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前5000年，馬家窯文化就在黃河上游逐漸發展起來，考古學家證明農業已經在該地區牢牢紮根，相似的彩陶把這個地區的新石器文化同西邊和北邊的非華夏文化聯繫起來。同時，馬家窯文化同華北的仰韶文化也有著密切聯繫。
在接下來的青銅時代，齊家文化（蘭州南側廣河縣）和寺窪文化（蘭州南側臨洮縣）相繼出現，它證明古羌人開始據有這裡，也證明當時就有了農耕者與入侵的遊牧者之間的鬥爭，這種鬥爭將是後來蘭州歷史中反覆出現的主題。
中國最早的冶煉鐵器來自寺窪文化，距今3510-3310年之間
這表明黃河上游比中國其他地區更早的進入鐵器時代
公元前七世紀至前三世紀，黃河上游及其鄰近的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非常不同於內地的農耕文明，那裡是明顯的遊牧世界。
公元前三世紀中葉，秦建隴西郡，作為秦最西端的屬地，蘭州幾乎被排斥於華夏文明之外，有的只是千年的乾燥和寒冷，是人跡罕至之地，邊界另一側，是鮮為人知的羌人、月氏人和匈奴人部落。以至於漢人曾認為，中亞的起點是從金城開始的。（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南北有大山，其南山，東出金城。《後漢書·西域傳》）
前121年，漢與匈奴進行了長期的戰爭後將河西走廊納入版圖，這對於漢的價值無論怎麼估計都不過分，他打通了長安和羅馬之間的貿易通道（絲綢之路）。在軍事上，河西走廊分割了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能有效地阻止匈奴和羌的聯合。河西走廊也構成了現代甘肅版圖的雛形。
蘭州最早建城始於一場大規模的邊境戰爭之後。前112年，羌人在匈奴支持下集結了10萬軍隊，深入漢西部邊境。如此規模的進攻讓漢武帝感到震驚，經過一年的備戰，他派遣漢將李息率軍擊敗趕走了羌人，李息在今蘭州西固區附近建造一座堡壘，命名為金城。
關於金城這一名字的來源眾說紛紜，很多人認為來源於“金城湯池”的成語，即金屬鑄造的城牆，沸騰的護城河水，意為牢不可破的城市。事實上，金城在以後遭受了無數次入侵和襲擊。
另一位更著名的漢將霍去病也在金城留下傳說，他率軍遠征匈奴途經一座山時，飢渴難耐的士兵由於缺水而喪失希望，他用寶劍在山岩刺出五眼泉水，使他們重新獲得鬥志。此後，他從這裡出發，帶領他們贏得一場又一場戰鬥，直至榮譽之巔。
這就是現在坐落在蘭州的五泉山，五個泉的名稱是：甘露泉、慧泉、蒙泉、摸子泉、日月泉。現在這裡是一座公園，霍去病的塑像立於公園入口處。即使在今天，他仍是遊客前去膜拜的戰神，人們撫摸著刻有他名字的石碑，希望能給自己帶來好運。
五泉山公園內的霍去病塑像
正在排隊等候撫摸石碑的遊客
漢武帝將版圖劃分為類似於行省的十三個州，涼州是位於最西端的行省，他管轄範圍大部分位於現在的甘肅，你可以理解為甘肅的V1.0版本。
而蘭州作為一座行政意義上的城市始於公元前81年，西漢設置了金城郡，此時他只是一座普通的邊境小城，重要性遠遠無法同北側的涼州相比。
在西漢處於強大和繁榮的過程中，西部邊境開始面臨來自青藏高原羌人的強大挑戰。羌人各部落拋棄內部紛爭聯合起來，向氣候更溫暖、更適合生存的東方前進。
羌人通過戰爭和滲透不斷湧入涼州，留居此地的月氏人和匈奴人也依舊保持著活力，整個涼州成為他們的活躍地區。到東漢獻帝時期，金城郡羌人的人口已經超過漢人。
他們帶來的異族文化讓這座城市充滿多樣性，漢語和羌語是通用語言，多種信仰並存，城市裡居住著羌人的釋比（一種薩滿教巫師）和漢人的五斗米道教徒。“羌煮”（一種羌人的涮肉片）成為大家共同的美食，羌笛演奏的音樂、中亞葡萄酒也在這裡流行。然而，和平註定無法成為這座城市的主流。
持續不斷的漢羌戰爭幾乎貫穿了東漢時期，東漢從未真正有效控制過這些貧窮而原始的遊牧人。漢軍發現，羌人有著近乎主場的優勢，能得到青海草原深處近乎無限的援助，他們的兄弟部落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兵源、戰馬和補給。
從111年到121年，漢羌之間爆發了不下68次戰爭，漢為此付出了高昂代價，至少有6名護羌校尉（負責對羌事務的最高軍政長官）、5名刺史和太守先後陣亡，期間金城郡數次易手，到漢獻帝時期，金城損失了88%的人口，由西漢高峰時的14.9萬人減至1.8萬人，這足以說明漢羌戰爭之殘酷。
東漢羌亂形勢圖
朝廷的窮兵黷武不僅讓羌人滿懷仇恨，也讓世居此地的漢人心生怨言，戰爭損害了所有人的利益，經濟因戰爭而衰退，大批難民流離失所，絲綢之路的貿易也大受影響。
