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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19年，群臣“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推石勒為趙王，“合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為趙國”。同年十一月，石勒稱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趙王，始建後趙政權。又十年，石勒大破前趙軍，俘虜皇帝劉曜，於次年成功稱帝。然而，僅僅過了二三十年，類似的情況便再次上演。公元351年，賈玄碩聯合諸臣推舉苻健為大將軍、大單于、秦王，煊赫一時的前秦政權自此建立。
更加巧合的是，石勒、苻健稱王建藩的憑藉，都來自“劉備故事”。案《十六國春秋·前秦錄二》：“軍師將軍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為侍中大都督闗（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看來，劉備當年在漢中成功稱王，為後世提供了一種行之有效的“創業模板”，這才讓後世軍閥紛紛效仿與援引。劉淵建立漢趙政權時，還將高祖劉邦、世祖劉秀與昭烈帝劉備並列為“三祖”，可見在一部分人眼中，劉備建立的季漢政權的確是漢祚的一個延續。
那麼，作為後世軍閥眼中的“標準答案”之一，劉備稱漢中王時到底走對了哪幾步呢？
上漢帝表：排名背後的思量
陳壽撰《三國志》向來惜字如金，但提及一些詔書或表奏時，往往不吝筆墨，將全部文字收錄。由蜀地“李氏三龍”之一的李朝所作《漢中王勸進表》（也作《上漢帝表》），集中反映了劉備稱王時的一些“內幕”。就開頭的群臣署名，便值得深思：
“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長史領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軍師將軍臣諸葛亮、蕩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徵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徵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
這份名單具體列出了十一個人名，而被視為“二把手”的諸葛亮，竟屈居在馬超、許靖、龐羲、射援之下，排在第五。對此，清代學者章學誠覺得“殊不可解”。歷史學家田餘慶先生也指出：“我們在《表》中見到作為顯示政治規模的領銜人，竟是臨時湊成的、了無業績譽望可言的馬、許、龐、射等輩。他們雖各具一定的社會影響，但合而觀之畢竟顯得猥瑣，不如諸葛響亮。”
李朝是蜀地名士，應該對政治局勢和人物背景有所瞭解，其所作《上漢帝表》也肯定得到了劉備首肯。所以排名次序的背後，必然有劉備的政治思量。田餘慶、饒勝文認為：劉備初來乍到，地位並不穩固，以諸葛亮為代表的荊州士人尚未取得絕對的支配地位；反觀龐羲、射援，久在益州，積威甚深，且作為劉璋舊屬，他們更代表了東州士人。有他們“背書”，劉備的稱王之路才能更順利。兩位先生的觀點，無疑是真知灼見；只是就過程而言，未免有些簡略，筆者試從授官角度予以補充：
漢制，地方長官與中央高級官員有資格開府治事。及至東漢末年，王綱不存，中央官或地方軍閥的霸府（軍府）儼然成為“朝廷之外的小朝廷”，是實際意義上的集軍政大權於一體的中樞機構。以曹操為例，他賴以維持其統治的的機構，並非是位於許都、有漢獻帝的正宗朝廷，而是獨屬於其個人領導的霸府。從司空府、丞相府再到日後的魏王府，曹操的命令從這裡源源不斷地發出，漸漸取代漢廷，成為北方實際上的軍政中樞機構。
影視劇中劉表託孤劉備。來源/電視劇《曹操》截圖
劉備身邊的心腹、扈從，便多以左將軍府官的身份聚集在他身邊。據《三國志·糜竺傳》記載：“（劉備）以竺為左將軍從事中郎。”又據《三國志·簡雍傳》記載：“先主至荊州，雍與糜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不過，彼時的劉備尚寄人籬下，並沒有取得獨立地位，故學界多認為：建安初年的左將軍府迥異於劉備入川后的左將軍府。至於簡雍等人，雖擔任左將軍從事中郎，但結合他們俱以清談知名卻無突出才幹的表現看，這個官職更多是一種榮譽象徵。
赤壁之戰後，劉備雖然在劉琦死後被群下推為荊州牧，但始終未得到盟友孫權的認同。第二年，劉備趕赴京口謁見孫權，並表奏他為車騎將軍、徐州牧。漢制，車騎將軍位次高於左將軍，可見劉備已承認了孫權在聯盟中的主導地位；故孫權同意出借南郡，並重新表奏劉備為荊州牧。在這以後，劉備初步建立起以荊州牧為主導的僚屬系統。
影視劇中的赤壁之戰。來源/電視劇《三國》截圖
