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檔案︱日本因應國聯調查團的動機及其異化

文丨陳海懿

九一八事變，是影響20世紀中國政局與東亞國際關係格局的重大歷史事件。學界近幾年對國際聯盟與九一八事變的研究從國聯調查團附屬於九一八事變研究範疇，轉向國聯調查團的專門性研究，注重國聯調查團在組建、調停及報告書製作與審議過程中的多方博弈互動，推動建構“國聯與中日戰爭”學術體系。圍繞日本與國聯調查團的學術研究，俞辛焞先生梳理了日本外務省與李頓調查團之間的基本脈絡，武向平從滿鐵視角探討日本與李頓調查團之間的交涉過程，日本學界注重探究日本退出國聯的過程，關注國聯調查團及其報告書對日本決策的影響。

中日兩國、調查團代表來源國（英、美、法、德、意五國），以及派遣方國聯等在調查團問題上都存在不同目的與立場的因應，其中尤以日本態度反覆多變。日本在事變後初期反對國聯介入，要求中日直接交涉，而後轉為主動倡議組建調查團，再對調查團進行諸多勸誘，試圖引導調查團傾向於日本，但在報告書撰寫過程中，日本否認調查團具有勸告建議權限，最終反對調查團及其報告書。學界關於日本提議組建調查團普遍認為是日本為爭取時間扶植偽滿洲國，該看法自然合理，但深入考察日本意圖，可以發現其從反對到倡議的轉變背後蘊含試圖利用調查團的動機，即日本對調查團存有“希望”。這種“希望”在調查團正式組建後演變為貫徹日本國策而進行帶有居心叵測性質的勸誘與引導。此外，調查團報告書遭到中日兩國不同程度的反對，既往研究集中於中日對報告書的不滿與批判，日本對於報告書的撰寫者——李頓調查團的不滿亦值得探討。本文擬利用國聯檔案、日本外務省檔案等，通過梳理日本因應國聯調查團的過程，探討日本在國聯介入九一八事變上的動機及其異化歷程，進而審視日本與國聯調查團互動背後的利害關係，嘗試從“跨國史”的視角研究九一八事變所蘊含的“在中國發現世界歷史”的意義。

▲1932年春，李頓調查團在“柳條湖事件”現場。

一、對組建調查團立場的轉變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蔣介石及國民政府採取的應對策略之一是將中日衝突訴諸國際聯盟，試圖以第三方介入遏制日本侵略，日本以直接交涉為抵制第三方介入的重要策略。中日雙方截然不同的策略對抗，加之大國間立場不一致，直接導致國聯調查團的組建被延後數月。其實，對抵制國聯介入的方針，日本內部一直存在不同聲音。1931年10月初，日本駐國聯代表團就表示由於國聯對中國東北實情缺乏瞭解，“此時讓國聯秘書處中的幹部前往東北和了解實情，並在此問題上理解日本的立場，無疑是有幫助”。10月12日，駐意大使吉田茂向外務省表示，“日本一直以來的態度是始終避免國聯干預”，如果能夠在理事會上指出“導致滿洲問題的中國政情的‘暴虐’情況”，將會形成有利於日本的情勢，可以“鼓勵派遣中國政情調查委員會”。11月8日，駐英大使松平恆雄表示，“如果日本政府不改變一直以來的態度與主張……導致列國與日本處於對抗狀態”，導致“國聯與歐美國家對日本的反感增加”。部分駐外使節認為派遣調查團對日本有利，希望利用調查團改變國際輿論風向。

日本政府強硬抵制的背後是日本軍方的意見，但到1931年10月下旬，軍方態度也發生改變。10月24日，駐瀋陽總領事林久治郎向外務省指出“本莊（繁）司令也認為讓國聯調查員知道滿洲事變實情是有利的”，表明關東軍轉為同意接受國聯介入中日衝突。10月27日，日本陸軍次官致電關東軍參謀長，表示“國際輿論於帝國不利……把現時國際聯盟對我不利的形勢扭轉過來，是帝國意圖完成上所必需”。11月16日，正在東京訪問的國聯秘書長德拉蒙德（Eric Drummond）私人秘書沃爾特斯（Captain Walters）向國聯報告，“日本軍部的一部分人贊成緩和時局……日本政府出現邀請國聯調查員觀察滿洲的計劃”。

