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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手記
沙特阿拉伯與伊朗的矛盾根深蒂固，它不僅是中東政治的結構性矛盾，更承載著阿拉伯民族與波斯民族、伊斯蘭教遜尼派與什葉派之間千餘年的歷史恩怨。瞭解沙伊矛盾的歷史經緯，將有助於我們理解沙伊和解的歷史與現實意義。
2023年4月12日，伊朗代表團抵達沙特首都利雅得籌備重開使領館事宜。圖為伊朗駐沙特大使館原館七年來的首次開門。
千年恩怨之始
儘管伊朗和沙特作為現代國家的歷史都不足百年，但雙方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卻已有近1400年之久。作為伊朗前身的波斯帝國最早可追溯至由居魯士大帝建立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330年），該王朝後為馬其頓帝國所滅，隨後伊朗進入希臘化時期。公元3世紀，波斯人又建立了強大的薩珊王朝，而滅亡薩珊王朝的正是在公元7世紀崛起的阿拉伯帝國。
波斯人在皈依伊斯蘭教後，選擇了該教兩大派別中的什葉派。在伊斯蘭教中，佔據主流的遜尼派與處於邊緣地位的什葉派最初的核心分歧在於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哈里發（即繼任者）的產生方式：遜尼派主張通過推選的方式選擇賢能擔任，什葉派則主張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為首位合法的哈里發。
在阿拉伯帝國的倭馬亞王朝（公元661～750年）時期，波斯地區在帝國內處於邊緣化地位。在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時期，伴隨著帝國中心從大馬士革東移至巴格達，當時在文明程度上更加先進的波斯人在阿拉伯帝國的官僚體系中佔據了重要地位。但在後世的遜尼派保守派和激進派看來，正是波斯人深入阿拉伯帝國內部並對其進行“腐蝕”，才使帝國偏離了伊斯蘭教的“正道”，並最終導致自身的衰落與滅亡。這也是伊斯蘭教遜尼派中興起於阿拉伯半島的瓦哈比教派視什葉派為背離宗教正統的“忤逆者”的歷史原因。
1258年，阿拔斯王朝為蒙古帝國滅亡後，阿拉伯世界和波斯地區均進入混亂的地方王朝割據時期，直至奧斯曼土耳其帝國（1453～1923年）崛起並征服阿拉伯世界大部分地區。在這一時期，波斯地區相繼建立了薩法維王朝（或譯薩非王朝，1501～1736年）和愷加王朝（1779～1921年），薩法維王朝還確立什葉派支派十二伊瑪目派為國教。1925年，愷加王朝被巴列維王朝取代。而在阿拉伯半島，沙特家族自18世紀以來一直謀求建立擺脫奧斯曼帝國統治的獨立國家，並最終通過與瓦哈比派結盟，在1932年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傳統君主制國家，即沙特阿拉伯王國。沙特作為麥加和麥地那的“兩聖地守護者”，自立國起就以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領袖自居，並強烈反對什葉派。
矛盾總體可控的初期
1932～1979年，沙特與伊朗之間雖存在諸多矛盾，但雙方關係總體可控，並未發生嚴重衝突。
1929年，為實現相互承認，伊朗與沙特進行談判，但由於沙特的伊赫萬組織毀壞了與什葉派—波斯關係密切的聖墓，引發雙方對抗，伊朗因此拒絕承認沙特。但在1932年沙特阿拉伯王國正式建國後，伊朗和沙特還是建立了外交關係。
由於宗教分歧，沙特和伊朗很快便在上世紀40年代陷入第一次斷交危機，後在美國的調停下實現復交。此外，彼時伊朗對尚未獨立的巴林還提出了主權要求，遭到沙特的強烈反對，雙方在海灣地區爭奪主導地位的鬥爭初露端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初期，處事謹慎的沙特與美國的關係並不密切，甚至在美英倡導建立“中東司令部”、籌劃巴格達條約組織等問題上表示抵制，反對美國建立中東軍事集團和集體防務體系。而伊朗則在西方於1955年建立巴格達條約組織後正式加入，此舉遭到沙特的批評。彼時伊朗巴列維王朝國王竭力推行的世俗化政策也引起了沙特的反感。
