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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孫代堯
來源：《歷史研究》2023年第1期
編者按：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党進一步深化對中國式現代化內涵和本質的認識，提出一系列具有開創性意義的新思想新論斷，初步構建了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本刊約請學者圍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邏輯和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演進撰文，以期深刻認識蘊含其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實踐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特質和發展規律的科學把握，也是基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歷史發展得出的科學結論。本土化和時代化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內在要求；圍繞中國的實際問題進行理論創新、從發展著的時代課題中不斷闡發新的理論的精神主動和理論自覺，內嵌於中國共產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進程，共同構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歷史基礎。
深入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學理基礎，首先需要從總體上把握馬克思主義創新發展的歷史過程和基本規律。
一切劃時代的思想體系的真正內容，是產生這些體系的時代需要。馬克思主義的問世順應了時代和實踐呼喚。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源於馬克思、恩格斯對所處時代和世界的深入考察，以及對歷史運動本質和時代發展方向的深刻把握。馬克思主義吸收了人類歷史上一切有價值的思想文化成果，“回答了人類先進思想已經提出的種種問題”。作為“無產階級解放”和“使整個社會擺脫階級劃分”的學說，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及其實踐深刻改變了人類歷史發展進程。
馬克思主義能夠無遠弗屆、歷久彌新，在大跨度的時空範圍內始終保持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根本在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恩格斯晚年在論歷史唯物主義的書信中多次強調，“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做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做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這裡強調的是“方法”和“研究”，離開這一點，會令馬克思主義喪失生命力。科學的“研究”不把某種原則（如啟蒙哲學的人類理性、永恆正義之類觀念）作為前提，而是從事實出發、用歷史發展的觀點看問題。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正是提供了科學研究歷史和事實的分析框架。馬克思、恩格斯就是運用歷史辯證法解剖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和基本矛盾，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找到資本主義自我否定的內在根據；跟蹤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新變化，發現其中孕育的“新社會的因素”。在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研究中，他們也強調：“我們對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別於現代社會的特徵的看法，是從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不結合這些事實和過程去加以闡明，就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和實際價值。”因此他們反對對未來社會作僵化的預設，也沒有提出任何一勞永逸的現成方案。
事實不僅錯綜複雜，而且變動不居，是過程的集合體。科學的理論必定隨時代和實踐變化而不斷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指出：“我們的理論是發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並機械地加以重複的教條。”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教條的區別是什麼？《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黨人的理論原理“不過是現存的階級鬥爭、我們眼前的歷史運動的真實關係的一般表述”。對此，列寧指出，“馬克思一開始從事寫作活動和革命活動，就十分明確地表示過他對社會學（即社會科學——引者注）理論的要求：社會學理論應當確切地描寫現實過程，如此而已（例如參看《共產黨宣言》論共產黨人的理論標準）”。換言之，科學理論是對客觀現實過程的描述和抽象，既然現實的歷史運動沒有止境，那麼理論發展也永無止境。
自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馬克思、恩格斯始終強調用實踐的原則和發展的觀點對待科學理論，不斷以新的思想理論發展馬克思主義。就基本理論來說，如果沒有19世紀50—60年代馬克思對經濟學的進一步研究，他就不能完成剩餘價值學說，也就沒有科學社會主義的完整體系；如果沒有70年代馬克思寫下《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就沒有共產主義發展階段學說；如果沒有馬克思、恩格斯晚年對俄國社會發展史和農村公社內部結構、外部環境的深入研究，就沒有經濟文化落後國家社會發展道路的理論；如果沒有恩格斯晚年針對把唯物史觀片面化、庸俗化的傾向而闡明歷史合力論，唯物史觀就不會蘊含如此豐富的內涵。
作為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本土化和時代化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應有之義和必然要求。馬克思、恩格斯要求，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時”和“地”即時間和空間維度構成“當時的歷史條件”，以此為基礎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即馬克思主義的時代化和本土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不斷發展的開放的理論，本土化才能落地生根，時代化才能充滿生機。”馬克思主義本土化或在地化，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本國現實國情和優秀歷史文化傳統相結合的過程。馬克思主義時代化，是指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和引領時代，在解決時代課題中“不斷賦予馬克思主義以新的時代內涵”。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過程，包含在不同歷史時期順應社會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務的變化、不斷回應時代和實踐新問題的要求，因而本土化也是時代化的過程，兩者相輔相成，構成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的鮮明特徵。概言之，只有在針對各國現實國情和歷史文化傳統，並適應時代變化加以運用時，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才能變成物質力量。1920年，列寧在《共產主義》一文中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精粹作出概括：“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毛澤東以中國特色的表述方式將其概括為“實事求是”，使之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傳統和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的精髓。
列寧為推進馬克思主義本土化時代化作出了典範。列寧認為，馬克思的理論“所提供的只是總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應用具體地說，在英國不同於法國，在法國不同於德國，在德國又不同於俄國”。列寧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俄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徵相結合，形成了列寧主義這一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還認為，在東方那些人口眾多、社會情況複雜的國家裡，今後的革命無疑會帶有更多的特殊性。所以他特別提醒東方的共產黨人：“你們面臨著全世界共產黨人所沒有遇到過的一個任務，就是你們必須以共產主義的一般理論和實踐為依據，適應歐洲各國所沒有的特殊條件，善於把這種理論和實踐運用於主要群眾是農民、需要解決的鬥爭任務不是反對資本而是反對中世紀殘餘這樣的條件。”要適應這樣的特殊條件，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總的指導原理”創造性地轉化為符合本國曆史發展階段和實踐需要的理論指導。
