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暢：唐德宗詔選十臺郎作令京畿史事考辨

作者：徐暢

來源：《歷史研究》2022年第6期

一、問題的提出

古代中國的王朝國家時段，統治者致力於推行分層行政體制以管控地方社會。作為最基礎一級行政實體，縣始終承載管理民戶、維護社會安定的責任，與國家治理息息相關。縣令（長）作為一縣事務主要負責者，一直為歷代統治者重視。但因縣令（長）品級不高且人數眾多，其選拔一般不需皇帝親自過問。因此，最高統治者親擇縣官事例，常被傳統史書頌為“善政”。唐宋政典、類書多設“刺史縣令”、“令長”等門類，編入歷代帝王褒勉縣官或參與其選任史料，以垂範後世。貞元二年（786），唐德宗從尚書省六部和御史臺中，親擇10位官員出任京畿地區縣令（官員中有郎官、御史，為求簡便，通稱“十臺郎”，事件則稱“十臺郎作令京畿”），即為一則典型事例。

此事源於德宗貞元二年正月所頒《優恤畿內百姓併除十縣令詔》《舊唐書》認為此舉深得“前王之能事，有國之大猷”，目為“善政”。現代學者偶有關注此事，如張榮芳以為唐朝歷代君主皆重視京畿治理，德宗親擇郎吏作令京畿是最好體現；趙璐璐則將德宗關切京畿縣令置於中晚唐州縣一體化模式瓦解、中央對縣級政務關注度提升的視角下觀察，進一步分析“善政”的背景。

奉天定難後，德宗通過詔書為京畿地區精擇縣令，除一般的施布“善政”、重視地方治理外，應別有一重動機，即懲關中空虛之弊，重新在國家版圖中定位京畿核心區。德宗繼位之初，為改變安史之亂以來藩鎮坐大局面，以武力討平河北。因處置不當，引發幽州、成德、魏博、淄青與淮寧五鎮連兵，河北、河南兩線皆叛。為應對危局，德宗從關中調撥精銳部隊平叛，神策軍、朔方軍以及幽隴、同華、涇原三鎮兵力盡赴兩河，長安及京畿防衛空虛。前涇原節度使段秀實、翰林學士陸贄皆曾提醒德宗留意“關中事宜”，呼籲召回關中軍、優恤京畿。德宗並未採納，終致涇原兵變，君臣流離奉天、梁州，歷時近一年方得重返長安。在此期間，德宗連下三道大赦制書，採取放免京畿苛稅等措施；貞元二年春，關中大旱，又突破常規選官程序，親為京畿揀擇縣令。劉玉峰注意到這一深層歷史背景，指出德宗返京後反省為政得失，採取以關中為重點的社會救濟措施。從此角度，德宗關注京畿的意圖得到更為全面的解釋，但事件性質的界定，仍沿襲“善政”基調。

然而上述學者皆未追蹤事件後續。實際《冊府元龜》在貞元二年正月除縣令詔後，又節引貞元三年五月遷縣令為刺史詔。賴瑞和據此對事件作全面探討，著重分析十縣令遷轉情況，指出1年4個月後，10人中至少5人集體遷出為刺史。十臺郎為親民官僅1年多，在這有限任期內能為縣級治理、京畿恤災助力幾何？德宗“輟廷臣而治畿甸”是否構成穩定的一任“善政”？皆使觀者心生疑惑。

若十臺郎作令京畿的著眼點不盡在地方治理，德宗真實意圖究竟何在？《優恤畿內百姓併除十縣令詔除十縣令詔》所強調的，除畿內凋殘、救災賑濟外，主要是縣令揀擇過程，“昨者詳延群彥，親訪嘉猷”、“為君者必擇人而官”，即十縣令的選任，突破了內、外官遷轉的一般做法，由最高統治者親自參與。德宗或未必曾與十縣令謀面，但肯定知曉每人具體情況，並在詔書中一一點名。因此討論十臺郎作令京畿一事，似可跳出前述地方治理維度，從官員選拔任用角度進行審思。

依唐代常規選官制度，十縣令大部分為六品及以下官，應歸尚書省吏部注擬並奏授，竇申等京縣令雖屬制授範圍，其任命應只是依例頒制，非皇帝直接選拔。德宗為何突破制度，親自參與基層官員選拔？這種做法發生在安史之亂以降、奉天定難之後，具有怎樣的制度與政治文化背景？又折射出德宗朝怎樣的統治風格與施政原則？這種風格在中晚唐諸帝皇權表達中是否具有持續性？

