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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洛陽修建一座寺廟，首先面臨選址問題。按照《洛陽伽藍記》的區分，北魏洛陽城可以分為城內和城外兩個部分。顧名思義，城內就是由四方城牆圍起的城區，皇帝宮殿、百僚官署都在其中。城外是指洛陽城城牆之外，但在外郭城之內的範圍，可以根據方向區分為城東、城南、城西和城北。寺廟的選址，就只能在這五個區域內的裡坊中。
就地段而言，城內當然最好，不過除非是皇親國戚、貴族官僚，否則不要輕易考慮建在城內。在城內立寺，首先就有“違法”之嫌。《魏書·釋老志》提及孝文帝遷都洛陽時曾有規定：“城內唯擬一永寧寺地，郭內唯擬尼寺一所，餘悉城郭之外。”當然，這一規定過於嚴苛，孝文帝本人也沒有遵守，他在遷都後便在城南建有報德寺。其後至宣武帝景明年間（500—503），宣武帝再次重申“城內不造立浮圖、僧尼寺舍”。即便這些禁令在後來日趨寬鬆，但也要考慮到皇親貴戚們往往是具有豁免權的特權階層，加之城內多是皇帝的宮殿、園林及百僚的官署和住宅，已佔去了大量空間，可以說寸土寸金。從《洛陽伽藍記》來看，城內主要由永寧寺、瑤光寺、胡統寺等皇室所建佛寺，以及如建中寺、長秋寺、昭儀尼寺、景樂寺、願會寺等由權力頂端和擁有相當財富的貴胄、宦官所建佛寺構成。從實際建寺的情況而言，城內的確難有“置喙”空間。
既然城內難以選址，只好將目光移到城外，不過城北和城南亦非佳地。洛陽城北是在大夏門和廣莫門之外，大夏門在西，廣莫門在東。大夏門外大道兩側雖然有大片空地，但基本都無法建設寺廟。大道西是閱武場，用於北魏軍隊的軍事訓練。大道東是魏晉時的軍事訓練場宣武場，已經廢棄而成為了光風園，是以苜蓿為主要觀賞物的“生態公園”。而且，正因為有這些寬闊的空地，大夏門之北常常作為洛陽攻防戰的重要戰場，稍有不慎寺廟就會毀於一旦。至於廣莫門外的問題是太接近邙山，平地有限，不利於修築，而且這附近還有“地域歧視”的問題。《洛陽伽藍記》記載，北部之聞義裡，原名上商裡，據說是周滅商後安置商代遺民的地方，也因此成為了“地域歧視”的符號，居住者日益減少，逐漸成為了瓦器作坊的聚集地。
城南的問題與城北類似。從城南各門往南後不遠，就會到達洛水，城牆與洛水之間土地資源比較緊張。這裡不僅已經修造了一些重要的寺院，如孝文帝所建報德寺，宣武帝所建景明寺，胡太后所建秦太上公寺，而且還有涉及靈臺、辟雍、太學等相當大的禮制建築區，除了西南部，可供用地較少。只是西南也並非佳地——《洛陽伽藍記》雲該地“多見妖怪”。洛河以南靠北的區域，土地資源亦不足，因為已經設置了接待四方外交使臣和降臣的四夷館和四夷裡，並有四通市。同時，在部分洛陽人看來，城南尤其是洛水以南，象徵著蠻夷。《洛陽伽藍記》卷四記載李才嘲笑居住在城南的荀子文稱：“何為住城南？”楊衒之解讀說“城南有四夷館，才以此譏之”。可以說，城南也有被“地域歧視”的風險。
相對來說，城東和城西會是相對較好的選擇：土地寬闊，市井繁華，還充盈著佛教氛圍。譬如城東，僅僅建陽裡一里，就建有十座寺廟，居住二千餘戶都崇奉佛教。城西則不僅有中國歷史上建立時間最早的寺廟之一白馬寺，還有商業繁華的裡坊，也是貴族聚集之地。
那麼，選址地點的周圍環境是否有要求呢？《魏書·釋老志》記載任城王元澄曾指出佛寺建設之混亂狀況，其中之一便是不關心建設地的周圍環境：“今之僧寺，無處不有。或比滿城邑之中，或連溢屠沽之肆……梵唱屠音，連簷接響，像塔纏於腥臊，性靈沒於奢欲，真偽混居，往來紛雜。”認為寺廟隨意立在屠戶酒坊之旁，是玷汙了佛教之性靈。就此情況，元澄提議，應“斷旁屠殺，以潔靈居”。由此看來，雖然佛寺選址在理念上可能有一些標準，但在實際中並無對周圍環境有具體的、絕對的要求，反而最終是周圍環境要遷就佛寺。
佛寺之名也同樣重要——不僅需要將寺名上報，而且寺名會聞於當世，乃至流傳後世。北魏洛陽佛寺之得名途徑主要有以下三類，可供參考。
