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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因地緣、行政區劃、制度傳統，以及政治心理因素的作用，龍雲一直謀求黔省轄制權。龍雲的實力及政治影響均弱，要實現“統制黔省”的政治目標，受到蔣介石與兩廣尤其是桂系等多方制約。在這一複雜過程中，龍雲對國民黨中央採取既配合、又“談條件”的策略，使蔣介石在思考黔省轄制權歸屬時不得不重視其態度。龍雲積極謀取黔省轄制權，但受制於實力不足，具體策略又呈現出被動色彩。龍雲運用的策略及手段，是民國地方實力派在夾縫中求生存的真實寫照，也是國民黨政權統治脆弱的表現，呈現出民國政治的複雜面相。
1934年底，中央紅軍入黔，國民黨中央軍尾隨而至，很快引起西南地區政治形勢的變化。一方面，國民黨中央力量正式進入西南地區，與西南各地方實力派關係更趨微妙；另一方面，兩廣尤其是桂系更加重視經營與滇黔實力派的關係。因地緣、政治、經濟諸因素之影響，民國時期滇黔桂等派系之間的關係長期交織難解。龍雲開始主政雲南時，蔣介石正在為統一全國而與其他勢力爭鬥不已，一時無力顧及雲南，反而需要雲南牽制川桂勢力，以在國民黨內部博弈中壯大自身。同時，龍雲也需要獲得蔣介石的支持來維持其在雲南及西南地區的地位與影響。雙方之間大體維持著相安之局。中央紅軍進入貴州後，滇桂皆希望藉此時機，取得對黔省的轄制權。蔣介石利用滇桂雙方的這一心理，將黔省轄制權作為制衡雙方的重要籌碼，根據形勢變化反覆調整貴州歸屬的思路與計劃。蔣、桂都想借重於龍雲，龍雲亦在蔣、桂之間尋求平衡。在爭取黔省轄制權過程中，龍雲在蔣、桂各方勢力之間周旋，既有主動出擊，亦有被動因應。這一過程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地方實力派的現實生存邏輯，也呈現了民國時期中央與地方均以自身私利為取捨，缺乏共同政治追求與目標的複雜情境。
關於這一議題，海內外學術界對蔣、龍關係已有較多關涉。20世紀八九十年代謝本書、牛鴻賓關於龍雲的研究較為深入，但因時代及資料所限，偏重於對龍雲的單向度分析。楊維真對蔣、龍關係進行了較全面探討，但對蔣、龍、桂三方圍繞黔省轄制權的博弈論述較少。汪朝光、易勞逸、羅敏等學者，均對蔣、龍關係展開過探討，但由於側重不同，對龍雲謀黔歷程論述不多。範德偉、趙旭峰對龍雲“兼領黔地”一事進行了較集中的討論，但在資料運用、對龍雲謀黔前後經過及影響因素的分析等方面仍有拓展空間。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國政治，有著豐富而多元的歷史面相，一方面，國民黨實現了名義上的全國統一；另一方面，國民黨並沒有消弭內部各派勢力的權力糾葛和“半獨立”狀態。本文在前賢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梳理龍雲謀求“統制黔省”的歷史背景，重點圍繞1934—1936年龍雲謀黔的政治判斷與政策調整展開探討，力爭透視黔政歸屬過程中龍雲與蔣、桂各方的策略及意圖，分析各派不同政治目標及其路徑選擇的內在邏輯。在謀黔過程中，龍、蔣、桂等各派力量的反覆博弈，既呈現出西南地區政治格局演變基本脈絡及地方實力派生存邏輯，也從另一維度揭示了國民黨政權表面上統一的脆弱性以及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統一問題的深層根源。