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8歲的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有一句話在文中出現了2次：“自己揹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這裡的“他們”指年輕一代，“自己”則指向作者魯迅和他的同行者，肩住黑暗的閘門，放後輩去寬闊光明的地方，是他們決心要做的事。文章發表前幾個月，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剛剛過去。
104年後的今天，年輕一代該如何開闢前路？也許，回顧五四先人和他們的精神，能給我們一些啟發。
講述｜許子東
來源｜《20世紀中國小說》
01.
“五四”新文學：從“官”轉向“人”
“五四”的特點是什麼？一、白話文創作；二、相信科學民主，批判禮教吃人；三、憂國憂民，啟蒙救世；四、相信進化論。它們既是“五四”的特點，也是魯迅的特點。
第一點，白話文創作，我反覆強調，除了鴛鴦蝴蝶派的《玉梨魂》外，大部分晚清重要的譴責小說都已經在使用白話文，例如李伯元、劉鶚，在敘述文字方面，跟“五四”以後的小說沒有本質的區別。
第三點，啟蒙救世，我們看得更清楚了，梁啟超從理論到實踐，早就開始了“五四”憂國憂民之路。
我們記得李伯元還要教官場的人怎麼做官，老殘的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這種文俠姿態，都是跟“五四”以後批判社會的主流直接相連。所以在這兩方面，現在人們說沒有晚清哪有“五四”？我們看到晚清跟“五四”是一脈相承。
在另外兩個方面，鴛鴦蝴蝶派“發乎情，止乎禮”，提倡的是改良禮教，這跟“五四”說禮教吃人這麼激烈的姿態，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說“進化論”，《孽海花》那些小說，其實也希望中國開放，相信中國會進步，只是對“進步”的定義有所不同。
“五四”的四個特點，兩個完全跟晚清一脈相承，另外兩個也是五十步、百步之分，那我們今天講“五四”新文學，它的意義到底在哪裡呢？
換句話說，從前面的13期，四大譴責小說、鴛鴦蝴蝶派，再到今天我們要講的魯迅、“五四”，重要的不同在哪裡呢？
我雖然以前講過現代文學課，也重讀過魯迅，但是說實在話，正是在這一次仔細重讀晚清幾個小說以後，我才重新認識了魯迅的意義。
從梁啟超提倡以及親身實踐小說界革命以後，晚清譴責小說都在批判社會，而且不約而同地都把官場視為中國社會問題的焦點。
李伯元是冷嘲“上上下下，無官不貪”，說不要錢的官員，說書人說實話一個都沒見過；吳趼人熱諷社會各界怪現狀，最奇怪、最荒唐的也是苟才之類的官員；曾樸寫的文官，如果是考出來的，有心救國，實際上是好心辦蠢事，重金買了假地圖等等；劉鶚筆下的貪官固然不好，但所謂清官可能更壞、更愚蠢、更專制。
反過來，如果不是批判，梁啟超用幻想的小說，遙想中國他日富強，可是關鍵的成功要素也還是靠了一個黨、一個領袖，說到底也還是官場的不同，能以文明國家治國之法來治黨，改造官場。《新中國未來記》中的兩個主角，長篇爭議政治改良或者革命方案，其中一個爭議點就是：可不可能有好官？民眾能不能依靠好官？
我們之前引用過的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中最後的一段話，很可以代表晚清政治小說的集體的聲音。這段話就是：
“中國一向是專制政體，普天下的百姓都是怕官的，只要官怎麼，百姓就怎麼，所謂上行下效……
中國的官，大大小小，何止幾千百個；至於他們的壞處，很像是一個先生教出來的。因此就悟出一個新法子來……編幾本教科書教導他們……
等到到了高等卒業之後，然後再放他們出去做官，自然都是好官。”
這個願望美好而幼稚，但這裡的“他們”這個詞值得注意。說明寫書人和讀書人其實都不是官場中的人，但中國社會的關鍵卻是在官場。
現在我們看到魯迅的不同了，魯迅關心的重點就不只是“官”，甚至也不只是“民”。魯迅認為中國社會的關鍵不是“官”，不是“民”，或者說也是“官”也是“民”，而要點就是“人”，具體說就是苦難中的國人。文學的焦點從“官”轉向“人”，這就是“五四”的意義。
從魯迅以及他的同代作家的具體經歷看，當然這種“立人”的想法，是他們在留學時期接受了歐洲人文主義的影響，還有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但是從讀者、社會接收的角度看，這種“人”的文學，也是從晚清的官場文學自然而然地發展過來的。
第一，如果李伯元講得有理，無官不貪，甚至買官“買保險”是一種剛需，那是不是說官員之貪，背後也有某種人性的依據？第二，如果老殘說得有理，貪官不好，清官亦壞，那是不是就是把所有的官都撤了，換一批民眾、百姓上去，也還會有貪腐、專制？
魯迅自己在辛亥革命前後冷眼旁觀，也對於這種新官舊政現象深感失望，當時他覺得紹興那邊換了一批新人，可是後來發現非常失望，所以促使魯迅就不再把暴露官場黑暗作為喚醒民眾的主要方式了，而是要考慮更復雜的問題，就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到底是貪腐、專制的官場導致了百姓的愚昧、奴性，還是百姓的愚昧、奴性造就了官場的貪腐、專制呢？
於是魯迅以及以他為方向、為標誌的“五四”新文學，他們還是像《老殘遊記》那樣以文俠姿態批判社會現實，還是像梁啟超這樣感時憂國、啟蒙救亡，但是他們關心的焦點已不再是中國的官場，而是中國的人。人的文學，具體說就是解剖國民性和社會的關係。
今天我們重讀晚清，對“先有雞，先有蛋”的問題，對於官場、民眾關係的問題，會不會又有重新思考的空間呢？
當時，人們都覺得“五四”是對晚清的超越，50年代又是對“五四”的超越。可是今天再想，中國的問題，關鍵到底是在官場，還是在民眾，還是在人呢？這依然是個問題。
“五四”百年，我們必須肯定魯迅他們的突破意義，但是，我有時又忍不住在想：是不是魯迅那一代又過於樂觀了呢？他以為晚清處理的問題再也不會存在了呢？
2.
