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八九十年代，歐洲國家紛紛出現“記憶之場”的研究與書寫。這一浪潮源於法國，可以追溯至20世紀上半葉提出集體記憶理論的莫里斯·哈布瓦赫。20世紀80年代，皮埃爾·諾拉組織集體合作研究，1984—1992年先後出版三卷本的《記憶之場》（Les Lieux de Mémoire）。緊接著，德國和意大利也出現類似的書寫。20世紀90年代，德國開始“記憶之場”研究，並一直延續到21世紀初才編撰完成《德意志的記憶之場》。1996年起，意大利的馬里奧·伊斯能希主編了三卷本的《意大利的記憶之場》（I luoghi della memoria）。《意大利的記憶之場》的三卷主題分別為“符號與神話”“結構與事件”“人物與日期”。馬里奧·伊斯能希先後任教於意大利多所大學，為當代史專家。1970年，他出版《一戰神話》，該書已多次再版，是一本經典之作。他於1994年出版《廣場上的意大利：1848年至今的公共生活之場》，2007年出版關於加里波第的歷史與神話的著作，近年來還有不少新著，包括《我的記憶之場》。《意大利的記憶之場：符號與神話》注重一些象徵性意義的符號，如關於復興運動和革命先驅的歷史記憶與國民教育、紀念性事件、“大意大利”的神話締造；三色旗、蓬蒂達（1167年倫巴第同盟在此成立，對抗北方的神聖羅馬帝國）、歌劇、讚美詩、鐘樓和鐘聲，都是與意大利的民族傳統有關的符號；羅馬、聖彼得廣場、客廳和沙龍、意大利與美洲的聯繫、祖國祭壇是在空間中體現出來的意大利歷史記憶；意大利的非洲殖民地、美洲和美國與意大利的世界聯繫；對紅色旅的考察則辨析了紅（左翼）與黑（右翼）、話語與符號，以及符號之戰。這一部中還有許多代表意大利的各種符號，體現了符號學在意大利史學中的應用。《意大利的記憶之場：結構與事件》中的主題，有國家、廣場、咖啡館和酒館、教區、黑手黨、演講壇、元老院、總罷工、電影、“米蘭五日”（1848年反抗奧地利統治，亦為意大利獨立戰爭的起點）、一戰、向羅馬進軍、西班牙戰爭、希臘戰爭、從俄國撤退、戰俘、抵抗運動（事實與記憶、紀念與記載）、意大利社會共和國、盟軍的到來、對陶里亞蒂的攻擊（1948年7月25日）、豐塔納廣場爆炸案（1969年12月12日）、阿爾多·莫羅被暗殺事件。《意大利的記憶之場：人物與日期》選擇了意大利歷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日期，深挖其作為符號被確立的過程和演變情況，並對其意義進行解讀。人物有馬志尼、加里波第、埃馬努埃爾二世、墨索里尼、引發法西斯統治危機的馬泰奧蒂、教皇；還有文學作品如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和瑟吉爾·託皮的《少年畫報》中的主人公，以及匹諾曹和“淘氣包”（Gian Burrasca），乃至意大利的足球人物；日期有9月20日（1870年意大利攻克羅馬，完成統一）、5月1日（1891年羅馬等地的工人遊行示威）、6月10日（1940年意大利向英法宣戰）、7月25日（1943年墨索里尼垮臺）、9月8日（1943年意大利投降）、4月18日（1948年大選中基督教民主黨勝出並長期執政）、1960年7月（工人和學生對法西斯右翼的鬥爭），也有作為關鍵轉折點的1945年、1956年、1968年等。意大利的“記憶之場”雖然受法國相關研究的啟發，但也有自己的目標。從結構上來看，法國的“記憶之場”分為“民族”“國家”“共和”三部分，而意大利的“記憶之場”並沒有如此清晰的劃分，還是以事件、人物、符號大致劃分。從研究意義上來看，法國的“記憶之場”旨在建構“沒有民族主義的民族意識”，是對傳統民族主義史學的解構，因而更具包容性，將記憶變成了遺產。