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人，正在“屠殺”青少年

天剛亮起，韓國準高中生葉媛就走上了去補習班的路。

她去得太早，補習班門口還空無一人，長期缺乏睡眠的她坐在冬天冰冷的地上睡著了。

在韓國，流行“四上五落”的說法——如果一天只睡四個小時，就能上大學；如果一天睡五個小時，就會落榜。

為了考上私立高中，葉媛一度每天只睡三小時，補習班門口的小臺階成了她補覺的天堂。

葉媛不是個例，她是千萬個韓國中學生的縮影：睡眠不足、日夜補習、內捲成魔。

她們的共同目的只有一個，考上簡稱“SKY大學”的韓國頂級學府——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

即便夠不上金字塔塔尖，也要上醫科大等重點學府。

因為在韓國，高學歷就意味著好的人脈、就業前景和可見的階級躍升階梯。

極致內卷帶來極致壓力，數據顯示，韓國10-39歲人群的第一大死因是“自殺”，青少年自殺率佔比則逐年提升。每年高考季前後，韓國青少年自殺人數都會出現波動增長。

被稱為“自殺首選地”的麻浦大橋，被政府貼上了反自殺標語和照片，“你今天還好嗎？”“現在去看看你所愛的人吧。”

但即便如此，情形仍然沒有改變。

高自殺率與低生育率，是韓國社會的陳年傷疤。

而韓國的青少年，仍然在內卷的漩渦中看不到盡頭與希望。

就像紀錄片《學習的背叛》開頭獨白所言——

“我每天腰痠背痛地坐在課桌前十幾個小時

大學啊，考上名牌大學依然遙遙無期

大人總說是我還不夠努力

那究竟要多努力，才能考上名牌大學呢？”

韓國高考的競爭激烈程度，大概可以和十個衡水相比。

開頭提到的葉媛，因為學習太用功，手上長滿了厚繭和細小的傷疤，她只能忍痛握筆，甚至用皮筋把筆和手綁起來繼續寫，因為“手腕還可以帶動發力”。

她的學習計劃精確到了分鐘，就連上廁所、吃飯都要定時定點，“休息”對她而言，只是奢望。

在初中，她的排名經常位於前列，成了當地為數不多考上首爾私立高中的學霸。

但到了高中，面對那些數學輕鬆考滿分的“學習怪物”，葉媛的成績滑落至313名——全年級一共395人。

身在韓國的青少年都默認了一個事實：

努力，是最低級的成本。

學習時只有努力，是遠遠不夠的。

據稱，韓國大學錄取率是50%，理論上，每個人都有一隻腳能踏入大學之門，但現實是，韓國的中產和富人階級幾乎壟斷了好大學的入學資格。

補習班文化，就是葉媛口中“學習怪物”的始作俑者。

首爾江南區大峙洞，分佈著一千多家高端補習班，為了搶佔位置，家長從凌晨開始排隊，只為能聽心儀老師講上45分鐘。

經濟實力更強的家庭，會在一年甚至兩年前早早預約名師名額，被補習機構包裝的名師要價實在不菲，此前的熱播劇《天空之城》裡，有一家小孩光補習就花了1500萬人民幣。

名師負責的不僅是授課，還包括衣食住行一站式服務、大學情報蒐集等工作，可以說是為學生私人定製的“高考助理”。

從小在“高考至上”口號中長大的韓國青少年，甚至會喪失是非觀。

此前曾有補習機構爆出老師性騷擾學生的事件，但老師被停課後，學生不僅沒有為受害者討公平，反而聯名要求老師復課，聲稱要找出舉報者，讓對方為自己高考的失敗負責。

受害者不止一位，有人曾表示，“老師有人脈和資源，一句話就能幫我上重點大學，我寧願暫時忍耐，也想上好學校。”

所謂“名師”，不僅能掌握極其強大的校友人脈，甚至能為學生提供升學、就業等定製服務，說是教師，不如說是賣資源的中介。但迫於升學壓力，學生連反抗的勇氣都沒有，因為，沒有人敢用未來進行沒有勝率的賭博。

你可能會想，“我考到好分數就行了，至於那麼憋屈麼？”

但韓國高考，遠非“分數決定論”那麼簡單。

除了高考分數外，學生還要參加目標大學的自主招生考試，需要準備被稱為“生活記錄冊”的面試材料，學習期間所獲獎項、社會活動經驗等內容越豐富，申請幾率就越高。

有背景的家庭，能寫出幾十頁獎項和社會活動記錄，一眼看去，全是普通人沾不到邊的高級活動。

而貧困的孩子們，只能在讀書記錄那欄盡力堆積材料。

大部分人，展示的內容寥寥，更無法吸引面試官的興趣。

大學都上不了，談何夢想？

在這條擁擠的單行道內，也有拼盡全力爬上金字塔的底層學子。

但剛入學SKY（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現實就給了他們一記悶棍。

那些從私立高中升上來的“貴族”們，會在校服上縫上高中的名字，與中學校友抱團撒歡。

即便不“顯山露水”，他們也會在入學前提前拉好群組，組隊出沒在學校的各個角落。

首爾大學裡只有兩種學生，一種是首爾本地人，一種是非首爾人。

那些千辛萬苦從小鎮考上頂級學府的學子，已經是當地創造的“考學奇蹟”，但也因為同鄉的高中校友太少，他們會被排擠、冷落，時常有不合群的困擾。

久淵是學校的特困生，每年都會參加學校組織的特困生活動，那些活動照片相當於把大家的貧困家境公之於眾，在看到他人的目光時，久淵敏感說道，“感覺只是把心裡的那句‘乞丐’消音了而已。”

