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天，經秘密渠道，一本空白的賬冊被呈遞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案前。
龍顏震怒。
這是一本由地方官員上報給戶部核算繳納錢糧的賬冊。
按照明朝初年的制度，朝廷實施的是實物稅款繳納，也就是由地方呈繳糧食至戶部。為防止地方官員貪汙，朱元璋特別規定，地方繳納錢糧時，除需派員監督運糧，還需提前準備好記錄錢糧收支的賬冊。
朱元璋的設想是，賬冊上白紙黑字，縣、府、省、部，一級一級往上解送糧食，一級一級核對數目，就可以避免糧食從縣級到中央這一路上各個環節可能出現的剋扣、貪汙、倒賣等違法行為。
但眼下，呈到朱元璋面前的賬冊，怪就怪在只見地方政府的印章，卻未填報解送糧食的數目。
這讓朱元璋感到心驚，如果負責押糧的官員來個“中間商賺差價”，少報少填，那豈不可以瞞天過海！
盛怒之下，他立即派人徹查此事，並要求將前來京師繳納稅糧的地方官員全部控制起來。
明初四大案之一的“空印案”，爆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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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
經過查詢與蒐證，辦案官員總結匯報了空印案詳情：除了這一本空白賬冊外 ，其他前來繳納錢糧的官員手裡多半拿的也是這種白紙。更要命的是，戶部官員對此早就習以為常，拿著空賬冊核對錢糧，補填數據。這儼然就是大明官場人人默認的“潛規則”。
一向對官員貪汙深惡痛絕的朱元璋，哪裡還管什麼青紅皂白，當即下令將主管大印的各地政府“一把手”處死， 副手以下杖一百充軍。
咔咔一頓操作，無數地方官員人頭落地。
對於朱元璋雷厲風行的“一刀切”判決，朝廷大員看在眼裡，卻不敢多說半句話。因為，他們太清楚朱元璋的脾氣和手段了。
▲明太祖朱元璋。圖源：影視劇截圖
但事情總有例外。
就在大家以為此事即將塵埃落定時，欽天監突然來報：天有異象！
帝制時代，若出現天象異常，一般會認為是天降祥瑞，或者相反，天降橫禍。但無論是好是壞，都被認為與當朝天子的行為品性有直接關係。所以，但凡被解讀為天降橫禍，號稱“天子”的皇帝大多會採取“罪己”的處理方式，向治下臣民表露皇帝本人的認錯態度。
天有異象之前，朱元璋剛好大開殺戒，這很難不讓人聯想到上天的警示與懲罰。
接到欽天監的奏報後，朱元璋隨即頒詔天下，要求各方直言其施政過失，力求彌補。
與皇帝本人“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的表態相對應，朝廷百官其實更清楚當中暗含的“天子無錯，錯在百官”的深意。朱元璋要求各方直言施政弊病，官員們更加惶恐了，無人敢指出實際問題，全是“陛下唯一的缺點就是太不愛惜自己的身體了”。
可事情總有例外。
就在大家以為這件事就此畫上句號時，朱元璋卻收到了一封來自民間的“伸冤信”。
給朱元璋寫信的，是一個名叫鄭士利的秀才。他哥哥鄭士元此前剛受空印案牽連，被罷職下獄。
鄭士元曾任監察御史，後轉任地方刑司官員，為人剛正不阿，清正廉潔。民間盛讚他懲治貪腐，除暴安民，傳說中他法辦了朱元璋的“皇侄”朱桓。
民間傳說中，朱桓的父親朱六九在朱元璋成名前，曾對其有救命之恩。朱元璋稱帝后，便將朱六九之子朱桓養於身邊，視若己出。仗著老朱的寵愛以及突如其來的地位上升，朱桓逐漸變得驕橫跋扈，強搶民女，姦淫擄掠，無惡不作，百姓敢怒不敢言。
恰在朱桓張狂之時，奉命巡查地方的監察御史鄭士元，將其罪證整理呈遞朱元璋，並懇請陛下依法辦事，以正朝綱。