而意大利的“記憶之場”可能很難具有同樣的意義，也因而沒有打出讓人一目瞭然的鮮明旗幟。究其原因，法國的“記憶之場”出現的背景是共和國和民族國家建構的任務均已完成，而意大利正處於共和危機，其國家的整合也困難重重。因此，兩國的“記憶之場”有著不同的目標。首先，《意大利的記憶之場》執著於探討“共和”，對共和相關的主題做了大篇幅的討論，這與20世紀末意大利共和危機的背景直接相關。同法國在大革命之後就確立共和不同，意大利雖然在中世紀產生了輝煌的城市共和國，但其現代共和體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建立的，比法國的共和制度脆弱很多，且屢屢受到極端勢力的破壞和挑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了極右翼和極左翼對意大利的撕裂。極右翼在20世紀60年代的興起構成對共和秩序的暴力衝擊，而1968年是西方學生運動最高漲的時期，在意大利也爆發了學生的激進運動，並由於工人要求提高工資而發生大罷工，導致了被稱作“火熱之秋”（autunno caldo）的運動高潮，進而爆發1969年都靈菲亞特汽車製造廠工人的抗議，且得到左翼大學生的支持，引發了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的一系列暴力事件。極左翼和極右翼之間的不斷鬥爭嚴重破壞了意大利社會的團結，也使得對意大利當代史產生了不同的解讀和“記憶”。如1969年的米蘭豐塔納廣場爆炸案、1978年綁架並處決阿爾多·莫羅事件，其原因至今眾說紛紜，有的認為要歸咎於極左翼的“紅色旅”；有的認為這是意大利國傢伙同新法西斯主義力量合謀的“黑色恐怖”，政府藉機打擊左派；也有的認為冷戰背景下，美國為對抗蘇聯，支持意大利政府建立秘密組織實行“緊張戰略”，破壞左翼力量。可見，共同的歷史書寫困難重重。而當這代人老去後，共和國被撕裂的傷口也一直難以彌合，構成了歷史與記憶的張力。隨著20世紀80年代政府打擊黑手黨的“淨手運動”的展開，深層矛盾最終導致傳統政黨紛紛解體，意大利“第一共和”結束，20世紀90年代過渡到“第二共和”。這些利益的糾葛和歷史解釋的困境，使意大利需要對徘徊在重建“共和”的十字路口的國家給予更合理的歷史闡釋，這也是其“記憶之場”出現的重要背景。因此，該書花了很大的篇幅探討與此相關的近現代史，尤其與共和相關的歷史事件和象徵符號。其次，意大利的民族國家的建構道阻且長。故而，其“記憶之場”致力於從近現代歷史中尋找建構的資源。與中世紀中晚期起就由國王不斷聚合領土、建立王國的法國不同，意大利的統一晚得多，直到19世紀後期才勉強實現。雖然意大利此前的歷史非常豐富，但作為統一國家的共有的歷史卻捉襟見肘，各大區的地方傳統和身份認同非常之強，地域先天差異明顯，這阻礙了意大利國家的整合，使其比法國面臨更強烈的去中心傾向，也比法國肩負著更重的認同建構任務。從地方出發的歷史書寫也是對國家歷史書寫的挑戰。但是，由於二戰以後經濟社會史在歐洲盛行，極大地推動了對地方和底層的重視，各種國家歷史書寫已不能夠滿足人們的需要，尤其是缺乏“地方”和“底層”視角的國家歷史。人們需要有地方視角和群體記憶的歷史，更願意根據切身利益和情感閱讀歷史。為了滿足這一需要，史學家也會將更多樣化的記憶納入歷史書寫，讓宏大敘事的失語者能夠看到自己在歷史中的作用，增強其歸屬感和認同感。這也是微觀史學在意大利興起的原因之一，如卡洛·金茲伯格的歷史書寫就特別強調意大利東北弗留利地方的特性，以此彌補整體史和宏大敘事的不足。然而，在意大利的“記憶之場”中，很難看到這種多元性，這三卷本的內容大多以19世紀的意大利統一和復興運動作為書寫對象，也會上溯至古代和中世紀尋找資源，但總的目標是強調作為意大利人擁有的共同經歷，從而激發出共同的記憶和身份。