荊州主薄殷觀因進言得到劉備讚賞，擢升為荊州別駕；龐統回到荊州後，先主與之暢談，“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併為軍師中郎將”。此外，馬良、陳震、廖立、蔣琬等人皆曾為荊州屬官。武將方面，則大多領郡職，直接受荊州牧劉備管轄。如關羽領襄陽太守、蕩寇將軍；張飛為宜都太守、徵虜將軍，“後轉在南郡”；趙雲領桂陽太守、偏將軍。劉備入蜀後，諸葛亮“董督南三郡諸事”，雖無長官之名，卻有長官之實。待到諸葛亮也入蜀後，“董督荊州”之人自然就成了關羽。
荊州人一下都跑到益州，新的問題也誕生了。劉備定蜀後，雖自領益州牧，但在此之前，益州僚屬系統就已經頗為完善了。曾為劉焉、劉璋父子舊屬的東州士，在益州佔據著一個個重要的職位，因此，在蜀地立足未穩的劉備想要維持其統治，就不能再把荊州的統治方式直接照搬到益州。可這麼一來，像諸葛亮這樣的荊州舊人，又當何去何從呢？
在此情形之下，更為完善且健全的左將軍府應運而生。《上漢帝表》中的許靖、龐羲、射援以及諸葛亮等人，後來都成為左將軍府的府官。這便意味著，劉備入蜀後同時實行了兩套行政機構，即分屬於左將軍與益州牧的兩套官僚系統。軍府與州府之間並非是涇渭分明的，甚至不排除有人兼任的可能。不過在劉備的規劃中，左將軍府顯然要比州府更加重要。
據《三國志·楊洪傳》記載：“（楊洪）為蜀部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即真。頃之，轉為益州治中從事。”
劉備在漢中時，諸葛亮為其“足兵足食”，甚至有權任免益州郡縣地方長官，這是不符合常規的。乍一看，諸葛亮所做之事與他在荊州時沒多大區別，但在荊州時，諸葛亮曾受命“董督南三郡諸事”，其對荊州的管理自然合情合理。然而，劉備定蜀後，諸葛亮只是“署左將軍府事”，並沒有直接任益州屬官，但他仍對益州諸事有直接管理權，而且從劉備與諸葛亮互相所發的文書看，他才是蜀地大後方與劉備直接對接之人。要之，左將軍才是劉備稱漢中王前真正意義上的軍政中樞機構。
以此為前提，再看《漢中王勸進表》的名單次序。許靖，曾為汝南月旦評的主持人之一，與從弟邵“並俱高名”，深得天下士人敬重。在法正的建議下，劉備“千金買馬骨”，任命許靖為左將軍長史。龐羲、司隸人；射援，扶風人，二人都是隨劉焉入蜀的東州士人。尤其是龐羲，不僅是劉焉的託孤重臣，還是劉璋親家（龐羲女嫁璋長子劉循），因而被劉備委任為左將軍司馬。
左將軍府既然是劉備執政巴蜀的中樞軍政機構，其府官秩級當為《漢中王勸進表》名單次序的重要參考因素之一。案《後漢書·百官志一》：“長史、司馬皆一人，千石。本注曰：司馬主兵，如太尉。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本注曰：職參謀議。”李賢引《東觀書》曰：“竇憲作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位次太傅。”長史，即長吏也，是為掾屬之長，與從事中郎同掌吏選；司馬掌兵，亦是權重。所以，長史許靖、司馬龐羲與從事中郎射援皆在諸葛亮之前，並分別居第二、三、四位。從這個排序看，劉備更希望他們代表的是左將軍府，而非是所謂的地緣派系。
有意思的是，許、龐、射三人明顯與馬超一樣，是被高高捧起來的“吉祥物”。據《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按理來說，負責這件事的應該是長史許靖；如諸葛亮外出屯漢中時，楊儀和蔣琬分別擔任隨軍長史與留府長史，一個在軍隊內統籌諸事，一個則坐鎮成都，以尚書令之職總統國事，並隨時向諸葛亮彙報。因此，真正被劉備視為心腹的仍是諸葛亮，他並沒有在這場所謂的“新舊之爭”中失寵。
劉備的心腹當然還有法正。劉備定蜀後，以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由於劉備是益州牧，法正儼然成為了益州牧僚屬系統內的二號人物，以至於一朝得勢的他做事非常囂張，“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眼見法正猖狂，便有人跟管事的諸葛亮打小報告，但後者表示他也管不了，這不僅是因為法正深受劉備器重，更是因為兩人分屬於不同的官僚系統，誰也管不了誰。
法正還有一個任務，那就是助劉備與東州士人打好關係。劉備任徐州牧後，為了拉攏、安撫巴蜀土著，提拔了不少人才入仕，如治中從事黃權、議曹從事杜瓊、督軍從事費詩、別駕從事秦宓、從事祭酒何宗等人。東州士人原先就在益州官僚系統中佔據高位，劉備此舉顯然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他們的利益，所以他需要法正從中斡旋，但這種情況只是暫時的。因為劉備與巴蜀土著並不親近，君不見，黃權反對他入蜀，費詩反對稱帝、秦宓反對東征，他們能被授予官職，不過是出身本地大族，需要被樹立成為典型，以鞏固劉備自身的統治。而在劉備成功稱王后，他們也慢慢沒了消息；反觀以諸葛亮和法正為首的兩大功臣，卻各司其職，在不同系統內擔任著重要崗位。
劉備稱漢中王后，把左將軍和爵位都歸還給漢帝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隨之而來的，是左將軍府升格為更加高級的大司馬府，如韓冉、殷純，就擔任過大司馬掾吏。據《三國志·董和傳》記載：“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據歷史學者洪武雄先生考證，“左將軍、大司馬為前後職，如前述。諸葛亮稱‘董幼宰參署七年’，此七年橫跨先主前後任左將軍、大司馬二職”。由此可見，劉備稱漢中王后，代表荊州士人的諸葛亮與董和仍維持其權柄不墜。