文中不足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統治，但並沒有使中國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命運，軍閥混戰、時局動盪，形勢愈演愈烈。1924年，有論者對民國成立後的政局描述道：“民國擾攘，歷十三年矣。此十三年中之政府，執政者雖屢有更易，而政治未上軌道，政象每況愈下，殆為一致之現象。縱有時政府基礎，略臻強固，國內曾隸一統，而執政者大抵徇私害公，虛詐相尚……政治乃成個人之政治。”更有論者，將當時之中國，稱為“戰雲瀰漫之中國”。北洋時代的西南諸省“久主自治”，並一度發展成為割據勢力，但“內訌迭起，團體破裂”，關係複雜多變，滇黔尤顯特殊。
龍雲執掌雲南政權後，與貴州當政者周西成的關係十分緊張。辛亥革命後，唐繼堯曾任貴州都督。蔡鍔調離雲南後，唐繼堯又繼任滇督。唐氏離黔時宣稱：滇黔“本屬連坼，遇事仍可商辦”，應化除界限、不分畛域，“不欲以黔事自限”。護國戰爭後，唐繼堯試圖將四川納入雲南勢力範圍，以成為稱霸滇、川、黔的“西南王”；貴州則因“地瘠民貧”，劉顯世亦想“宰割四川一隅之地以養兵”，在“政治上的一切行動，均系追隨滇唐”。不過，周西成掌黔後，滇黔地方實力派之間的關係逐漸發生變化，很快就由唐繼堯所言的“連坼”關係演變為對立，雙方紛爭不斷。
周西成主政貴州後，黔籍地方名士周培藝（周素園）在1926年提出，貴州應主動交好國民政府，其原因在於：貴州局勢“對外尤急於對內”，“國民政府統治下，為粵、桂、湘、鄂、贛、川、黔七省，而政治組織猶循舊式者，四川外，惟貴州耳”；並且，“一軍之何（指王伯群妹夫何應欽——引者注），十軍之王（指王伯群——引者注），對於貴州，果遂坦然忘情乎？政府縱不督過，何、王縱安淡泊，而攀龍附鳳之徒，假危詞以聳之，借現狀以挑之，不敢保其不生波瀾也”。他向周西成建議：“凡革命諸省已有之機關，無妨設立，已行之事例，無妨仿效，乃至部隊之編制，內政之措置，勤求訓示，以博政府之信任。”周西成初始“頗納其言”，且逐漸與國民政府聯繫。然而，周氏基於政治、經濟及軍事裝備等方面的考量，很快選擇“走兩廣路線”。政治上，周西成認為“不能不靠攏兩廣”。周氏曾拒絕擁王伯群主黔，故為“王、何所忌恨”。他擔心何應欽、王伯群“跟蔣介石歷史久，關係深”，若“走蔣的門路”，則“必為王、何所堵死”。經濟上，周西成也認為“不能不依靠兩廣”。因為貴州地理上接近兩廣，出產的鴉片煙“不能不找銷路出口”，而“由廣西、廣東出香港，比較方便”。此外，周西成認為軍事上也“不能不依靠兩廣”。周氏想“開疆拓土”，需要“械彈補充”，這些可通過兩廣從英國購買，遂與桂系簽訂“黔、桂聯盟協約”，與蔣介石日益對立。同時，與雲南的關係日漸緊張。
龍雲掌握滇政經歷了一個複雜的過程。1927年雲南發生“二六”政變，唐繼堯再次下臺，形成龍雲、胡若愚、張汝驥鼎立之勢。但是，這一局勢很快失衡，唐繼堯去世後各方失去緩衝人物，隨即爆發“六一四”政變。胡若愚、張汝驥戰敗後率餘部逃往滇黔川交界處，分別求援於貴州周西成、四川劉文輝，成為滇黔關係逐步走向對立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對於胡若愚的求援，周西成很快作出支援決定，主要基於如下因素：一是認為滇軍歷史上曾“征服”貴州，借胡若愚及旅黔滇人請求“援救滇省”為名，可“雪奇恥而壯聲威”；二是可扶植周西成妹夫毛光翔攫取雲南政權，既拓展了貴州勢力，又能滿足周西成“黔滇聯帥”的野心。隨後，派遣黔軍分路“侵入羅平、曲靖、宣威”。當然，周西成認識到黔軍入滇表面雖師出有名，但必然招致雲南內部的反對，故不斷調整入滇理由：初以“奉命救援”為由，繼曰“調停內亂”。對此，龍雲反駁稱黔軍系“乘隙入滇”，名為“應胡軍之請，而實則別具野心”。1928年1月中旬，佔據曲靖的黔軍4個團及胡若愚、張汝驥餘部均被龍雲擊敗，周、龍“結下了不解深仇”。
