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tor's Note
對於很多史學家而言，“絲綢之路”本質上是一個商業網絡。它始於漢朝與羅馬帝國的絲綢運輸，繁盛於唐朝各民族（特別是粟特商人）的往來，又衰落於9世紀的戰亂。而敦煌藏經洞掩藏了長達九世紀的記載，卻展示了有別於傳統解釋的另一種視角——作為外交通道的絲綢之路。
唐宋政治分裂之際，從敦煌到喀什之間，出現了眾多小國家與政權。這些國家間互派使者進行長距離旅行，傳達外交信息、交換珍奇禮物。這些使團們開創了絲綢之路的新時代。
中世紀的敦煌，除夕往往寒冷而喧鬧。黃昏時分，在一場全城範圍內的驅魔儀式中，幾十個青少年會扮演成佛教、道教、襖教以及本土宗教的神靈。大儺儀的領頭人，頭戴青銅面具，身披豹皮長袍，皮膚用硃砂塗成紅色，口中吟誦著“吾乃鍾馗！”這支混雜著不同“神靈”的隊伍，會沿著敦煌的街巷，敲鼓歌唱。而敦煌的居民，不論貧富貴賤，都會觀看、甚至加入到這場狂歡之中。
這些節日的喧鬧，在後來的戰亂與動盪中，逐漸被歷史塵封。但幸運的是，許多關於敦煌街頭吟唱的歌曲都被記錄下來，存放在了位於敦煌東南部莫高窟的一個洞穴中。九個世紀後的1900年，道士王圓籙在清理莫高窟的積沙時，無意中發現了這個藏經洞。包含記錄著當時敦煌風土人情的手稿被重新發現，那些被湮沒許久的聲音再次進入世人的耳朵：驅魔人吟唱著祝詞迎接新年，人們留下美好的祝禱，盼望著牛羊滿山、穀物充盈、家人安康。
而在這些吟誦中，有一篇顯得尤為特殊：
“萬姓歌謠鼓腹, 恰似舜日堯年。莫愁東路閉塞，開春天使至前。進奉盤龍大錦，綾羅絹彩數般……向西直至於闐，路潤越於鋪綿。進奉珍玩白玉，綿綾雜彩千端。界內皆唱快活，同壽彭祖一般。”
（萬人鳴鼓，彷彿身置舜堯時代。不用擔心東路堵塞。天上的使者會在春天到來。他們進奉大幅繡著騰龍的金絲綢緞，以及各式各樣的錦緞、棉紗與絲綢……一路向西，直到于闐。所行之路，比那些用棉布鋪成的路還要平坦。（于闐人）會拿出珍品與白玉，以及數不盡的布匹、錦緞。敦煌境內的人，都會像長壽仙人彭祖一般，吟樂、長壽！）
在這首頌詞裡，敦煌的人們設想了一個幸福且長壽的世界，這裡以古代聖人的方式統治，而百姓則如彭祖一樣康樂長壽。而維繫這個美好世界的，並非是社會機構、道德義務、宗教信仰、思想流派，而是連接敦煌與其鄰國的道路網絡。沿著這些道路，使者們將奇異珍品源源不斷地輸送到敦煌。東向之路會暢通無阻，可以讓中國使節在來年春天帶來絲綢。與此同時，向西通往于闐的道路也無比順暢，于闐來的使臣會用玉作為禮品。在這個世界裡，外交的暢通對敦煌百姓的福祉至關重要。
為什麼對“外交通暢”的期盼會出現在古代敦煌人的新年願禱中？這首祝詞呈現的喜悅之景，體現了當時怎樣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環境？而祝詞中對於“道路”與“使者”的描繪，其背後又體現了古代歐亞大陸的怎樣的聯繫？
這些使團來自不同的國度與政權，使團的成員構成複雜。隨行的既有動物牲畜，也有使者們攜帶的生活必需，還有作為禮物的奇異珍寶。使者們所面臨的不僅是變化多端的天氣與路況，還有強盜與土匪，稍有不慎，便會命喪黃泉。
即便危險重重，這些使者們仍踏上了出使之路，跨越地理、語言與文化的邊界，將信息與禮物通過這條以外交為基調的“絲綢之路”帶到遠方。
從“帝國時代”到“多王時代”
敦煌，位於東部歐亞大陸三條主要道路的交匯之路：通過河西走廊連起東亞，天山山脈的山谷通往北亞，青藏高原北部的綠洲和沙漠通往中亞。因其重要的戰略位置，自漢武帝與匈奴爭奪該地區的控制權開始，敦煌就被捲入了歐亞世界的政治紛爭中，在帝國權力夾雜的邊緣尋求生存。公元6世紀晚期，東部歐亞大陸被三個帝國所統治：吐蕃、大唐與突厥-回鶻。