此外，意大利的“記憶之場”也與現實中國家發展的困境與焦慮有關。意大利在二戰後創造了30年的經濟奇蹟，而1973年是個分水嶺，此後石油危機導致滯脹，凱恩斯主義被新自由主義取代，國家面臨的問題愈加嚴重。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使南北分裂嚴重，甚至出現“三個意大利”，即農業為主的南方、政治中心的中部與工業主導的北方。這對民族國家建構本就先天不足的意大利而言是很大的威脅，很容易導致經濟發達地區想要脫離國家框架，以意大利北部地區為典型。除了經濟方面，還有政治方面的顛覆性因素，20世紀90年代，冷戰的結束和歐盟的成立，都對國家構成了挑戰。眾多國家獲得新生，而超國家的歐盟則侵蝕國家的權力；邊界的開放和領土的重組也衝擊了國家，讓人們對國家的脆弱和多變感到困惑。因此，將《意大利的記憶之場》置於20世紀90年代的現實狀況中，可以看出其對國家建構的關切。它從空間角度探討了廣場、道路、祖國祭壇等元素在民族國家建構中的作用，集中於傳統歷史書寫中被忽視的與意大利相關的歷史，分析兩次世界大戰中意大利戰俘被抹去的記憶和分裂的記憶。它在對意大利抵抗運動等重要歷史事件進行宏大敘事的同時，也注重區分個體的記憶和集體的記憶，地方視角和國家視角，從而納入更多的個人經驗。它在大力加強意大利復興運動以來的線性敘事的同時，也對意大利“第一共和”時期的內部矛盾做了更多的說明和解釋。此外，它也通過具體而微的案例強調了意大利自古以來的悠久傳統。雖然該書沒有按照時間順序展開敘述，但可以看出，書中充分體現了旨在彌合裂縫、促成團結、激發自信的努力，以及其力圖彌補傳統歷史書寫在應對新時代挑戰時的不足。除了《意大利的記憶之場》，意大利在20世紀90年代還出現不少其他記憶研究，這些研究通過空間、紀念碑式建築、儀式路線、記憶和慶祝活動等方面考察意大利人國家認同和身份建構的歷程，並探討民族國家如何被想象，以及象徵和神話如何被締造以使愛國情感深入人心。這些研究多關注國家記憶的建構，對意大利何時以及如何成為一個國家進行了深入探討。霍布斯鮑姆於1974年出版的《傳統的發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於1983年出版的《想象的共同體》，均將民族文化和現代國家作為民族主義發明的產物，強調其建構性。“記憶之場”與這一理路不謀而合，且一脈相承，體現了20世紀70年代起西方歷史學家的共同旨趣和學術潮流。可以說，《意大利的記憶之場》正是在這一學術趨勢影響下的產物，也正好體現了國家建構之艱難。當然，這種理路也不是沒有問題，正如有學者發出疑問：那些參加革命和起義的人是讀了愛國詩歌或看了愛國繪畫、紀念性建築才奮勇向前的嗎？真正原因是不是日常生活中人們面臨的現實問題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如高稅收、失業、不健全的代議制、經濟條件惡化、反教會改革、對統治王朝的不滿等與利益直接相關的因素？而且，隨著歐洲一體化的進展，“記憶之場”也在不斷拓展其研究對象的範圍，加深對民族國家的思考。2012年，德國出版了三卷本的《歐洲的記憶之場》。2020年，意大利也出版了《歐洲：記憶之場》。一方面，這將之前圍繞著民族國家的記憶研究拓展到更大的區域，隨著歐盟的發展而從歷史上探索其合法性的依據；另一方面，這對“記憶之場”能否突破民族國家框架，進一步拓展到更廣闊的空間，也是一個挑戰。當區域一體化遭遇21世紀全球一體化時，記憶研究和歷史書寫也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