駐外使節的觀點表達、關東軍和陸軍中央的立場轉變，直接促成日本在外交策略上轉向提議國聯派遣調查團前往東亞。11月15日，日本外務省向駐國聯代表團發電，明確指示可以提議派遣調查團，最關鍵內容是調查團任務，即“調查中國的整體形勢和實地見聞信息”，分為四點：1.調查中國各地的對日不法行為；2.調查中國是否有能力確保日本僑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以及現在是否確保上述安全；3.調查中國是否有能力履行同日本和其他各國的條約，以及現在是否正在履行這些條約；4.調查團的任務僅視察中國東北，不能調查日軍能否撤退等事項。從上述內容可以明顯看到日本的心機：其一，希望通過主動提議派遣調查團以主導調查團的任務設計，不干涉日軍在中國東北的軍事活動；其二，希望將調查範圍擴展至中國東北以外地區，使調查變成對整個中國的審查；其三，希望以條約體系拉攏歐美國家站到日本一邊。

介入中日衝突與實現衝突消弭是國聯的訴求，國聯對日本的調查團設計基本接受。11月17日，德拉蒙德向副秘書長日本人杉村陽太郎告知其同意調查團任務是“中日之間事件的實地調查，研究中國的一般政情”。18日，德拉蒙德再告知杉村“調查團的目標與日本的主張基本一致……不僅調查滿洲，而且包括中國內地全部”。英國代表塞西爾（Robert Cecil）在研究日本方案後也予以同意，認為該方案“可以查明關於中國的一切真相，比如日本在貿易上所受打擊、中國的抵制情況、滿洲地方情勢等”。

於是，日本駐國聯常任代表芳澤謙吉向外務省反饋派遣調查團方案，不僅可以“取得塞西爾和德拉蒙德及國聯領導人對我方之好意”，而且可以“抑制中國”，該方案是“指導理事會和打開時局的最好策略”。11月20日，外務省再強調調查團的調查順序，“應該從總體問題出發，再到具體問題；從中央狀況出發，再到地方狀況。蓋各地外國人的生命財產得不到保障、同外國的條約得不到履行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沒有一個能夠發揮近代機能的統一政府，以及國民政府及國民黨將排外乃至否定所謂的不平等條約作為根本政綱”。翌日，芳澤在理事會公開會議上表示，“日本政府認為，從根本上解決滿洲問題的基本條件是真正瞭解整個滿洲和中國的情況……建議國際聯盟向現場派遣一個調查團”，以英國代表塞西爾、理事會主席法國人白里安（Aristide Briand）為代表的大國紛紛表態支持，評價該調查團可為中日“帶來長期的安定與和平合作”。

儘管中國對日本方案表達不滿和爭取修正，但國聯基本按照日本方案制定了議決案。12月9日，白里安宣讀議決案，“派遣一調查團，由五人組成，就地研究任何影響國際關係而擾亂中日兩國和平或和平所維繫之相關情形，並報告於理事會”。翌日，在中日採取保留聲明的前提下，國聯理事會全票通過議決案，國聯調查團得以派遣。

二、勸誘與引導調查團

經過具體代表的一番選擇後，國聯調查團正式組建，由英國代表李頓（Lytton）、法國代表克勞德（Henri Claudel）、意大利代表馬柯迪（Luigi A. Marescotti）、美國代表麥考益（Frank Ross McCoy）、德國代表希尼（Heinrich Schnee）組成，因李頓擔任團長，故稱李頓調查團。為實現調查團為己背書的目的，日本從調查團組建伊始就開展勸誘與引導，此類言行貫穿調查團之始終。

1932年1月21日，調查團召開組建後的第一次內部會議，沒有中國代表在場，杉村陽太郎以國聯副秘書長身份出席會議。杉村在會中積極誘導，詆譭中國，指責中國不是一個“國家”，中國“各種語言、民族混雜，交通不便”；強調中日的國民性存在差異，“中國多機靈者而少人才，日本缺擅長撰文與辯論者，但富於實幹能力者”，造成中日兩國國民“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之觀念淡薄”；提出誘導性建議，主張調查團“廣泛地考察中國南北各地，同時會見各個階層、類別之人士，竭力對中國現狀及中國今後之走勢進行實際的觀察”，甚至提議調查東北應以大連為基地，“每次前往滿洲地區考察1個星期或10天左右後返回大連休養，然後再次出差考察，此不失為上策”。