第一，年號。景明寺、正始寺是因在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間建立而得名。這種取名方法簡潔有力，但由於年號事涉帝王，一般人恐怕無法使用，如景明寺乃宣武帝所立，正始寺則是百官合力所立。
第二，官方名號。胡太后之父胡國珍死後，被封為秦太上公，其母則被封為秦太上君。因此胡太后在為父母建造追福之寺時，就直接將寺院命名為秦太上公寺和秦太上君寺。這類情況不算少，如城內之長秋寺，是因劉騰任大長秋而得名；城南的高陽王寺，也是因其屋舍原為高陽王元雍之宅而命名。此外，還有如魏昌尼寺，是在國號“魏”的基礎上予以修飾，表達願景而得名。
第三，佛教名詞。這是當時最常見的起名途徑。諸如修梵寺、龍華寺、瓔珞寺、宗聖寺、莊嚴寺、菩提寺、白馬寺、法雲寺等，都使用了佛教名詞。
決定了寺廟的選址方位和名稱後，就可以進入更為實際的階段——獲得建立寺院的土地或屋舍。當時洛陽城內外，將土地或屋舍轉變為寺廟，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第一，統治者直接指定在某處興建寺院，瑤光寺、景明寺、秦太上公寺等由皇帝、太后興建的寺廟，都應如此。永寧寺甚至在孝文帝規劃洛陽城之初，便已預留，即《魏書·釋老志》所謂“都城制雲，城內唯擬一永寧寺地”。
第二種是舍宅為寺，這是當時洛陽城內外十分常見的模式。皇親貴胄的宅邸經常舍為寺廟，比較有名的如城東平等寺，就是由廣平王元懷舍宅為寺而建成。舍宅為寺的高峰期是在河陰之變後，當時元魏宗室等大量朝臣死於非命，《洛陽伽藍記》雲“王侯第宅，多題為寺”，《魏書·釋老志》更稱“京邑第舍，略為寺矣”。這種途徑建立的寺廟，往往規模較大，十分華麗。如城西之衝覺寺是元懌舍宅所立，其宅本身就有可目視京師之高樓，有匹敵帝王園林清暑殿的儒林館、延賓堂，土山魚池更是冠絕當世。河間寺則“廊廡綺麗”，讓人以為身處蓬萊仙境。當然，不是所有的舍宅行為都出自貴戚，城東的歸覺寺便是屠戶劉胡舍宅所立。不過，舍宅為寺也有一必要的前提，即擁有一座宅邸。倘若沒有，就只能依靠下面的辦法了。
第三種是獲取一座現成的宅邸或土地，將之改為寺廟。獲取的手段可以是曖昧不明地佔有、巧取豪奪。城內建中寺本來是孝明帝朝權傾一時的大宦官劉騰的宅邸。劉騰死後，胡太后將宅邸賞賜給高陽王元雍，最後在前廢帝元恭時期（531—532）落到了樂平王尒朱世隆手中，最終被尒朱世隆改建為追福尒朱榮的建中寺。甚至還有人盜取官方用地，私自建寺，後被追責。對於一般民眾或稍有官資、地位的士人，無法搶佔宅邸，更不能盜取官方用地，因此還是推薦通過購買的途徑，但必須獲得明確的券證，以便日後申報。
《魏書·釋老志》多處記載寺院建設必須“聞徹聽造”“奏聽乃立”，倘若在洛陽未申報而“輒營置”，會被處於“違敕之罪”，僧眾要被趕出京城。建設寺院需要向北魏官方申報，並滿足一定的條件，這是北魏為了限制佛教肆意拓展而進行的管理，建寺者必須加以瞭解。當然，也要看具體是在何時興建，倘若是在孝明帝神龜元年至河陰之變前（518—528），則需要遵循更多的規定，這是因為在神龜元年，任城王元澄上書批判洛陽乃至北魏全國的濫佛現象，提出了一些限制要求。
其一，重申寺院最低僧人人數。北魏有僧人管理體系，但具體到一座佛寺是否有僧人數量要求，尤其是最低限制，一開始並不明確。《魏書·釋老志》記載，在宣武帝永平二年（509），沙門統惠深曾提出新建寺院必須至少有五十名僧人。不過這一要求並未落實到位，元澄指出，洛陽內外很多寺廟僅僅有“三五少僧”，是導致寺院氾濫的因素之一。由此元澄不僅再次重申五十名僧人的最低要求，而且要對不滿五十人的寺院加以合併。
其二，加強審批。在滿足最低僧人數量後，元澄要求洛陽之外的州郡建寺者，需先上報本州，再由州上表，經中央佛教管理機構昭玄的審定、批准，方可建設。元澄在此沒有明確指出洛陽佛寺是否也要遵循這一要求，但是他一方面援引惠深當年的原則，即“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聞徹聽造”，另一方面對洛陽佛寺的建設氾濫批評甚多，認為私自修造過甚，要求合併寺院，退寺還宅、退寺還地。可以想見，元澄提出要求後，在洛陽申請新建佛寺的審批難度勢必增加。
