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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日根
來源：廈門大學新聞網
傅衣凌（ 1911年5月29日—1988年5月14日）原名家麟，筆名休休生，歷史學家、中國社會經濟史學奠基者之一。他在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貢獻卓著，發展了社會史和經濟史相結合的治學風格，提出中國封建社會彈性論、鄉族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等比較系統的獨到見解。主要著作有《福建省農村經濟參考資料彙編》《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明清農村社會經濟》《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論綱》等。今天是先生逝世35週年紀念日，特刊發王日根《傅衣凌先生留給我的三種財富》，以示紀念。
我1981年9月進入廈門大學歷史系讀本科，在招生簡章上我就瞭解到傅衣凌先生、韓國磐先生是廈大歷史系的兩塊招牌。本科四年之中，我只是偶爾在我們系主辦的學術會議和學術講座上遙望到傅衣凌先生，偶爾聽到他福州腔很重的普通話，也常常似懂非懂。我對傅衣凌先生所做的明清史研究有興趣，但當我畢業那年準備報考傅先生研究生的時候，傅先生的助手陳支平老師告訴我，傅先生因為身體狀況不佳，已不準備招生了。我只好轉向去投奔南京大學的洪煥椿教授了。讓我感到幸運的是，傅先生在覺得身體還好的時候，答應招我入他的師門了。1985年9月，我就成了傅先生的碩士研究生，而且成了他的關門弟子。如今想來，傅先生留給我三點寶貴的財富，讓我受益終生。
傅先生出生於福州的一個錢莊主家庭，父親不幸早逝，繼母撫育他成長。他不負繼母厚望，讀福州左海中學，與後來成長為著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鄧拓同學，一起主辦學生刊物，發表文章，顯示出良好的學術興趣。後就讀於福建協和大學經濟系，再轉入廈門大學歷史系，1935年大學畢業後去日本法政大學攻讀社會學，不久回國，進入福建省經濟研究院工作。當時在永安期間，傅先生在躲避日軍戰火時，發現了廢墟中一箱土地契約文書，便產生出濃厚的學術興趣，他結合自己所學的經濟學和歷史學、民俗學知識，寫出了《明清福建佃農叢考》，從而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社會經濟史”研究風格，區別於以往學界的“國民經濟史”，主要特徵在於：從經濟的角度看社會，再從社會的角度看經濟，注重從民間私文書、碑刻、族譜乃至文學作品看歷史，雖然此前梁啟超曾認識到舊史學是帝王家譜，也認識到方誌和族譜可以作為史學革命新的資料來源，但一直沒有人去實踐，傅先生算是較早開始的實踐者，而且暗合了法國年鑑學派的治史路徑，即重視對民眾歷史的研究，重視跨學科的融合研究。
循著這樣的路徑，傅先生在50年代參與到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大討論，便以自己獨具特色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史學界異軍突起，成為中國社會特性與資本主義萌芽研究中頗具代表性的一派，由此奠定了他在國內外史學界的崇高地位。新中國成立以來，傅先生辛勤耕耘，在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土地所有制、階級關係、商品經濟發展等方面頗多建樹，其研究成果為海內外同行所推崇，海外有人甚至不惜盜版流傳。
傅先生是一個偉大的平凡人，他完完全全地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他心愛的學術事業，在他的家裡，凡有牆壁處，幾乎都放上了他的書櫥，他時常省吃儉用，購置了數萬冊的圖書，其中不少是少有流傳的珍本。特別到了晚年，他身體有病需要營養，師母為了照顧他的起居也辭掉了工作，經濟顯得頗為拮据，傅先生寧願不請保姆，少吃補品，也捨不得少買書，我讀研究生期間，每次到他家，他都問我書店有什麼新書，希望我代他購買，他要的書不僅有歷史的，而且有文學的、哲學的；不僅有明清的，而且有先秦秦漢到隋唐宋元的；不僅有中國史的，而且有世界史的。他時常要求我到圖書館看書不要但看中國的、歷史的，而且要看別的學科的、外國的書籍。他說，學歷史特別需要廣博的閱讀。他開玩笑說，你的名字叫“歷耕”（福州話中“日根”發的就是“歷耕”的音），就是要好好地在歷史學領域耕耘啊。