在調查團正式抵達東亞後，日本對調查團展開外交攻勢，首先給予隆重的招待。調查團第一次日本之行僅十天，日本精心安排行程，包括前往京都、奈良，參觀京都御所、二條離宮、金閣寺、春日神社等日本名勝，還為調查團安排豐富的娛樂活動，如觀賞歌舞伎、濱離宮獵鴨、奈良賞鹿等。在京都，李頓表示“忘記了身上肩負的重任……享受安排的愉快節目”。在招待之外，日本對調查團的誘導是核心內容，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層面。

第一，誘導調查團誤判中國。一方面，詆譭中國不屬於文明國家。轉任外相的芳澤在會談中向調查團強調：“因軍事派系之間存在分歧，中國不僅統治無序，而且沒有權威。”陸相荒木貞夫認為，“中國不能被視為一個有組織的文明國家”，以他在瀋陽的經歷說明中國國民文明程度低，荒木聲稱自己曾勸告中國人掩埋一具土匪屍體，而中國人不予掩埋，甚至稱“野狗會在短時間來處理”，以此暗示中國不是文明國家。日本還特別製作應對調查團問答的要旨，向調查團說明“大部分中國民眾沒有接受過文明國民所受的普及教育”，“中國在對內的法制及其運用上沒有取得文明國家的資格，在對外國際關係上也未達到完全遵守國際義務的文明國家程度”。另一方面，強調中國奉行排外思想與實施反日運動。3月2日，芳澤在招待調查團晚餐會的演說中指出，“國民黨把排外作為最為重要的黨綱……給各國帶來了很大的困惑”。海相大角岑生以上海為例，聲言中國軍民有反日情緒，如果日本軍隊沒有駐紮在上海，將會造成“對上海日本僑民的大屠殺”。在大阪，日本舉辦調查團與日本實業家懇談會，實業家們反覆強調中國盛行抵貨運動，內外棉花株式會社專任董事岡田源太郎在發言中指出，中國對日本實施“經濟戰爭”，包括直接鼓動排貨、對日本貨物非法徵稅、組織抗日救國會等，“過去二十年，日本企業家遭遇九次嚴重排貨，日本人積蓄怒火，以致引起現在的慘劇”。

第二，誘導調查團錯斷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是構成調查團組建與前往東亞的直接原因，調查事變是調查團的主要任務之一。為此，日本從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對調查團進行誘導式說明，目的是為日本“自衛論”辯護。

在宏觀層面，日本強調九一八事變爆發應當歸罪於中國。2月29日，芳澤向調查團表示，“誘發此次事變的根本原因是過去數年間國民政府推行革命外交，採取以暴力對抗列強和單方面改變條約的態度。直接的原因是張學良在同南方妥協前，其與日本是親善關係，妥協後受革命外交鼓動，開始奪取日本的權益，結果導致種種事件發生，嚴重刺激日本國內輿論”。岡田源太郎從經濟角度指出，“滿洲事變是日本正當享有的權益不被尊重，日本不得已靠自己力量去維護而造成的結果”。