本文試圖撥開“善政”迷霧，從還原事件過程出發，考察十臺郎集體作令京畿、復又遷出的來龍去脈，進而發掘事件實質：德宗親擇能吏出宰京畿，意在跨越宰輔與常規選官程序，直接參與國家核心區官員選任；由此指出德宗一朝尤其在貞元時代，執政者將注意力集中在個人可直接控制的政務層面，施政呈現出一種“內斂”風格，滲透於中樞決策、軍事指揮、財政國計等多個領域。更進一步，本文嘗試破除個人性格決定論，將“內斂”風格置於安史之亂後政治秩序及皇權重塑的連續進程中進行觀察，以期加深對8—9世紀皇權政治表達形態的理解。

二、貞元二年十臺郎作令京畿事件始末

奉天定難後，德宗重返長安。自興元元年（784）起，關中地區連續遭遇自然災害，畿內饑饉，鬥米值千錢，倉庫一空。為求御災之術，貞元元年九月德宗親御宣政殿，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三科舉人，以兵興以來旱蝗並至、供給不足，將何應對問計。制舉人穆贄對策：“去災之道，則有一郡一邑，一宰一牧，勤恤人隱，精達神明，或以身禳，或以心禱，蝗且去境，旱不為災。”建議賑災由郡、縣長官身體力行，德宗深以為然。

貞元二年正月，德宗特發詔書，優恤畿內，並親自參與罹災京畿諸縣縣令選任：

今甸內凋殘，亦已太甚，每一興想，然傷懷。非慈惠不能恤疲氓，非才術無以賑艱食。臺郎、御史，選重當時，得不分朕之憂，救人之弊！昨者詳延群彥，親訪嘉猷，尚書司勳員外郎竇申等十人，鹹以器能，理道精心，究烝黎之疾苦，知教化之宗源，輟於周行，往蒞通邑。申可長安縣令，鄭珣瑜可檢校吏部員外郎兼奉先縣令，韋武可檢校禮部員外郎兼昭應縣令，賈全可咸陽縣令兼監察御史，霍琮可華原縣令兼監察御史，王倉可檢校禮部員外郎兼昭應縣令，李曾可盩厔縣令兼監察御史，荀曾可三原縣令兼侍御史，李緄可富平縣令兼殿中侍御史。其有散官封賜者，並如故。應畿內縣令俸料，宜準常參官例，均融加給。涇陽縣令韋滌，潔己貞明，處事通敏，有御災之術，有字物之方，人不流亡，事皆辦集，惟是一邑之內，獨無愁怨之聲，古之循良，何以過此！就加寵秩，允葉前規，可檢校工部員外郎兼本官，仍賜緋魚袋，並賜衣一襲，絹百匹，馬一匹。

皇帝親從尚書省郎官、御史中揀擇10員，在檢校或兼任原職基礎上，外放為京畿諸縣縣令，並給予常參官俸料。詔書共列舉9名官員，分別是竇申、鄭珣瑜、韋武、賈全、霍琮、王倉、李曾、荀曾、李緄。另一官員遷轉與9人相反，即詔中另加褒獎的韋滌，由涇陽令檢校工部員外郎。

十臺郎是否即為上述10人？《冊府元龜》卷701亦節錄此詔：

政理之本，必在於親人；親人之官，莫切於長令。臺郎、御史，選重當時，得不分朕之憂？司勳員外郎竇申等十人，鹹以器能，精深理道，輟於周行，往蒞通邑。申可長安縣令，鄭珣瑜檢校吏部員外郎、兼奉先縣令，韋武檢校禮部員外郎、兼昭應縣令，賈全咸陽縣令、兼監察御史，韋貞伯藍田縣令、兼監察御史，崔淙華原縣令、兼侍御史，王倉檢校比部員外郎、兼美原縣令，李曾盩厔縣令、兼監察御史，李鯤（緄）富平縣令、兼殿中侍御史。

此條後緊跟“韋夏卿為刑部員外郎，時久旱，詔於郎官中選畿、赤令，由是改奉天縣令”。同卷同部“褒異”門又引此詔，“（韋）滌有御災之術，有字物之方，人不流亡，事皆辦集……可檢校工部員外郎兼本官，賜緋魚袋，並賜衣一襲、絹一百匹、馬一匹……鄭珣瑜為奉先令，韋武為昭應令，崔淙為華原令，韋貞伯為藍田令，李曾為盩厔令”。對比可知，《冊府元龜》所記，比《陸贄集》多出韋貞伯、韋夏卿，少荀曾。韋滌由縣令兼臺郎，非由臺郎外治縣，不在詔書所言10人之內。