面對朱桓鐵一般的犯罪事實，朱元璋知道其罪滔天，無得贖免，可朱六九畢竟對自己有過救命之恩，故而頗難定奪。然而，鄭士元不依不饒，甚至不惜激言頂撞朱元璋，請陛下直接給朱桓一夥頒發免死鐵券算了，這樣他們就能壞事幹盡，還能享受罪刑豁免權。
鄭士元的譏諷，徹底激怒了朱元璋。他當即下令斬了這個倨傲不恭的官員，卻不料，當刑罰加身時，鄭士元面不改色，從容不迫。
好在，最終故事逆轉，因為太子朱標從旁勸諫，朱桓得到應有的懲罰，而鄭士元作為有功之臣，大獲表彰。
儘管此事為民間藝術創作，但從中可以看出鄭士元的官品與人格。朱元璋對鄭士元肯定也是相當瞭解的，就在空印案東窗事發前不久，他才下旨褒獎鄭士元為官“勇於諫言揚善”，將其升調為湖廣按察使司僉事。
所以，鄭士利上書為鄭士元喊冤，朱元璋格外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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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萬沒想到，看完鄭士利洋洋灑灑數千字的伸冤信後，朱元璋氣得差點爆血管。
鄭士利在裡面首先聲明，自己選擇此刻上書，完全是為了避免“假公言私”。作為陛下最忠實的臣民，他認為，明太祖朱元璋對空印案的處罰過於苛刻，且毫無法律依據。
接著，鄭士利列舉了幾條關於空印案的事實來佐證自己的說法：
其一，明初的法律規定，交付戶部的賬冊一律蓋有騎縫章，非一紙一印可比，就算不慎被人撿了去，那一張紙才半個印，想用來弄虛作假擾亂帝國經濟，那是行不通的。
其二，上繳戶部的錢穀之數，一般都得經過縣、府、省、部多級審核。這些都是人力為之，必有損耗。即便大家工作勤懇，保證錢糧在運輸途中完好無損，但人亦非聖賢，寫錯、漏寫錢糧之數也並非毫無可能。而數字一錯，就需要退回，重新層層核驗。州府下縣衙，尚且好辦，若到了戶部才出問題，打回原地重審，這得耗費多少人力、物力和時間成本！
大明疆土遼闊，地方官員進京一次少則走一兩千裡，多則六七千里路程也是常有的事。這時，大部分稅收都是徵收實物，百姓繳納錢糧，通過地方衙門，以保、裡、村、莊等單位自行收取，再送到相應的上級行政單位，之後再押運糧食至京，由戶部核准數額後，分發到各衛所、駐軍、藩王府等。
輸納錢糧的中間環節過多，最易出現紕漏。而錢糧數目一旦出錯，就得打哪來回哪去，實在很影響朝廷政務的運轉。因此，官員們才發明了這種蓋好了章、待官員押糧赴京後再填寫的“空印”賬冊。
其三，即便大明全體涉案官員均有為政過失，應予治罪，那也必須做到有法可依，走查證和審判程序。不能陛下一時興起，就直接給眾官員頭上扣帽子，讓滿朝文武膽寒。
其四，國家培養人才不容易，陛下直接將地方政府的“一把手”全殺了，將其他涉案的各職司官員全部下獄，這種做法實在欠缺考量。這些被貶殺的官員，很多都是民間公認的清官、好官。他們或許是受官場潛規則脅迫，不得不為。如今全成了陛下眼中的不法之徒，臣深為陛下惋惜。
可以說，鄭士利列舉的四條事實有理有據。
朱元璋“一刀切”的執法，確實會將邁入正軌的大明行政系統重新打入混亂的狀態。更何況，在這些被貶殺的官員中，除了鄭士元，還有如方孝孺之父、時任濟寧知府的方克勤等被當地百姓稱為“我民父母”的良吏。
鄭士利深知，這封書信遞上去後，以朱元璋的性格自己必難逃一死。但若能以他一人之命，換得天下秩序安然，他亦死而無憾。
但事與願違，鄭士利的肺腑之言，並沒能救下那批即將死於皇帝屠刀下的冤魂。而鄭士利則被褫奪功名，連同他剛剛放出來幾天的哥哥鄭士元一起，被送去海邊當勞改犯。
鄭士利的說辭可謂十分合乎國情了，為什麼明太祖朱元璋仍一意孤行呢？