胡若愚、張汝驥之所以能得到周西成、劉文輝的支持，有以下原因：一方面，胡、劉、周早有聯繫，此前曾“結盟”。張汝驥與周西成既是貴州講武學校同學，又在唐繼堯督黔時結為拜把兄弟。另一方面，胡、張向周表示滇、黔“宜照中央規定”，組織一個“如政治分會之類”的統籌機關，願意以周作此機關之主席。另外，周西成、劉文輝也想借此時機向雲南發展。因此，三方一拍即合。其實，龍雲又何嘗不想控制貴州呢？
周西成“援滇”失敗後，其內部很快面臨危機。原黔軍袁祖銘餘部改編的四十三軍軍長李燊對周西成早有不滿，想取而代之。李燊向龍雲請求“援兵夾擊周西成”後，龍雲積極響應，於1929年春派滇軍入黔助李倒周，以示報復。客觀上，此時龍雲初掌雲南政權，穩定省內政局是關鍵，但李燊返黔，為其控制貴州提供難得的藉口。龍雲這一決定，一舉兩得：既可報周西成“侵滇之仇”，又可向貴州“擴張勢力”。
此時，貴州為蔣介石及桂系所關注。1928年11月，當李燊與周西成作戰失利時，蔣介石、何應欽曾致電周氏，令周不得追擊李燊。然而，桂系李宗仁則“電促此方（指周西成——引者注）努力夾擊”李燊。蔣、桂如此態度，是出於各自政治利益的不同考慮。自從桂系迫使蔣介石下野後，蔣、桂之間矛盾日深，而周西成與桂系交好，蔣介石對此早已不滿。蔣介石支持李燊返黔，故在李燊失利後馬上下令停戰，其實是想保存李燊的實力來牽制周氏。桂系自然希望周西成擊敗李燊，以穩定貴州局勢，穩固其戰略緩衝空間。時任周西成顧問的平剛對蔣、桂關於黔政的打算認識深刻，認為蔣、桂“將來或將借吾黔為彼雙方之導火線”。
貴州之所以為各方所重，主要在於其地緣戰略位置。若控制貴州，則北可窺視四川，西可威逼雲南，還“可以改變鴉片輸出的通道，從經濟上扼殺桂系”。因此蔣介石雖對周西成不滿，但表面上一直籠絡，力爭周氏擁蔣反桂。
是時，蔣介石以中央名義“力求統一”，為“削藩”而召開編遣會議“縮編軍隊”。桂系勢力在北伐勝利後發展迅速，控制範圍“由兩廣、兩湖直達平津”，遂為蔣所“嫉忌”，借桂系夏威、胡宗鐸等由湖北起兵武力驅逐湖南省主席魯滌平案為由，發動蔣桂戰爭。然而，周西成私下批評蔣介石軍閥作風，稱“現在中央已不成體統，蔣介石欲聯馮玉祥、唐生智，大用共產黨攻擊桂系”，反而與桂系聯繫密切。對蔣的命令，周“不是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就是軟抵硬抗”。蔣對此雖十分不滿，但為了使周不公開支持桂系，取得對桂系的政治宣傳優勢，對周表示“貴州所處環境，彼（指蔣介石——引者注）能諒解”。
蔣介石對滇黔因李燊返黔引起的緊張關係，採取兩面手法，一方面勸和調停，一方面則暗中“挑唆”以收漁人之利。1928年8月25日，蔣專門致電周西成，贊其“治理黔疆，軍民各政，成績斐然。……更聞顧全鄰交，與滇復好，排斥眾議，鞏固西南，益徵擁護中央之至意”，表示“所需兄之助力正多，苟不利於兄及黔者，中當力為制止，望兄安心努力，勿為浮言所動”。這是對周西成的一種安撫。8月26日，蔣又致電龍雲，稱讚龍“整軍治民，滇政刷新”的功績，並言“凡有為兄及滇害者，中當制止，望兄放手做去。所商軍事黨務諸端，俟數日後回京決定”。蔣介石希望借龍雲牽制桂系，支持龍雲就是為了制衡傾向桂系的周西成。當然，蔣也不希望滇黔衝突引起西南地區局勢動盪，故當滇黔衝突加劇時，又致電龍、週二人勸言，“滇黔唇齒相依，誼如兄弟。比年以來，微生嫌隙，旋復盟好”；希望雙方“力盡守土之責，以副倚畀之重”，彼此罷兵修和。
