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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8日（可能是7日），萬瑪才旦因心臟病醫治無效，不幸離世，享年54歲。
雖然8日中午已有消息稱萬瑪才旦去世，但人們顯然不敢置信，就像之前每隔一段時間都要傳一次的“霍金去世”，萬一，萬一是假的呢？
而人們對此顯然都很恍惚，許是萬瑪才旦導演雖然低調，卻從未徹底消失在大眾視線中，他真誠謙遜，在去世前都一直和人互通往來。
又或許是比起一眾在天堂相聚的電影人，萬瑪才旦導演的年紀太輕了。
讓·呂克·戈達爾享年92歲，50歲後還拍出了《芳名卡門》，阿涅斯·瓦爾達活到了90歲，88歲還拍了備受好評的《臉龐，村莊》，甚至現年86歲的伍迪·艾倫仍在繼續創作，計劃拍完自己的第五十部電影《Wasp 22》就去寫小說。
縱觀世界電影史，年過半百從來不是導演的桎梏，太多名導在五十歲後爆發事業第二春：希區·柯克、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埃裡克·侯麥、王家衛……
他明明還有至少三十年的電影生涯，能在歲月積澱後講出更好的故事。
可現在，他甚至不能等到自己的第八部劇情長片《陌生人》公映就魂歸藏地。
如此突兀，如此遺憾，正像他的書，《故事只講了一半》。
萬瑪才旦，1969年出生於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貴德縣，自小就接觸傳統藏文化。
因為被爺爺認作舅舅的轉世，萬瑪才旦是家裡的寵兒，有了較好的環境和條件去學習，但和中國很多導演的“電影世家”相比無疑有天壤之別。
貴德縣的昨那村很小，小到建設水電站時，萬瑪才第一次在職工禮堂看到電影，卓別林的《摩登時代》、上美廠的《大鬧天宮》《三打白骨精》，是牧羊娃的電影啟蒙。
長大後，他讀了師範類的中專，畢業就回老家當了一名小學老師，工作穩定，月工資99塊也夠體面。
只是這一切似乎都終結於藝術家天生的自我表達的需要。
學校很小，白日吵鬧，夜晚孤寂，為了排遣這種感覺，他開始寫作，為滿足內心的需要而寫，沒發表過。
當了四年小學老師後，他嘗試走出去，在那時，走出去的唯一出路就是考大學。
單位領導不讓，他就寫了“軍令狀”，考不上將自願放棄公職，在那個小地方引起了轟動，萬幸的是，他考上了西北民族大學。
之後，因為短篇《人與狗》的發表，他又在碩士期間得到資助去北電進修。
2002年，西方有了《諜影重重》和《冰河世紀》，在中國，香港的劉偉強拍攝了《無間道》、臺灣的易智言拍攝了《藍色大門》、大陸的張藝謀則拍攝了評論兩極分化的《英雄》。
而也就是在這一年，北電第一個學期結束後，萬瑪才旦帶著三個同學回到青海，用手掌大的家用索尼DV拍攝了自己的導演處女作《靜靜的嘛呢石》。
《靜靜的嘛呢石》片長只有30分鐘，講述了從寺廟到村落，又從村落回到寺廟到三天時間內，被電視節目吸引的小喇嘛出走與歸來過程中的新奇與迷惘。
2005年，《靜靜的嘛呢石》擴充為長片版，萬瑪才旦的才氣更是得到充分展現。
比如對傳統意象的選擇，嘛呢石是藏區常見的刻著經文的石頭，是一種宗教象徵，而與之相對的，是吸引著小喇嘛的《西遊記》面具。
小喇嘛和小活佛雖然和其他小孩有些不一樣，但畢竟也是孩子，也會對新鮮的事物感興趣，從這個人物視角出發，不同層面的觀眾領會到的東西會有所不同，卻又有所共通。
又比如在構圖上，萬瑪才旦也顯露出對詩性電影語言的考究。
片中有各種草原、山川河流的空鏡，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對話很少，長鏡頭很多，突出的就是一個“靜”字。
結尾祈願大法會已經開始，小喇嘛一路跑回來，把面具掛到牆上又摘下的鏡頭更是十幾分鍾都沒有對白，這種心靈的變化無需言語，卻有一種情感在緩緩流動，總讓人聯想到西奧·安哲羅普洛斯鏡頭下靜默的希臘。
但最讓當時影評人讚賞的，是萬瑪才旦這部處女作打開了中國電影史的新篇章。
這是中國電影百年來第一部由藏族導演拍攝、藏族演員出演，並藏語為對白的電影。
也就是從這部電影開始，萬瑪才旦確立了自己電影的一貫主題：現代化的精神困境。
是傳統與現代、信仰與世俗、身份的迷失與尋找。而“尋找”這個動作，也幾乎貫穿於他的每部電影。
《靜靜的嘛呢石》之後，六年時間裡，他陸續創作了《尋找智美更登》《老狗》兩部作品，構成了他的“藏地故鄉三部曲”。
其中，小喇嘛尋找失落的童年，劇組尋找智美更登的演員，老人尋找被賣或被偷的老狗，隨著衝突越來越劇烈，萬瑪才旦對藏區未來的思考也越來越深刻。
