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元之際的華北大地上，“世侯”的存在是個非常引人注目的現象。據《元史》及元人文獻資料，當時中原地區世侯約有百餘家，勢力較強的有十數家，“地方二三千里，勝兵合數萬，如異時齊晉燕趙吳楚之國”。其中，又以真定史天澤、順天（保定）張柔、東平（泰安）嚴實、濟南張榮最為有名，號稱“四大諸侯”。
“中原的酋長”
距離秦始皇一統六國已經過去十多個世紀，如何中原又出現了諸侯紛爭的局面。說到底，這還是成吉思汗的“鍋”。從1211年開始，新興的蒙古汗國展開了對金朝的攻勢。彼時，金國立國還不到百年，卻已敗像盡露。在四五年的戰爭中，蒙古大軍“所過無不殘滅，兩河山東數千裡，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羊馬畜皆席捲而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1214年5月，金宣宗被迫將京城從中都（今北京）遷到汴京（今河南開封）以避蒙古兵鋒。這樣一來，中原郡縣盡廢，政治懸空，處於“蕩然無統”的局面。金朝不能有效控制，蒙古也未穩固佔領。“豪傑乘亂而起”，誰能夠糾集到一部分兵力，誰就成為佔據一方的軍閥。
偏偏蒙金雙方的政策，愈加助長了這股“歪風邪氣”。成吉思汗展開西征之後，將對金戰爭委託給大將木華黎。由於蒙古軍主力西征，木華黎麾下部眾只能駐於戰略要地和用於大的戰役行動。迫於兵力不足，他採取“招集豪傑，勘定未下城邑”的做法，凡是歸降的漢人地主武裝和金朝官吏，一概讓他們管轄原有地盤，任以元帥、監軍、節度使、萬戶長、招撫使、府尹、縣令、總管等職，並給他們以世襲的權力，讓他們擴展實力，爭取郡縣。這種政策，對金朝地方官吏，漢族豪強地主，農民起義軍首領有很強的吸引力。這些人歸附蒙古之後，得以世代治理其所轄郡縣，成為蒙古統治下的“世侯”。
金朝吃到苦頭之後，來了個依樣畫葫蘆。1220年，金廷在黃河以北，封了9個地方首領為“公”，這就是所謂的“九公封建”。九公的權力很大，“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征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事”，不僅如此，金朝廷還給他們畫了一個大餅：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當然，要吃到這個大餅也不容易。譬如“九公”裡以武仙兵勢最強，金朝廷授其“知真定府事”，以後又授予“恆山公”銜。問題在於，蒙古方面在此地也封了漢人豪強史天倪為“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行府事”。敵對雙雄並佔一地，對真定府展開反覆爭奪就不可避免了。
在蒙金雙方的競相拉攏下，河北、山東及山西一帶出現了形成大大小小割據州縣的漢人世侯，“皆世其官，父死子繼、兄終弟及，或父兄存，將傳子弟者，亦惟命”的局面。1234年，金朝在蒙古與南宋的聯合進攻下滅亡。但效忠蒙古的漢人世侯的權力和地位依舊得到承認。不僅如此，金朝滅亡後，又有一些地方武裝投靠蒙古統治者。1235年，原金朝鞏昌便宜總帥汪世顯以秦隴之地歸附蒙古，得以保留舊職，“秦、鞏二十餘州事皆聽裁決”。結果，“世侯”制度又擴展到陝西、河南，從而遍佈中原各地。
這些蒙古汗國中的漢人世侯世掌其轄區內的軍、民、財及司法等權力，“擅生殺禍福聚斂封植之權”，幾乎就是當地的土皇帝。它的世襲制、割據性和農奴式的統治方式，對早已實行中央集權制和封建生產關係的中原地區，明顯是一種歷史倒退現象。但在當時，它與漠北制度卻沒有什麼衝突。成吉思汗統一草原前，各部酋長本就各自為政。蒙古汗國建立後，也只是鬆散的許多王侯領地的聯合。因此，漢人世侯的存在本質上也是草原統治者在中原地區沿習分封諸貴族的傳統觀念，進行統治的一種老辦法。漢人世侯對汗廷只需要盡到六項義務，即納質、助軍、輸糧、設驛站、編戶籍、設置達魯花赤。在蒙古攻掠、滅亡金朝過程中，降蒙漢軍隨從征伐，出力甚多，作用甚大。蒙古滅金之後，漢人世侯軍隊的大部分又被派往蒙、宋邊境，征伐南宋。