正因為傅先生及時瞭解學術動態和學術前沿，因而總能抓到學術熱點，他治學特別嚴謹，堅持論從史出，曾被人錯誤批判，蒙受屈辱，但他不隨風轉舵，而是信之彌堅。如今傅先生的許多觀點已被海內外學人所廣泛信服，他所倡導的文獻史料與民間實物史料、口碑史料乃至民俗史料相結合以證史的方法亦得到眾多學人的一致體認。在我隨傅先生讀碩士研究生的三年中，曾多次有機會去鄉間尋訪資料與史蹟。其後，我已將這種做法衍為習慣，我深深地感到這種做法可以突破僅由官方文獻述史的侷限，尤其是在實現對政策和政策實施兩方面的雙重觀照方面獨顯優勢，從而更能接近歷史真實。傅先生既善於踏破鐵鞋找資料，也善於宏觀比較，形成深邃的理論觀點，譬如他認為中國社會早熟而不成熟，早熟表現在商品經濟較早發達，但不成熟又表現在奴隸制和封建制的殘餘一直殘存下來，死的拖住活的現象特別明顯。傅先生認為，中國曆代王朝中都往往滋生出越來越多的食利階層，他們往往通過高利貸獲得高利潤，成為寄生階層，消耗掉社會積累的財富，拖累社會的進步。這些認識切實地揭示了中國歷史的特點，讓人信服。
傅先生的學術地位被承認之後，也被推上歷史系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廈門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的位子，但傅先生是一個正派的書生，他從不以這些頭銜或職位盛氣凌人，在我們面前，他甚至也沒有一絲的清高和傲慢。在我讀研究生的三年中，傅先生時常住院，或時常休養在家。我時常承擔起護理他的任務，因而有了更多與他接觸的機會。我時常去醫院陪伴他，亦時常挽著他在廈大的芙蓉湖邊、映雪林蔭道上漫步。傅先生與我談學術，論做人，講人生。因為身體不好，他無法太多地親臨學術盛會，但反過來卻多有國內外學者專程來廈門拜訪他，他則耐心地發表自己的學術見解，亦為學界後進指引治學路徑。我陪伴在旁，常常深受教益。國外的學者常常將這種拜訪稱為“朝聖”，可見傅先生在他們心目中崇高的學術地位。
傅先生為人耿直，不屈權威，嚴於律己，不謀私利。在三個兒子就學、從業問題上，他不但不求照顧，反讓他們到艱苦環境中去鍛鍊，他沒有給孩子留下什麼寶物或金錢遺產，數萬冊的圖書亦已遵囑捐獻給了福建省圖書館。
說傅先生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因為傅先生自中學階段就與鄧拓等進步學生一起，學習和研討馬克思主義，傅先生在轉入廈大之後，本來在經濟系，但因為聽了歷史系肖炳實老師的課，產生了興趣，便轉入了歷史系。肖炳實是早期的地下黨員，讓傅先生產生了天然的親近感。傅先生眼看著肖老師總是遭到國民黨的追蹤，對肖老師產生了無限的崇敬，且在肖老師離開廈門去北京之後，仍保持著書信的往來，肖老師還給傅先生寄來進步的書刊。
說來也巧，傅先生去日本留學時，恰好也交往到日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從他們那讀到了若干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回國後，他進入福建省經濟研究院，也自覺地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開展自己的研究活動，其中階級分析方法被運用得特別自如，也正因為如此，傅先生對中國社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有了深刻的洞悉，他分析了太平天國革命、捻軍起義和明代南方的佃農鬥爭，分析了在某些地方存在的超經濟強制，踐踏人格的野蠻的初夜權、世代為奴的家生子制度等問題，表達了對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制度的無情鞭撻。
新中國建立後，傅先生與廈大校長王亞南先生信仰契合，王亞南先生翻譯《資本論》，也給傅先生極大的影響，他們在對中國封建社會、中國官僚制度等方面有著諸多一致或相近的觀點。
傅先生一生追求共產主義，到1979年近70歲時，他終於實現了入黨這個崇高目標，當時他特別高興和激動，隨後他應邀去美國、加拿大和日本等多所大學講學，闡述自己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形成的研究成果，許多聽眾都非常膺服。一些演講稿經整理後也紛紛刊登在海外的刊物上，顯然，傅先生成為較早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成果介紹到西方的學者之一。因此，我覺得傅先生一生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經歷了從“體認”到“自覺”而“昇華”的踐行過程。
作為傅先生的學生，我們為他高尚美好的人格、執著堅定的為學精神及經得起考驗的輝煌學術成就感到驕傲，我們更願以踏實的工作光大其學術事業，以告慰恩師傅衣凌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