170多年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在推進馬克思主義本土化時代化過程中不斷進行理論創新的歷史。一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有作為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是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才取得成功；“躺著的馬克思主義”（列寧語）、“死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語）必然以失敗告終。“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馬克思主義在近代西學東漸大潮中傳入中國後的思想演進過程，是為解決中國面臨的現實問題而與中國本土思想文化不斷融合的過程。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看，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在研究、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嘗試將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並據此解決中國問題。1919年，李大釗辨析“問題與主義”時指出：“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他進一步強調：“應該細細的研考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怎樣應用於中國今日的政治經濟情形。”惲代英提出：“我們的任務，在尋求一個適合國情，而又合於共產主義的方針來”；“解決中國的問題，自然要根據中國的情形，以決定中國的辦法”。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啟程階段，這些認識是初步的，也是深刻的，為後來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思想基礎。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從不完全自覺逐漸上升到實踐自覺和理論自覺的歷史過程。中國共產黨人研究判斷中國革命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所處歷史方位，不斷加深對中國國情、中國革命基本規律和特點的認識，在研究總結經驗教訓的過程中，推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分散的小農經濟、小生產廣泛存在，同時遭受西方列強侵略和壓迫，中國革命的條件與馬克思、恩格斯分析的西方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以及列寧分析的俄國革命的條件，都不相同。“選擇一條什麼樣的道路才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難題。”靠套用馬列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原理，或照搬俄國十月革命中心城市武裝起義的經驗，不可能解決中國革命問題。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實踐中破解了這道難題，“創造性地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採取與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開闢了中國特色的革命新道路。
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土地革命、武裝鬥爭、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等開創性實踐，在延安時期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碩果。費正清在《偉大的中國革命》一書中寫道：“斯諾訪問毛澤東時看見他很有興趣地研讀著馬克思著作的中譯本。不久後他就發表了關於辯證唯物論的講話，並寫出了《實踐論》和《矛盾論》。……毛澤東在延安時花在哲學上的工夫，推動了他向‘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方向前進了一步。這個事實不僅僅關係到建立一箇中國的民族主義的黨的問題，而且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可以根本上變得適用於中國。”毛澤東鑽研馬克思著作和蘇聯的哲學教科書，不是為了從中找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具體答案，而是為了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適應當時的需要，創造新理論，解決新問題。《實踐論》和《矛盾論》等著作，是毛澤東針對黨內長期輕視和脫離社會實踐、機械照搬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革命經驗的教條主義而寫的，將中國共產黨人自主探索的革命道路從經驗上升為理論，為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了哲學奠基。
美國學者施拉姆認為：“毛澤東在20世紀30年代末提出的種種概念中，最直率、最大膽地體現了他關於中國革命的獨特性以及中國人需要以他們自己的方式解決他們自己問題的信念的，莫過於‘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了。”1938年10 月，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中第一次明確提出這個標識性概念：“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地應用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之一部分而與這個民族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提出，是一個歷史路標，是中國共產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理論自覺臻於成熟的標誌，也是構建體現中國主體性的馬克思主義知識體系和理論體系的關鍵一步。
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將此前的哲學思考進一步凝練昇華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法論原則。1941年，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提出：“應確立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為中心，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為指導的方針，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1942年，他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中又提出，“應該以中國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把理論用到實際上去，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來解決中國問題，創造些新的東西”。以中國問題為中心的方法論，當然不是排斥“吸收外來”，更不是丟棄馬克思主義的根和本，而是反對“言必稱希臘”，強調理論和實際相聯繫，用馬列主義之“矢”去射中國革命之“的”，“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
1945年4月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制定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初步評價了毛澤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理論創造性地應用於中國，對中國革命作出的傑出理論和實踐貢獻。隨後召開的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劉少奇深入闡發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定位：“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優秀典型”，是“發展著與完善著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由於中國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要使馬克思主義系統地中國化，要使馬克思主義從歐洲形式變為中國形式，就是說，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與方法來解決現代中國革命中的各種問題”，是一件特殊的、困難的事業。毛澤東“出色地成功地進行了這件特殊困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這在世界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歷史中，是最偉大的功績之一”。毛澤東思想的創立，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
