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著一個太平洋的美國，不管是政治制度還是國家建構的道路，都堪稱是現存的人類社會里特立獨行的存在，它向來也是我們觀察制度、傳統、信仰與人性如何相互作用的一個絕佳的社會實驗樣本。
美國的“反智”，並不算一個新鮮的話題，然而，它並不能簡單歸結於“紅脖”們天然就有反精英和反知識的傾向。霍夫施塔特那本大名鼎鼎的《美國的反智傳統》，對此有過深度剖析，這種看似可以簡單解釋的現象，其實有關於歷史，有關於制度設計，既有偶然也有必然，是整個社會氛圍盤根錯節的體現。
今天分享的內容，是政治學教授任劍濤對這本《美國的反智傳統》的深入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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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是從事政治學研究的，對霍夫施塔特這本《美國的反智傳統》心儀已久。
這本書的翻譯出版過程也很有傳奇色彩，很少見到一本書，在一年之內能有五六個版本的譯本出現，這在現代學者著作中也是十分罕見的。或許是因為，它出版在一個我們觀察美國的當前局勢，尤其是美國社會文化和政治文化的重大變化之際。
《美國的反智傳統》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觀察窗口，也提供了一個非常準確的觀察視角，也有一個對美國目前形勢進行觀察的多元的維度。尤其是美國2020年的總統選舉，是一個美國曆史上的重大變局以及標誌性事件，非常適合閱讀霍夫施塔特這本書後進行思考與比對。
在美國曆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總統在敗選之後對選舉結果提出挑戰，還激勵民眾參與到挑戰的隊伍之中。民眾也不聽從知識界以及政治學的基本知識和理論對選舉總統問題進行的引導和分析，他們相信自己的情感，相信自己的直覺，甚至相信一種“神將”的存在。
美國充滿著反智的社會文化氛圍，這是非常悖謬的現象。這本書能夠幫助我們努力進入，深入和系統地瞭解，在一個知識的時代，美國如何充斥著反智的觀念和行為。透過這本書，不僅可以看到美國政治生活數十年來的重大變化，也能對所有現代國家當下的政治現象中反智的一般情形有所瞭解。
這個時代充滿著反智的共同現象，其實不只是一種美國現象，更是一種世界現象。閱讀這本書，也有助於我們去嘗試理解反智主義的形成機理，以便自覺去抑制反智主義的膨脹。
其實，我們每個人內心中都有反智的一些情愫，甚至有一些反智的情結，即使是我有時候可能也會陷入反智的思維泥淖。同時反智主義的產生、發展和興盛，恰恰位於知識和知識分子被認為是引領發達國家和人類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
01.
為什麼要寫這本書？
《美國的反智傳統》在具體的寫作上有特殊的寫作背景，霍夫施塔特在緒論部分已經把他寫作的時代理由告訴我們了：1950年代的美國實際上已經出現了很多令人擔憂的現象，這種現象在霍夫施塔特的眼裡聚焦為一種反智的態度。
他將美國曆史上出現的反智的態度和行為，定位為一種美國的“反智傳統”，促使人們去發現生活中存在的令人高度憂慮的反智現象。
比如，人們對學究普遍厭惡，對知識分子心懷一種敵視的態度，其實對真正的專家也比較排斥，而且在知識分子和專家之間，可能人們更傾向於專家意見，又專家來排斥知識分子，這實際上構成了反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兩種最令人觸目驚心的反智傳統相關現象。
在美國的生活中，人們對純粹科學的拒斥，對知識精英一貶再貶，對於記載現代知識和知識分子生存的最主要的場所，也就是大學，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作為美國這樣一個實用主義的社會，美國的反智傳統更直接地體現為對一般人的推崇。今天美國流行的民粹主義，其實就是對一般人進行推崇的當下表現。而這種民粹主義實際上從“五月花號”前往美國，建立美國北美13個殖民地，一直延續至今，是非常深厚的傳統。