諸葛亮像。作者/（元）趙孟頫（傳），來源/故宮博物院
然而，此時的大司馬府未必還是劉備稱帝前的最高軍政機構。劉備稱王后，又專門設立了尚書檯。東漢名士李固曾雲：“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此機構設立於宮中，公卿百官所上奏疏，要先經過尚書檯才能到皇帝跟前，其權柄之重，可見一斑。不巧，尚書檯第一個管事的，正是尚書令法正。可惜不到一年，法正就病逝了，接替其位置的是劉巴，然後是劉備託孤時的李嚴，都是東州士人。
顯然，尚書檯分走了大司馬府的部分權力。這正是劉備想看到的：尚書檯與大司馬府一同拱衛著劉氏，既能讓他將大權收歸手中，也能平衡好荊州士人與東州士人之間的關係。但這並不意味著兩大派系完全各執一府，只能說，荊州人與東州人分別在大司馬府與尚書檯中掌握了主導權。至於益州土著，雖然有一部分人擔任了益州牧僚屬系統中的重要崗位，但由於職權盡在左將軍府、大司馬府與尚書檯手中，他們也掀不起什麼浪花。
興漢抗曹：帝系身份的運用
除名單次序外，《上漢帝表》中的內容，也有兩處值得注意的地方。先看第一段：
“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鹹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群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
後世軍閥稱王，多援引“劉備故事”，而劉備稱漢中王，則援引了“竇融舊事”。竇融，西漢末年名將，王莽之亂後，河西五郡共同推竇融為元帥，雄踞西北以自守。劉秀稱帝后，竇融選擇歸漢，屢立戰功，成為一時美談。此事給漢末軍閥提供了一種思路：若王室衰微，不妨先割據自保，再圖興漢之業。因此，袁紹組建關東聯軍時，也援引“竇融故事”為自身軍事行動的合法性“背書”。劉備稱漢中王，亦是如此。
只是，竇融、袁紹好歹有同盟支持，反觀推舉劉備的群臣，多為其府官；於是，曾割據西南的諸侯——馬超，就成了唯一一個用來印證“位同權均，不能相率”的同盟。其實，孫權與劉璋更加合適，可礙於其他政治因素，未能參與。是以，馬超也只能勉強以“同盟”的身份推舉劉備為漢中王。這正是他位於《上漢帝表》首位的一個主要原因。同時，這也是劉備構建其政權合法性的關鍵一步。再加上劉備選擇稱漢中王、大司馬，分別援引了高祖劉邦與世祖劉秀的故事；所以在這個時候，劉備漢室後裔的身份總算發揮出作用，並幫助他跨越了這關鍵一步。
但使用這層身份，也是有代價的。再看第二段內容：
“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荊、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睹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遊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
身為漢室後裔，劉備怎能讓曹操竊據中央？因此，他要將曹操樹立成“漢賊”“姦凶”，宣揚其自身“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政治目標，同時來解釋季漢政權存在的合法性。為了對抗魏王曹操，劉備只好稱漢中王；為了對抗魏文帝曹丕，他也能跟著稱帝。儘管在前期，劉備的宗室身份並未給他帶來多少幫助；可當他擁有了一批堅實簇擁與認可他的一幫盟友後，其過去種種的一切行為，都能統一被歸納到“興復漢室”這面大旗之下了，具體情況可參見下表——
劉備及其集團政治立場示意。製表/瀛洲海客
上面的內容中，還專門提到了“衣帶詔”事件。建安五年（200），劉備與國舅董承稱受漢獻帝委託，自此師出有名。在董承等人事敗身死後，劉備作為這個計劃的唯一倖存者，從此就擁有了對抗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資本。隨著劉備集團的逐漸成型，越來越多的人承認了劉備的“帝系”身份，並將其用作對抗曹操的重要依據。馬超能在《上漢帝表》中位居首位，不僅是因為同盟身份，更因為他也曾對抗曹操，符合劉備集團“興復漢室”的政治目標與輿論宣傳。關於這一點，具體可參見下表——
“興復漢室”口號統計示意。製表/瀛洲海客
不難看出，蜀漢政權及其盟友在對抗曹操的過程中，已形成了“攘除奸兇、興復漢室”的一致觀念。想要做到這一步，僅僅是依靠身份、名義是行不通的；其最重要的一點，是擁有與口號對應的一系列政治、軍事行動。劉備稱漢中王后，成功將身份、名義、行動三位一體化後，憑藉其參加過“衣帶詔”的獨有經歷，這才成功經營起了“興復漢室”這塊招牌，並將其成功運用到了蜀漢的稱帝道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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