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燒烤的熱度與社交媒體的信息傳播密不可分。社交媒體帶來的不僅僅是信息，而是慾望。在《模仿慾望：塑造人性、商業和社會的力量》一書中，美國企業家柏柳康（Luke Burgis）看到，“模仿慾望是社交媒體真正的引擎。社交媒體是慾望的中轉站。”社交媒體幫助人們看到其他人擁有什麼和想要什麼，它是一個尋找、追隨以及區分自己和慾望介體的平臺，並帶著所有介體來到我們自己的世界中。
“我們的口袋裡有一臺造夢機。智能手機通過社交媒體、搜索引擎以及餐廳和酒店評論向我們傳遞了數十億人的慾望。智能手機的神經成癮性是真實的，但更可怕的是，我們會對他人的慾望上癮，智能手機允許我們不受限制地訪問任何人的慾望，這是形而上意義上的威脅。”
我們為什麼熱衷於模仿他人呢？在著名的《自私的基因》中，英國演化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提出了覓母（meme）的概念，指的是一種文化傳播單位或模仿單位。
道金斯認為，當一個有生命力的梗移植到“我”的心裡，就把“我”的大腦變成了它的宿主，併成為了傳播的工具，“就像病毒寄生於一個宿主細胞的遺傳機制一樣。”因此，覓母傳播猶如病毒傳播，傳播覓母的個人只是信息傳遞的載體。
而對於法國哲學家勒內·基拉爾（René Girard）來說，情況正好相反。他認為，人不是信息的無足輕重的載體，而是慾望的非常重要的介體。人們“時刻對創造慾望的人保持關注。我們不是為了模仿而模仿，而是為了區分自己，試圖塑造一個相對於其他人而言獨特的身份”。
“五一”淄博燒烤節現場
如果我們通過媒體中層出不窮的商業影像理解世界，奔赴影像中的旅遊景點就具有了特殊意義。英國學者尼克·庫爾德里（Nick Couldry）看到，媒體以“社會世界詮釋者” 的身份營造了一種特別的語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們對地域景觀的感知和評價。通過媒體，現實中的“普通世界”擁有了高於其他普通世界的地位和象徵意義。拜訪“媒體”地點，意味著跨越“媒體世界”和“普通世界”的邊界。庫爾德里從維克多·特納文化人類學“朝聖”概念發展出了“媒體朝聖”（media pilgrimages）的理論，“媒體朝聖”和傳統旅遊不同，它是一種受眾追求媒體創造出符號價值的行為。遊客們在媒體上觀看旅遊地視頻並參與到媒體敘事中，奔赴實際地點旅行和打卡，親身進入“網紅目的地”，完成了一種“象徵性的旅遊”。在這一重意義上，奔赴淄博吃燒烤這件事本身，似乎比燒烤到底好不好吃更重要。
今年流行開來的“特種兵式旅遊”也彰顯了“媒體朝聖”的號召力。這是一種以時間緊、景點多、花費少為特點的高強度、高效率旅遊方式，在年輕群體中受到熱捧。一個典型的“特種兵旅遊”的例子是，大學生在一天內走八萬步，只睡三小時，打卡十幾個景點，每一分鐘都要物盡其用。光明網的一篇評論文章認為，“只是為了打卡而旅遊，有些得不償失。”但拜訪這些地點、打卡拍照、發佈社交網絡的一連串操作，其實已經構成了一種“朝聖”，完成了對媒體再現的一次模仿，並從中收穫了“到此一遊”的滿足感，這幾乎是一種與“網紅目的地”具身接觸的標準化方式。
“特種兵旅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