綜合各說，可列一個擴大版十臺郎名單：竇申、鄭珣瑜、韋武、賈全、崔淙、王倉、李曾、荀曾、李緄、韋貞伯、韋夏卿，下面進一步篩查考辨。

（一）十臺郎考

竇申，士族出身，揚州長史竇庭惠子、宰相竇參族子。竇申信息靈通、耳聰目明，深得竇參喜愛，人稱為“喜鵲”；青年時宦途顯達，任祠部員外郎，轉司勳員外郎；貞元二年由德宗親擇為長安縣令，累遷京兆少尹，轉給事中。貞元五年後竇申深陷竇參與陸贄政爭，八年竇參敗，竇申亦被貶道州司馬，後配嶺南，終遭杖殺。

鄭珣瑜，士族出身，隸屬滎陽鄭氏北祖房，父鄭諒。鄭氏少孤，勉力耕讀，大曆六年（771）應“諷諫主文”科，授大理評事；復應“書判拔萃”科，補萬年縣尉。德宗繼位初，鄭氏得宰臣崔祐甫拔擢，入為左補闕；建中初曾在涇原鎮擔任使府判官，後入為臺省郎官；貞元二年為吏部員外郎，由德宗選為奉先令。貞元末鄭氏拜相，順宗朝因與“二王”政見不合罷相。

韋武，士族出身，隸屬京兆韋氏逍遙公房，宰相韋待價曾孫、監察御史韋鎰子，與韋應物、韋滌屬從兄弟。韋武以父蔭補右千牛出身，曾在京兆府及近畿為佐官，後入為太常博士；涇原兵變後，被御史大夫崔縱推薦為殿中侍御史，又得戶部侍郎元琇援引，以倉部員外郎充水陸轉運判官；元琇失勢，轉禮部員外郎。韋武神道碑載其被選為縣令事：“屬邦畿艱食，朝議敦本，選臺閣之通理術者十人，分宰大邑。公與故相國鄭公珣瑜等同被推擇，遂檢校本官兼昭應縣令。”

賈全，士族出身，福州長樂人，校書郎賈弇之弟，工部尚書鮑防之甥。據《鮑防碑》及其妻蕭氏墓誌，賈全少孤，依養於舅父鮑防，大曆四年進士及第，曾在金吾衛兵曹等職位遷轉；貞元二年任監察御史，詔選為咸陽縣令。因唐廷在京畿施行任官迴避，是年二月京兆尹鮑防請罷賈全咸陽令，德宗不允。

崔淙，或作崔宗、崔琮（《陸贄集》為“霍琮”，應誤），士族出身，廣、越二府都督崔承福曾孫，鄧州刺史崔先意孫。《崔公行狀》載其大曆二年明經及第，四年應“博學宏辭”科，轉任夏陽、王屋縣僚佐；後入張延賞幕為掌書記，隨其轉河南、劍南西川諸鎮；興元中入太尉李晟幕，因平亂有功，亂定後拜殿中侍御史，轉侍御史，由詔選為華原令。張延賞、李晟皆為奉天定難功臣，崔淙應得二人舉薦。

王倉，士族出身，太原王氏。父王翊，官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叔父王翃，正是犒賞涇原軍不力致亂的京兆尹。有關王倉記載不多，僅知其貞元二年以比部（一說禮部）員外郎出為美原縣令，後遷轉為河中少尹兼御史中丞。

李曾，士族出身，相關記載稀少。《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記趙郡李氏東祖房高陽太守李頤末子曰曾，另記鳳州刺史李承嗣曾孫名曾（官彭城丞）；《全唐文》錄有李曾《山川出雲賦》；以上未知是否與十臺郎中的李曾有關。貞元二年李曾任監察御史，詔選為盩厔縣令，次年遷出為郢州刺史，至少任至貞元十年。

荀曾，《陸贄集》中有，《冊府元龜》卷701則無，其墓誌近得出土，知荀曾字令則，本姓苟，後賜姓荀，出身官僚世家，釋褐太常寺奉禮郎，後轉協律郎，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京兆府功曹；貞元初由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經詔選，授三原縣令；後除太子司議郎，遷秘書丞，終大理正。志文未交代荀曾由縣令轉任的詳情，結合史料，應為政績不佳被黜置（官品為平調，但太子司議郎職掌及仕途不及畿縣令）。

李緄，一作李鯤。據《李緄墓誌銘》，志主士族出身，屬隴西李氏，祖、父皆有官；大曆中舉茂才，歷任秘書省校書郎、陽翟尉、監察御史留臺洛陽。李緄還有一重特殊身份，即已故宰相崔祐甫之婿。在朱泚之亂中李緄攜崔氏一門效忠唐廷，得德宗賞識，貞元二年正月由殿中侍御史選為富平令，五月卒任。