走向全面對抗的十年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取得勝利、推翻巴列維王朝後，新建立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推行“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內外戰略。彼時伊朗把沙特等海灣阿拉伯國家視作“輸出革命”的首要對象，導致沙伊關係走向全面對抗。
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層面，沙特和伊朗展開相互攻訐。伊朗伊斯蘭革命精神領袖霍梅尼認為，沙特的君主專制不符合伊斯蘭教的精神，應通過伊斯蘭革命予以推翻，同時還否認沙特具有“聖地保護者”的地位。同樣，沙特也強烈指責霍梅尼的伊斯蘭教是“異端”。在現實層面，沙特和伊朗圍繞“輸出革命”與“抵制革命”展開了全面對抗。1979年，沙特東方省的什葉派抗議沙特王室並引發嚴重暴力衝突和騷亂，而科威特、巴林的什葉派抗議示威活動也十分活躍。在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影響下，沙特等國的伊斯蘭政治反對派日益崛起，進而對國家安全構成嚴峻威脅。
同時，伊朗向伊拉克“輸出革命”是兩伊戰爭（1980～1988年）爆發的重要原因。儘管沙特與伊拉克總統薩達姆的復興黨政權之間也存在爭奪阿拉伯世界領導權的矛盾，但面對“伊朗威脅”，沙特選擇支持伊拉克。據統計，在兩伊戰爭期間，沙特向伊拉克提供了高達300億美元的援助。在沙特的領導下，沙特、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曼、巴林、卡塔爾、科威特還於1981年成立了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海合會），其重要目標就在於防範伊朗，維護集體安全。此外，在1979年的阿富汗戰爭爆發後，面對伊朗向阿富汗和中亞地區的不斷擴張，沙特通過與巴基斯坦合作，採取了支持阿富汗塔利班勢力的政策，其目的之一仍是制衡伊朗。
在雙方不斷走向全面對抗的背景下，沙特與伊朗又一次斷交。1987年，402名朝覲者在沙特麥加發生的一次衝突中喪生，其中包括275名伊朗人。憤怒的伊朗民眾衝擊沙特駐伊朗大使館，導致一名沙特外交官喪生。1988年4月，沙特宣佈與伊朗斷交。
伊朗主動改善關係
1989年霍梅尼去世，哈梅內伊繼任伊朗最高領袖。在1989～1997年的拉夫桑賈尼總統執政期間，受國內經濟困難與兩伊戰爭帶來的災難性影響，伊朗在對外政策上有所緩和，並把改善與海灣阿拉伯國家的關係作為首要任務。在1990年伊朗與伊拉克恢復外交關係後，伊朗於1991年與沙特實現復交。此後，伊朗與巴林、卡塔爾、科威特等國的關係也得到改善。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海灣危機和海灣戰爭中，伊朗也堅持中立立場，避免激化與海灣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矛盾。
1997～2005年，改革派人士哈塔米兩屆連任伊朗總統。在他執政期間，伊朗對內推行經濟與民主改革，對外通過推進“文明對話”緩和與外部世界的關係。1997年6月，哈塔米在首次贏得總統選舉後不久便致函沙特國王法赫德，表示伊朗願承辦伊斯蘭會議組織（伊會組織）第八次首腦會議。同年12月，伊會組織首腦會議在伊朗首都德黑蘭成功召開，沙特王儲阿卜杜拉親王代表法赫德國王出席會議。同時，該組織50多個成員國的30多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以及聯合國秘書長安南、阿盟秘書長馬吉德等國際組織領導人參會。這對伊朗改善國際形象、打破外交孤立並重返國際舞臺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後，伊朗和沙特的高層往來不斷增多。例如，1998年2月，伊朗前總統拉夫桑賈尼訪問沙特；1999年5月，沙特第二王儲蘇爾坦親王訪問伊朗；1999年5月，伊朗總統哈塔米訪問沙特，這是自1979年以來伊朗總統首次訪問沙特。高層的頻繁互訪也極大促進了雙方經貿與文化交流的發展。1998年，沙特將伊朗的朝覲名額從六萬人增加到8.5萬人；中斷15年之久的德黑蘭至沙特第二大城市吉達的航班也得到恢復；雙方還簽訂了在經濟、貿易、投資、教育、科學技術等領域的合作協定。
