的歷史的一部分記錄和縮影，而不是歷史本體。這樣就對“歷史”和“歷史記錄”作了明確區分。在此基礎上，李大釗對“歷史”和“歷史學”又作了區分。他概括道：“歷史就是人類的生活併為其產物的文化。因為人類的生活併為其產物的文化，是進步的，發展的，常常變動的。”換言之，“歷史是社會的變革。這樣說來，把人類的生活整個的縱著去看，便是歷史；橫著去看，便是社會”，即“歷史”是客觀存在過的人類生活和人類社會發展的狀況，而“歷史學”是對於客觀歷史的研究，“歷史學就是研究社會的變革的學問，即是研究在不斷的變革中的人生及為其產物的文化的學問”。李大釗的一系列論斷，不僅確立了史學理論中最基本的原則，而且為創建科學的歷史學打下了理論基礎。
其次，李大釗認識到歷史本身和歷史真實之間的張力，提出了重作歷史、重寫歷史的主張。他指出，其一，所謂“過去”，有“實在的過去”與“歷史的過去”之別，前者指過去本身，是“一暝長逝”一去不復返的過去，後者指至今遺留和保存於人間的活著的過去。其二，所謂史實，有“實在的事實”與“歷史的事實”之別，前者指實在發生過的事，後者則為歷史書籍書寫的“解喻中的事實”。因此，“歷史的真實”就有兩重意義，一是記錄正確的真實，二是解喻正確的真實。“只有充分的記錄，不算曆史的真實；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歷史的真實。”而隨著時代的變化與發展，人們的史觀和知識不斷進步，對於“歷史事實的解喻”也是不斷變動的，“同一歷史事實，昔人的解釋與今人的解釋不同”，即使同一個人，對於同一史實，“昔年的解釋與今年的解釋亦異”。正因如此，“一切的歷史，不但不怕隨時改作，並且都要隨時改作”。因為歷史“同他的前途發展的愈長，他的過去的真實為人們所認識的，愈益明確”，所以，“根據新史觀、新史料，把舊歷史一一改作，是現代史學者的責任”。李大釗的這一認識在當時中國學術界是非常超前的，20 世紀中國史學的發展充分證明了這一觀點的前瞻性。
最後，李大釗主張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構建科學的歷史學研究體系。李大釗認為，唯物史觀為歷史學成為科學提供了理論根據。“自有馬氏的唯物史觀，才把歷史學提到與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績，實為史學界開一新紀元。” 儘管中國自古以來史籍豐富，但史學理論之作少之又少，而馬克思“主張以經濟為中心考察社會的變革”，通過分析經濟關係揭示社會發展規律，“遂把歷史學提到科學的地位”。李大釗指出，史學研究應“於已有的歷史記述以外，建立歷史的一般理論”，即“建立歷史科學”，這“實是史學界的新曙光”。他認為，科學的史學研究包括三項要義。一是要以發展的觀念考察社會“發達進化的狀態”，避免靜止地看待歷史。二是“就實際發生的事件，一一尋就其證據，以明人事發展進化的真相”。三是整體地研究歷史，“不僅以考證確定零零碎碎的事實為畢乃能事”，而且要更進一步，將歷史事件看作一個整體的、互為因果、互有聯繫的事實去考察，“於全般的歷史事實的中間，尋求一個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實與事實間的相互的影響與感應”。這種“常把歷史和社會關聯在一起”的歷史觀，既指出了當時流行的“整理國故”等歷史考證學的侷限，也為日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建立提供了理論上的準備與指導。
李大釗不僅是中國革命的先驅，而且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奠基人。他為了救國救民而“急思深研政理”，以理論徹底的氣魄，運用唯物史觀深刻揭示中國近代歷史發展規律，並開創了唯物史觀與中國史學結合的先河，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興起奠定了堅實根基。他的思想理論遺產，至今仍是需要我們認真學習、研究和繼承的寶貴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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