韋貞伯，士族出身，隸屬京兆韋氏小逍遙公房，宰相韋嗣立曾孫，虞部員外郎韋逢子。韋氏早期仕宦經歷不詳，貞元初為監察御史，貞元二年由詔選為藍田縣令，貞元九年在御史中丞任，官終給事中。

韋夏卿，《冊府元龜》記其由刑部員外郎改奉天令事，多種史料均載，但無具體時間。據《舊唐書·韋夏卿傳》“時久旱蝗，詔於郎官中選赤畿令，改奉天縣令”，韋氏被選為縣令應與十臺郎背景相同，亦由德宗親擇。但據韋氏貞元二年六月所撰《元子長墓誌》題名“守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韋夏卿”，可知此時他仍在御史臺工作，為東都臺官，之後才轉刑部員外郎，復經詔選為奉天令。所以韋夏卿不在貞元二年初詔選的十臺郎之列。

綜上，德宗貞元二年正月詔書中的十臺郎應為：竇申、鄭珣瑜、韋武、賈全、崔淙、王倉、李曾、荀曾、李緄、韋貞伯。

（二）十臺郎畿縣部署與施政

唐廷在京畿地區設京兆府（開元前稱雍州），府下領縣。長安城及近郊為萬年、長安二京縣，都城外、府內其他縣劃為畿縣。京兆府屬縣歷經變化，代宗大曆五年，以萬年、長安、藍田、華原、同官、三原、富平、櫟陽、高陵、渭南、涇陽、雲陽、興平、鄠、武功、醴泉、好畤、盩厔、咸陽、美原、奉天、奉先、昭應、郿24縣屬京兆，終德宗朝未變。貞元二年新除縣令涉及其中10縣，再加上韋滌為官之涇陽、韋夏卿出領之奉天，則德宗所置縣令，佔京兆府所領縣的一半。這些縣在奉天定難前後的京畿版圖上有何特殊意義，以至能得皇帝關注？參照京兆府轄縣地圖，除長安縣外，諸縣散佈於京西、京北和京東南方向。

京西有奉天、咸陽、盩厔諸縣。奉天縣北依漠谷與梁山，為長安西面門戶，安史之亂以來，党項和吐蕃皆由此入寇。建中元年（780）神策軍曾在此築城。涇原兵變發生時，德宗即出奔奉天，依託城防固守數月。奉天解圍後，此縣為右神策軍京西鎮大本營。連年戰亂，加上神策軍等屯駐，對該縣民生造成擾亂，德宗特選郎官韋夏卿擔任縣令，取得良好治理效果。

咸陽為京西北首縣，緊鄰中渭橋，奉天之圍中李懷光曾率回援朔方軍主力屯此，禁軍亦曾駐紮。盩厔扼駱谷關，為關中入蜀必經之地，更為阻截吐蕃入寇戰略要地。朱泚之亂中，李懷光反叛，德宗由此入漢中。頻發戰亂使盩厔“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群吏鹹寓於外。兵去邑荒，棟宇傾圮，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鑑於上述情況，德宗以監察御史賈全、李曾擔任兩縣的縣令。

華原、美原、奉先、三原、富平等縣，均位於京畿東北角，與同、坊州相接，是長安北面屏障，除三原外，皆有神策軍駐紮。諸縣貞元初罹受大災，德宗親選侍御史崔淙為華原令，“勞徠不倦，弛張以宜，複流庸於潤屋，闢曠土為多稼”，經其施政，人不流亡、荒地得闢。《李緄墓誌》記其於富平令任內“邑之利病，事無小大，得專達焉”，提示十臺郎在賑災同時也負責向中央直接傳達基層輿情政事。

京東南昭應和藍田兩縣，分別由禮部員外郎韋武和監察御史韋貞伯出任縣令。昭應在長安通往潼關的交通要道上，朱泚之亂中回援的神策軍曾駐此（劉德言等部）。藍田扼京師東南進出藍田關的交通要道，朱泚之亂中亦有神策軍駐紮（尚可孤等部）。據韋公神道碑，貞元初昭應縣“館無虛日，王人急宣，冠蓋相望。縣道之弊，昭應為劇”，而縣令韋武“內結信惠，務穡勸芸，而農不釋耒；外運才敏，儲費應卒，而賓不乏餼。傳置如市，田閭不知”，在圓滿完成為過往官軍供應飯食任務的同時，並沒有苛擾本縣民眾。

