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葆調”考 - 每日一頭條

文丨陳典

“葆調”是一件形制奇特的青銅器。觀其造型，有一部分狀如插頭，還帶穿孔；有一部分頗似鎖具，彷彿還有關節可以活動，極富科技感。漢代作器的主流還是使用範鑄工藝，要想在一握之間巧思妙構出這麼一件既帶弧還有洞甚至有活環的器物，殊非易事，即使是現代的工匠都未必能夠模仿還原。

▲圖1 葆調側影

▲圖2 葆調俯視圖

▲圖3 葆調銘文

該器曾經羅振玉收藏，並收錄在其編刊的《貞松堂集古遺文》中。另外，《漢金文存》《小校經閣金文》也做過收錄。但對其用途尚未有定論。羅振玉是甲骨四堂之一，學術地位極高，近兩年的專題展覽逐漸豐富起來。非常幸運，“葆調”也隨著羅振玉其他舊藏開始巡展，逐漸走進公眾視野，至少在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的“學術高峰——羅振玉藏品展”和北京魯迅博物館的“國學大師羅振玉學術成就展”兩場展覽中露過相。這件“葆調”目前藏於旅順博物館，根據展籤可知該器基本信息：“長9.82釐米，寬1.75釐米，高5.4釐米，呈扁長方體，中空，兩件器物組成，有多處方形、圓形孔。一端有銘文8字。”

葆調何用

近距離觀摩此物，直面古人高超鑄造技術的衝擊，首先會猶豫一下器物年代。器物銘文具有典型漢代風格，後世頗難偽造，當可打消疑慮。料想每位見過此器的觀眾，都會油然而生一個基本的問題——這件器物究竟是作何而用。好在銘文已有提示，不然我們連它如何稱呼都要成謎。銘文共八字，後六字清晰可辨——“畢（畢）少郎作葆調（調）”。前兩字連接過密，倒是不好判斷。

關於葆調銘文的釋讀，羅振玉的觀點獨樹一幟，《貞松堂集古遺文》有載：“濰縣陳氏舊藏，今歸貞松堂，器名葆調，不知何用，（上日下羊）即皋字”。可見羅振玉認為葆調銘文的第二字為“皋”。另外，2019西泠春拍“古籍善本·金石碑帖專場”出現一件羅振玉題跋金石拓本團扇，題識：“漢葆調。王皋畢少郎作葆調。葆調狀如鑰，不知何用，濰縣陳氏簠齋舊藏，今歸雪堂。辛酉（1921）六月雪翁手拓並記”。鈐印有四：二萬石齋（白）、雪堂手拓（白）、上虞羅氏（白）、叔言只古（朱）。若根據羅振玉的觀點，葆調銘文則為“王皋畢少郎作葆調”。

▲圖4 羅振玉題跋金石拓本團扇

畢少郎是人名，王皋看似也是人名。不過，一者為姓名俱在，一者只見姓氏，不合邏輯。容庚在《金文續編》中有注：“貞釋青羊為王皋”，直言前二字應為“青羊”。首先，“上日下羊”釋“皋”不通。而且，“青”字下部並不是“日”，而是“月”。“月”為“丹”的變體，《說文·青部》：“青，……從生丹”，因此“王皋”應為“青羊”。這是在漢鏡銘文中出現頻率非常高的詞語，也可與此相互印證。

為了弄清“葆調”究竟有何用途，筆者決定分而劃之做一拆解，分別琢磨兩字含義。同時代的漢簡文獻中便有“葆”字。相關學者著文專門探討“葆”字的各種釋義，大約是隨“保”字，具體有擔保、保養、保衛、守衛等內涵，以及由此產生的身份特徵。（馬智全：《肩水金關漢簡中的“葆”探論》，《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顯然是與器物不搭邊的。以上都是文字的引申義，原意可見《說文》。“葆”為“草盛貌”。但是“調”字作何解釋？《說文》：“調，和也。從言，周聲”。檢索二字，可尋一些尺牘中出現“精加葆調”、“益輔葆調”、“益冀葆調”、“良務葆調”等記載。此處所言之“葆調”是“葆養調和”的含義，顯然和銅器無關。