很多人認識到朝廷靠蠻力征服羌人的政策是愚蠢的，地方軍隊征服羌人的熱情已大不如前，地方官員開始默認羌人移民的事實，嘗試同羌人和平相處，這裡是他們共同的家園，沒人希望戰爭把一切給毀了。
而朝廷持另外一種態度，長期無法讓羌人屈服讓朝廷感到厭倦，以至於朝廷數次認真地考慮從涼州撤軍，放棄對那裡的主權，這理所當然的被前線漢人軍民理解為背叛。涼州開始與朝廷保持距離，地方軍隊的戰略目標逐漸由保衛國家變為保衛自己而戰，新的反叛只是時間問題。
漢羌戰爭為被稱之為“涼州兵”的甘肅地方勢力崛起奠定了基礎，涼州兵不斷學習對手的戰爭技能並把它變成自己的，有著戰馬和熟悉騎射的羌人、月氏人和匈奴人部落被補充進來，這顯著的提升了他們的戰爭能力。反過來，遊牧戰士的野蠻、殘暴、貪婪和狡詐多疑也被傳染給涼州兵，這給他們留下了非常可怕的名聲。
涼州因為戰爭已成為高度軍事化的地區，涼州兵變得日益強大和“羌胡化”，其可靠程度以及多民族的複雜成分，都讓朝廷感到越來越難於駕馭。
184年，華北的道教徒發動席捲全國的起義，史稱黃巾之亂。一個涼州將領董卓，通過鎮壓黃巾起義和羌亂脫穎而出，他以地域、民族和部屬關係為紐帶，把朝廷所倚重的涼州兵變為自己的私人武裝。他運用他的軍事力量來干預政治，最終成為東漢滅亡的動亂之源。
“羌胡化”的蠻族士兵構成了董卓軍隊的主力，這讓涼州兵有著超乎尋常的殺戮性和破壞力，他們幾乎將兩個首都洛陽和長安化為瓦礫堆。
在東漢女詩人蔡文姬的《悲憤詩》中，強烈呈現出以下事實：董卓軍隊進攻了東部，他們的盔甲在陽光下閃著金光。脆弱的平原人，面對的全部是羌人和匈奴人組成的軍隊，他們踐踏了野外的莊稼，圍攻了城池，所到之處殘害的百姓家破人亡。他們瘋狂砍殺不留一人，死人的屍骨相抵交叉。戰馬懸掛著男人的頭顱，馬後捆綁著搶來的婦女。（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屍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
手機遊戲中的董卓形象
董卓通過綁架漢獻帝控制了朝政，這讓他成為史上首個控制中央政權的甘肅人，他讓任何敢於提出不同意見的大臣成為刀下之鬼，他把自己打扮成帝國的保護人，使得其他競爭對手，比如袁紹和曹操，難以獲得政治上的合法性。
關東軍閥隨即組織起一個反董聯盟，但當甘肅羌胡鐵騎出現在關東平原的地平線列陣時，整個聯軍為之顫抖，他們大部分不敢直面其鋒芒，迅速陷入內亂了。
董卓最終被合夥人呂布殺死，這引發了更加嚴重的武裝衝突。忠於董卓的四個甘肅籍軍官李傕（北地郡，今甘肅慶陽）、郭汜（張掖郡）、張濟（武威郡）、樊稠（金城郡）迅速發動逆襲，重新奪回長安劫持了漢獻帝，一個新的四寡頭聯盟統治建立起來，他們迫使各地諸侯繼續承認漢獻帝的宗主權。
然而羌胡化的後果無論對敵人還是對自己都是致命的，甘肅將領彼此之間比對待敵人更殘忍，今天的將軍明天就橫屍刀下，很多情況下，死刑無需審判就立即執行。在毀滅了所能毀滅的一切後，帝都長安變成人間地獄，不出所料的，四寡頭最後全部死於團伙內部的互相火併。甘肅勢力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通過武力控制中央的努力隨之宣告結束。
就在董卓進行軍事冒險的同時，金城並沒有閒著。184年冬天，羌人再次舉兵反叛，前去鎮壓的羌人和月氏人僱傭軍倒戈加入了他們，緊接著，漢軍官兵甚至地方官員也加入了進來，金城郡的漢人名士韓遂和漢羌混血種的隴西郡軍官馬騰後來成為了叛軍領袖，很明顯，所有人都希望終結朝廷的統治。
此時戰爭性質已經不同以往，與其稱之為漢羌戰爭，還不如把它稱為甘肅地方對抗中央的割據戰爭。
叛軍首先控制了金城郡黃河沿岸的條狀地帶。幾周以後，叛軍攻陷了整個金城郡，從此金城郡成為叛軍集結的中心。隨後，韓遂和馬騰捲入東部的內戰，他們羨慕同鄉董卓所取得的成就，於是進軍長安試圖去瓜分帝國遺產。
193年3月，爆發了四寡頭聯盟VS韓馬聯軍的長平觀之戰，富有戲劇性的是，兩軍主將樊稠和韓遂都來自金城，帝都長安命運之戰變成了一場蘭州德比，最終四寡頭聯盟擊敗了更野蠻的同鄉，韓馬聯軍退回老巢金城和隴西。
反叛者的歷史並未結束，211年，韓遂和馬騰之子馬超率軍捲土重來，這次對手是中原霸主曹操。在韓馬聯軍VS曹操那場教科書式的潼關之戰中，在曹操割須棄袍的那一刻，所有人都無法確信曹操能挺過涼州兵暴風雨般的攻擊，這是涼州兵留給人們的最後印象。
甘肅所發生的一切對漢帝國的沒落和崩潰起了關鍵作用，更為深遠的是，它開創了蠻族僱傭兵通過武力動搖帝國統治的危險先例，而同一個世紀後的五胡亂華相比，這只不過是場小型彩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