新中國成立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在新的歷史時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繼續推進。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創造性地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完成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黨的八大對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國內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作出新的判斷，提出把我國逐步建成“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領導人民全面開展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蘇共二十大後，毛澤東進一步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初步實踐，又有了蘇聯的經驗和教訓，應當更加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強調開動腦筋，強調創造性，在結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中國共產黨結合新的實際，提出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會主義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正確處理我國社會主義的十大關係，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尊重價值規律，在黨與民主黨派的關係上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等。這些獨創性理論成果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改革開放新時期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提供了理論生長點。
如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新中國成立後到改革開放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進程也經歷過嚴重曲折。但是有實事求是思想傳統和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歷史傳統的中國共產黨，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久就開展了真理標準大討論，重新恢復和確立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1981年6 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首次從世界觀和方法論高度對“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作出闡釋，指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是貫串於上述各個組成部分（即決議概括的六個方面的內容——引者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它們有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毛澤東同志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運用於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工作，在中國革命的長期艱苦鬥爭中形成了具有中國共產黨人特色的這些立場、觀點和方法，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第二個歷史決議還基於對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教訓的總結，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逐步確立的“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即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初步作出理論層面的概括，闡述了十個要點，表明中國共產黨開始形成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新認識。在此基礎上，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重大命題。鄧小平說：“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要注意學習和借鑑外國經驗。但是，照抄照搬別國經驗、別國模式，從來不能得到成功。這方面我們有過不少教訓。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個標識性概念，圍繞這個基本問題，鄧小平提出了時代主題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社會主義本質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等一系列原創性理論，創立了鄧小平理論。黨的十七大將鄧小平理論與其後接續形成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概括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又從新的時代和實踐出發，科學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課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順應時代潮流的產物。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世界歷史變局加速演進。新技術革命和新工業革命興起，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第三次現代化浪潮湧動，成為鮮明的時代特徵。以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遵循歷史發展邏輯，順應時代進步潮流，對世界變局給中國發展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作出有力回應，實行改革開放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功開創、捍衛、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過持續推進改革開放，“我國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歷史性轉變”。在通往繁榮富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我國實現了從生產力相對落後的狀況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突破，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推進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
第三個歷史決議指出：“黨深刻認識到，開創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必須以理論創新引領事業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解決當代中國問題的實踐中形成。鄧小平說：“我的東西沒有什麼高深的語言，只能說是對解決當前中國問題提出了一些見解。”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結合中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解決中國問題、體現中國特色的根本途徑。鄧小平指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是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絕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承擔為他們去世之後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的任務，“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江澤民也指出，理論要順應時代和實踐的呼喚，體現與時俱進的要求：“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同時一定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於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於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離開本國實際和時代發展來談馬克思主義，沒有意義。