關於葆調的記錄，還有一些蛛絲馬跡可循。早在羅振玉之前，吳雲《兩罍軒尺牘》卷九存在一段記述：“又月之初九日，韓兄至蘇，奉到手製三通。一為二月十七日書，一十八日書，一廿三日書，附來古匋拓本三總，包計二千三百卅三種，又瓦量十字拓正副二氣，又古鉥拓二古印，一葆調拓，一浣手。展誦但覺古色古香，迸溢几案，以千古未有或有之奇文。”（吳雲：《兩罍軒尺牘》卷九，第80頁）這位“韓兄”是吳大澂的外祖父韓崇。吳雲在信中僅表示見過葆調的拓片，並評價其為“千古未有或有之奇文”，可惜未對該器展開更多解釋。

▲圖5 秦始皇陵1號銅車傘柄

目前能見到對“葆調”有過解讀與分析的只有馬衡。他在《凡將齋金石叢稿》中專闢“葆調”詞條：“葆調者，編羽葆之器也，舊藏濰縣陳氏。形如今之銅鎖，一端有隸書八字，曰‘主（上日下羊）畢少郎作葆調’，蓋漢物也。按漢書韓延壽傳，‘植羽葆’，顏師古注曰‘羽葆，聚翟尾為之，亦今轟之類也’。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曰‘葆車，謂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為葆’，是此器乃施於車蓋，其孔所以飾羽。名曰葆調，其義未詳。或以其合聚五采，有調和之義歟？”（馬衡：《中國金石學概要》（上），《凡將齋金石叢稿》卷一，第55頁）馬衡對銘文的釋讀與羅振玉和容庚的都不相同，認為前二字為“主（上日下羊）”，但他也未作考證。不過馬衡對“葆調”的考證相當仔細，他主要依據“葆”字含義聯想到“葆車”上的“羽葆”，並認為“葆調”是用於固定馬車蓋上羽飾的器件，這樣大約可以說通。不過想來還是覺得蹊蹺，如果僅僅為了裝插羽飾，就設計出如此繁雜的造型和機關，實在有些小題大做。或許馬衡所下具體結論存在偏差，但關注的方向無疑非常正確，“葆調”是和葆車緊密相關的器物。或許，相同類型的器物已有考古發現，只是因為不具銘文而湮沒其名。

▲圖6 秦始皇陵1號銅車傘槓與傘座連接關係示意圖示（圖片引自鄭巖：《機械之變——論秦始皇陵銅車馬》，《文藝研究》2021年第3期）

筆者決定在考古發現的青銅車馬中尋求線索。其中最為著名者當屬1978年秦陵封土西側出土的兩乘秦銅車馬。這兩乘銅車均駕四馬，即兩驂兩服，主體部分均以青銅鑄造，少數構件採用金銀，通體外施彩繪。其中1號車為立車，車馬通長225釐米，通高152釐米，總重1061公斤。（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銅車馬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看似平常的馬車，車輿中央樹立的高槓車傘則暗藏玄機。傘座呈十字形，包括了活鉸、曲柄銷式閉鎖等結構，通過推拉組合，可以靈活控制傘柄在底座凹槽滑動，從而便於調整傘蓋合適的傾斜方位。凹槽暗藏榫卯，既可鎖定傘槓，又方便分離。若遇刺客襲擊，不固定的連接使得銅傘隨時可以取出，傘蓋作盾，傘柄和內藏利刃都能用於自衛反擊。為了穩固傘柄，傘柄還有扣鎖杆，杆上有一活釦，類似的圓環型活動插銷，可以鎖住傘柄中部，以防劇烈運動時傘柄折斷。仔細辨識，傘柄頂部裝納活動直銷的方機關也為長方形，幾乎和“葆調”造型一樣。其具體的操作原理如同現在的碰鎖，紀錄片《鎮館之寶》第七集《秦始皇陵銅車馬》對此構件有著最為直觀的講解與詮釋。秦陵1號車並無車蓋，廣義而言，傘蓋也可視為葆蓋，若論該青銅構件的功能為“調節葆蓋”當是恰如其分。

據統計，1號銅車馬上發現31處文字，共計58字。其中5處朱書文字，共9字；26處刻文，共49字，字體均為帶有較濃篆書意味的隸書。由於刻文筆畫纖細，青銅鏽蝕，字文大多漫漶不清。可惜未在傘柄傘蓋等位置發現文字。雖無法明證傘柄頂部的長方構件就是葆調，但是根據其獨特的造型和同樣的功能，兩相比照，足可肯定此器即為葆調。