眾所周知，朱元璋是個苦出身。年紀輕輕就因家裡遭災，父母雙亡，被迫跑到寺廟化緣當和尚。後因機緣巧合，才得以參加元末紅巾軍起義，攻伐天下，強勢逆襲為一朝天子。
即便成長為帝王，他對兒時的經歷依然耿耿於懷。
而讓朱元璋等天下英豪群起反元的根本誘因，就是無官不貪，導致底層百姓吃不飽。
史料記載，元朝末年，吏治貪腐爛到了根。從元朝蒙古貴族高層以下，官員皆貪。為了問人拿錢，他們巧設繳稅名目，多徵賦稅，幾乎涉及底層百姓的方方面面。
儘管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但元末的歪風邪氣在明初的官場上仍時刻彌散，令人觸目驚心。
統計數字顯示，明洪武年間民間“盜賊”頗多，光是有明確記錄前因後果的“盜賊”事件就達180多起。而這些被迫反政府的“盜賊”，幾乎全都是被明初各級衙門官員監守自盜、衛所守禦部隊擾民等腐敗行為逼出來的。
對此，朱元璋極度憤怒。他曾說：“朕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默然，心實怒之。”
他也曾頒下嚴旨要求：“但遇官吏纛害吾民者，罪在不恕！”
由此可見，朱元璋與貪墨庸官不共戴天。
空印案本身雖是國家稅收制度引發的案件，但究其根源，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官員為圖自身便利，鑽法律的空子，這在朱元璋看來，豈知其中沒有官吏纛害百姓之嫌？
朱元璋始終不願意割捨與百姓階層的聯繫。在帝制時代，皇帝、士大夫、百姓層級分明。作為金字塔最頂層的皇帝，都會對這群被定義為“臣民”的下級恩威並施，以延續皇權的至高無上。
不過，朱元璋有所不同。
作為一位連續跨越兩個階層的皇帝，朱元璋始終認為“民者，國之本也”。無論如何，在大明王朝治下，百姓是萬萬不可得罪的。為此，他還專門為這條準則披上了一層“天命論”的外衣，強調“天之愛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妥安生民，則可以保天眷”。
所以，當君與民相連成一體時，受罪的便只能是以“士大夫”為首的官員階層。空印案重典治吏，牽連面廣，在所難免。
儘管空印案在明初政壇引起了軒然大波，但與並列明初四大案的胡惟庸案、藍玉案、郭桓案相比，它最多隻能算是朱元璋在大開殺戮前的一次“小試牛刀”。
關於空印案的案發時間以及涉案人數，史學界至今仍存在多種不同說法。
在案發時間上，翦伯贊、孟森等一批歷史學家支持“洪武九年（1376）案發”一說。依據是，明初著名學者方孝孺曾在自己的著作《遜志齋集》中提及其父方克勤與空印案的聯繫。
據方孝孺自述，其父是洪武八年（1375）在山東濟寧知府任上遭下屬誣陷，被朝廷貶謫去江浦勞作。本來按朝廷的判處，方克勤勞教滿一年即可回家。結果，“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洪武）九年十月二十四遂卒於京師”。
這段記述，方孝孺很明確地指出空印案案發時間在洪武九年前後。
在《遜志齋集》中，方孝孺還特別收錄了鄭士利、葉伯巨等人勸諫朱元璋的事蹟。其中，關於空印案的發生情形，方孝孺寫道：“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糧策書空印事起， 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
不過，吳晗等歷史學家則認為，空印案起於洪武十五年（1382），且只是“郭桓案”的前奏，兩案理應併為一案看待。《明史》中記載“郭桓案”時提到“先是（洪武）十五年空印事發”，即是此事實的最好佐證。
應該承認，歷史學家的求真與探索精神值得後人學習。
但若從明初四大案相互獨立的角度考量，“洪武九年說”顯然比“洪武十五年說”更貼近於歷史事實走向。
