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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凌晨，知名藏地導演、編劇、作家萬瑪才旦因突發疾病醫治無效，不幸在西藏逝世。這則消息太過突然，讓許多人感到震驚和惋惜。萬瑪才旦只有53歲，正處在創作生涯的巔峰狀態。他執導的新電影《陌生人》3月底才殺青，短篇小說集《故事只講了一半》去年才出版。去世前一天，他還在朋友圈幫年輕電影人宣傳作品。
萬瑪才旦曾被藏族著名作家扎西達娃稱讚“創造了藏民族的電影和小說雙子座的高峰”。在20多年的創作生涯中，作為一名典型的作者型導演，他帶著文學性的視角，用獨特的影像語言與切身觀察，通過不同的切面展現了一個鮮活而獨特的藏區的生活日常與文化內核。
《靜靜的嘛呢石》用自然流動的視角進行觀察，《塔洛》講述現代生活與傳統藏區文化的衝突，《老狗》呈現被追捧又迅速被拋棄的“藏獒熱”下的百態生活，《氣球》關注藏區女性的生育權和生存面貌，《撞死了一隻羊》把藏區生活放在緊張刺激的西部片氛圍中……
萬瑪才旦不僅開創了中國當代電影中一脈獨特的譜系內容，更重要也更加不能忽視的，是他對獨立電影和青年影人的持續關注和提攜。FIRST青年電影展組委會在紀念萬瑪才旦故去的公告裡寫到，萬馬才旦這種對於故鄉、土地和人的熱忱，不只侷限於自己的創作，他會整理成劇本寫作訓練內容、持續參加各類影視論壇、提出修改意見甚至親自監製青年導演作品，持續闡述於捍衛先鋒的創作精神，輻射和感染周圍的青年影人。
比如松太加《河》，拉華加《旺扎的雨靴》，張大磊《八月》，高鳴《回南天》……據多位與萬瑪才旦合作的青年影人說，萬瑪才旦監製電影幾乎等於親自導演的工作量，他不只是一個掛名，更是會事無鉅細地提供幫助。“或許這樣才會更有力量吧”，“希望通過自己的經驗，幫助那些和曾經的我面臨相同困境的創作者”，萬瑪才旦說。
《氣球》，是萬瑪才旦在院線公映的最後一部作品，今天，藉由這篇討論《氣球》的舊文，我們希望能從他的一個影像視角出發，進入萬瑪才旦的精神世界。
相比於萬瑪才旦導演的其他作品，《氣球》被提起得不多。儘管在2019年的威尼斯電影節和其他影展上好評如潮，當時也正值藏族男孩丁真熱度頗高，但一切關於藏區的關注，並沒有引起太多對《氣球》的討論。上映後，《氣球》的排片最高也就在1-3%間徘徊，直至下映票房僅有668萬。
“這個時代，《氣球》這樣一部電影的存在，真的是不合時宜嗎？我不知道。”在做客播客《不合時宜》之後，萬瑪才旦寫下了這句話。
似乎對於觀眾而言，宗教朝聖和純真的野性男孩，都遠比藏區真實的日常生活更吸引眼球。
帶著這樣的惋惜與疑問，藏族青年打滷向我們展示了一種來自當地藏人的視角，從《氣球》談起，並結合了當下藏地的現狀。我們發現，大眾看待藏區的目光依然不免陷入了一種“東方主義”的刻板印象；而講述真實藏人生活的內容，來自他們的視角，依然掙扎在小眾和邊緣的困境裡。
《氣球》的劇情和人物設計都非常簡單。（*以下可能有劇透）
故事發生在上世紀末青海湖畔。這是一個普通又典型的牧民家庭，達傑和卓嘎夫妻兩人在照顧老人之餘撫養著三個孩子，儘管物質並不豐富，但家庭生活仍稱得上和睦美滿。
父親去世後，上師告訴達傑他的靈魂將轉世回到這個家庭，此時卓嘎發現自己已經懷孕。達傑認為，父親的靈魂已經到了卓嘎腹中，於是請求她生下這個孩子。然而不堪生育重負的卓嘎卻下定決心去醫院做流產手術，一場矛盾隨即爆發。
“上師說的話難道就永遠對嗎？”在說出這句話後，丈夫達傑給了平日恩愛的妻子卓嘎一記響亮的巴掌。流產手術還沒做，卓嘎便被達傑和兒子從醫院架了出來。這個溫和順從的藏族女人終於看到了隱藏在她人生中的那個巨大黑洞——她並不能自由掌控自己的身體。
“如果以後有機會，我也想和你一樣去做個尼姑”，在影片的結局，萬念俱灰的卓嘎對已經出家的妹妹說。
“許多藏族女性需要隱忍地過一生”，這是萬瑪才旦試圖在影片中展現的藏地現實生活。“隱忍”在藏地女性身上的體現是極為多樣的，聯想到前段時間慘死前夫手下的藏族女性拉姆，這種無奈而殘酷的現實生活，某種程度上與電影產生了強烈的共振。
當讚美藏族女性時，人們更多的也是讚美白度母（藏傳佛教中觀世音菩薩的化身，是一切眾生尤其女性的無比聖神）式神聖、奉獻、慈悲的女性，而非《格薩爾王》中叛逆張揚的阿達娜姆。溫柔善良的“背水姑娘”，顯然更符合人們對藏族女性的期待。