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同它在現實生活中的生動發展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沒有出路。”“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就在於它在實踐中能夠不斷創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會主義實踐的每一次歷史性飛躍，都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具體實踐相結合進行理論創新的結果。”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和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把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功的經驗概括總結為“十個結合”，第一個“結合”就是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以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為改革開放提供理論指導，形成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勃勃生機。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品質、科學精神和理論創新需求的認識，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性實踐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構建，進一步厚植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實踐基礎和理論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相互交織、相互激盪。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冷戰思維和集團政治回潮，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關鍵時期，國內一系列長期積累及新出現的矛盾和問題突出，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方面任務繁重，處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歷史交匯期的中國面臨新的風險挑戰。怎樣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行穩致遠而不被遲滯或打斷，使世界範圍內“兩制”的較量發生有利於社會主義的轉變，推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向發展，都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面臨的重大考驗。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偉大的歷史主動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攬“四個偉大”，協調推進“五個文明”建設，以一系列戰略性舉措和變革性實踐，攻克了許多長期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事關長遠的大事要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推動我國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
新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需求和動力更加強勁。習近平總書記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學判斷，形成了一系列原創性理論，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明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提出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
理論創新和理論飛躍是從問題開始的。新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發生“新的飛躍”的問題之源，是國內外形勢新變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新發展，迫切需要我們深入回答一系列重大時代課題。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出發，對新時代的新問題作出科學回答，以全新視野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框架內，繼新時期之後在新時代再次發生階段性的“新的飛躍”，根本原因正在於此。
“新的飛躍”的實踐依據，是歷史方位的變化帶來的時代課題的拓展。黨的十八大以後，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新時期躍升到新時代，標示我國發展處於“新的歷史方位”，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必須回答的第一個重大時代課題：“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的十九大以後，特別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發展階段後，“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作為新的重大時代課題被提了出來。而中國共產黨如何解決大黨執政的獨有難題，找到跳出治亂興衰歷史週期率的新答案，鞏固長期執政地位，需要在新時代繼續作出回答，“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一重大時代課題也被提了出來。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把黨的十九大報告概括的一個“重大時代課題”拓展為三個“重大時代課題”，擴展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問題閾，也使之具有了更大的理論容量和創新空間。
“新的飛躍”的理論表徵，是原創性思想理論的概括和提出。理論創新是主體在認識和實踐活動中追求理論發展的自覺行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是要講出“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或“新話”。“新話”不僅僅是話語表達方式的改變，更重要的是以新的話語和理論表達，為馬克思主義增添新的思想內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內容，體現在黨的十九大以來逐步凝練出的“十個明確”、“十四個堅持”和“十三個方面成就”。“十個明確”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要義，以把握歷史規律與掌握歷史主動的歷史自覺，對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作出科學回答，集中反映了習近平總書記對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發展作出的原創性貢獻。“十四個堅持”是這一思想的基本方略，貫穿著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主題和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的邏輯。“十三個方面成就”則從新時代十年之開創性實踐所凝結的中國經驗層面，突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本質，體現了這一思想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理論特色。概言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立足於世界和中國在鉅變中提出的重大課題，以一系列原創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增添了新的思想內容、理論範疇和話語形式。
“新的飛躍”的重要標誌，是作為理論基石的科學世界觀方法論的確立。一個理論只有達到哲學層面的自覺，它的完整性、體系性才能得以確立。只有在哲學層次上達到理論的成熟，才能從根本上增強運用這個理論指導實踐的自覺性。黨的二十大報告從真理性認識的過程性和歷史性、“兩個結合”作為方法原則的意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哲學精髓等方面，對新時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飛躍的歷史過程和理論成果作出哲學層面的提升，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規律性認識，也昇華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精神境界。