在微觀層面，日本軍方虛構9月18日當晚的衝突情節。調查團進入東北之後，關東軍向調查團灌輸諸多關於九一八事變的謊言。1.關於柳條湖段鐵軌的爆炸情況，調查團於1932年6月3日抵達爆炸現場，關東軍鐵路守備隊柳條湖分遣隊隊長河本末守向調查團描述爆炸“真相”，謊稱河本及其小隊在距離爆炸點100米左右聽到身後傳來爆炸聲，趕到爆炸點後發現一部分鐵軌遭到損毀，然後追擊400餘名往北大營逃走的“敵人”，並虛構是中國軍隊點燃“定時引信”引起爆炸。2.關於北大營的戰鬥情況，九一八事變時擔任日本鐵路守備隊第2營指揮官的島本正一向調查團編造日軍攻擊北大營的“真相”，日軍進入北大營時“遭到來自四面八方的猛烈射擊”，且導致“2人死亡，22人受傷” ；“日軍第三中隊推進到路堤附近時，中國軍隊撤退到了營房內，開始從裡面開槍”，“凌晨5點，日本士兵得以進入北大營。中國軍隊從另一邊用機槍攻擊日本士兵，有一些日本士兵受了傷”。3.關於日軍進攻瀋陽情況，九一八事變當晚的日軍將領平田幸弘告知調查團，“島本中佐正在攻打北大營，我覺得有必要在危險發生之前進攻駐守在城裡的中國人”，在進攻過程中遭到中國軍隊抵抗，“駐守在鐵路沿線的中國警察武裝襲擊聯隊各部，中國的正規軍也在各個軍營裡實行抵抗”。4.關於事變後在瀋陽組建市政機構的情況，關東軍司令本莊繁向調查團詭辯有日本人參與組織瀋陽市政機構的原因是，“9月18日晚事變爆發後，敵對行動蔓延到整個城市。警察實際上消失不見，城市全部民眾處在極端危險和焦慮中……瀋陽是反日運動的中心……反日分子藉此機會在城市內開展敵對活動”，因此由土肥原賢二負責市政事務，有助於恢復瀋陽的秩序。其他種種虛構的描述，無非是強調日本在九一八事變中的舉措出於“自衛”，是“正當”的行為。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東北軍第7旅駐地北大營，是中日兩軍衝突最初開戰地。

第三，誘導調查團承認偽滿洲國。偽滿洲國是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所取得的“成果”，實現偽滿洲國的國際認可成為日本誘導調查團的重要目的，也是日本希望調查團“背書”的主要內容。日本採取直接與間接雙重方式，同時透過偽滿洲國自身向調查團表露立場。

首先，以直接方式，通過勸說誘導調查團承認偽滿洲國。曾任國聯理事會主席、時任日本國聯協會會長的石井菊次郎在1932年3月3日的招待晚宴中向調查團說明：“南京政府的影響侷限於長江三四個省，滿洲……獨立於中國其他地區，歷史和地理因素使日本在該地區有特殊地位。”3月5日下午，芳澤向調查團表示：“過去中國政府從未在滿洲行使真正的權力，所有行政部門都是由奉天政權單獨設立……實際上，滿洲一直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特別是自辛亥革命以來。”6月2日，本莊繁不僅美化偽滿洲國“是建立在王道之上……以民族的合作與和諧思想為基礎”，而且強辯偽滿洲國已然是一個“國家”，“擁有廣闊的土地和三千萬人口，有天賜的豐富的農礦業方面的自然資源……新政府的預算據說將在半年內維持預算收支平衡”。

其次，以間接方式，誘導調查團接觸偽滿洲國而達到“承認”效果。日本採取的主要舉措是通過偽滿洲國以受“威脅”為由，拒絕作為調查團參與人員的顧維鈞進入偽滿洲國地界，引發國聯調查團進入“滿洲國”受阻事件。實際操控偽滿外交部門的大橋忠一就向外務省明言：“‘滿洲國’利用此次機會，強調獨立性，使得全世界對此予以認識。”本莊繁也認可偽滿洲國“將本事件作為其對國民政府外交的第一步”。經反覆協商，調查團採取分道進入東北的方式，顧維鈞和李頓通過海路於4月21日登陸大連，進入東北地區的日本滿鐵附屬地。不過，偽滿洲國在日本指使下繼續為難調查團，告知若顧維鈞“擅自踏出附屬地外一步”，偽滿政府“將採取堅決地處置”。同時，日本拋出真實建議：“讓調查團對‘新國家’進行問候，在此基礎上由‘滿洲國’和調查團協商”。最終，在強調調查團不具備承認偽滿洲國之權能的前提下，李頓同意聯繫偽滿政府，經過三輪協商才基本解決此次受阻事件。李頓此後亦聲明調查團沒有承認偽滿洲國，“吾等為調查起見與‘滿洲國’當政者有所接觸，但並非給予‘新國家’承認之機會”。

