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曉嵐先生（1856—1950）是當年名震巴蜀地區的中醫，也是早期學貫中西的大師，業內有人稱“北有張錫純，南有補曉嵐”。
張錫純
補曉嵐善用麻附姜辛和馬錢子、生半夏、雪上一枝蒿等有毒藥物治療癆病、痔瘡、臌脹等病，有些用法和用量簡直令人瞠目結舌。補老治病之要，約有四端：由博返約，執簡馭繁；抓根本；因人而異，辨證論治；百家並用，擇善而從。其認為人體“陽勝於陰”，主張治病重在扶陽，固守正氣，立方用藥以溫補脾腎為主，善用薑桂附等溫熱之藥。他開辦的補一藥房，自制以“補一”為品牌的丸藥出售是一大特色。所售均系補氏精心研製，獨家制售，療效卓著的中成藥，在重慶頗有口碑，乃至補一藥房停辦多年後，仍有許多人在尋購和懷念補一丸藥。其中影響最大者當屬“補一大藥”，又稱“補一大藥湯”。其方來源於前人醫案中的“八味大發散”，一般僅作為除風散寒、發汗解表等之用，補老加入川芎、茯苓、法半夏、酒軍、澤瀉、乾薑、肉桂、附片八味共成十六味，使之成為補老的溫補主軸方劑一大方，具有溫中補火、扶正祛邪、開通經絡、活動氣血、補腎益脾、消除痰溼的作用。補老一生用藥，除以中藥中的薑桂附為主體外，還提出了“治無常法，法無死方”的見解，他用藥靈活多樣，不論毒藥、猛藥、僻藥、蟲鳥礦物藥，都能恰到好處，用其特長。然而補老留下醫著不多，後人對其學術思想難以做更多探討。
唐世丞先生（1902—1988）是補曉嵐先生晚年所收弟子，其父唐年海系清代名醫。唐世丞先生青年時留學法國、比利時，專攻物理、化學，歸國後轉學中醫。他與留法友人曾毅博士等創辦重慶科學針灸研究所，首創電針學，後遍訪名師，終成一代名醫。
唐守國先生（1943—2014），唐世丞先生之子，在系統學習中醫藥典著作基礎上，潛心鑽研祖父、補老及其父親的醫學思想及醫術專長，推崇辨證論治與祖傳秘法相結合，靈活貫通，以療效第一為宗旨。他晚年因病在重慶市中醫院住院，其間，常有病人慕名來求診。本書主編之一王曉磊供職於重慶市中醫院，因此有幸結識了唐守國先生。王曉磊備受唐守國先生夫婦喜愛，被其收為關門弟子。唐守國先生臨終之際將《補曉嵐秘方錄》《補曉嵐論經方》等手稿交付給王曉磊。
本書中《補曉嵐秘方錄》《補曉嵐臨證四十方》《補曉嵐論經方》等部分是唐世丞先生晚年回憶總結補曉嵐先生的治病經驗集，由唐守國先生執筆。《溼病論》《積聚漫談》為唐世丞先生和唐守國先生父子所著。
由於補曉嵐先生生前並未留下醫論，其方藥理論體系多由唐氏父子闡述，這也是我們整理補老遺方所遭遇的難題。儘管我們最大限度地通過補一方藥認識補曉嵐先生的醫論體系，但其思想究竟怎樣，或許會成為一個歷史謎團。
因為師徒三位生活在西南川渝兩地，所以我們首先從川渝兩地的氣候特點、地理性質，尤其是重慶山城人們的生活習慣為切入點來了解發病特點、病因病機，以此作為打開補一方藥的方便之門，也通過補一方藥更加深刻地認識了歷史上川渝兩地中醫的證治體系。
我讀碩士時的導師雷正榮先生特別強調因地制宜。所謂因地制宜，即根據不同的地域環境、氣候條件以及人們的生活習慣差異，來制定適宜的治法和方藥。中國山川地理差異巨大，不同地域之人生活習俗有異，雖然病因病機上有五方高卑致病的區別，但過於粗略，並未形成體系；臨床因地論治分散零碎，往往缺乏地理性指標和規範。許多科研成果在推廣運用中療效降低、重複可靠性下降等，原因之一即是忽視了這些成果的地理特性。這也是造成教學上中醫技能手腦分離、人才成長受限的主要原因之一。中醫院校學生畢業後，對所到之處因地論治，從零開始，須要摸索若干年，才能較好掌握當地因地論治規律，呈現“大器晚成”的現象。相比之下，傳統師帶徒所承理法方藥，多為其師幾十年乃至幾代所傳，融有因地論治整套經驗的內容，因而學生常能較快掌握當地疾病因地論治特點。從歷史上看，中醫積累了豐富的因地論治經驗，但由於古代經濟、科技、交通、通訊落後而未能系統研究、形成體系，也由於小生產方式的限制，形成了“家”“派”之異。