忽必烈的籌碼
在蒙古汗國的前幾代大汗統治時期，汗廷與世侯之間大體相安無事而各取所需。之所以只能說“大體”，是因為蒙古統治者對這些異族軍閥畢竟懷有戒心。按照當時南宋人的記載，蒙古軍與南宋軍作戰時的戰術是：漢軍衝鋒在前；不勝，繼之以回回軍；又不勝，才動用真正的蒙古軍上陣。即便是張柔、史天澤這樣勢力強大的漢人世侯，在戰鬥中也常常需要率領敢死士衝鋒陷陣，故兩人皆賜號“拔都”（蒙古語“勇士”之義）。在蒙金、蒙宋戰爭中，漢人世侯及其部下承受的傷亡之眾，也是可想而知的。
到了蒙哥汗因病去世於合州釣魚山（1259）之後，漢人世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對蒙古汗廷的歸屬產生了重要影響。蒙哥汗生前，並未確立後繼人。按照蒙古人的習慣，他的同胞兄弟（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等人）都有繼承汗位的資格。弟弟忽必烈搶先一步，於1260年在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閃電河北岸）自立為大汗；隨後，幼弟阿里不哥在蒙古本土哈拉和林舉行的“忽裡勒臺”（宗王大臣會議）上推舉為大汗。雙方遂展開激烈內戰，歷時四年之久。直到1264年阿里不哥力竭投降，忽必烈才坐穩了汗位。這場內戰徹底撕裂了蒙古汗國。
忽必烈與阿里不哥兄弟鬩牆。從法理上說，是忽必烈理虧。這是因為按蒙古舊俗，“忽裡勒臺”本就要在蒙古草原舉行。忽必烈在開平稱汗，首先違反慣例，其次也沒有邀請西道諸王（如欽察汗、察合臺汗）前來，根本就是故意造成既成事實。甚至在開平會議上，“勸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可見忽必烈稱汗，並不怎麼得人心。
但兵戈一起，就輪到武力說話了。蒙古有“幼子守灶”的習俗，阿里不哥以拖雷家族“灶主”的身份掌握了漠北大部分蒙古軍隊。散處在秦、蜀地區的跟隨蒙哥汗征伐南宋的軍隊，也聽從阿里不哥的調遣。他的弱點是在漢地沒有基礎，只派了個脫裡赤到燕京徵集民兵。忽必烈趕到燕京，詰問徵兵理由，脫裡赤只好推說是蒙哥汗的遺命。忽必烈立即把他徵集的人解散。反觀忽必烈所掌握的軍事力量，除了跟隨他討伐南宋的一部分蒙古軍之外，主要就是河北、河南、山東的漢人世侯軍隊。為了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忽必烈勢必依賴這些漢軍。比如《元史》就有記載，“世祖中統元年(1260）五月，詔漢軍萬戶，各於本管新舊軍內摘發軍人，備衣甲器仗，差官領赴燕京近地屯駐”。漢軍北上集結燕京（今北京），自然是為了對付漠北的阿里不哥。同時，漢人世侯的兵力也不容小覷，僅史天澤就出兵1.4萬人之多。
反之，在阿里不哥與忽必烈之間，漢人世侯無疑是支持後者的。相比阿里不哥頑固堅持草原舊俗，忽必烈表現出了親近中原儒士的漢化姿態。他還在自己控制的區域內，採取了許多發展生產的措施，諸如禁止軍隊擾民，禁止侵佔農田為牧地，禁止擅興“不急之役，妨奪農時”，設立“勸農司”。這樣一來，“中土諸侯民翕然歸心”，漢人世侯也甘心為忽必烈所用了。
1260年秋，忽必烈為與阿里不哥決戰親自率軍北上。雙方軍隊在和林郊外的巴昔乞地區發生了一場大戰。參加忽必烈親征的漢人世侯有九人之多。這場蒙古內戰以忽必烈軍隊獲勝佔領和林宣告結束。
漢人世侯幫助忽必烈坐穩了汗位。雖然史料沒有具體記載漢人世侯軍隊發揮的具體作用，但肯定不會小。這樣推測的理由在於，1287年爆發了蒙古東道諸王乃顏的叛亂，忽必烈又一次率軍親征。誰知在戰場上，對陣雙方的蒙古人居然立馬交談，甚至退卻不戰。面對這種困境，忽必烈只好依靠漢軍列前死鬥，這才取勝。名正言順鎮壓叛亂尚且如此，何況根基未穩的爭位之戰？從這個意義上說，漢人世侯及其軍事力量，實際上是忽必烈爭奪蒙古大汗之位的最為重要的軍事籌碼。
