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民族意識”，是一種關於民族生存、交往和發展及其特點的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被認為主要是指“民族自我意識”，即人們對於自己屬於哪個民族的一種歸屬感和主體意識，比如對本民族的存在與發展、群體價值與歷史命運、負有義務與責任的自我聯繫與理解，對本民族的歷史、文化、生產生活方式和獨有的各種民族特點的認同與熱愛。這就是說，“民族意識”既是指人們對自己歸屬於某個民族的意識，即“何謂民族意識？謂對他而自覺為我。‘彼，日本人；我，中國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國人’之一觀念浮於其腦際者，此人即中華民族之一員也”（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亦即對於異族是“分界”意識，對於同族是“認同”觀念；又是指在與不同民族交往的關係中人們對本民族生存、發展、權利等的認識（本民族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社會心理等方面）、關切和維護。由此可見，“民族意識”是一種強大的凝聚力和原動力。19世紀中後期~20世紀中後期，民族意識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各民族掀起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獨立和民眾解放鬥爭的凝聚力與原動力。這就是說，隨著民族意識的覺醒與迸發，在本民族生存、發展、權利等方面產生了一系列觀念和意願，以至於付諸實際行動。綜上所述，所謂“民族意識”，主要是指面對不同民族時人們對本民族生存、發展、權利等認識、關切的正當情感（觀念與意願）以及維護的實際行動。
▼旅順口之戰
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傳統中國民眾既沒有明晰的民族意識，也沒有近現代的國家觀念，即強調基於共同的歷史傳統與價值規範的文化認同，與基於近現代民族國家觀念之上的民族意識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對於不同的族類，儒家強調“華夷之辨”，即不同民族之間以價值觀與行為規範為核心的文化和禮儀的差別。顯然，這種文化和禮儀認同基於華夏文明的倫常、制度與文化，即“華夏中心主義”（中國即是“天下”，是世界的中心）。這就是說，“華夏中心論”是古代中國民族意識的自然基礎和主要內容。一是強調所謂的“世界秩序”不是基於近現代民族國家主權利益，而是強調以華夏文明為中心，不同族類根據被華夏文明教化程度的高低，以藩屬和蠻夷的形式分佈在中國周圍，即“內諸夏外夷狄”的天下格局；二是強調在這種“天下”秩序中傳統中國始終奉行以中華文化為基礎的華夷思想，對周邊國家實行宗主與藩國的朝貢體制秩序，即一種不平等的君臣等級關係，由此也就會衍生出一種“四夷賓服”“萬方來朝”的中華民族文化優越感。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古代中國明顯不是一個近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更像是一個以華夏為中心的文明體系。但是，這種建立在華夏文明優越感基礎之上的世界秩序又給予中華民族難以承載的文明重負，導致了中國民眾在甲午戰爭前不具備近現代的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既“不願”又“不能”認識、關切和維護本民族國家主權利益，即首要關注的是傳統華夷秩序是否遭到踐踏。
▼井岡山會師
近代民族意識是中華民族在與西方主要資本—帝國主義的直接對抗中“被動”逐步生髮並覺醒的，是一種對民族生存感到危機的“本能”產物。但是，正是基於這種“被動”，近代民族意識在甲午戰爭前還不能完全擺脫“華夏文明優越論”的羈絆，即居於主導地位的還是傳統的族類觀念——面對西方主要資本—帝國主義時依然以宗主與藩國、蠻夷的朝貢關係對待，強調無論如何都要關切和維護傳統華夷秩序，而不是本民族國家主權利益。1843年《虎門條約》簽訂後，道光帝即指示耆英等人：“現在英夷已準通商，所有眯喇堅（美國）等國自應準一體通商，以示撫綏之意”，這表明清政府仍以“天朝上國”的華夷秩序思維處理中英兩國關係。甲午戰爭後中華民族普遍產生了亡國滅種的危機感，生成了一種強烈的民族危機意識——為應對西方主要資本—帝國主義的入侵，要求打破傳統的“天下”體系與“族類”觀念，強調培育民族意識、構建民族國家（由傳統王朝國家整合，在國際體系中具有平等地位），凝聚民族國家整體力量，認識、關切和維護本民族國家主權利益。19世紀70~90年代，社會上的口號多以習商戰、維新圖強、實業救國為主；20世紀初，流行的口號是民主和科學、願作國民之公僕、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片等；20世紀30~40年代，充斥報刊的口號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槍口一致對外、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等。上述口號體現了近代以來中國民眾對民族、國家命運的關切和維護，折射了近代民族意識的逐漸覺醒。
▼八路軍戰士與親人告別（油畫）
從近代中國歷史來看，雖然不同時期民族意識迸發與覺醒的表現有所不同，但是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一是打破傳統的華夷觀念及“天朝上國”的華夷秩序，迸發與覺醒“世界意識”，即由中國中心的天下觀念轉變為中外聯屬的世界概念。二是“模糊但充實的集體認同觀念”，自我與“他者”的區分——通過對國際體系中一個主權國家“他者”存在的判斷，迸發與覺醒“自我”民族國家的認同。三是民權意識，強調“民族”“國家”之中“國民”與民族意識的關係及其作用。“覺得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的事（民族建國）；覺得凡是中國人都有權來管中國的事（民主精神）”（梁啟超《新民說》），這表明國民參政、民族建國都是爭取權力與自由，即爭取個人的自由與爭取國家的自由都是民族自由的重要內涵。這就是說，民權意識強調反帝（民族建國）反封建（民主精神·國民參政）。四是愛國主義意識。這與滲透著濃厚的忠君思想與王朝意識的愛國意識不同，“這種愛國主義則是致力於實現祖國尚未達到的理想目標”“寄希望於本民族的未來及其獨一無二的偉大性”，即一種反帝愛國的民族意識。五是以近現代外交理念來指導處理國際關係和維護本民族在國際上的民族利益。總的來講，近代中國民族意識的迸發與覺醒的程度是與民族危機的程度呈正相關，強調從民族獨立意識、世界競爭意識、國家主權意識和民權意識等四個方面認識、關切和維護本民族國家主權利益，是一種開放型、進取型的意識。從歷年高考模擬試題來看，對於概念“民族意識”，考查路徑為民族獨立意識、世界競爭意識、國家主權意識、民權意識→民族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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