人們認為，一般人比專家、比知識分子更能夠理解這個社會，更能夠把握行動的主動性，更能夠顯示這個社會跳動的脈搏。這些一般人傾向於對日常生活秩序和日常理念的捍衛，表現為在美國社會中對文化創新的反感。
只要知識分子一旦以知識干預社會、干預社會運動來表達自己的公共意見時，這些重視一般人的代言者，往往就對知識分子的“氣焰”表示非常憤慨。他們對知識分子把持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學教育憤怒聲討。他們認為，並不是要把學生侷限在學校裡，進行非課業化的教育，對學校的閱讀寫作乃至於數學教育，頻頻非議。如此等等，可以說美國社會的反智現象不一而足，難以完全舉例說明。
霍夫施塔特僅通過他所舉的上述相關事例，已經向人們表明，那些對知識和知識分子表示反對態度的反智傳統，是觀察美國社會生活的一個重要窗口。
《至暗時刻》
這裡我們要強調一句，霍夫施塔特並不認為反智傳統是美國的唯一傳統，也不認為反智代表著美國人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全部態度，他特別強調，美國社會中實際上也有崇智的傳統，就是崇敬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傳統。因而，崇智和反智構成美國社會兩個突兀並立的現象，也成為我們觀察美國傳統的兩個不可偏廢的主要窗口。
在霍夫施塔特的論述當中，反智實際上是一個非常矛盾的社會現象，因為反智者並不像我們一般認為的那樣，是一味地敵視知識。他們的態度是什麼？是對知識分子愛恨交加。
一方面，反智的宗教活動人士，譬如說福音派牧師，他們本人聰明博學，對神學觀的原教旨主義的表達非常到位，因而他們並不是一些對神學全無瞭解的宗教活動的狂熱分子。
那些排斥規則、知識、規範的政客們更顯得狡猾了。他們一方面運用知識，另一方面又以反對規範、知識來打破既有的政治格局，來贏得自己所希望的權利。他們是以反智為手段，而不是以反智為目的。
那些代表美國實際需求的企業家，在智識上自負、但是有堅定信念的右派媒體人，邊緣作家，不滿學術界“左傾”的專家等等，他們都不是以反智為目的來採取反智的行為。相反，反智主義在主張進步和反對進步的兩股敵對勢力之時出現，它就成為一個社會生活中人們要正視面對而無意消除的頑固的社會現象。
為什麼在美國的社會生活中，人們對知識和知識分子心懷不滿，而且要在贊同中加以拒斥？這當然就與反智主義特殊的含義有關。反智不像我們中國人去理解的，是反對理性，而是特指的反對知識和知識分子。
由於知識分子不是一般的職業人士，而是一群以不偏頗的才智、概括能力、自由的推斷、一手的觀察、尖銳的批判意見和創新的取向為特徵的人。他們對現實充滿了批判精神，在觀念上充滿著反省的意識，在行為上對現實可以說是指指點點，因而在某種意義上，他們身上的蘇格拉底氣質是很容易遭人記恨的。
作為一個專業學者，當其他專業的學者對我自己專業的問題進行指點的時候，我也心懷不忿。反智的底色就開始呈現出來，很多人都會對這種“認為自己什麼都懂”的態度表示反感，總之他們會認為，這些人的跨界指點根本就是一個笑柄。
所以知識分子的品質會有跨界而為，顯示其批判精神的群體特質。他們既有先知的特點，又有公共的職能，這兩種角色可能就會使他們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的時候吃力不討好，導致美國社會公眾對他們的抵制。這一系列反智現象，讓霍夫施塔特認為在美國社會中的知識是不受歡迎的。
而另外一方面，霍夫施塔特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實際上是自覺的，但並沒有在文字上只系統表述美國當時社會的大事件，即因為“恐共症”而在美國流行的麥卡錫主義。
當時的美國知識界與政界一個偏左，一個偏右，使得權力跟知識界發生了直接的對抗。麥卡錫主義也追剿偏向於左傾的知識分子，對所謂自由派、行政支持者、改革派、國際主義者知識分子、採取自由派政策的共和黨等等，一個都不放過。在美國社會中，人們感受到的反智現象更為尖銳，更為觸目驚心，更加觸目皆是。
霍夫施塔特認為，必須要去尋找美國社會中反智傳統形成的生存機理，因而他花了四個部分的篇幅來分析美國社會中反智傳統形成原因的最厚重的著作的組成部分。
02.