蔣桂戰爭正式爆發後，蔣介石認為周西成與桂系關係過深，對其“恐難置信”。蔣表面要求滇黔停止糾紛並出兵討桂，致電龍、週二人，稱桂系“不得志於湘粵，將轉而圖滇黔，利用兄等（指龍雲、周西成——引者注）過去微嫌……遂其席捲西南，憑作根據之野心”。但同時，蔣任命龍云為討逆軍第十路總指揮，令其借道貴州入廣西；並密令將李燊部劃歸龍雲指揮，“以厚兵力，且以監視周部，俾滇軍入桂容易通過黔境”。這一安排，既可藉助滇軍力量牽制周西成，又為滇軍入黔提供了理由。於是，龍雲遂以李燊為前敵總指揮，組成聯軍向貴州推進。此舉使貴州“幾入危境”，後因滇軍左路孟坤部聯合胡若愚、張汝驥“起而圖滇”，龍雲“其勢遂劣，一變而為守勢”。周西成原計劃“趁此圖李（指李燊——引者注）”，但貴州內部長期對其統治“大不滿意”，且周亦很快在督師作戰中於關嶺縣雞公背被龍、李聯軍流彈擊中而死，貴州遂派紳耆與滇軍在安順議和。龍、李聯軍進駐貴陽後，南京國民政府很快發佈由龍雲負責處理黔政的命令。同時，龍雲也想借機將貴州“納入滇系的控制之下”。盧漢專門致電蔣介石，請蔣同意雲南方面派遣李雁賓為慰勞使入黔。這一安排，是想利用李雁賓曾在貴州任職的經歷來調和滇黔各方關係，以加快龍雲控制貴州計劃的實現。蔣內心雖然想直接控制貴州，但此時無此實力，又為了爭取雲南支持其對桂作戰，於1929年7月3日同意了盧漢所請。
是時，龍雲在雲南的統治還不穩固，貴州內部對滇軍與李燊十分抵制，而四川劉文輝一面“補助胡、張、孟圖滇”，一面又支持賴心輝部與毛光翔部向貴陽進取。受上述因素影響，滇軍及李燊部被迫先後撤出貴陽。龍雲此次圖黔，雖實現了對貴陽的短期控制，但在各方因素作用下很快失敗。
龍雲控制貴州的打算一直存在。在蔣桂戰爭及中原大戰中，龍雲對蔣均表示了支持，一方面是對國民黨派系鬥爭進行判斷後的策略選擇，另一方面也有藉機向貴州拓展的意圖。不過，直到1931年3月10日發生的四師長政變被敉平後，龍雲才完全控制雲南政局。至於內爭激烈的貴州，龍雲雖通過支持猶國才爭奪黔政，但一直沒有找到轄制貴州的合適理由與時機。1934年底中央紅軍入黔引起西南地區政治局勢變化，加之蔣介石與兩廣鬥爭的發展，為龍雲謀求對貴州的轄制提供了機會。
龍雲在穩固其統治的過程中，雖然掌握了“一支比較完整有力的滇軍”，但這支軍隊發展至1936年，正規常備軍“兵額約共三萬餘人”，並無過多幹涉省外事務的實力。他雖一直謀求控制貴州，但因自身力量有限，只能採取支持猶國才與王家烈爭權的方式來影響貴州。至1934年底，中央紅軍到達貴州附近，局勢開始發生變化，龍雲亦因勢調整對黔策略。
早在1934年9月，針對紅三、紅六軍團及中央紅軍的活動，龍雲分析認為，貴州內部“正滋糾紛，賀龍竄入，漸擾腹心，形成坐大”；蕭克“率眾數千，經過湘南，有竄入黔川模樣”；而贛南“‘共匪’實力尚在……內地既負隅不易，竄居黔川各境，亦勢所必至”。他判斷中央紅軍雖然可能會進入黔川，但“不會進入雲南”。當然，他也認識到滇川黔三省“地形毗連，唇齒相依”，雲南方面還是要“有所防範”；其中，迤東因“邊連川黔兩省”，是重點防範區域，要“構築碉堡，力圖自衛”。
龍雲雖採取了防備措施，但無主動出兵“防堵”的打算。滇軍名義上受蔣介石中央的認可，實際上是一支“純地方性的”軍隊。龍雲執政後雖然一直表態支持蔣氏，但實際上希望維持雲南“半獨立”的地位，對蔣亦懷戒心。中央紅軍於湘江突圍後，蔣介石急令各省“追堵”，也要求龍雲出兵，並將雲南出兵作為制定對桂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1934年12月26日，蔣介石致電錢大鈞稱“滇龍如願派兵協剿，可允桂方之請。或自動派兵至普安或興義，以防匪竄滇也”。蔣介石將龍雲出兵作為允許桂系派兵入黔的前提，是因為桂系與王家烈聯繫密切，桂軍入黔將影響局勢平衡，故希望藉助龍雲之力牽制桂系。