( 三) 十臺郎集體遷出

學界關注德宗詔選臺郎作縣令事，往往止於臺郎畿內部署，鮮少追蹤事件下文，唯賴瑞和結合史料所記鄭珣瑜等轉任州刺史事，指出縣令曾集體外遷，時間在貞元三年。《冊府元龜》在錄貞元二年正月詔後，又附三年五月詔：“以（鄭）珣瑜為饒州刺史，（韋）武為遂州刺史，（崔）淙為歙州刺史，（韋）貞伯為舒州刺史，（李）曾為郢州刺史，錄善政也。各賜馬一匹並彩物衣服以遣之。”涉及十縣令中的5人。其餘5人去向，2人可明確：荀曾，任三原縣令3個月後改授司議郎；李緄，貞元二年五月卒任。其餘3人：竇申，於長安縣令之後曾任京兆少尹，王倉，於美原縣令之後曾為河中少尹，不知是否由縣令直接遷轉；賈全，遷出官未知。

德宗不僅親擇郎吏出宰京畿，還對十臺郎任內治績予以密切關注。荀曾就任3個月即以無政績罷，推測唐廷應組織過巡考。1年期滿的考課結果，亦曾上報德宗，由其親自出面，對政績優良者予以升遷（升為四品及以上州刺史），對治績平平或不稱職者，予以相應處置。

三、德宗詔選十臺郎作令京畿的意圖

對於唐德宗詔選十臺郎作令京畿事，論者或定義為中晚唐中央對接地方背景下，統治者深入縣級事務，或理解為德宗有懲關中空虛之弊，於亂定後加強京畿治理，皆屬“善政”話語體系。然而，“善政”是否能準確概括德宗此舉的真實意圖？

若跳出“善政”遮蔽，有兩個細節值得玩味。首先是1年後縣令的集體遷出。唐代雖一直存在刺史、縣令遷轉頻繁、不能久任問題，且在京畿地區尤甚。但德宗反覆強調縣令應以四考為限，若欲迴歸以京畿為天下政本的國策，立足地方治理，不應急於將十臺郎遷出，至少也應完成制度上的縣令任期。其次是德宗駁回京兆尹的迴避請求。為保證京畿治理公正性，代宗廣德二年（764）起在京兆府屬官及縣官選任中執行血親迴避。在十縣令任命中，咸陽令賈全為新任京兆尹鮑防外甥。鮑防援引舊制，請罷賈全縣令一職。德宗下詔回應，一方面承認近臣子弟作令京畿確實容易擾法犯過，另一方面仍堅持賈全為親擇，不予避嫌。

德宗雖在詔書中強調京畿遭災，希望臺郎御史能夠“分朕之憂，救人之弊”， 但上述情節均折射出其關注點，不全在京畿治理或恤災。有唐統治者強調“京官不曾任州縣官者，不得擬為臺省官”唐前期著眼點在解決內外官輕重問題，促使有才能者任地方官，中晚唐轉而成為解，決中央官素質欠缺的對策。德宗以十臺郎出為京畿縣令，復遷為外州刺史，部分再轉回臺省為丞郎，符合內、外官遷轉中“不歷州縣，不擬臺省”的普遍做法。這一系列安排，是否在厲行丞郎需取曾任刺史者、郎官需取曾任縣令者的規定，強調青壯年中央官必須有地方經歷呢？

從10位郎官御史遷轉看，大部分官員在遷入中央前，已有在州縣或節度使府任職經歷。如韋武曾任京兆府參軍，並轉徙高陵、櫟陽等四縣；李緄曾為陽翟尉、監察御史留臺洛陽；崔淙曾為王屋尉，又曾入河南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幕。少部分官員遷轉記錄不全，但依照一般情況，仕宦早期應不乏地方履歷。所以當步入中央官行列時，基層（尤其是縣級）任職經驗應非這一群體所缺。

那麼從何種角度切入，才能窺見十臺郎出宰京畿事件的實質？雖自《舊唐書》以降，多以此事為“善政”，但文獻記載中保留有不同聲音：

貞元初，上以甸服長人，天下理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未幾而人謠大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事張延賞抃蹈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甸服之政，固宜慎重，然則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舍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不知所賀。”