時間一轉，來到了21世紀10年代，中國電影迎來IP改編的狂潮。
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中國電影的輝煌是電影劇本有一眾大佬抬轎，那麼進入21世紀後，顯然就是三流導演拍攝四流小說產出不入流的洗錢之作，其粗製濫造，令人汗顏。
除了《老狗》改編自藏族作家德本加的同名小說外，萬瑪才旦幾乎都是自編自導自己的小說。
他的《塔洛》《撞死了一隻羊》《氣球》的原著小說，都被收錄在其短篇小說集《烏金的牙齒》中。
在書的扉頁上，他這樣寫道：“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講述故鄉的故事，一個更真實的被風颳過的故鄉。”
2015年，萬瑪才旦拍攝了電影《塔洛》，自此走上公映之路。
這是一部關於迷失的電影，講述了處於社會邊緣化的牧羊人塔洛因為進城拍身份證，結識了理髮店老闆後被欺騙的故事。
電影一開始，就是一場長達12分鐘的正面中景，腦後垂著小辮子的塔洛以誦經的腔調、藏語風的漢語一口氣背完了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
而在一系列奇遇之後，塔洛回到尋找身份之旅的起點——派出所，只是他再也不能流利地背誦出毛主席語錄。
因為剃掉小辮子後的塔洛和原本的證件照不符，必須回到城裡重新拍照。但塔洛卻並未選擇返回，而是駛向了相反的方向。
失去一切的他在路邊一邊喝酒一邊點燃了手中的鞭炮，以悲壯的方式懲罰自己過往的迷失。
作為萬瑪才旦電影藝術風格的一道分水嶺，如何用影像來表達塔洛所面臨的身份認同的焦慮是電影的首要問題。
為此，萬瑪才旦給出的答案是“加強光影的造型作用”。
《塔洛》的鏡頭多為固定長鏡頭，影片為黑白畫面，以往藏族影片中所常見的藍天白雲消失不見，轉而為單一的暗調，從而使觀眾更加註重故事情節的敘述，也凸顯出塔洛世界的非黑即白。
同是大量採用自然光，《塔洛》強調以光線的明暗對比凸顯畫面，這也是黑白電影的優勢。
《辛德勒的名單》中有一場史登坐在辦公室裡打印工人名單的鏡頭，環境是昏暗的，只有他手邊的名單和打字機被柔和的光線所籠罩，說明此時的名單是猶太人生存的希望。
《塔洛》則相反，當塔洛在帳內一邊用收音機練習情歌一邊喝酒排解相思之苦，室內空間是黑暗的，只有油燈黯淡的光打在他身上，模糊勾勒出他的輪廓，而隨後，這盞微弱的燭火被風熄滅的空鏡頭則暗示了塔洛命運的不詳。
也就是自這時起，萬瑪才旦早期作品中旁觀記錄視角的淡定徹底不見，作品風格感更強，情緒也更為激烈。
2018年，萬瑪才旦導演了《撞死了一隻羊》，這部由上海繁花裡有限公司出品製作的劇情片由王家衛監製，獲得了第75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地平線單元最佳劇本獎，甚至在《復聯4》的衝擊下獲得了破千萬票房。
而《塔洛》中傳統與現代似乎不可調和的問題，在《撞死了一隻羊》中提出瞭解決方案，那就是回到本民族文化中，用改革而非革命的方式，緩解精神危機。
電影很有寓言色彩，帶有一絲魔幻現實主義的味道，以兩個叫金巴的男人的相遇引出一個復仇的故事，而主題卻是救贖與放下。
羊在藏族文化中象徵著純潔與犧牲。司機金巴撞死了一隻羊，在賣羊與超度羊之間選擇了後者。殺手金巴在見到仇人時決定放棄復仇，在寬恕仇人後也完成了對自己的救贖。
僅是這樣未免老生常談，而萬瑪才旦的才氣則在最後那段夢境天空中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
回去途中，在撞死那隻羊的位置上，司機金巴做了個夢，夢裡，他化身殺手金巴完成了復仇，履行了康巴藏人復仇的傳統。
而到《氣球》（2020年）時，女性主義正式進入萬瑪才旦的創作中。
在大陸女性主義電影發展得磕磕絆絆的時候，《氣球》中的女性主義則看起來更為有力。
電影的背景設定在20世紀90年代的藏區，計劃生育已進入藏地，卓嘎和達傑已有三個孩子，再生就要面對更嚴重的經濟負擔和罰款。卓嘎雖一如既往去診所要了避孕套，誰知，避孕套卻被孩子們偷走當氣球吹了，卓嘎又一次意外懷孕……
卓嘎想要打胎，可因為喇嘛預測卓嘎懷的是達傑父親的轉世，達傑堅決不同意引產，由此引發了嚴重衝突。
牧民、配種、氣球、白色避孕套、輪迴轉世、墮胎，構成了這部電影鋒利的屬性。萬瑪才旦以不惜“冒犯”、自揭傷疤的方式，表現藏族傳統信仰體系同現代化文明進程的衝突，也是藏人對藏族文化的一場挑戰。