因為，無論是《明史》還是當時人留下的史籍，提及空印案時，都繞不開一個小人物——方徵。
在人才濟濟的明初官場上，方徵名不見經傳，但無礙於他在空印案案發前後的突出表現。
史料記載，方徵在空印案案發後，也曾借天有異象上疏朱元璋，辯駁其處理案件不當。在這封奏摺中，方徵寫道：“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罹重罪，而河南參政安然、山東參政朱芾俱有空印，反遷布政使，何以示勸懲？”
按方徵的意思，空印案是他上疏之前一年的事。
隨後，方徵在空印案審結後，即被髮往沁陽任驛丞。後來，又因犯他事於洪武十三年（1380）被逮回京師處死。據此，可知空印案一定發生在洪武十三年之前，而不可能是洪武十五年。
另外，洪武年間星象異常頻發的年份並不多，其中較為集中的僅有洪武八、九年前後。諸如《明實錄》《明史》等官修史籍皆言：“洪武九年六月，金星犯畢右股北第一星，七月初一日食。”“欽天監上報，七月火星犯上將，八月金星又犯。”
因此，空印案發生時間大抵在洪武八、九年前後。
至於空印案爆發後，受懲處牽連的官員到底是“數百計”“數十百計”亦或是“數萬計”則要看人們對此事的理解了。
一樁案件的審結，僅代表其在一定階段內有了一個明確的處理結果，並不意味著案件的結束。特別是在空印案這種涉及大明全體在職官員，且僅有皇帝一名裁決人的政治案件上，審結遠遠沒有快結束。
制度的補充與完善，也並非一次案件審結即可完成。
因此，留給官員“頂風作案”以及皇帝“趁勢株連”的機會持續並存。而歷史多為事後之人所錄，數據及年份的偏差，並不奇怪。
可怕的是，空印案審結之後，朱元璋最擔心的事情再次發生了。
洪武十八年（1385），明初四大案之一“郭桓案”爆發。戶部侍郎郭桓串通各省官吏作弊，盜賣官糧，涉及田租約佔當年明朝全年稅收的八成以上。
儘管此前這批官員在空印案中或多或少受到牽連，但所有人似乎都好了傷疤忘了疼，在此後的數年間，大撈特撈，直至案發，被朱元璋屠刀相向。
站在維護朝政清明的角度，朱元璋只能將這群惡官梟首，以儆效尤。
但從另外的角度分析，造成官員不計惡果、反覆貪汙的根源，恰恰是朱元璋埋下的。
明朝俸祿之低，歷朝罕見。明初正七品的縣令，年俸祿僅84石大米，摺合成月俸也不過7石。這點糧食，養活自己一家人還行。
可明朝的文官，大多是通過科舉文章錄取而做官的，從政經驗幾乎為零。地方官員為處理各類政務，需要在衙門屬員之外擴充自己的“智囊團”。低俸祿加上要自掏腰包養團隊，這就逼迫地方官只能另想法子“來錢”了。大明官場貪墨之風橫行，與此不無關係。
官員的死活，朱元璋不在意；但百姓的死活，是他在意的，也是最真真切切的社會現象，關乎王朝存亡。民不聊生，他不能忍，但官不聊生，或許正合其意。
對此，後人又該如何評說呢？
全文完，感謝您的耐心閱讀，如果喜歡，順手點在看讓我知道您在看~
參考文獻：
[明]胡廣：《明太祖實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清]張廷玉：《明史》，中華書局，1974
吳晗：《朱元璋傳》，人民出版社，2008
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陳梧桐：《論朱元璋的治國思想》，《社會科學輯刊》，1985年第1期
陳梧桐：《明初空印案發生年代考》，《歷史研究》，1982年第3期
展龍、李爭傑：《天人互動——明代天文星變與政治變動》，《古代文明》，2021年第3期
艾公子 講歷史上16個懸疑大案，順利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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