第一，真理寓於社會實踐和歷史發展中，人們對真理的認識和發展，是一個在實踐中逐漸深化的歷史過程，不可能在一種完美的理想狀態中終結。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肯定黑格爾關於“真理是在認識過程本身中，在科學的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的看法，並指出，“如果人們在研究工作中始終從這個觀點（指辯證唯物論——引者注）出發，那麼關於最終解決和永恆真理的要求就永遠不會提出了；人們就始終會意識到他們所獲得的一切知識必然具有的侷限性，意識到他們在獲得知識時所處的環境對這些知識的制約性”。社會歷史實踐是理論的本體。實踐所具有的“直接現實性的品格”，決定了人們的認識成果具有歷史性和相對性，受實踐發展程度的制約。主觀與客觀、實踐與理論、知與行的矛盾始終貫穿於認識活動的全過程。基於實踐而產生的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是認識的逐漸深化的運動。“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是認識發展過程的總規律。對馬克思主義政黨來說，要使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始終保持生機活力，就要以科學的態度對待科學、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根據所處歷史環境的變化，不斷探索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新課題，在對客觀規律的揭示和把握中不斷形成接近真理性的認識，在實踐開拓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和實現理論飛躍，用新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黨的二十大報告關於“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是一個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篤行真理的過程”的概括，揭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哲學邏輯，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規律的認識，也深化了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形成的邏輯和階段性“新的飛躍”的理解。
第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兩個結合”是一篇大文章。毛澤東同志提出這篇大文章的總體思路，以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接續書寫新篇章。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繼續對“兩個結合”問題作出多方面的開創性探索。對第一個結合，他提出以更加寬廣的視野審視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發展的現實基礎和實踐需要，聆聽時代聲音和人民心聲，堅持問題導向，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解決新時代的實際問題，不斷形成符合客觀規律的科學認識和理論成果，更好指導中國實踐。對於第二個結合中需要進一步研究回答的深層次問題，他在新時代作出了兼具思想性和學理性的創造性回答。
“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既引發了中華文明深刻變革，也走過了一個逐步中國化的過程。”胡喬木在談到“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關係”時指出，怎樣在發展馬克思主義中“把中國的歷史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有機地結合起來，增加新的內容，使之發展，作出貢獻，確實是個問題”；“中國歷史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結合，有哪些特色？究竟在哪些問題上結合了？還要研究”。進一步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止有“何以需要結合”的問題，還需要回答二者“何以能夠結合”、“應當怎樣結合”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代的回答，拓展了“結合”的知識視野和理論內涵。其邏輯理路是，其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5000多年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盪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其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現代性、世界性的內涵，含有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恆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要加強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激活其新時代生命力。其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馬克思主義有內在的聯繫。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並最終紮根中國大地、開花結果，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歷史的必然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等人民群眾共同遵循的價值觀念，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有契合才可能結合，有結合才可能產生融合。其四，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不是二者的板塊式結合，而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的貫通融通式結合。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我們黨創新理論的“根”，體現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自信，以及在這兩種思想文化形態的交融中建構馬克思主義理論新形態的自覺。
第三，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哲學建構和原理概括，有力地支持了“新的飛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同時也為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作出新的貢獻。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物，主要體現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闡發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和歷史觀的新思想，以矛盾分析為核心的思維方法，實踐第一、問題導向的認識論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一個立場觀點方法有機統一的完整體系，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和精髓。黨的二十大報告著重從堅持人民至上、堅持自信自立、堅持守正創新、堅持問題導向、堅持系統觀念、堅持胸懷天下等六個方面，概括闡述了貫穿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之中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歷史是主體與客體的現實統一，是在一定的歷史結構中通過主體的創造性活動具體展開的。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曆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提出了許多亟待回答的理論和實踐課題，也提供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的巨大空間。理論一旦停頓，就會落後於實際生活。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已經在實踐中展示了科學思想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偉力。把握歷史主動，繼續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關鍵是要牢牢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實踐中堅持和運用好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以歷史自覺和理論自信，不斷譜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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