陳中沛先生在撰寫渝州方劑之時，曾闡述渝州地區氣候天陰多霧，終年多雨潮溼，尤以周邊廣袤的高寒山區更是陰冷溼潤，造成渝州人民喜食辛辣厚味以逐寒溼的特點。表現在中醫學臨床治療方面，則醫家擅長運用薑桂附等溫陽逐寒藥物。巴人體質稟賦多壯實厚重，感受寒溼病邪較多，形成渝州中醫方劑流派特有的擅長辛溫發散重劑的特點，如補曉嵐先生的“補一大藥”。此藥既溫中補火，扶正祛邪，又開通經絡，活動氣血，使內邪不能藏身，外邪無法侵入，好人可飲，病家宜服，取得有病治病、無病預防的效果。一般人飲之，可以舒經絡、活氣血、消外惑、減疲勞、提精神、壯體力，對於每日勞動的人，見效尤其顯著。實際上歷代醫家中不乏善用桂附治療急危重症的人，現在的火神派醫生也有這個特點，如四川盧崇漢、上海祝味菊、山西李可等。
除地理因素外，補曉嵐先生善用補益藥及虎狼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其所處的社會歷史年代戰亂頻頻，動盪不安，人們生活朝不保夕，生病常由飢餓顛簸所致，所以常用補益方劑，而善用虎狼藥則是傳承於《傷寒雜病論》的緣故。可為何後世中醫逐漸不用虎狼之藥？仝小林先生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是歷史原因，經方在漢朝創立，之後由於社會動盪而逐漸使經方中的劑量標準丟失；其次是由於社會發展，人們健康水平提高，大量使用藥材而導致藥源不足，到宋朝時人們開始使用煮散來代替整體煎熬，使得劑量逐漸變小；最重要的是醫藥分家，使得醫不識藥，藥不懂醫，尤其是到宋朝時專門藥物炮製產業鏈條的形成，使得藥物的炮製方法逐漸脫離醫家之手，一味向無毒害方向發展，背離了“大毒治病”的原則，如半夏的炮製就是在宋朝時有了加入石灰的記載。當然也有後世玄學、佛學、儒家思想進入中醫學體系中，使得醫家逐漸重視理論空談而慢慢脫離生產實踐，並且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先秦百家中重視生產生活實踐學問的如墨家、道家、農學等逐漸衰落，而重視人治的儒家走上歷史舞臺，並且滲透到中醫學領域中。直到現在，醫藥分開仍阻礙著中醫進步，醫不識藥者比比皆是，很多中醫臨床工作者都只看醫學文獻而鮮看藥學文獻。故陳中沛先生請全國首批名中醫王輝武題詞，曰“敢向大病遣虎狼，傳承補一永流芳”，希望我輩繼承發揮補老等巴渝醫家遣方用藥的“融、猛、準、捷”等特色，更上一層樓！
《積聚漫談》《溼病論》是唐氏父子針對山城重慶的地域特點，從經方的角度，以氣津兩傷、溼熱兩蓄立論寫的一部因地論治的醫論。前者著重討論內溼而後者重點討論外溼，書中對於內溼瘕癰等病理現象有獨特見解，認為西醫之炎性滲出物停留於體腔內即為飲，浸潤於組織中即為溼，日久進展成為水腫。他們認為三焦即是西醫的淋巴系統，內溼是由於三焦閉塞不通，即淋巴循環障礙，不能轉輸代謝產物阻礙三焦運行，最終導致三焦決瀆行水之責失職而成為內溼。唐氏認為內溼所產生的痰飲、水腫、黃疸、下利是“常”，而癥瘕積聚等腫瘤病變是其“變”。腫瘤積聚產生的內因是：炎性分泌物阻礙氣血流通後產生瘀血，使得病變部位不能得其營養而代謝產物不能排出，形成癥瘕，炎性分泌物與壞死的組織分泌物混合而形成“癰”。他們認為《傷寒雜病論》所載的熱實結胸及寒實結胸的代表方如甘遂半夏湯、十棗湯及外臺走馬方俱是治療腫瘤的有效方劑。對於甘遂半夏湯治療留飲停於心下的部位問題，傾向於《皇漢醫學》所述，即肝臟左葉腫大而連及心下所致，而十棗湯所針對水飲瘀濁與邪熱互結部位是淋巴系之胸導管。
通過對補曉嵐師徒行醫的學術思想進行歸納整理、彙總病案，結合翻閱各種虎狼藥藥理文獻，將《補曉嵐秘方集》《積聚漫談》《溼病論》等補老口述、唐氏父子所寫醫論，並唐守國先生生前收集的以成藥、驗方、丸藥為特點的《成方驗方選》彙集，一併收入本書中，還將我們所查閱的虎狼藥安全炮製及煎熬解毒方法文獻集中附錄於後，希望從現代藥理學角度解釋用虎狼藥治療疑難雜症的機理。我和王曉磊並不是學藥理出身，雖然翻閱了不少藥理學相關著作，仍然不可避免有不妥之處。書中方劑請在中醫師指導下服用，切莫自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