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20年前，我第一次前往巴黎。盧浮宮、巴黎聖母院、先賢祠，更不要說埃菲爾鐵塔，激不起我任何興趣。在聖米歇爾的一條小巷裡，我欣喜若狂地發現了一家叫加州的英文書店，裡面塞滿了關於巴黎、歐洲以及美國的二手英文書，它們該是一撥接一撥的美國遊客、暫居者的遺留物。
我對於巴黎的印象，很大程度是由美國人塑造的。是的，《流動的聖節》決定了一切，它的色彩、溫度與醉人的青春感，是衰老的海明威對於青年時代的追憶，巴黎代表著一位作家的發現世界與發現自我之旅。在這張巴黎地圖上，莎士比亞書店超越一切，在這裡，海明威遇到了喬伊斯，重新想象密歇根。況且，比起法語，英文熟悉得多。
海明威這一代美國人，認定自己是文明的邊緣人，只有前往巴黎、倫敦，他們才能逃離美國的粗俗、貧瘠。對於我這一代人，紐約、舊金山變成了更親切的存在，巴黎、倫敦因其過分漫長、龐大，反顯出距離。外省人的感覺頑強地從巴爾扎克、海明威傳到我身上，一個邊緣者對於中心的渴望，它同時帶來焦灼與動力。同時，它令你對另一些邊緣者產生特別的興趣，他們該怎樣面對自己的渴望與掙扎。
忘記了是在加州書店，還是莎士比亞書店，我碰到這本《白色城市》，一位名叫Joseph Roth的德語作家對於巴黎的描述。它由一組短文構成，短則1500字，長也不過4000字，主題更是隨心所欲，他在街頭咖啡館的隨想，火車上一個讀報者，冬日飄落的梧桐葉，與一個自我放逐者的偶遇……但它們的確構成了一個動人的巴黎的形象，比起《流動的聖節》，它更有一種動人氣氛。
1938年，Joseph Roth 在巴黎的 Le Tournon 咖啡館
如今，我知道這種短文有個專有名詞—Feuilleton，該怎麼確切地翻譯它？小品文、專欄，或者乾脆音譯為阜利通。它源於19世紀初的法國，勃興的報業需要短小、尖銳的文章，來填補不斷擴充的版面，巴爾扎克的連載小說，或一位二流作家描寫酒吧風情的短文，皆可進入此列。它也是對於政治、外交、商業新聞的補充與消解。對於普通讀者，它或是更重要的內容，比起那些重大事件，眼前的短暫放鬆，才是更迫切的需求。20世紀20年代的德國報業，將Feuilleton推到一個更富創造力的階段，從茨威格到托馬斯·曼再到年輕的本雅明，皆是作者。這種形式似乎也正與魏瑪共和國時代的變動不居、充滿新奇的氣氛不無吻合，它有關“對大小世界的詩意觀察，日常經驗的所有魅力，珍愛的漫步，奇妙的邂逅，心情，感懷的閒談，評點及類似種種”。
是的，比起喬伊斯、托馬斯·曼，甚至海明威，我更期待成為這種Feuilleton作家。那種鴻篇鉅製固然驚人、散發著自成一個宇宙的魅力，它們卻也充滿壓迫感，你必須一頭扎入主人公的命運，隨他的心境起起落落。一本由Feuilleton構成的書卻不同，你可以隨意翻到任何一頁開始，漫不經心地讀上兩行，啜一口dry martini，發發呆，想到一位昔日戀人，再讀下去。你不會擔心錯過什麼，也不一定要讀完它，它放縱你的閒散，也在閒散中，激起你新的感受力。原來來自奧匈帝國邊緣的Joseph Roth是這樣看待歐洲中心的巴黎的，原來在這一刻，他正陷入付不起房租的沮喪，突然路過的漂亮女人，又暫時趕走了他的憂慮。我要寫一本這樣的巴黎，一個出生於20世紀70年代的江蘇、在北京軍隊大院成長起來的中國青年的感受。這是20年前的我的志向，那時我27歲，充滿了征服世界的念頭，要去住最古老、豪華的飯店，與最聰明的頭腦交流，和最美麗的女人約會，而這些邂逅都將匯聚成一卷又一卷的Feuilleton的小冊子。
20年過去了，我突然想問自己，為何這一切沒有實現，而下一個20年，它可能實現嗎？
文：許知遠
新媒體編輯：Sissi Hua
新媒體執行、排版：ici
圖片來源於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