再次，透過偽滿政府進行勸說，引導調查團正視偽滿政府。李頓調查團為完成調查任務而不得不接觸偽滿政府，使偽滿政府有機會通過談話與提交資料的形式誘導調查團。5月3日，偽滿外交部門負責人謝介石向調查團誇大滿洲相對於中國內地的“獨立性”，強調偽滿洲國成立改變了一切，即目前情況與“國聯決定派調查團來這裡的那個時刻”之間存在區別，“調查團被派到這裡來尋找日本和張學良政權之間發生爭端的根本原因的那個階段已經不復存在”。5月4日，偽滿國務總理鄭孝胥向調查團解釋偽滿政府的政治理念，強調偽滿政府是“立憲政府”，首要目標是“擺脫專制主義和排外情緒”。5月5日，偽滿立法院長趙欣伯向調查團簡述偽滿洲國的成長過程，尤其是關於旗幟的產生過程和偽滿洲國的地域範圍，以此說明“在滿洲民眾普遍支持下建立‘新國家’”。偽滿政府官員的持續性勸說有三重用意：一是誇大偽滿洲國的自身歷史和“獨立性”，強調偽滿政府與國民政府的區別；二是突出偽滿洲國的民意基礎和“自發性”，強調偽滿洲國並非在日本扶植下產生；三是誘導調查團只能承認偽滿洲國已經存在的“事實”。

三、圍繞報告書的行動

經過數月調查，調查團於1932年7月下旬開始根據調查、調停及蒐集的各類資料，撰寫最終報告書。基於“滿蒙經略”國策，確保偽滿洲國成為既定事實是日本的努力目標，日本在調查團撰寫報告書過程中不斷強調“滿蒙”立場。1932年7月22日，新任外相內田康哉向調查團發送一份談話文件，該文件以英文形式灌輸日本的“滿蒙”立場。其一，詭辯“滿洲國”因中國東北的特殊性而產生。文件表示“滿洲是一個在地理上和心理上都與中國截然不同的‘國家’”，該地區人民是由於“日本的警惕和進取精神”才享受到安全與富裕，而“滿洲國”的建立既是地下“革命運動”的結果，也是日本“自衛運動”的後續，“滿洲獨立實質上是中國政治分裂的現象”。其二，試圖強加日本所希望的方案。內田明言“不能同意任何設想在滿洲建立一個反日和混亂的中國人統治的方案”，針對調查團可能的方案，提出“任何計劃若不考慮‘滿洲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存在，都不能實現秩序與穩定，也不能給遠東帶來安寧”。其三，嘗試從調查團最為關心的國際條約角度進行勸說。內田表示，由於“‘滿洲國’獨立是地方自覺運動”，因此“不存在同《九國公約》不一致的問題”，詭辯“《九國公約》的目的不是要使滿洲地區脫離國際法的正常運作，也不是使不和諧的局面永久存在”，而且《九國公約》“不禁止在中國任何地方的中國人自願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故得出日本承認偽滿洲國“不構成違反條約”的謬論。

吉田伊三郎則利用參與人員身份適時向調查團灌輸日本立場。7月21日，吉田會見調查團專家開脫盎格林諾（Kat Angelino），借“共產主義”問題為日本的“滿蒙”政策予以辯護，“假如滿洲問題全然如同中國所希望般解決，‘共產主義’的威脅迫在眉睫”，從側面表示解決滿洲問題應該按照日本方案，即承認“滿洲國”。8月2日，調查團秘書長哈斯（Robert Haas）會見吉田，哈斯指出偽滿政府內出現許多日本名士，日“滿”關係愈加密切，吉田回應這些人“不是為日本服務，而是為‘滿洲國’服務”。哈斯繼續表示，“與其說‘滿洲國’是個獨立國家，倒不如說是一個保護國”，吉田按照內田的基調辯稱，“日本並非將‘滿洲國’當作保護國對待，而是承認其乃一個國家”。