兔死勢必狗烹
按理說，忽必烈既然倚仗漢人世侯之力登上了至尊寶座，似乎應該論功行賞才對，但實際情況恰好相反：忽必烈逐步採取措施，收奪世侯的權力，實行兵民分治。到至元二年（1265），“罷侯置守”，推行遷轉法，基本上解決了世侯問題。
用國人熟悉的話說，漢人世侯的結局叫“兔死狗烹”。為什麼會這樣呢？表面上看，這是李璮叛亂的原因。李璮也是漢人世侯，“專制山東三十餘年”。後來他在《水龍吟》詞裡乾脆表露心跡，“不如易腔改調”，“一聲長嘯，太平時相將近也，穩穩百年燕趙”。從中可見此人早已心懷異志。窩闊臺、貴由汗統治時期，曾多次徵調其兵馬、他都巧言推託，保存自己的勢力。到了中統二年（1261）冬，阿里不哥降而復叛，重佔和林。忽必烈不得不把蒙古軍隊和漢軍萬戶的主力調往北方前線，造成中原地區暫時呈現出武裝拱衛的真空地帶。李璮認為發動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遂孤注一擲，起兵反蒙。
中統三年（1262）二月三日，李璮起兵。三月，攻佔濟南，直接威脅到燕京後方，忽必烈稍有躊躇，汗位便有動搖之憂。因此，為了鎮壓李璮，他立即動用了自潼關以東、黃河以南所有蒙漢軍隊前往征討。這幾乎佔自己當時所掌握總兵力的十之六七。南宋乘機奪去七州四縣，山東、河北、遼西數千裡，均為之震動。這年四月，忽必烈又命位高權重的右丞相史天澤專征，諸將皆受節度。大軍來到濟南，遠離城外三十里開河築城，“凡三河三城而圍”。李璮多次派兵突圍，均未成功。濟南城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儼然成為一座死城，至七月二十日, 李璮見大勢已去，吩咐部眾自尋出路。他自己“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被蒙古兵生擒。
南宋時期形勢圖。作者/鄒逸麟，來源/《中國歷史地理概述》
至於李璮的下場則頗為耐人尋味。史天澤俘獲李璮，既不獻俘給忽必烈，也不向忽必烈請示如何處置，而是當即擅自將其誅殺。聯想到李璮反叛前曾派人聯絡山東、河北地區的漢人世侯，企圖策動他們共同響應起事。史天澤的專擅之舉不免有殺人滅口之嫌。
大約是為了撇清自己的嫌疑，史天澤不得不在平定李璮亂後首先奏請：“兵民之權，不可並於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這正中忽必烈下懷，於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元史》評價史天澤“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算是給他戴上了一頂高帽子。
史天澤如此表態後，漢人世侯便迅速走向末日。中統四年（1263），忽必烈下令削奪大世侯的兵權，規定“居大藩者，子弟不得親政”，嚴格執行軍、民分治的制度；至元元年（1265）及二年，忽必烈又遣數路省臣罷世侯世守，遷轉河北、河東、山東及河南等地區的世侯。就這樣，世侯遂轉變為中央集權官僚制下的管民官或管軍官。由於除軍官外，不得世襲，世侯的原本意義已經喪失殆盡了。
元時期形勢圖。作者/鄒逸麟，來源/《中國歷史地理概述》
所謂“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從深層次來看，漢人世侯的結局早在他們為忽必烈出生入死爭來汗位時就已經決定了。世侯由於忽必烈傾心漢法而向其效忠，卻忘記了漢法的本質就是重建傳統的中央集權封建制度。於是，當忽必烈全面推行“漢法”時，“世侯”這一大一統國家身上分裂割據的毒瘤便到了必須去除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