《敬告青年》在今天
講述｜梁文道、許子東
來源｜《八分》
許子東：我最近重讀陳獨秀的一篇文章，按陳平原的說法，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一本雜誌，沒有之一，最重要的一本就是《新青年》。
梁文道：對，是的。
許子東：《新青年》原來叫《青年雜誌》，陳獨秀有過一篇文章叫《敬告青年》，我覺得“五四”青年節應該把這篇文章重新發表。這篇文章裡他對當時的青年提出了六個要求：第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第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第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第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第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第六，科學的而非想象的。我們今天回頭看，可能會非常驚訝地發現，陳獨秀提倡的這六條，今天的青年五條，至少四條都實現了，都達到了。
梁文道：達到了什麼呢？
許子東：就是達到了陳獨秀的希望。
梁文道：真的？
許子東：比方說，第二條，你現在隨便問個青年你是進步的還是保守的？我相信沒有幾個會說自己是保守的，對吧？另外，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你說今天有哪個青年會說“我退隱”的？第三，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你說今天中國能叫“鎖國”嗎？當然是世界的了。
梁文道：對。
許子東：第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of course！現在誰還關心文學？當然都是實利了，money，money，money（錢錢錢），對不對？
梁文道：對。
許子東：六項裡唯獨第一項，今天是最大的問題——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這恰恰是《敬告青年》裡的第一條。為什麼呢？你想想看今天的青年，都成了“房奴”、“車奴”、拿了手機做“網奴”。
梁文道：很進取地當“奴隸”。
許子東：我也還是重讀20世紀小說，才發現原來“奴隸”這個詞，是時代的主旋律。我問你，國歌第一句是什麼？
梁文道：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許子東：國際歌的第一句是什麼？——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所以整個中國革命，包括世界革命，咱們不忘初心，核心點就是要喚醒奴隸，讓奴隸起來。
梁文道：掙脫枷鎖。
許子東：對。魯迅呢？魯迅是“反”，當然這裡講奴隸，不是那種歷史上古羅馬的奴隸，沒有人身自由、可以被人殺掉的奴隸。
梁文道：是一個精神狀態上的。
許子東：這裡奴隸是一種引申的說法，也不單是精神，魯迅的定義很簡單，他有個很有名的故事，《燈下漫筆》那一篇文章講到：“本來他身上有一百塊錢的，突然交通銀行袁世凱要稱帝，銀行的錢作廢了，結果後來又說錢不完全作廢，可以去換銀元，但是100塊只能換50塊，魯迅就排隊很開心地趕緊把錢換來，揣在懷裡。沉甸甸地揣在懷裡以後，他突然想：原來我們是這麼容易就自願做奴隸，而且做了以後還萬分欣喜。”這就是魯迅對奴隸的定義，所以“奴隸”是什麼？就是你以為你擁有一些東西，可是其實它隨時可以失去。
梁文道：是。
許子東：財富也好，身份也好，言論也好，資格也好，百萬富翁也好，你都有可能隨時失去。所以我今天回頭看《敬告青年》，就非常感慨，我對陳獨秀提出來的，一則喜一則憂。喜就是六個標準，五個或者四個都有了，算是百年來特別大的進步。但是不足的，現在很多情況是：身在奴中不知奴。而魯迅的意思，不是你以為想不做奴就不做，最重要的是你首先要意識到自己是在這個被奴役的狀況之中的。而且最不能原諒的是，做奴隸也就罷了，很多人是做奴隸中的人才，就是“奴才”。
梁文道：這是最糟糕的。
許子東：而且他（魯迅）專門指出了三個境界：第一就是，做奴隸的時候，你還有快樂；第二是，你被人欺負，你還欺負別人；第三，你時時刻刻想要有自己的“奴才”，就是別人能夠被你奴役。所以我現在用陳獨秀《敬告青年》的第一條來警告自己，因為我現在買車買房的時候，特別像奴隸。
尾聲.
《敬告青年》在今天
在開頭提到的文章，《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的最後，魯迅這樣寫道：“中國覺醒的人，為想隨順長者解放幼者，便須一面清結舊帳，一面開闢新路。就是開首所說的‘自己揹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是一件極偉大的要緊的事，也是一件極困苦艱難的事。”
2023年，已經踏入現代社會的我們，應該從“五四精神”裡繼承什麼，又該反思什麼，這可能是一個需要持續思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