日本最關心報告書中直接關涉偽滿洲國處置的建議內容，採取三管齊下積極打聽。第一，直接詢問調查團代表。7月19日，吉田在同希尼的會談中詢問其對“報告書中提出勸告案”的意見，希尼沒有正面回答，但建議日本等待國聯最後討論後再承認“滿洲國”，這是“世界輿論所希望”，吉田則帶有威脅性的回應，“對日本主張不利的報告書，日本當然要辯論，這勢必削弱報告書的價值，務請注意”。麥考益在7月20日也向吉田提出建議，日本“應該晚些時日承認‘滿洲國’”。8月8日，吉田同李頓舉行秘密會談，直接問道，“能否在報告書完成前先非正式告知日本”，李頓予以拒絕，吉田又提出報告書“完成之前能否告知一部分內容”，李頓依舊拒絕，僅同意在調查團返回歐洲之前將報告書交予中日兩國參與人員。吉田於是傳達日本強硬態度，“如果僅聽中國說法，而忽視日本立場，則日本肯定予以駁斥，並根據無視的程度製作反駁文件”，同時詢問報告書是否會“建議解決辦法”，李頓予以肯定，吉田立即表示不需要這樣的建議，李頓回應這是“國聯理事會要求調查團提供助力”。8月11日，吉田與馬柯迪舉行會談，吉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調查團是否打算把‘建議’記載其中”。馬柯迪從側面給予肯定回答，“我本人一直希望能夠獲得一致通過、永久解決日中問題的方法”，吉田重申“如果報告書否認‘滿洲國’的存在，我方無論如何不能接受”。

第二，從親日的調查團秘書處成員獲取信息。秘書處政治股派斯塔柯夫（Pastuhov）和克勞德將軍的私人助手助佛蘭（Jouvelet）是日本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7月16日，吉田向派斯塔柯夫表示，“聽說調查團在最終報告書裡提出建議方案”，派斯塔柯夫告知如果提出建議方案，“必須調查團全體一致”。19日，吉田再次詢問報告書事宜，派斯塔柯夫表達出希望日本在報告書完成之前不要承認“滿洲國”的觀點。8月11日，吉田從派斯塔柯夫處基本確定“調查團考慮到不能無視‘滿洲國’的存在，無論如何要討論該問題”，於是向外務省建議“如果報告書內容對日本不利，儘早承認‘滿洲國’方為良策；如果各代表對日本抱有好感，在報告書完成前承認‘滿洲國’會引起他們反感，對日本不利”。

助佛蘭一定程度上是傳達克勞德的想法。8月17日，助佛蘭向吉田表示，調查團“承認日本在滿洲擁有重大利益，同時提議在該地實行最廣泛的自治”。吉田告知“無視‘滿洲國’存在的方案，日本不能答應”，並詢問“是否有人提議由國聯參與未來對滿洲的管理”，助佛蘭予以否認，吉田遂表示希望克勞德將軍在“極端情況”，即“提出妨礙日本承認‘滿洲國’的方案”時能夠給予幫助。9月初，炮製“滿洲國”的主要人員金井章次向外務省彙報其同助佛蘭私下談話後所獲信息，調查團在滿洲問題的態度上分成兩種觀點，一是從法律論或條約論出發，持“指責”態度；一是從事實論出發，持“肯定”意見，“李頓傾向於法律論，克勞德以事實論為基礎，雙方進行激烈爭辯”。

第三，利用外圍渠道打探情報。7月26日，日本駐美大使出淵勝次向外務省報備美國《紐約時報》駐日內瓦辦事處發回來的消息，預測調查團的報告書中會包括“日本在滿洲樹立傀儡政權、日本違反《九國條約》、滿洲之無秩序和不承認日本政府採取大規模行動”等內容。28日，日本駐希臘公使川島信太郎報備日內瓦當地新聞報道調查團報告書會對日本不利，“日本違反《九國條約》，‘滿洲國’的成立系日本所為”。8月16日，副國務卿卡斯托（William Castle）告知出淵勝次，美國政府同意“調查團不僅應向國聯提供有關事實的報告，而且應提出建議，確信此乃調查團絕對之方針”。

綜上，經過多渠道灌輸立場和探聽報告書內容，日本在1932年8月下旬基本確定兩點關鍵內容：一是調查團報告書會提出解決中日衝突的建議；二是判斷該建議對日本不利，即不會認可偽滿洲國的存在。