伊拉克戰爭令雙方再陷對抗
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中東地區尤其是海灣地區的形勢急劇變化、教派矛盾日趨嚴重。2011年所謂的“阿拉伯之春”爆發後，中東地緣政治矛盾與民族矛盾、教派矛盾疊加，導致沙伊矛盾再度加劇，雙方關係重回全面對抗狀態。這一時期的沙伊矛盾與對抗大致可劃分為以下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伊拉克戰爭爆發至所謂“阿拉伯之春”發生前。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後，美國確立了本國在中東的霸權地位。隨後，美國克林頓政府採取了“西促和談，東遏兩伊”的中東政策，使伊朗和海灣阿拉伯國家的關係維持了相對平衡。但在9.11事件後，美國相繼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嚴重破壞了海灣地區的力量平衡，導致伊朗與沙特的矛盾激化且走向戰略對抗。在美國發動這兩場戰爭後，彼時能夠制衡伊朗的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權被美國推翻，伊朗戰略環境顯著改善並迅速崛起，這一勢頭令沙特倍感憂慮。此外，在伊拉克戰後重建的過程中，深受伊朗影響的伊拉克什葉派成為該國的主導力量，這使伊拉克成為所謂“什葉派新月帶”的樞紐。與此同時，2002年伊朗核計劃的曝光及其核技術開發的不斷推進、2005～2013年內賈德任總統期間伊朗推行的強硬外交、美國奧巴馬政府對伊朗政策的趨緩，都極大地刺激了沙特的戰略焦慮。
第二階段始於2011年。在該階段，雙方的對抗具有陣營化、教派化和代理人化特徵。一是陣營化。2016年，因沙特處決什葉派教士尼米爾，沙特與伊朗又一次斷交。2017年，沙特因卡塔爾“支持恐怖主義”也與其斷交。圍繞這些問題，多個阿拉伯國家選擇追隨沙特，與伊朗、卡塔爾斷交，並參加沙特領導的反恐同盟。伊朗則被認為通過支持黎巴嫩真主黨、敘利亞巴沙爾政權、也門胡塞武裝、巴林政治反對派等什葉派力量擴大地區影響，這使中東國家日漸分化成分別以沙特和伊朗為核心的兩大陣營。二是教派化。在也門、巴林、伊拉克、敘利亞等國，沙特和伊朗被外界普遍認為分別支持著遜尼派和什葉派力量，這導致沙伊對抗和地區熱點問題的教派化，併成為也門衝突、敘利亞衝突等地區衝突程度加劇的原因之一。三是代理人化。沙特與伊朗本身便被外界認為分別具有美國和俄羅斯“代理人”的色彩，而兩國在中東內部又各有“代理人”，這使也門、敘利亞衝突等問題陷入“代理人競爭”，進而導致地區熱點問題久拖不決。
中國全球安全倡議的成功實踐
自2021年以來，在中東地區形勢總體趨於緩和的背景下，在內政外交上陷入戰略透支的沙伊雙方出現關係緩和跡象，並在伊拉克進行了多輪對話，但始終未能取得突破。隨著近年來中國與沙特、伊朗高層的頻繁互動，中沙、中伊之間的全面戰略伙伴關係不斷加深，疊加中國與兩國長期友好、相互信任，這使沙伊在中國的積極斡旋下最終在北京實現和解。
儘管沙特和伊朗有改善關係的內生動力，但中國無疑為雙方復交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也是中國在2022年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的一次成功實踐，其遵循的核心是“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沙伊和解不僅帶動了海灣乃至中東地區國際關係的緩和，而且正在改變長期以衝突對抗為特徵的地區政治格局和戰略特徵，使中國長期推動的和平發展、協商對話、包容互鑑等外交理念和實踐成為地區國家的共同選擇，並有望使和平與發展成為地區潮流。
（作者為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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