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湖北發生了一件奇事：省政府與人民銀行為了一個幹部爭得不可開交。雙方勢均力敵，誰也不想做出讓步，最後乾脆發函到國務院請副總理姚依林評理。這位受到多個關鍵部門追捧的同志名叫關廣富，他可是一位才能出眾的奇人。
關廣富生在東北，早年經歷過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他對此很是厭惡，他不喜歡說日語，更不喜歡所謂的“東亞共榮”。1945年，日本人被趕走了，蔣介石卻又開始搞獨裁，指揮軍隊進攻解放軍，原本止息的戰火又重燃起來。關廣富是個左翼分子，很嚮往共產主義，遂於1947年加入紅色陣營，與諸多同志一道為民族解放而奮鬥。
1949年，他跟隨4野入關，一路轉進華中，武漢解放後，他便留在鄂地工作，歷任省財政廳辦事員、科長。60年代初，他因為表現優異被選入高校進修，畢業後沒多久動盪便爆發了，他被指為“右派分子”，多次遭到揪鬥，後來又被下放到基層勞動改造。1972年，他獲得正名，並調任人民銀行湖北分行高幹。
在計劃經濟時代，銀行的作用極其有限，主要業務只有寥寥數項，完全是財政部門的“附屬品”，處於一個很“雞肋”的狀態。可到了市場經濟時代，銀行的作用就突然大了起來，其完美髮揮了“槓桿”的作用，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因此備受重視。關廣富敏銳的意識到，銀行發展的窗口期來了，必須抓住時機立即進行改革，鞏固銀行地位的同時，進一步在金融領域拓展藍海。
說幹就幹，關隨後主導推行了一系列堪稱“開天闢地”的政策，一時在全國引發大震動，人民日報社專門發表社論贊賞了他這種敢為人先的精神，同時號召其他金融工作者向他學習。至1982年，關廣富已經成為中國金融領域的“領頭羊”，每年的金融大會他都會受邀發言，他的發言內容也會被整理成簡報供兄弟單位傳閱。
次年，關廣富正要去北京開會，湖北省委辦公廳的幹部突然找他談了一次話，邀請他到省委來當副書記，與此同時，人民銀行總行也準備將他提拔為副行長。兩家單位是互不相讓，使出各種手段招攬關，此事後來鬧到了國務院，但副總理姚依林同志也不敢輕易下論斷，便讓關自己做決定。
關廣富已經在湖北待習慣了，不想到別處去，因此婉拒了人民銀行的邀請，轉而去湖北省委工作。當時正趕上幹部年輕化的熱潮，耀邦同志原本打算將行政經驗豐富的王全國同志調到湖北省委當一把手，讓他帶一帶關廣富，培養關的理政能力。但後來，譚啟龍同志建議一步到位，直接讓年輕幹部上任一把手，無須搞“老帶新”那一套，鄧公對此也表示同意。
於是耀邦同志更改了命令，安排王全國到國企任職，同時推舉關廣富越級擔任省委書記，彼時他不過52歲，政治上還很年輕，未來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他上任之後，緊跟中央政策，大力推行改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充分發揮湖北的地理優勢，連接南北、溝通東西，吸納各地資源為己所用，在確立工業優勢地位的同時，也不忘提振農業和旅遊業，推動全產業均衡發展。
1994年，他離開省委，轉往省人大常委會工作，2002年正式告別政壇，開啟了退休生活。晚年的他定居武漢，平時與書畫花草為伴，偶爾也會去基層搞調研，傾聽廣大老百姓的意見，瞭解鄂地的發展情況。2016年，這位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走到了人生的盡頭，時年85歲。臨終時，他特意囑咐家人，不要舉辦追悼會，不接受任何祭奠，喪事一切從簡，他想悄悄的離開，不想驚動任何人，當年4月20日，他的遺體被火化並葬入武漢某公墓。
毫無疑問，關廣富的才能極其出眾的，自經濟體制改革開始後，他便致力於推動銀行轉變發展方式，實現了金融多樣化，為市場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活力，讓改革穩步走入深水區。當上省委書記之後，他又因地制宜，利用鄂地的地利條件謀求發展，讓這塊戰略要地煥發出勃勃生機，一躍成為華中的經濟重鎮。更難能可貴的是，他不慕榮利、不矜名節，自始至終秉持著樸素的理念，這種高潔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