帝國的權力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化。6世紀末到7世紀初，突厥汗國（552–630）實現了地方霸權。而在620年後，唐朝（618–907）佔據上方。公元7世紀中期，唐朝幾乎根除了突厥的政治力量。殘存的突厥精英們重建了突厥帝國政權（681-742），但這個政權只存續了幾十年，隨後被唐朝和遊牧民族的聯盟推翻。這些遊牧反叛者中的一支回鶻人成為草原的統治者，並與唐朝保持了友好的聯繫。而大唐帝國的力量在安史之亂（755-63）中，被大大削弱。
就在第一個突厥汗國瓦解之時，松贊干布（？–650）將雅礱王朝的疆域擴大到了整個青藏高原。他在634年與唐朝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並在641年迎娶文成公主以鞏固邦交。在接下來幾個贊普（吐蕃帝國統治者）的統治下，吐蕃（618-842）發展出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其輻射範圍涵蓋了現代的阿富汗、中亞以及中國西南部的南詔。
本書所討論的中心區域——敦煌和喀什噶爾之間的沙漠綠洲，就位於這三股帝國勢力之間。突厥、唐朝與吐蕃都試圖征服這一地區。從6世紀中葉開始，它由第一個突厥汗國統治。而唐朝在619年向西擴張到河西走廊（包括敦煌），在640年時擴張到吐魯番。648年，唐朝在西部四個要塞置“安西四鎮”：庫車、于闐、疏勒（今喀什）、碎葉城（今阿克·貝希姆遺址，位於今吉爾吉斯斯坦楚河州托克馬克市附近）。而後，662年，吐蕃軍隊開始入侵該地區。這些綠洲在吐蕃人與唐朝軍隊之間幾經易手，直到692年，武則天（624-705）從吐蕃人手中奪回它們，並在四個要塞派駐了三萬軍隊。
在8世紀中葉的安史之亂後，唐朝軍隊撤退，吐蕃對此處重新實施軍事佔領，並在781年征服了敦煌。與此同時，回鶻人從吐蕃人手中奪取了幾個重要的綠洲王國，比如別石把、庫車和吐魯番。9世紀上半葉，敦煌和喀什之間的區域被這兩股勢力所瓜分。回鶻統治其北半部，吐蕃統治其南部。
然而在9世紀中葉，三個帝國同時走向衰落。公元841年，吐蕃末代贊普朗達瑪（799-841），開啟了吐蕃政權內在的解體。七年後，848年，黠戛斯人（Kirγiz）將回鶻人趕出草原，回鶻汗國逐漸分裂。而從874年持續到884年的黃巢之亂，從根本上削弱了唐朝的力量，使其在二十年後被推翻。
三大帝國的幾乎同時滅亡造成了歐亞大陸東部領域的嚴重分裂。9世紀末10世紀初，出現了許多小而分散的政權：“五代十國”、西藏西部的古格王國，從涼州到敦煌的河西走廊上的綠洲國家，以及於闐和吐魯番等。雖然這些政權的統治者大多堅持了帝國的論調（比如，敦煌過往在唐朝滅亡後的幾年中，自稱為“皇帝”），但沒有一個政權像舊時三個帝國統治者一樣進行領土擴張。在帝國的廢墟中，一個新的政治分裂時代出現——多王時代（an age of many kings）。
在這個時代，敦煌是一個事實上獨立的政權（848-1036）。文章開頭關於外交、絲綢和玉器的新年頌詞則屬於這個時代。頌詞中東方的“天朝使者”來自中國北方的五代（907-60）或宋初的國家（960-1127）；西方的使節則來自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的于闐王國。
這首頌詞中所展示的北部中國通過敦煌與西亞的聯繫，與一些學者先前對於這個政治分裂時代的研究相悖。這些研究認為，唐朝衰落後，政治上的不統一阻礙了遠距離的聯繫，導致幾個世紀以來跨歐亞聯繫的減少。根據這種觀點，在沒有大的統一帝國的情況下，長距離的跨文化接觸要麼嚴重減少，要麼完全喪失。直到13世紀蒙古帝國崛起，這種情況才得到好轉。
如果跨歐亞的長途旅行確實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罕見，為何當時的敦煌人會歌唱他們與華北和中亞的聯繫？這首頌詞是否僅僅表達了人們理想化的期盼？還是說，這首歌所展露的一個高度聯繫的歐亞世界，長期以來都被歷史學家所忽視了？