龍雲對出兵防堵一事頗感躊躇，在1934年底召集了多次會議研討對策。對於是否出兵，雲南軍政界主要有三種意見。其一，不出兵。認為中央紅軍不會進入雲南，主張“一動不如一靜，以保境安民為好”。其二，強調重視雲南省內防備。認為中央紅軍“不易防堵”，應“令各縣迅速構築碉堡，早作堅壁清野之計”，則紅軍到後“必無所獲，自易退散”。其三，應派兵防堵。認為“為策萬全計，與其拒之於境內，不如拒之於境外”。若不遵照蔣介石的命令，既無合適理由，也會引起蔣的不快；但若出兵防堵，則又有國民黨中央軍入滇的風險。如何應對，龍雲難以決策。
時任雲南省政府委員兼第十路軍總指揮部參謀長的孫渡綜合各方判斷，向龍雲獻策：蔣介石追堵中央紅軍“實懷有一箭雙鵰的野心”，不僅“想消滅共軍”，而且“還想乘便消滅地方武裝”。對於雲南而言，只能“遵照蔣的命令出兵”，使其“以後無所藉口”。如果中央紅軍進入雲南，國民黨中央軍“必跟蹤而來”，則“雲南政局有發生變化的可能”。雲南方面應採取以下策略。一是以“出兵貴州”為上策。即在中央紅軍未進入雲南之前，應“盡最大努力去防堵”，使中央紅軍不能“進入雲南為最好”。二是應“追而不堵”。雲南兵力不敷分配，防堵任務“不易達成”，中央紅軍若進入雲南，滇軍宜“追”而不宜“堵”，讓中央紅軍儘快“出境為好”。龍雲贊成孫渡此議，決定出兵，委任孫為第十路軍總指揮行營主任，並擔負指揮全責。
蔣介石並不確定龍雲是否能遵令出兵，專門派遣黃格君等人入滇，觀察動向。龍雲在1935年1月5日向蔣表示“滇中已集中兵力，相機防剿”，並支持貴州軍事裝備“以盡鄰省之誼”。蔣介石在1月8日致電龍雲，詢問“入黔兵力可出幾何”，若到畢節“最快約須幾日”等細節，要求“派最精銳者當之”。但龍雲稱，“滇省因未悉入黔追擊之整個計劃，且滇軍任務如何分配，又未奉鈞座令，為避免黔王（指王家烈——引者注）誤會起見，故只將部隊集中於滇東北宣威、平彝、曲靖、陸良等縣，以為自衛之計”。龍雲此電，有多層含義：一是表示服從蔣介石的命令；二是部隊集中於滇東北“自衛”，可防止中央紅軍入滇；三是所謂避免王家烈誤會，既是不倉促入黔的藉口，也從另一維度表明其有藉機謀黔的考量。在毛光翔主黔時期，龍雲因滇省內部未靖，毛氏又主動“言和”，雙方“復歸於好”。王家烈主黔後，桐梓系內部分裂，龍雲遂支持猶國才與王對立，以此影響貴州。1933年2月，猶國才因與王家烈內爭失利而退守羅平時，龍雲就在滇黔邊境以“剿匪”名義派兵一團作“佯攻之勢”，以牽制王家烈在盤縣一帶的部隊，為猶部緩解壓力。
龍雲“素有吞併貴州之心”，現在“既奉有蔣介石之命，正好順水推舟，控制貴州”。在滇軍入黔之前，龍雲專門召集入黔部隊指揮官孫渡、劉正富、安恩溥、魯道源、龔順璧5人於家中，密囑“到貴州後須乘便解決王家烈部”，各部入黔後“可按情況相機辦理”。其時，不僅龍雲謀求對貴州的控制，桂系亦有此意。
桂系一直關注滇黔政治走向，其重要原因之一在於滇黔煙土銷售對其經濟、政治影響甚大。黃紹竑就言，滇黔“煙土每年輸桂轉粵銷售，數量甚巨”，而鴉片煙款的收入“幾佔廣西全省收入的半數”，不但成為廣西社會經濟活動的“主導力量”，也是桂系“政治上影響最大的力量”。毛光翔鑑於周西成“聯桂反蔣”失敗的教訓，加之蔣介石不斷施加壓力，雖然桂系不斷派員入黔與其聯絡，但毛與桂系“不敢往來”，並將鴉片改道四川、湖南輸出，使桂系每年的鴉片特稅收入銳減。王家烈主黔後，則在蔣與兩廣之間採取平衡之策。1931年底，桂系派人與王聯絡，表示“彼此唇齒相依，希望繼續周西成時期的交情”。王家烈雖然在蔣介石的支持下於1932年得以主政貴州，但其在省內的重要反對勢力猶國才、蔣在珍分別得到龍雲及劉湘的支持。王家烈認為蔣介石不會將猶國才、蔣在珍調離貴州，為取得兩廣在軍事裝備上的支持，表面上對蔣尊重，暗中則向“兩廣靠攏”。另外，王家烈一直擔心猶國才“勾結龍雲再入黔”，與桂系聯絡也有應對雲南壓力的考量。