四、質疑與反對調查團

在確認報告書中涉及偽滿洲國的內容與日本立場不一致後，日本的不滿情緒不斷顯露，並質疑與否認調查團的權限，其表現已蘊含著調查團調停失敗和日本對抗國際社會的諸多預兆。1932年8月19日，內田向調查團發送“關於李頓調查團規定的任務”文件，全面否認調查團的提建議權限。該文件主要內容共有兩點：其一，通過法理予以否認，從組建調查團的議決案中的任務設定來否認李頓調查團的建議權限。內田表示已經獲悉報告書中會有意見乃至建議的內容，但根據國聯理事會“12·10”議決案內容，即“就地研究任何影響國際關係而擾亂中日兩國和平或和平所維繫之相關情形”，日本據此認為議決案根本沒有要求調查團提交建議，因此“調查團活動不能超越所定任務之範圍，不能超越所定調查事項，沒有命其提交勸告之類的報告”。其二，通過前例予以否認，用國聯派遣的以往調查團案例否認李頓調查團的建議權限。日本以1924年9月土耳其伊朗國境問題調查團、1925年10月希波紛爭調查團、1930年10月鴉片問題調查團、1931年1月利比亞奴隸問題調查團為例，說明國聯理事會在組建這些調查團時明確規定要提出“勸告”，才賦予調查團提出勸告的權利，而李頓調查團所規定的任務“僅是為國聯審議問題提供事實調查報告”，故“自行提出關於解決中日紛爭的勸告並非屬於調查團權限”。

8月底，金井章次前往北平，勸說調查團放棄提出建議。金井是國聯理事會1931年12月10日議決案的起草人員之一，他重申調查團不具備提出建議的義務，同時表示中日兩國已經呈現交惡狀態，“建議只能帶來更惡劣的結果”，但調查團認為提出建議是權利，而非義務。日本的質疑與否認並沒有改變調查團的既定撰寫計劃，報告書的最後兩章提出了關於處理九一八事變的原則性意見，並提出針對性建議。

於是，日本在報告書完成前後已經確定應對方案。8月下旬，日本舉行外相、陸相、海相協商會議，形成《鑑於國際關係處理時局的方針》，得到首相及其他閣僚的同意，於8月24日通報給駐英、美、法、德、意等國大使及駐國聯代表。該文件判斷“關於滿洲問題今後會遇到多重困難”，出臺應對國際關係的兩項方針，第一項是貫徹日本的“滿蒙經略”，這是日本外交的“樞軸”；第二項分為應對中國內地、國聯和列強的舉措，其中對於國聯應該首先“誘導國聯充分認識日本對滿蒙的重大關心和公正的態度”，如果國聯干涉日本的“滿蒙經略”，“造成威脅將來國運的現實性壓力，帝國政府可以不需要留在國聯裡面”，此即日本退出國聯的外交預案。

經過日本多方探詢，以及調查團返回歐洲前將報告書定稿交給中日參與人員等因素，日本到9月中旬已基本明悉報告書核心內容。9月14日，內田外相向日本駐國聯代表團事務局局長澤田節藏和駐美大使出淵勝次發出“必須向外部保密”的電報，通報報告書的第九章和第十章內容。翌日，日本與“滿洲國”簽訂《日滿議定書》，全然不顧及調查團成員的立場與報告書的建議，故意在報告書公佈前正式承認“滿洲國”，意圖置報告書之建議於無用。

在報告書正式公佈後，日本不再掩藏對李頓調查團的不滿。國聯理事會於1932年11月下旬審議報告書，輪值主席瓦勒拉（De Valera）提議調查團可以列席理事會，聽取中日雙方對報告書的評議。日本對此十分抗拒，松岡洋右直接表示調查團“無權就編寫報告之後發生的事情發表任何評論或意見”。11月28日，理事會決議將中日問題連同報告書移交國聯大會，松岡再強調“調查團已不復存在”，對瓦勒拉建議國聯大會“可以通過一項特別決議召回調查團”的建議做出強硬保留意見。李頓調查團在日本反對之下沒有出席國聯大會，日本與國聯的對抗態勢持續升級，當國聯以《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為基礎商議中日衝突時，日本固守“滿蒙”政策。1933年2月24日，國聯以調查團報告書為基礎審議大會議決案，最終以42票贊成、1票反對（日本）、1票棄權（泰國）而通過議決案，日本當場退出國聯。中日衝突沒有因國聯調查團調停而解決，兩國衝突不斷加劇，東亞格局最終經由戰爭成敗得到重構。