少郎何人

葆調八字銘文中的“畢少郎”也是個很有意思的稱呼。“少郎”的稱謂還見於1989年江蘇銅山縣漢王鄉東沿村出土的永平四年（公元61年）畫像石，上刻共35字隸書題記：“建武十八年臘月子日死，永平四年正月，石室直五千，泉工莒少郎所為，後子孫皆忌子。”（王黎琳、李銀德：《徐州發現東漢畫像石》，《文物》1996年第4期）其中的“莒少郎”，是營造墓室的工匠名字，符合物勒工名的制度。同理，畢少郎正是製作葆調的匠人。

《說文》釋“郎”為“魯亭也。從邑良聲。”郎即古“廊”字。原指宮殿廷廊，置侍衛人員所。因為侍從官總是站在走廊下，以便隨時聽候皇帝的命令，便有此謂。《後漢書·桓帝紀》注：“郎官，謂三中郎將下之屬官也。”可見郎在兩漢時期是官名，為帝王侍從官侍郎、中郎、郎中等的通稱。郎官一直沿用到清朝，其職責原為護衛陪從、隨時建議，備顧問差遣等侍從之職。

▲圖7 銅山永平四年畫像石題記

與“少郎”相近的“少為郎”是漢代宮廷多見的情形，大約與“少年吏”相當。比如，《史記》卷三三《韓王信傳》載：“（韓）增少為郎”，卷六〇《杜緩傳》載：“（杜）緩少為郎”。《後漢書》卷七四上《袁紹傳》寫道：“（袁）紹少為郎，除濮陽長。“郎”以特殊方式參與行政操作，因為與帝王關係的親近，可以施行有力的影響。有的甚至“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王子今、呂宗力：《漢代“童子郎”身份與“少為郎”現象》，《南都學壇》2011年第4期）

由於郎官們一般都由青壯年男子擔任，所以“郎”字引申為對一般年青男子的尊稱。《三國志》卷四六《吳書·孫策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寫道：“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周瑜被稱為“周郎”，更是人盡皆知的故事。更為極端的例子見於《三國志》卷四七《吳書·吳主權傳》裴松之注引《吳錄》：“（沈）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尊稱十來歲的少年甚至是兒童為“郎”，這也許便是後來民間盛行“兒郎”、“少年郎”稱謂的濫觴。（同上）

經過幾番變化，人們開始對從事某種職業的人也稱為“郎”。比如，流動販賣日用品的人就是“貨郎”；放牛的人便是“牛郎”。明代戲曲家湯顯祖在《牡丹亭·肅苑》一折中寫有唱詞：“預喚花郎，掃清花徑”，此處“花郎”便是指管理園中花卉草木的人。

葆調中的“少郎”並無暗指職業的含義，而且也無法與貼近宮廷的郎官相提並論。無論是營造墓室的“莒少郎”，還是製作葆調的“畢少郎”，都屬於從事工程的技術人員，地位不會太高。根據“郎”字義的轉向，將“少郎”理解為對青年男子的敬稱，應無不妥。

青羊何謂

至此，“葆調”的用途以及何人所為已有較為清晰的認識，然而，銘文中起首兩字仍存疑團。無論是羅振玉判斷的“王杲”還是馬衡認為的“主（上日下羊）”，在漢代青銅銘文中都遍尋不到，唯有“青羊”是能找見出處的。

在漢末、三國和西晉時期的銅鏡上，常常出現“青羊作鏡”的銘文。例如，1996年綿陽市遊仙區白蟬鄉朱家樑子1號崖墓出土的銅鏡。鈕座外飾一圈神獸紋，左龍右虎，張口露齒，好似相互對峙，二獸尾部隸書“青羊”二字銘文。外區一圈短直線紋，緣上兩週紋飾，內為鋸齒紋，外為雙線波折紋。雖然此鏡於四川出土，但是跟青羊宮毫無關係。成都市區的“青羊”之名，是因為有青帝部下的仙童化身為青羊，在此地顯靈。晚唐翰林樂朋龜在《西川青羊宮碑銘》寫道：“太清仙伯敕青帝之童，化羊於蜀國”，便是記述了這一傳說。