就業則更為可怕，從私立高中考到SKY的學生很早就開始建立校友網絡，他們可以輕鬆擁有在三星、LG等財團工作的前輩們手寫的推薦信，“小鎮做題家”們則只能靠自己堆簡歷，過上比他人辛苦十倍的大學生活。

在成均館大學就讀的金善惠從小就在底層長大，她期望自己能成為一名社會學家，為弱者建言發聲。

但剛到首爾，她就被高昂的房租、學費壓得喘不過氣。

無奈之下，她只能休學打工賺錢，住在兩平米的小屋裡，用廉價的時間換取奢侈的夢想。

她的未來會如何？

畢業於西江大學的滿吉給出了參考——雖然學歷很不錯，但因為家境貧困，上學時大部分時間都用來打工了。對比去高級企業實習的富人，他的簡歷毫無競爭力，在招聘中屢次被篩。

最終，他只能搬離城市，回到老家。

很多考上好大學的學霸會與善惠、滿吉遭遇同樣的困境：

因為沒錢，所以必須去打工；

因為沒人脈，所以去不了好企業實習；

因為沒有好履歷，所以找不到好工作，只能做低薪小時工。

循環幾遍後，他們的命運又回到了“沒錢”的原點，繼續淪為底層。

這群人從小學拼到大學，才發現自己其實走在一條沒有終點也沒有希望的路上。

歸宿在哪裡？

在韓國大學生群體中，還流行著“炸雞幻想”的說法，大意是大部分人最終都會走投無路，回老家租一間簡陋商鋪開炸雞店，過平庸且無望的一生。

而紀錄片《學習的背叛》，標題意思也很明確——

只有努力學習是完全不夠的，學習也會背叛你，因為努力不是社會的規則。

面對沒有希望的未來，有人從麻浦大橋一躍而下，用極端的方式結束年輕的生命。

也有人不就業、不進修，在家躺平，俗稱“尼特族”。

據統計，韓國的尼特族數量在青年人群中佔比已經超過20%，排名僅次墨西哥。

“如果自己已經活得很辛苦，就更不想讓自己的孩子受苦”，韓國的生育率近年來也在持續走低，可能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因人口負增長滅國的國家”。

你可以說，這一切都與韓國變態的高考制度有關，是極致的競爭文化侵蝕了人們的心靈、抹殺了少年的未來。

但歸根結底，還是因為韓國社會階級固化嚴重，富人佔據了絕大部分優質資源，堵死了底層向上流動的渠道。

韓國的階級問題很早就有顯露，在電影《寄生蟲》中，窮人只能住半地下室：

而富人，眼望之處皆是綠地：

韓國還有“湯匙論”的說法，將家庭按照資產分為“金銀銅土”四個等級。

“金湯匙”和“銀湯匙”家庭，要麼年入百萬，要麼資產超百萬，他們的後代是未來的高管、政府骨幹，牢牢把握社會最頂層的話語權，是不愁吃穿的精英階級。

最底層的“土湯匙”家庭，大多沒有穩定收入、沒有固定工作，一家人蝸居在廉價公寓中，甚至需要領救濟金過日子。

對“土湯匙”而言，考上大學、進好公司或許是改變現狀的唯一方式，但就連這條通道，也逐漸被錦衣玉食的人擠滿，尋不到一毫釐的前進空間。

韓國前總統盧武鉉和文在寅都曾大刀闊斧進行教育改革，期望改善“補習班盛行”“教育資本”的情形，但結果很明顯——一個捲入複雜的政治鬥爭，跳崖自殺，一個被市民集體舉報，或將被“清算”。

一陣風過後，各種教育機構仍如雨後春筍，肆意生長。

控制韓國經濟命脈的財閥，與教育不公平現象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

甚至，很多韓國的重點高中就由財閥投資建立。

一邊建學校、一邊享受自己建構的教育資源，可謂“一舉兩得”。

也有不少富豪，早早就將孩子送去美國唸書，肆意張揚個性，所謂“生在羅馬”。

而困在底層的韓國青少年們，卻不知青春為何物。

事實上，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並沒有結束生命的“決心”，也無法安心躺平，只能做一隻焦灼的螞蟻，終日徘徊在絕望與痛苦之間。

他們想要的，不過是一個“努力就可以獲得回報”的未來。

但他們收穫的，卻是“學習和努力的背叛”。

努力有錯嗎？

學習有罪嗎？

顯然沒有，根本的問題，是看不到希望。

休學打工的善惠一邊忙著手頭的活，一邊喃喃道：

“這個工作不怎麼辛苦的，不是為了掙錢撐的，至少感覺挺有趣的。

如果現在很辛苦、很累，但以後能有畫出一條上升曲線的自信感和信念的話，沒有什麼做不好的。

但並看不出什麼上升的跡象來…

如果未來沒有上升的希望的話，就更堅持不下去了。”

“在這個窮人沒法做夢的世界上，我們的孩子可以描繪出怎樣的未來呢？”

或許，你會說這只是一部紀錄片中的世界，並非韓國青少年的全貌。

但我相信，沒有人不希望它只是片面的個例。

因為你們、我們，其實都身在其中。

參考資料：

1、《真故實驗室》，韓國高考，普通人跨越階層的唯一通道；

2、《北京晚報》，韓國高考成舉國之戰：午飯帶到考場吃；

3、《時代週刊》，漲幅超10%，韓國年輕人自殺率為何那麼高？

4、EBS，紀錄片《學習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