宗教的烙印
在霍夫施塔特看來，美國是一個新教國家。雖然美國是一個多元宗教的國家，美國可以說因為憲法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因此來自世界各個國家的不同族群，都攜帶了他們移民之前所信仰的宗教，進入了美國，形成了自己的宗教、生活群體、宗教信仰和宗教理論，這是美國憲法所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必然帶來的信仰多元局面，一點不假。
但我們同時也說為什麼美國是個新教國家呢？在霍夫施塔特看來，一是因為美國人的心智在建國時期就已經是新教思想的產物。
“五月花號”的約定，有人說是“文盲的約定”，經過今天的考察發現並非如此，有一些在英國生活不如意的畢業於牛津劍橋的神學生，也加入了殖民新大陸的隊伍。因此美國殖民者所接觸到的知識，其第一個平臺那就是宗教。這樣的基督新教傳統，可以說滲入了美國的憲法，不理解美國的新教傳統，就不可能理解美國的建國理念、美國的根本大法（憲法）以及美國政教關係所支撐的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以及人心秩序。
但是恰恰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美國的反智傳統，它的第一個知識傳統平臺是宗教，而反智的第一個動力也是來自於宗教。
《1917》
在某種意義上來講，宗教社會學向人們揭示出來，富裕的階級喜歡把宗教理性化，並樂於遵守宗教的繁複儀式。相比而言，社會的中下層他們信仰宗教的方式比較感性，一方面他們對宗教神學不甚寥寥，而且反對那種繁瑣的宗教儀軌和上層牧師莊重的訓導，他們重視的是自己內心的宗教體驗，這是一個美國社會獨特的宗教定位。
從歷史上來看，這當然與移民美國的那些早期殖民者，跟宗主國英國的宗教抗爭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這樣一種抗爭，讓他們的宗教信仰帶有反智的特色。另一方面，也與美國早期社會教育程度的普遍低下有密切關係。
美國從殖民時代開始，傳教就顯得多元而自由，在知識和感性之間達成平衡，乃是傳教的最重要的一種取向。尤其在大覺醒運動當中，清教徒們的熱情和良好教育成為歷史之後，奮興派走向了結合熱情和激昂的道路，因此出現了肆意攻擊傳統教會、蔑視教會慣用禮儀的牧師，這樣就使得宗教反智傾向為新興的美國社會打下了烙印。
加上美國教會組織以一種自由競爭市場的方式出現，信徒可以自願選擇適合自己的教會，它瀰漫著那種掙脫了陳腐的舊歐洲，確立了昂揚的新大陸精神的宗教氛圍。
因此，牧師們紛紛以個人魅力和星級高低來展現傳教的能力，而欠缺宗教知識的支持就變成美國宗教活動的一大特點。甚至像二十世紀中一些著名的宣道者戴森，他更是樂於用粗俗娛樂的方式來佈道，這就使得他們對有錢人和大學生缺少吸引力。
正因為如此，美國人對於宗教生活的選擇使得“嬤嬤也瘋狂”，這就是大家看到美國的著名流行電影，一個流行歌手因為得罪了黑社會人士而遭到追殺，進入教會扮演教會工作人員，結果在傳教時就用他自由歌手的那一套又唱又跳來傳教，沒有料到引起的轟動，集資巨大。所以美國作為新教國家，在傳教上的反抗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傳統已久。
03.