最後，卓嘎拒絕成為生育機器的命運，母羊則因為不能產仔慘遭賣掉，女人與母羊互為喻體，無疑是對男權社會的有力反抗，也是對逐漸消逝的藏族自然精神的呼籲。
幾部電影，多元的維度，同一母題的思考和深化，讓萬瑪才旦被稱作“至少7.5”的導演，每部作品都備受期待。
而從更大的方面來說，萬瑪才旦逝去的可惜不只在於他是個優秀的“作者”，更在於他對藏地新浪潮的貢獻。
當前，業界普遍認為萬瑪才旦2005年執導的首部長片《靜靜的嘛呢石》開啟了“藏地新浪潮”的先河。
在此之前，自《金銀灘》（1953）問世以來，截至2005年，大概有四十餘部藏族題材電影誕生，其中，田壯壯的《盜馬賊》（1986）、馮小寧的《紅河谷》（1999）、陸川的《可可西里》（2004）都在華語電影總佔據重要地位。
可儘管這些電影的拍攝地都在藏地，部分演員也是藏人，但都是外族導演拍攝，逃脫不了文化上的“他者”視角。
再加上語言和習俗的隔閡，可能會難以理解藏族人的某些觀念或行為，從而將影片的情節處理得膚淺、片面。
另一方面，藏語作為藏地母語，電影卻清一色以漢語普通話為主，幾十年來，只有《布達拉宮》是全藏語的。
可以說，2005年前，都沒有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藏族電影，能讓藏族、漢族，乃至世界上其他民族都能靠近，欣賞，理解。
直到萬瑪才旦橫空出世，從《靜靜的嘛呢石》開始，藏地有了“全藏班”的電影製作班底，全藏語的對白，甚至很多是藏族族系的小分支，像《靜靜的嘛呢石》的主要語言就是安多方言。
而從戈達爾、特呂弗等引導的法國新浪潮，到大島渚、吉田重喜等引導的日本新浪潮，“新浪潮”的帽子這般大，顯然並非一個天然的藏族身份就能承受得起，它要能形成一種風格、一種思考、一種體系。
我們說萬瑪才旦身上具備這種特質，因為他以自己人的視角、生活化的故事，對藏地景觀文化有效祛魅，從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敘事和美學風格，因此成為“藏地新浪潮”第一人。
2005年到2010年，萬瑪才旦的“藏地故鄉三部曲”使得藏地電影終於真正有了藏民族主位的表達，但此時藏族導演卻只有萬瑪才旦一人，尚未形成明確且清晰的群體化風格，他仍是孤軍作戰。
直到“傳幫帶”有了成果，他曾激勵並引導過的一批藏族年輕人走上了電影創作道路，甚至，這些人中很多曾是萬瑪才旦“全藏班”的成員。
像在“藏地故鄉三部曲”中分別擔任美工和攝影的松太加就因萬瑪才旦的影響才進入北電進修攝影，之後拍攝了《太陽總在左邊》《河》《阿拉姜色》。
而《阿拉姜色》的公映票房甚至超過了《塔洛》的112萬，有200多萬。
1989年出生的拉華加，則因為高中時看了老師給他們放的《靜靜的嘛呢石》埋下了拍電影的種子，甚至在高考結束後放棄前往青海民族大學物理系的機會，轉去北電做旁聽生。
在萬瑪才旦的建議下，他先去西北民族大學學了三年藏語言文學，而後考取了北電導演系，參與了萬瑪才旦的電影製作，是《塔洛》《清水裡的刀子》的執行導演。
另外，還有卡先加的《光之子》、旦正多傑的《暮靜》、德格才讓的《他與羅耶戴爾》等。
萬瑪才旦的兒子久美成列也顯現了卓越的天賦，他導演的電影《一個和四個》獲得了第16屆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導演，前不久還登陸了2023北影節。
可以說，對於很多藏族電影人來說，萬瑪才旦就是最初的那束光。
正是因為他對藏族青年電影人不遺餘力地提攜，“藏地新浪潮”才得以迅速發展，並表現出較高的製作水平。
萬瑪才旦已逝，但文化的火種卻不會因一人的隕落而熄滅。
這一切就像當初他從事電影事業那樣，或者對於藏地文化來說，這也是一種輪迴。
現在，他所引領的這股浪潮將繼續下去，並將他的作品帶到更遠的地方。
正像《陌生人》公佈的首款概念海報那樣，“陌生人”騎著哈雷摩托出畫，留下了空影，但飛揚的塵土見證了他存在的痕跡。
他遇見了什麼，尋找了什麼，留下了什麼，又帶走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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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北戴河桃罐頭廠電影修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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