德宗為京師選得能吏，海內慶賀，宰執之一的柳渾卻認為此舉跨越了行政層級，侵奪了宰輔職權。據唐代官員選授法，京縣令五品以上，屬於制授範圍；畿縣令為六品以下官，多由尚書省吏部選拔並奏授。但京兆尹為京畿行政長官，熟悉轄內人事，由其推薦屬縣長吏成為行政慣例，德宗朝即有實例：如劉晏任京兆尹，奏江陵令孫成為雲陽尉；韓皋為京兆尹，舉徐頊為三輔縣令等。由於京畿的特殊性，宰輔有時也會參與縣令選任，如宰相張延賞出裴延齡為昭應令。皇帝直接參與縣令選任，卻不多見。不僅如此，德宗還親自審查十縣令任期內表現，以1年為期，依其優劣，予以獎黜，並對稱職者的宦途予以安排，將至少5人升遷為刺史。德宗究竟在進行怎樣的人事部署？

中晚唐科舉與選官制度走向精細化，士人通常遵循程序化的遷轉途徑而位至公卿，如白居易總結：“臣伏見國家公卿將相之具選於丞郎給舍，丞郎給舍之才選於御史遺補郎官。御史遺補郎官之器選於秘著校正畿赤簿尉。雖未盡是，十常六七焉。”在唐廷平衡內外官遷轉背景下，京畿縣官品秩雖不高，實是士人遷入高層文官的理想中繼站。由郎官御史出為京畿縣令，之後轉任州刺史，再入為丞郎給舍，有幸者終為宰輔，這應是德宗為十臺郎規劃的宦途願景。

觀察十臺郎仕宦高點，不乏位至丞郎給舍者，如韋武永貞年間官至兵部侍郎，崔淙貞元末為工部侍郎、以工部尚書致仕，韋貞伯終官給事中。鄭珣瑜最為典型：約貞元六年由饒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貞元十年遷吏部侍郎，十一年出為河南尹，十九年再入為吏部侍郎，貞元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拜相，與德宗理想規劃若合符契。這些遷轉實例皆指向一個事實，十臺郎是天子親自培養的一批近臣要員，德宗拔其於中央，又通過出使、外任等方式，令其在地方顯要位置歷練，儲備作為公卿重臣資歷，以等待時機，使優秀者終至相位。

秦漢以來大一統王朝中央政務運轉，主要遵循君主任命宰相，宰相總攬政務、選用百官，百官依律辦事的委任責成模式，或概括為“委託制”。唐代亦不例外，皇帝處行政金字塔頂端，軍國大事經由群相集議，通過省部寺監行政架構執行。

德宗朝共委任過35位實職宰相、20位使相，以宰相為首的官僚隊伍更為龐大，德宗為何對他們缺乏信任，以至重新培養近臣？《舊唐書》交代了德宗與宰輔重臣之間信任危機的萌生：“上即位之初，用楊炎、盧秉政，樹立朋黨，排擯良善，卒致天下沸騰，鑾輿奔播。懲是之失，貞元已後，雖立輔臣，至於小官除擬，上必再三詳問，久之方下。”點明君臣關係在涇原兵變前後發生變化。統治前期，德宗對群臣寄予厚望，卻被委重的宰輔欺罔。楊炎利用德宗打擊劉晏，盧欺上瞞下，逼成李懷光之叛；涇原兵亂時，神策軍將白志貞翫忽職守，文臣武將朱泚、姚令言、張光晟、源休等另立朝廷，欲置德宗死地。流亡奉天的德宗曾與陸贄交流，“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堤（提）防，緣推誠不疑，多被奸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推誠”，自訴為心腹大臣背叛的遭遇。正由此，德宗對宰輔重臣態度由推誠轉為猜忌。

德宗宣稱被群臣辜負，是否符合彼時君臣關係實態，需加辨析。德宗即位初，就先後貶黜或賜死常袞、喬琳、楊炎等重臣。常袞被貶最為典型，其因在崔祐甫貶官敕書上代郭子儀、朱泚二使相書名，被認定為誣罔而貶。德宗雖踐祚未久，但久為儲君，不應不知此為中書門下舊例，何至“大駭”？恐怕由於常袞系代宗舊臣，“性剛急，為政苛細，不合眾心”崔祐甫則與德宗“道合”，相處甚歡。常袞之後遭貶黜的其他權臣也都有類似，問題。這些史實反映，德宗提高對宰輔重臣的要求，希望他們在例行朝會、奏對及禮儀活動之外，與皇帝建立更親密，甚至是相互信任的個人關係。相對於禮儀型君臣關係，可稱為“信—任”型君臣關係。

然而，由於國家行政機構龐大、官僚數量眾多，而皇帝常處深宮、耳目有限，日常只與宰輔、內職、禁軍將領、常參官以及入京朝覲的藩帥發生交集，且主要通過文書，較難相識相知，依託君臣互信構建官僚體系，存在著體制性障礙。於德宗而言，致力與更大範圍的內、外朝官建立信任關係，一方面通過為在京常參官及外官五品以上者立簿，建立具員制度；另一方面，在新官選任中執行選用熟人原則。當建中年間，天下騷亂，德宗無暇插手選官，主要由宰輔依據個人關係拔擢人才；貞元以後，天下粗安，德宗在官員除授中更熱衷親力親為，奉天之難為其與更大範圍臣僚構建互信，提供了契機。