政治的舊疾
美國反智主義的第二個動因是在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很重視規範知識和規範行為、程序安排、法制體系，但是重視這個制度並不意味著重視知識和知識的力量。
霍夫施塔特指出，當美國獨立的時候，知識分子與權力之間的關係不是一個問題，因為開國元勳們既是知識分子又是政治行動者。但隨著民主政治的發展，從美國國父們那一代開始已經出現了非常悖謬的現象，那就是領袖們不團結而相互攻擊。
比如，傑斐遜就受到了漢密爾頓的攻擊，傑斐遜反擊，漢密爾頓持續攻擊，最後就變成了美國政治相互攻訐，以至於相互撕裂、相互對壘。就像今天的特朗普與希拉里，之後的特朗普與拜登，以及他們的相互支持者，作為選舉推動的政治行動派佔據政治的知識中心場域，大家為了打贏選戰，政治家們都放下身段迎合選民。
這個時候，政治中的紳士傳統就趨近消失，而努力激發民粹主義的公眾熱情的一群人逐漸佔據了政治的中心舞臺。
《鐵皮鼓》
這就是美國政治樹立起的特殊的標準，即在政治生活中不能“文弱”，不能理想化，不能注重知識，最好有從軍記錄或者參加過橄欖球隊。這就使得那些有志於從政，而又善於打破美國政治規則的傳統的從政者和潛在的從政者疏遠知識分子。
在美國曆史上能夠調動知識分子力量的現代政治人物不是太多，比如老羅斯福、小羅斯福、威爾遜當政時，知識分子是受到重視的；但大多數被政治人物所接納進政治生活的知識分子，卻因為他們處事的規則性和重視知識依據而被認為是迂腐的一群人，因而使得政治生活中排斥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氣氛，一直沿襲下來。
許多國家不是宗教社會，但政治生活中所呈現出的跟美國政治生活當中的同一風格，縱觀許多國家，其實在整個政治生活當中，那些真正沿行知識、表現文氣，顯得溫文爾雅的人，恐怕在政治生活當中被接納、受到重用的可能性是不高的。
第二方面，就是民主政治生活的獨特性，跟非民主政治生活某些方面所具有的共性，可以幫助理解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為什麼政治領域裡也充滿著超越美國範圍的共同的反智傳統。
04.
文化的衝突
美國反智主義的第三個動力在社會文化方面。美國建國初期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不像現在是一個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
首先從美國的歷史來看，農業社會崇尚的人格典範是淳樸、勤勞、務實、尚行作為特點。因而在某種意義上，這些人的行為邏輯跟知識分子的行為邏輯大不相同。他們並不去著重談論理想，也不重視行為中的規則性、規範性，也不是在清晰地分辨一個觀念和行為的公私界限，合法與否、是否道德的基礎上去展開的。
在某種意義上，商人精神可能成為美國從農商文明躍進到工商文明的最重要的精神動力。恰恰在美國社會文化中，商人是受到知識分子輕蔑的一個群體，而商人本身又覺得自己承擔了創造財富、服務社會公益的責任，因而知識界對於商人的認知和商人對自己履行社會責任的認知之間產生了巨大的、難以逾越的鴻溝，這就導致商業文化和知識分子代表的社會文化之間的衝突。
《五月之後》
由於美國的商人大多數屬於白手起家，不是依靠權力來獲得商業特權和商業壟斷的利潤，那種依靠努力、依靠自己的天分來發家致富的商業精神，特別受人推崇。因而這種社會文化的認同感，導致人們對知識分子所代表的社會文化秩序表示蔑視，產生了某種“不用書本而用來福槍”的早期行動規則，行動至上的實用主義精神。
這使得使得社會把知識分子與缺乏行為者、難以在社會文化中製造大家所期待的社會文化發展結果相聯繫起來。這種社會文化氛圍其實不唯獨美國才有，其他所有國家都有，但是相對說來，知識分子和工商行動的實用主義傳統的對立，卻不如美國那麼尖銳。
05.