基於這些情況，建寺者必須要有面對困難的思想準備，以便滿足建寺標準，更快地通過審批。就像僧人數量，北魏已經多次下令要求限制各州每年的剃度人數，而一般的寺院也不能像皇家大寺那樣動輒有僧人五百乃至千數，這就需要花費一些心思。比如可以先邀請名僧大德坐鎮，吸引僧人，並擴大知名度——崇真寺有比丘慧嶷，因講述其閻羅地府經歷而名動京師，胡太后主動為之延請禪僧一百人供養，甚至促使了北魏洛陽從講經到誦禪的轉變。
當然，元澄的上書在神龜元年雖然被朝廷認可並執行，但根據《魏書·釋老志》記載，不久後北魏各地便有叛亂，尤其是因河陰之變時皇親貴胄死傷甚巨，洛陽城內不少宅邸失去了原有的主人，出現了大量舍宅為寺的情況，元澄之禁令也就流於空文了。此種“方便”，對崇佛、建寺者而言可以說是“福音”，但對國力本就空虛的北魏來說，可謂進一步走向了覆滅。
北魏官方所建寺廟，不少設有專門的營構類都將負責建設和維護。比如郭安興，據其兄郭定興的墓誌，他是永寧寺、景明寺都將。在正光五年（524）的《劉根等四十一人造像記》中，有題名“景明寺都將元衍”。私人建寺，就只能自己規劃、建造了。
寺院建設，原則是不越出已經圈定的寺院範圍，更不得越出裡坊及妨礙裡內的道路通行。內部的具體營造，包括寺院設計遵循的風格，是否建立浮圖（佛塔），屋舍如何佈局，庭園如何，佛像等問題，也都需一一注意。
洛陽作為當時國際性大都市，又是僧人眼中的“佛國”，不乏有胡人建立的寺廟，其中最典型的是城西法雲寺。此寺為烏場國沙門曇摩羅所建，“佛殿僧房，皆為胡飾”，“京師沙門好胡法者，皆就摩羅受持之”。不過，胡風之寺並非主流，洛陽城之寺廟大多都是以中原化、本土化的建築風格為主。
建築風格是寺院的基調，形制佈局則是骨骼。當時寺院主流採取的是南北向格局，除了迴廊，主要由浮圖、佛殿、講堂三種建築組合而成。如何選擇佈局，不僅受限於土地空間，財力也是重要因素。在這之外，更有政治力量，尤其體現在浮圖上。
環顧洛陽城內外，凡是胡太后所建立的浮圖，往往是該區域內最高的，象徵著最高權力。如城內永寧寺有九層浮圖，加上頂部金剎，號為一百丈，是當時中國最高的建築物。城東最高之佛塔是秦太上君寺之五層浮圖，亦為胡太后所立。城南景明寺由宣武帝所立，本無浮圖，至靈太后時興建七層浮圖，是為城南最高。綜合來看，且不必提財力，在權力的壓制下，洛陽城內外一般寺院的浮圖是不能建到五層乃至七層。權貴之寺也多是三層，如劉騰所建長秋寺是三層浮圖。城西由宦官王桃湯所立的王典御寺，也是三層浮圖。既然不能在高度上逾越，權貴們就轉而在浮圖的莊嚴上花費心思，長秋寺浮圖便是“金盤靈剎，曜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釋迦在虛空中”，王典御寺浮圖則“工逾昭儀，宦者招提，最為入室”。
浮圖的裝飾體現著財力，不過畢竟也不是不能只簡單修飾，如城東明懸尼寺的三層浮圖便“未加莊嚴”，最關鍵的是能否擁有足夠的財力、人力建起浮圖。《洛陽伽藍記》記載孝武帝元脩在太昌元年（532）四月即位後不久，便下令在平等寺修造一座五層浮圖，至第二年二月方竣工。皇家建五層浮圖也要花費至少半年時間，權貴乃至更為下層之人修造浮圖的時間恐怕要更長，要投入巨量的財產和人力。因此，浮圖固然光彩奪目，但必須謹慎決定是否營建。
決定了浮圖後，便要考慮寺院的常規佈局。首先是院門。永寧寺是四面開門，但這應是永寧寺所具有的獨特地位決定的，一般的寺院大抵只有一門。基於寺院南北向佈局，院門多開在南側，如城南的秦太上公寺的東西二寺，都是門臨洛水，可知是南向開門。