奉天播遷的另一面，是德宗走出深宮，與眾多從未謀面的臣僚軍將一同奔走流離，增進相互瞭解，甚至建立死生患難之誼（如與陸贄）。奉天定難後，扈從及收復京城將士皆被授予“奉天定難功臣”等封號，有學者對受賜功臣號者進行統計，認為德宗褒獎遍及武將、宦官，不及文官，但以陸贄為代表的從幸文臣並未溢出朝廷優遇範圍。實際上，德宗正欲以文官從幸一事為契機，將這些文臣置於中央和地方顯要位置。觀察建中末至貞元初的執政集團，可以證實這一推測。建中四年十月命相蕭復、劉從一、姜公輔，貞元元年六月、三年正月命相張延賞，二年正月命相齊映、劉滋、崔造，三年正月命相柳渾，皆為隨同赴難或助力平叛、  供頓御駕而立有大功者。

宰執畢竟僅容數位，德宗將更多從幸文官置於京畿近地，以京兆府、諸縣作為天子近臣訓練場，希望他們能夠出入內外，成為將來公卿將相、刺史藩帥人選。觀察德宗任期內京兆尹情況，以引發涇原兵變之王翃為分水嶺，此前任職者多為宰執推薦，如源休、盧為楊炎所引，韋楨、王翃為盧黨。但建中四年十月遷入的崔縱，曾助力李懷光軍回援，並從幸奉天、梁州，應為德宗親擇。繼任的於頎、李齊運、韓洄、鮑防等，皆有奉天難中從幸或助軍經歷。明瞭這一事實，不妨再來追溯十臺郎在奉天之難中的表現。

10人中確定從幸或助軍者至少有5位：韋武，亂前為太常博士，叛亂髮生後，“委妻子奔行在，除殿中侍御史”，神道碑記其“委室隨難，除殿中侍御史。執簡於亂兵之中，顧指風生，邦憲不撓”。崔淙，亂前曾入張延賞幕，旋居喪，“免喪之歲，天子南狩，大（太）尉西平王大會兵車，將圖匡復。公首膺辟命，浚發義心”，似入太尉李晟幕，助其收復長安。賈全，兵變時應從舅父鮑防護駕。鄭珣瑜，建中初曾為涇原節度使判官，亂後入拜侍御史、刑部員外郎，應是熟悉涇原鎮情況，於平叛有助。新見墓誌揭示出宰相崔祐甫之婿、隴西士人李緄在兵亂中的表現：

先時公為監察御史，留務東洛，傳車次於壽安。聞逆泚之亂，公涕泗汍瀾，趨駕疾驅，覲於行在。然公之外姑，洎公之妻孥，實在京師。公白執政，至鄠、杜間以偵之。無何，懷光連釁，旋落羿彀。賊泚大喜，署以右職，公偽以疾辭。兇渠逆類，誚諭交至。公懼不免，遂灼爛於身，身無完膚，觀者股慄，而公甘心焉。嗚呼！天祐貞純，神與正直，歷十餘旬，竟全大節。沴熸滅，上嘉之，俾復厥位。

變亂髮生後，李緄第一時間奔赴行在，至長安城南尋找家眷時不幸陷賊，為全大節，燒身自殘（其早卒，恐與此有關）。李緄雖為崔祐甫之婿，但在建中時僅為東都御史臺八品官，正是奉天赴難、燒身取義的壯烈舉動，為他博得了德宗信任。

限於史料，還有更多細節無法一一復原，但十臺郎皆為德宗著力培養的近臣或其後備力量，應無可爭議。德宗詔選十臺郎作令京畿的意圖，從把握官員選拔任用權的角度，也得到了進一步解釋。

結     語

奉天定難後，德宗回輿長安，為賑濟關中自然災害，發佈詔書優恤京畿，並從尚書省與御史臺揀選10名能吏，外放為京畿屬縣縣令，是為“十臺郎作令京畿”。自《舊唐書》以降，中晚唐政治史的記錄者與研究者，多將此事理解為加強地方治理，頌為“善政”，未逸出唐代國家的日常統治圖景。然而，追蹤十臺郎被任命為縣令的程序，以及下一步的遷轉履歷則可發現，這一集體事件的執行，實際突破了唐代官員選任的常規制度框架。從詔書及各類史籍中保留的貞元二年縣令任命事件記載，可以直觀體會到最高統治者的聲音與作為：以臣屬在涇原兵變中是否盡忠為標準揀擇縣令，下詔除授；越過宰相，拒絕京兆尹迴避請求；以1年為期審查縣令表現，對稱職者予以超遷，不稱職者則改官；等等。凡此種種無不揭示出，詔選十臺郎作令京畿，是德宗通過掌握國家核心區地方官選任，從而表達並提振皇權的相應措施。