教育的悖論
接下來霍夫施塔特分析了美國反智傳統的第四個形成的主要動力，就是在教育方面。相比而言，我們因為自己的特殊經歷和對於目前中國教育的獨特感受，也會有很多呼應。
其實中國同美國一樣，都是一個非常重視教育的國度，但不大一樣的是，中國從古至今關心的是精英教育，而美國自建國以來始終關注的焦點是平民教育。這兩者有什麼重大的區別？簡單講，精英教育注重的是政治性、道德性、動機性以及工具性；而平民教育始終強調教育的實用性、收益性、個人性、當下性。
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的教育具有自己的獨特特徵，所以在開國的很長一段時間，甚至可以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美國都缺乏偉大的學校，完全沒有牛津、劍橋這類學校，人們都必須到牛津、劍橋進修，才有揚名立萬的資本。
但美國人當時不以為恥，他們恰恰把教育確立在實用知識上，而且致力於教育的民族和大眾化為改革的主調。
在這一方面，著名的美國學者、教育家、思想家、哲學家等等身份非常複雜，以至於可以用百科全書來形容，我認為是美國實用主義精神的一個最重要的建構者約翰·杜威，他的“為民族而教育”的口號影響深重，而且他強調生活適應教育的運動是必須的，教育的主體應當是學生，而不是教育者。
杜威特別強調，要把教育看成改造社會的方式，將兒童放在教育的中心位置，要求將教師和課程權威讓給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制度來配合小孩子們的需要。
《浪潮》
而這種教育，美國成立教育改革委員會，成立大學教育評估的組織機構，最後導致美國社會里以實用抵抗規範教育，與對教育者的規劃的排斥，而被受教育者的主體作用實際上被一種教育者的理念來替代了。
教育的結果是要解放兒童，解放受教育者，但造成的最終結果是對於規則的反抗和抵制。這對我們中國今天來說，實際上也有切膚之痛，也有與霍夫施塔特對美國教育中的反智傳統的剖析頗感一致的感受。
尾聲.
在反智傳統的四大動力裡，政治現象和教育現象，政治動力和教育動力形成了反智傳統。在這種有深厚反智傳統的美國社會中，知識分子怎麼辦呢？他們要麼與社會疏離來保持自己批判社會的存在，要麼被社會同化。在兩難選擇之中，美國人一直在徘徊，在鬥爭，在努力維持崇智的傳統，而拒斥反智傳統對知識分子的影響。
當然社會文化作為一個文化氛圍，對於反智主義的形成也會有深刻的影響，霍夫施塔特從這四個方面，對美國反智傳統整個面貌的揭示、動力機制的披露和解決問題出路的想象，都非常具有啟發性。
還有三個問題，值得我們一起在閱讀時共同去思考。
一，反智僅僅是一個美國現象嗎？顯然，它已經超越美國社會的現象，為什麼這個現象這麼普遍呢？它跟人性有深刻的聯繫嗎？
其二，作為反智傳統來說，在宗教、政治、社會文化、教育的動力機制之外，是不是還有更深刻的、更多的其他動力機制或者原因呢？這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如果反智不可徹底消除，我們該怎麼去面對自己和社會上出現反智現象？
其三，在一致反智的時候，崇智可能是對反智的最有力量的一個進路，這讓我們要去思考我們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尊重，是不是這個社會的必須。但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尊重是不是就意味著崇敬，這也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如何在尊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同時尊重我們自己，讓自己的思考和行動能夠去催生新的觀念，新的思想和新的行動呢？這恐怕也是我們需要思考的。
*《政治的詰問：理想國M導讀第一季》第8、第9期，有大量刪減，掃碼或點擊“閱讀原文”收聽完整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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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讀不下去的“大部頭”有救了
理想國M譯叢導讀
音頻編輯：小蒲
微信內容編輯：蘇小七
監製：貓爺
頭圖：《五月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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