如果說卓嘎的角色體現了藏族女性整體的困境，那麼尼姑妹妹的背後，則是更鮮為人關注的女性僧侶群體。
在藏區，一個有家庭的男人有可能削髮為僧，把家庭留給妻子操持，了斷紅塵而去。而一個已經出家的男人，也有可能還俗成家，再度投入紅塵。
然而這樣的情況在女性身上並不多見，就像電影中展示的，女人出家往往需要有一段“過去”，這段過去往往會跟男人與情愛有關；而在出家以後，她們的情慾也會更加被剋制和壓抑。
在偶遇之前有過情感糾葛的藏文老師後，這個本應該清心寡慾的尼姑妹妹心裡激起了漣漪。“也許當年真的是一場誤會”，妹妹數次提到，她並沒有像自己所想的那樣已經了斷一切過往，但已是尼姑的她，卻不可能再回到過去。
在藏地，女性的選擇非常有限，即便是想遁入空門，也遠比男性困難。但過宗教的生活也好，循世俗的規矩也罷，藏地的女性都很難獲得真正的解放。《氣球》裡的姐妹倆組成了一體兩面的女性畫像，或正或反都是困境。
傳統和現代的碰撞，幾乎是萬瑪才旦創作的母題。處女作長片《靜靜的瑪尼石》，是受到現代影視和錄像帶影響的小和尚；《老狗》裡，瘋狂的藏獒熱，對當地把狗作為夥伴的老人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幾乎每一個角色都在傳統的價值觀和現代的生活之間做出取捨，這一次，則是輪迴轉世與女性自主身體權的道德僵局。
如果說在過去，萬瑪才旦的創作是在破除社會主流對於藏民族的刻板印象，為薩伊德所言“無法為自己發聲之人”發聲。那麼在《氣球》中，他所做的則是將這種破除和發聲帶入更深的程度。
少數群體之於社會主流，正猶如女性之於男性。掌握話語權的社會主流描述想象中的少數，亦如男權社會刻畫想象中的女性。
從《氣球》的困境可以看出，當下對於藏區的關注，不管是影視還是大眾的視角，都還是在滿足大家對於異域的想象上。似乎藏地的真實生活讓人覺得無聊，而不一樣的地方才有價值。
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西方人將西藏描繪為“香格里拉”式的世界，後來這種帶有殖民地式的視角，受到反思和批判，被稱為“東方主義”（Orientalism）。
在東方主義的視野中，西藏與現實、物質的西藏沒有什麼關係，它是一個精神化了的虛擬空間，擁有西方文明中已經失去了的、令人渴望的一切美好的東西。
在這樣的想象中，西藏人沒有現代人的七情六慾，西藏人從來就是一個精神的民族。
長期專注於西域語文與歷史研究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沈衛榮提出，東方主義作為一種思想方式和文化現象，並不是西方人的專利，東方人同樣會犯類似的錯誤，也就是“內部的東方主義”（Inner Orientalism）。
即使在今天，藏區早已不再是“禁地”，每年入藏的遊客成千上萬。藏區的書寫和影像也多了起來，甚至成為一時之尚。但同樣的，許多人對藏區的欣賞和了解僅止於浮光掠影，只把自己嚮往的東西設計到少數民族的身上，用他們的能歌善舞和純真、天然，來反襯我們生活的無聊和虛偽。
這樣視角下的“少數民族風情”，有很多並不真的是事實，而是自己希望的投影。就像西方人看待東方人，一會兒好、一會兒壞，這跟東方本身沒什麼關係，跟他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東方形象很有關係。
但實際上，藏區已經不是和內地完全不同的“異域”了，這些“他者”也早已生活在我們之中。
就連《氣球》全片唯一一個帶著些許“反派”色彩的角色，丈夫達傑也面臨著自己的困境。
在藏區，像爺爺一樣虔誠的老人往往代表著傳統的過去；而嚮往新鮮事物、無憂無慮的孩子們，則代表著輕盈的未來。
但夾在過去和未來之間的，正是承擔著生活重任的家庭的第二代成員達傑，他也是當下許多藏人真實生活的縮影。
在生活中，達傑需要應對的問題明顯要比自己的父親複雜得多。達傑騎著摩托，用手機打電話，用賣羊的錢送孩子上學，用醫院裡領來的避孕套，還需要考慮一家的生計。
像父親那樣生於斯、長於斯、葬於斯的傳統生活方式，已經徹底成為了過去，然而這種傳統性卻深刻地影響著達傑。他的身體積極融入“現代”，但他的精神卻留在過去。
這樣的矛盾，讓達傑在面對“意外懷孕的孩子可能是轉世父親”這樣的困境面前，也不意外地做出了傷害妻子的選擇。