其次是寺院內迴廊屋舍的佈局，可供參考的是當時洛陽大寺的流行佈局：講究多層屋舍不僅平地相連，更有天橋相接，形成環形。如景樂寺是“堂廡周環，曲房連接”，景林寺是“講殿疊起，房廡連屬”，秦太上君寺“誦室禪堂，周流重疊”，平等寺有“平臺複道”，景明寺不僅“復殿重房”“浮道相通”，甚至“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大覺寺則是“林池飛閣，比於景明”。同時要結合考慮的是屋舍的數量，洛陽常見五百間屋舍以上的皇家大寺，如瑤光寺有五百餘間，永寧寺、景明寺、永明寺更是超過一千間。在這一點上，私人建設者需要量力而行。
佛殿和講堂也是洛陽佛寺中比較常見的殿堂，佛殿一般用於供奉佛像，講堂則用於講論佛經。在修建時，一般會置於佛塔之後（北）。當然，如果寺廟是舍宅修建，就要結合宅邸本身的格局。如在將原劉騰、元雍宅改為建中寺時，尒朱世隆就“以前廳為佛殿，後堂為講室”。在殿、堂、佛塔之間的迴環空間，乃至獨立於殿堂的庭院空間，亦受人矚目，多種植花草，形成獨特的風情。如景樂寺“輕條拂戶，花蕊被庭”，大覺寺則“春風動樹，則蘭開紫葉；秋霜降草，則菊吐黃花”。倘若空間足夠，還可以種植果樹，藉此拓展寺院的名氣，像城南承光寺，“柰味甚美，冠於京師”。還可以考慮挖掘池塘，如景明寺便有池塘三座，水生植物繁茂。優美的環境往往能吸引禮佛之外的人，成為聞名的休憩勝地。如城北的凝玄寺因其“地形高顯，下臨城闕”，且“房廡精麗，竹柏成林”，被譽為“淨行息心之所”，引來王公卿士遊觀。
當然，最後不能忘記佛像，這是寺院禮佛的核心。北魏官方對佛像的高度並無明確的限制——胡太后所立永寧寺佛像高度為丈八，低於永平王所建平等寺之二丈八尺佛像。目前所知城內外最高的佛像，是城東宗聖寺佛像，高達三丈八尺。洛陽佛寺佛像雕造精美，莊嚴華麗，如長秋寺佛像“悉用金玉”，景樂寺佛像“雕刻巧妙，冠絕一時”，昭儀尼寺“塑工精絕，京師所無”。洛陽佛寺之所以願意在佛像上花費甚巨，除了能夠吸引信眾到寺瞻仰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行像。每年四月八日是行像日，洛陽各寺佛像在七日便從寺院中請出，先到城南景明寺匯合，八日再集中到閶闔門前接受皇帝的散花。這一過程中，佛像周行於城內外，接受民眾觀瞻，並配合大量的儀仗、表演。如長秋寺佛像行像時，前有辟邪、獅子引道，伴有吞刀吐火等雜技表演，“奇伎異服，冠于都市”。行像之場面，萬人空巷，乃至發生踩踏事件。從這些情況來看，佛像在寺院建設中屬於最重要的一環，切不可輕忽，應費重金雕造、莊嚴。
寺院建成後，便面臨開放的問題。洛陽城並非所有寺院都是任意對外開放的，有一定限制，用《洛陽伽藍記》中的詞彙來說是存在“寺禁”。
城內景樂寺由元懌所建。元懌死後，“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限礙”。這主要是因為景樂寺是尼寺，最初“丈夫不得入 ”。不過，《洛陽伽藍記》稱景樂寺在六齋時“常設女樂”，又說“得往觀者，以為至天堂”云云，看起來似乎並非那麼嚴格，恐怕最初禁止的只有百姓中的男性。永寧寺的開放也受到部分限制——由於永寧寺塔過高，“臨京師若家庭”，宮內情形也清晰可見，胡太后便下令禁止人登塔。
當然，目前看來不少寺院的進出比較自由。有些寺廟彙集了大量信眾，如前已述及的城東宗聖寺，因其有三丈八尺佛像且“端嚴殊持，相好畢備”，引來“士庶瞻仰”“目不暫瞬”。有些寺廟則因美景而遊客甚多，進而觸景生情，詩意盎然。如城西寶光寺內有咸池，風景甚美，“葭菼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旁”，京邑士子在良辰便“休沐告歸，徵友命朋，來遊此寺。雷車接軫，羽蓋成陰”，他們“或置酒林泉，題詩花圃，折藕浮瓜”。城北之凝玄寺亦相似，“王公卿士來遊觀，為五言者，不可勝數”。
應該說，從佛教教義出發，寺院應該具備一定的、不分階層的開放性，洛陽城大多數寺院也確實具有相當的開放性。開放寺院，無疑也是增加寺院知名度、影響力，宣揚佛法的重要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