自下而上的外交史
如果不是1900年的一個偶然發現，這些問題不可能得到解答，甚至不可能會被提出。
20世紀之初的一個炎熱夏夜，一位名叫王圓籙（1851-1931）的道士，正在清理位於敦煌市西南方的石窟群前的沙子。這些洞穴收藏了創作於4世紀到14世紀之間的佛教雕像和壁畫。這裡曾經遊人、商人與朝拜者如織。然而到了19世紀晚期的風雨飄搖之際，這個曾經的佛教中心已經失去了它的光彩，少有人前往。王圓籙可能是當時唯一的居住者，他希望將洞穴的一部分重建為道教的“天淨宮”。當他在一個洞穴的入口前打掃時，牆上突然出現了一個開口，並透出閃爍的光芒。王圓籙被這道亮光吸引，在牆上挖了一個洞。洞內是一個大約13平方米的小密室。這間密室在11世紀初被密封，收藏著近6萬份書卷，在將近900年的時間裡不曾見於世。
這座隨後舉世聞名的敦煌“藏經洞”，不僅收藏著宗教典籍，還有眾多世俗記載。這些記載使得人們可以從微觀上重現敦煌人們的社會生活，以及在當時往來歐亞之間的遊歷者的經歷。在 The King’s Road: Diplomacy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Silk Road 一書中，文欣將目光放置於整個敦煌文集上。
敦煌文獻記錄了數百次獨特的長途旅行，這些記錄有著多種形式：出資人與出行者的信函；敕令；地圖與驛站指南；私人信件與記錄；求援書與感謝信……記錄展現了當時遠行的人們所面臨的危難與援助、思想與情感、動機與決心，以及在大約850年到1000年之間的“多王時代”，長途旅行的普遍性與持久性。
正如除夕之歌所暗示的那樣，敦煌文獻中所描述的絕大多數長途旅行者，都是出於外交目的而踏上了旅程。外交在這些文獻中的中心地位顯而易見：一份官方報告詳細記錄了敦煌使節去唐朝首都後所送去和收到的禮物；敦煌政府的一份酒費記錄描述了吐魯番使節抵達和離開時的接待情況；一個筆記本上潦草地記載著一群和闐使節要去的兩個地方；一位中國使者寫了一組詩哀嘆絲綢之路上客棧的破壞……旅行者自述、以及被描述為代表國家而踏上漫長旅途的使者。每年都有幾十個，甚至上百個外國使節來到敦煌；也有幾十個敦煌使節被派往周邊國家。相比之下，商業旅行者在敦煌文獻中幾乎完全不存在。本書中收集的例子表明，敦煌新年歌曲中呈現的圖像，不是人們的幻想。相反，它反映了敦煌人民在九世紀和十世紀與鄰國的實際聯繫。
這本書是關於這些外交旅行者生活的社會史。通過追蹤他們的腳步、觀察他們的行動、評估他們的影響，本書研究了多王時代，歐亞大陸東部國家之間關係的形式與組織。與早期的外交史著作不同，本書主要關注的不是軍事戰略和宮廷決策，而是更加“世俗”的事情：使節們吃什麼，喝什麼？住在哪裡裡？在穿越歐亞大陸東部的長途跋涉中，他們如何組織運輸貨物等後勤工作？他們如何與說不同語言的人進行口頭和書面交流？他們遵循著怎樣的外交協議？
而對於使者們身份與生活的探討，可以解釋一系列關於當時時代的更宏觀的問題：是什麼促使了政權之間的外交往來？外交對於國王的統治有何意義？
人們很容易用“朝貢體系”來理解當時的外交。這並不完全錯誤，因為這種體系中的等級制度在當時人們的生活中隨處可見。但本書“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徑，揭示了這種“朝貢體系”實際上是以一種混亂而矛盾的方式進行的。比如在敦煌新年歌曲中，來自中國的使節被描述為“天上的使臣”，這似乎表示他們的國家與敦煌相比地位更高。但歌詞將天朝使節們描述為“進奉”（“進貢”的近義詞），暗示了使節們處於卑位。