電影最後，卓嘎和尼姑妹妹離開家去了寺廟，大兒子問道“媽媽，你不會也出家做尼姑不回來了吧”。或失去父親，或失去妻子，達傑就此陷入了更深的恐懼和焦慮之中。
從表面上看，《氣球》所表現的是卓嘎所經歷的道德困境，但實際上，作為“加害者”的丈夫達傑本身過得也並不快樂。
從爺爺到孩子們，從卓嘎到尼姑妹妹再到達傑，每個家庭成員背後都是一個更為廣泛的群體，這些群體共同組成了整個藏人社會；而這種面對傳統和現實的矛盾也帶有群體性，普遍出現在藏族社會中，深刻地塑造著每個人的處境。
《氣球》中，尼姑妹妹的過往情感糾葛，與一位藏文老師有關。這位藏文老師寫作了一本講述兩人過去的愛情小說，交給尼姑，並試圖消除兩人的誤會；但這本書卻被姐姐卓嘎一把扔進了火爐裡。
這個人物設計看似普通，但萬瑪才旦設置這個人物並非毫無緣由，電影中藏文老師的原型人物，很可能是一位著名的藏族作家——端智加。
上世紀八十年代，一個名叫端智加的藏族年輕詩人橫空出世，他的詩歌和散文憑藉一種前所未有的現代性和自由感風靡藏區。如同前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一般，端智加作品裡的批判現實主義，為藏族當代文學開闢了新的創作道路，也影響了之後數代的藏文寫作者。
端智加是一名藏文老師，在這場母語創作熱潮中，中學藏文老師是不可忽視的主力軍。他們在教書之餘進行大量的個人創作，學生們便是自己的忠實讀者，這樣的現象至今普遍存在於藏區。
幾乎每個中學的藏文教研組裡都有幾個出版過自己作品的老師，這樣的雙重身份是十分有趣的：他們既是講臺上教授藏語言文學的老師，同時也是藏語文學本身的創作者。
但遺憾的是，這樣講述真實藏人生活的作品，不僅在漢語世界鮮為人知，就連在藏地的受眾也是少數。端智加在寫作諸如諷刺僧侶虛偽墮落的《活佛的故事》等小說時，還承受了來自傳統和社會輿論的雙重壓力，最後年僅32歲就意外去世。
《氣球》中，藏文老師面對他人的指責和刁難，眼鏡尷尬滑落，然而除了伸手扶一扶之外，他做不了任何別的事。在複雜的現實生活中，他與他的文學的幾乎不值一提。
同樣的，作為奠定了藏語現代文學基礎的作家之一，端智加的影響力和他所做出的貢獻相比是微乎其微的。直到現在，最廣為人知的藏族詩人可能還是倉央嘉措——這就如同外國人談論中國文學時只知道李白杜甫一樣。
而那些一直堅持用藏文書寫與表達的當代作家，卻也難以被人看到，這種困境在當代藏地的創作者身上非常普遍，萬瑪才旦已經是拿過許多國際大獎的導演，是許多藏地創作者們豔羨的對象。
但幾乎已經是藏區最頂峰、最為人知的導演，在當下的影響力卻依然非常有限，不由得不讓人感到惋惜。
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揭示的，“想象”對於人類社會具有重要意義，但過分的想象或者對被“想象”出來的“真實”不加區別地接受，會帶來更多問題。
意大利符號學家安伯託·埃柯（Umberto Eco）曾在《從馬可·波羅到萊布尼茲——跨文化誤解的故事》一文中指出，人對新事物的理解不是從一張白紙開始的，我們人類總是帶著一些“背景書”（Background Books）來遊歷和探索這個世界。
我們看待這個世界的時候，並不是腦子裡面一片空白，而是早已經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背景書籍，充滿了從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吸收進來的東西。這些背景書的影響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實際上發現的、見到的是什麼，一切都必須藉助它們才能夠得到解釋。
我們總是會帶著來自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先入為主的世界觀，去探索這個世界——我們並不想單純批判這種普遍的現象，核心問題是，應該有更多元化的、擯棄文化偏見的、平心靜氣的藏區視角被我們所看到。
*本文整理自舊文《丁真與《氣球》，誰滿足了我們的“藏地想象”？》，原作者打滷、蘇小七。配圖《氣球》《撞死了一隻羊》劇照及幕後工作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