▲圖8 綿陽朱家樑子出土“青羊”銘文銅鏡

羅振玉也對“青羊”有所關注，不過他在《鏡話》中承認，“青羊作鏡”語殊不可曉。而樑上椿在《巖窟藏鏡》中認為“青羊”似為人名或商號名，但不知其為何處之人或商號。銅鏡銘文不止有“青羊”，還有“三羊”和“黃羊”。王仲殊考證“青羊”為吳郡吳縣的鏡工之名，同時推斷“三羊”和“黃羊”也是作鏡工匠家族的名號。（王仲殊：《“青羊”為吳郡鏡工考——再論東漢、三國、西晉時期吳郡所產的銅鏡》，《考古》1986年第7期）而劉航寧則持不同意見，以洛陽出土東漢“青羊”銘龍虎鏡為例，打破“青羊”鏡為吳鏡的觀點，指出“青羊”銘文鏡製作中心實為洛陽。他進一步認為“三羊”指銅、錫、鉛三種祥瑞金屬，“青羊”為青銅之義，而對於“黃羊”的解釋較為模糊，應也是關於銅鏡的吉祥語。（劉航寧：《三羊、青羊、黃羊鏡銘新考》，《中原文物》1995年第2期）持相似觀點的還有漢學家高本漢，他認為“羊”通“祥”，意為吉祥，而“三羊”與“三商”（三種經衡量的金屬）、“三剛”（三種堅硬的金屬）相似，是指三種吉祥的金屬，從而推定“青羊”是指青色的吉祥金屬，可與“青銅”一詞相比擬。

李振華又有不同見解，他在文中介紹了四川洪雅縣文管所收藏的一面四印銘文神獸鏡，鏡背有“漢家長寧，黃羊作鏡，公卿服者，富貴番昌”，認為“黃羊作鏡”中的“黃羊”即戰國時期晉大夫祁黃羊，以秉公辦事著稱。（李振華：《“漢家長寧”銅鏡考》，《四川文物》1995年第5期）此說應是受到《金文總集附目錄索引》論述的啟發。《金索》引婁機《漢隸字源》中記載的一面青羊鏡：“青羊作鏡亖夷服，多賀國家民息，胡〔反書〕虜殄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穀孰，得天力”亦與此略同。胎字亦誤，婁氏又云青羊。陽如歐羊之類。鵬見古溪刻有“青羊君”，殆其人？可見《金索》認為“青羊”或與古溪刻的“青羊君”有關係。

日本學者岡村秀典認為“青羊”也可寫作“青祥”，是一種吉語，指代優質金屬。又解釋道鏡匠們之後成立了雅號為“青蓋”的組織，後來“青蓋”漸漸獨立，分別代稱為“青羊”“黃羊”“黃蓋”的作坊。（岡村秀典：《漢鏡分期研究》，清華大學漢鏡文化研究課題組《漢鏡文化研究》，第46-110頁）

其實，如果結合“葆調”的銘文比對以上幾種說法，很容易排除“青羊”為鑄鏡原料的說法。假設此解成立，葆調上的銘文應為“畢少郎以青羊作葆調”。而“青羊”出現在畢少郎之前作為定語，賓語如何倒置也是不通的。還比如，浙江省博物館藏有一枚盤龍鏡，內區的主紋為一龍一虎相對峙，靠近龍的尾部有“青羊志兮”的四字銘記。“青羊志兮”中的“志”意為用文字或符號作標記，說明是“青羊”記作的。這也說明“青羊”不應是原料，也不應是地名，而是一個能鑄造銅鏡的主體。

既然畢少郎是工匠無疑，“青羊”自然為其歸屬的某一組織。從這個角度來說，“青羊”應當是一個鑄鏡工坊的諢名。無論出現在銅鏡上，還是在葆調上，“青羊”也應當被視為物勒工名制度的範例。用物勒工名制度來確保產品的質量，滲透在漢代官營機構的各個生產管理領域。漢代的“物勒工名”大致分為四種類型：一是工官（生產機構）+監造官員+主造官員+生產工匠；二是工官+官吏名或工官+工匠名；三是僅刻製造機構，工官或亭、市和市府；四是僅刻工匠名。（雷曉偉：《漢代“物勒工名”制度的考古學研究》，鄭州大學學位論文，2010年）目前出土所見有勒名的漢代器物種類與數量都比較豐富，銅器、漆器、鐵器、骨籤等器物上均可得見。由此可見，套用物勒工名制度的幾種類型，將“青羊”理解為工官，畢少郎是工匠，葆調則是器物名稱，非常合理。

漢代的莊園經濟已有規模，刺激商品區分等級，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的“青羊”就是銅鏡的一大品牌，而之後誕生的“黃羊”“三羊”“青蓋”或許就是模仿成分居多的山寨。也許，作為大宗的銅鏡有著嚴苛的勒銘制度，優秀鑄師畢少郎同樣心有不甘，便在“葆調”上留下自己的稱號，名垂千秋，碰巧成為破解“葆調”之謎的重大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