這些矛盾讓人得以更為細緻地剖析朝貢體系及其內部運作。在使臣與不同國家互動中，可以看到他們有時會採用朝貢體系。但是他們也會經常性的拒絕朝貢體系所施加的等級制度，並認為自己實際上高人一等。而這些現象不僅出現在中文記錄中，也出現在了于闐語、藏語、維吾爾語和粟特語的文獻中。這些來自“邊緣”的、以使臣為中心的、多語言的視角，呈現出了一套與中國宮廷記錄截然不同的朝貢體系。
另一條絲綢之路
除了外交，這本書的另一中心有關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是一個被廣泛引用，但缺乏精確定義的術語。它產生於19世紀，由德國地質與地理學家費迪南德·馮·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提出，彌補了學術界長期對中亞內陸的忽視。基於古代地理學與歷史記錄，李希霍芬提出，絲綢之類的奢侈品，可能通過一條道路，即“絲綢之路”，從漢代的中國運往西方的羅馬帝國。
自李希霍芬以來，學者們將古代絲綢之路的存續時期以及地理跨度進一步擴大。絲綢之路向前和向後延伸，涵蓋史前和現代。最近出現的“海上絲綢之路”進一步擴大了這一術語的範圍，將整個非洲-歐亞世界包括在內。對於一些歷史學家來說，“絲綢之路”一詞已成為“全球”的代名詞，儘管它長期以來與歐亞大陸中部更為相關。
“絲綢之路”概念的多元與易變，讓學者們懷疑其在研究前現代歐亞聯繫時的嚴謹性。有歷史學家認為，李希霍芬最初的概念是一個沒有古代歷史記錄支持的幻想。也有人認為，“絲綢之路”是一個純粹的現代知識的產物，對於當時的古人來說，這個概念完全陌生，也不可理解。甚至那些繼續使用“絲綢之路”的人，也提醒讀者，“絲綢”和“道路”並不構成前現代跨歐亞文化交流的全部。
而正如敦煌新年歌曲所表達的，敦煌人民，從國王、官員，到僧侶和平民，都敏銳地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生活在連接數百甚至數千公里之外的道路上。這些道路給他們帶來了政治情報、家人的消息，也帶來了奢侈珍寶，與外國客人。國王和官員依靠道路來維持他們的政治合法性，而平民依靠道路來獲得物質必需品。敦煌及其周邊國家，經常在外交條約中發誓保護“讓我們成為一家人的道路”。歐亞中心地帶的人民很清楚，一個跨區域交通網絡將他們聯繫在一起，保持這些公路的暢通對他們的集體政治生存和經濟福祉至關重要。
而 The King’s Road: Diplomacy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Silk Road 一書，可以深化人們對絲綢之路的理解。除了驗證這個術語的效用之外，本書還延展了對“絲綢之路”的討論維度，即絲綢之路不僅僅是一條商業之路，還是一條外交之路。許多人都認為絲綢之路基本上是一個商業網絡，長期活躍著的是以經商聞名的粟特人。因此，粟特人商業網絡在八世紀末和九世紀的崩潰，通常被認為是絲綢之路黃金時代的終結。
本書展示了帝國衰落和粟特人撤退後形成的另一條絲綢之路。文欣指出，9世紀末和10世紀，開封和喀什之間的國家，雖然對擴張領土蠢蠢欲動，但最終避免了軍事衝突。這些國家承認，在這條共同的道路上，共存在著其他政權。本書研究的許多長途旅行表明，政治分裂對絲綢之路上的聯繫並非起著完全負面的影響，相反，大量獨立政權的存在進一步刺激了外交旅行。國家間需要通過交換禮物、得到更強大國家的認可以及更弱小國家的貢品，來獲得外交信息，從而確定自己的地位。
這些較小政權的外交聯繫，產生了相應的基礎設施與知識體系，使絲綢之路得以繁榮。後粟特時期絲綢之路的歷史，並不是急劇衰落的歷史。它經歷了一個由諸多小政權和它們的使節們改造的過程。到10世紀初，一個使節網絡，沿著本書所稱的“國王之路”，高頻和規律地在東部的歐亞大陸縱橫交錯，開創了絲綢之路新的歷史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