唐德宗執政25年，上承安史之亂後肅、代諸朝的體制重建，下啟憲宗中興之局，至為關鍵，但古今學人對其統治毀多於譽，多認為：德宗繼位之初勵精圖治，但妄行征伐，釀成奉天之難；亂定後的貞元年間，在內深居宮禁，對外姑息藩鎮，“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至於唐亡”。相關評價以奉天之難為分水嶺，強調貞元時代德宗姑息退縮、不理政事、沉寂無為。德宗“晚務姑息”論斷的長期存在，難免導致貞元政治存在被標籤化風險。對於貞元期的實際施政效果，還應據具體領域及相關案例，細加評估。

十臺郎作令京畿事件發生在貞元初期，通過以上辨析，可理解為德宗直接干預選官事務、調整君臣關係的主動性作為。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主動”，似乎不是對國政各領域、轄內各方鎮火力全開。德宗不再是初繼位時力圖廓清宇內、重振朝綱的英年天子，而是將關注點收縮，“採用了另一種行使君權的觀念，即把注意力集中在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國家權力和資源的部分”，“使自己囿於小天地中，決心要當一個無可爭辯的君主”。在十臺郎作令京畿事件中，德宗宛如一名京畿節度使，在節鎮內進行縣令選任。在軍事統率層面，德宗經營直屬天子的神策軍，由宦官統領，並堅持重大軍務遙授機宜；在財政國計層面，德宗在內府基礎上擴展皇帝私藏，並用地方進奉物加以充實，促成國庫、內庫二元財政格局。上述舉措，皆為統治者掌控與皇權直接相關資源的表現，由此可知，德宗在實行一種“內斂”型統治。

作為大一統王朝的皇帝，本應依靠固有行政系統來統御萬民，德宗為何要將統治視為由“己”為中心推出的個人關係網絡？前賢多將此歸於德宗偏狹且強勢的性格。但這種“內斂”施政風格，除受個人心性影響外，更應置於安史之亂後新舊制度交替、社會秩序重塑的舞臺上觀察。

早在唐王朝走向極盛的開元天寶年間，由於形勢變化，立國之初付諸施行的均田制、租庸調製、府兵制等已不能適應現實需要，與之配套行政系統也開始運轉不靈。安史之亂爆發後，原有律令體系與行政組織又遭破壞。在平定安史之亂過程中，藩鎮勢力崛起。亂定後，唐廷面臨著重新理順央地關係、應對藩鎮挑戰的任務。舊有中央官系統與藩鎮聯繫密切，地方官選任又多由節度使把控。時局之變，造成中央、地方行政體制及其官僚系統，難以全力支持朝廷表達權威。在錯綜複雜的環境中，皇帝必須放棄垂拱而治，走向政務運轉前臺，構建新的統治模式與權威體系。

這套新體系的運行，突破傳統君相委託制，體現為掌權者以其所信任的近臣隊伍為代理人，將重要政務交付代理人，由其指揮有司、歸口釐務，從而驅動國家機器正常運轉。本文所論十臺郎，以及掌內製、參與中樞政務的翰林學士，監領禁軍的宦官型護軍中尉，乃至其他中央差遣的重要使職，皆屬於由統治者選定，通過培養及制度助推，最終委以機要的“代理人”。有學者將這一群體概括為“樞機”。相對於數量龐大的臺省寺監官，樞機是小範圍的，依託樞機、支配有司從而展開的統治，也必然呈現出“內斂”風格。

需特別強調的是，一方面，“內斂”不等於皇權削弱，而是德宗為彰顯威嚴採取的一種火力更為集中的施政方式，其持續推行，為之後憲宗元和中興奠定基礎。另一方面，“內斂”政治風格雖強化了皇權，卻不是所謂“君主獨裁”。德宗及中唐以來諸帝，從未摒棄朝臣與行政機器，而是始終依靠自上而下的分級責成機制展開統治，只是責成的對象、層級，君主與朝臣的聯動模式，均發生了變化。唐宋間並不存在“典型、徹底的獨裁政治”。

（作者徐暢，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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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湘 宇

校審：小 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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