結語

“將民國曆史置於世界歷史中加以考察，重視世界性潮流和國際環境變化對中國的衝擊和影響”，是跨國史研究的重要取向，亦有學者提出突破“在中國發現歷史”範式，強調“在世界發現中國歷史”，進而實現“在中國發現世界歷史”。九一八事變具有豐富的“世界歷史”意義，不僅是該事變改變國際秩序，而且是國際社會捲入此次事變之中。中日衝突發生後，中國最先提議國聯介入，但為日本抵制，在情勢發展之中，日本轉向主動倡議組建調查團。如此，中國、日本、國聯、調查團背後五大國，在東亞演繹了一段世界歷史。從本文關注的日本因應而言，日本表面同意國聯介入，實際動機是企圖操縱調查團為己背書，其謀劃產生一定效果，但調查團最終否認偽滿洲國，與日本動機截然相反，引發日本強烈反對和最終退出國聯。

1933年5月17日，日本首相齋藤實宣佈日本退出國際聯盟。

第一，日本因應國聯調查團的動機存在兩次異化過程。在國聯調查團問題上，日本原始動機是在外交層面以直接交涉抵制調查團方案，在軍事層面繼續侵略以鞏固成果。外交與軍事的不同目標指向異化為推動國際社會更要介入調查，加之日本意識到國聯調查團存在有益於己的可能性，於是轉向倡議組建調查團，這是動機的第一次異化。在調查團東亞之行過程中，日本為掩蓋侵略行為，製造系列謊言以誘導調查團，但是日本侵略所造成的中國東北全境被佔領的顯性後果終究沒有得到調查團的認可。利用調查團“背書”的預謀反而導致調查團認清其侵略行徑，日本轉向質疑與否認調查團，這是動機的第二次異化。

第二，侵略者身份決定日本因應國聯調查團的態度反覆多變。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和佔領中國東北全境是毫無疑義的侵略行徑，自然違反《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等。日本侵略中國是國聯介入中日衝突的根本原因，侵略事實不會因日本虛構的言行而改變。囿於侵略者身份，日本既要避免侵略事實被揭露，又要爭取國際社會對侵略事實的認可，因而在因應過程中才會態度反覆多變，這是侵略者身份的“焦慮性”反映。

第三，“滿蒙經略”國策是日本因應國聯調查團的軸心。“滿蒙經略”是日本大陸政策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滿蒙生命線”理論的具體實踐。在調查團問題上，日本貫徹此項國策的言行反映在向國聯調查團強調“滿蒙”對日本的重要性、持續灌輸日本的“滿蒙”政策、誘導調查團“認可”偽滿洲國等活動中。這些行為確實取得一定效果，比如調查團報告書認為“恢復原狀”不是滿意之解決辦法，但報告書中也將“維持‘滿洲國’”視為不是滿意之解決辦法。探悉此種跡象後的日本轉向反對調查團，確保“滿蒙經略”國策是優於一切的目的。要言之，在日本看來，調查團的存在與權限必須同“滿蒙經略”國策保持一致，若能達到“背書”效果則支持，反之則否認。

第四，日本的因應過程反映其存心利用國聯集體安全機制。九一八事變發生之際正是國聯發展之鼎盛階段，中日衝突不僅成為國聯是否能夠維護東亞和平的試金石，而且考驗著國聯集體安全機制在遠東的適用性。日本在因應國聯調查團過程中存心利用國聯的調停程序、議事處理規則和大國支配的弊端，倡議組建調查團是為了主導理事會通過其關於調查團的任務設計方案；通過片面解讀議決案的文本意思是為了否認調查團的權限；利用《國聯盟約》中派遣調查團與等待報告書的間隔期規定是為了鞏固侵略東北的成果。質言之，國聯集體安全機制的先天軟弱性和在東亞的不適用性是日本能夠居心利用的根源，這既是日本企圖造成九一八事變後的事實得到國際認可的可操作性前提，也是引起日本爭取國聯支持其立場徹底無望後就斷然退出的必然性結果。

（本文首刊於《民國檔案》2023年第1期，作者陳海懿系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原文註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