對於兩廣尤其是桂系而言，貴州是與蔣介石對峙的重要緩衝地，他們一直重視經營與貴州的關係。1934年1月，陳濟棠建議桂系應對“滇、黔方面趕緊想辦法”。此時，南京方面也有意以黔省歸屬為條件，分化兩廣。1月24日，行政院院長汪精衛與在南京出席國民黨四屆四中全會的廣西代表黃旭初會談，表示可將“滇、桂、黔劃為一區，交廣西負責”，並稱“桂何必做粵的附庸”，桂系“可否不簽名於粵方通電”。1月29日，已脫離桂系的內政部長黃紹竑在與黃旭初商談廣西問題時提出，可在經濟上“設立滇、黔、桂三省經濟建設委員會，中央及滇、黔、桂各派委員二人，以李宗仁為委員長，以謀三省交通、經濟之發展，款項由中央酌予撥助”。汪、黃之建議為蔣介石所認可。此時，福建事變剛剛平息，蔣亦想趁機解決兩廣問題，推進統一化進程，但對兩廣策略變化不定，或“聯桂制粵”，或“聯湘制粵”，試圖離間各方關係，以期造成有利形勢。蔣既想借桂系之力牽制粵方，又試圖用滇黔制衡桂系。前述黃紹竑向桂系表示可設立由桂系主導的滇黔桂經濟委員會，但在2月28日，黃稱，“對滇、黔、桂經濟委員會事，最好由桂先向兩省接洽”。王家烈雖然與桂系交好，但自然不願意成為桂系之附屬，龍雲更是如此。若桂系真按此議接洽，必將對其與滇黔關係產生不利影響。李宗仁深諳箇中之利害，洞悉此舉之用意，當即覆電稱“三省經濟委員會，對滇黔恐反為所累，中央能助桂便好，他不敢望”。粵桂之間雖然也有分歧，但都將滇黔川視為抗衡蔣介石的重要戰略空間，陳濟棠就向李宗仁提出，應“用某種方式使滇、黔、川一致團結，以鞏固根本，放政治異彩”。
貴州在毛光翔主政時，“內部已不能統一，迨家烈而分化益顯著”。兩廣重心在於防蔣，受制於自身力量，桂系主要通過與王家烈的合作來影響貴州，以使貴州成為兩廣的戰略緩衝地帶。1934年1月，王家烈因擔憂龍雲派兵入黔支持猶國才，希望李宗仁“想法幫助”。李則表示：“龍雲不至於入黔，他如果那樣做，我們要說話。你現在整頓內部，搞好團結，對收拾民心方面，多做工作。以後要械彈，由你備價（煙土），我向廣東方面磋商。”不過，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於1934年5月中旬進入黔東後，各方很快調整策略以應對時局變化。
1934年下半年，陳濟棠、李宗仁專門派遣張蘊良為代表入黔，與王家烈簽訂粵桂黔“三省軍事協定”，主旨是“如果蔣介石對三省任何一方用兵，必須互相支援；貴州需要械彈，備價由粵、桂磋商接濟”。這一軍事協定，拓展了兩廣的政治空間，實現了兩廣一直以來的重要戰略目標。而王家烈同意簽訂這一軍事協定，受到多方微妙因素的交織影響，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是蔣介石對黔政的干預，使王對蔣懷有戒心。長期以來，蔣雖然無力直接控制貴州，但一直扶持一派以牽制另一派。因王家烈“助桂反蔣”，蔣策劃“以猶（指猶國才——引者注）倒王”。其間雖然猶部在與王的爭鬥中失利，但王對“蔣、猶的戒心並未稍減”。紅三軍入黔後，王認為若“全力向黔東紅軍用兵”，則猶國才“可能從西路乘虛進襲”，擔憂蔣介石藉機將其搞下臺。
二是向蔣介石求助經費未果，急需兩廣助力。王雖以“特貨（指鴉片——引者注）貿易，與桂為親交”，但其上臺系“借中央卵翼”，面對紅三軍入黔帶來的壓力，他迅速向南京尋求經費支援。1934年6月4日，王致電汪精衛，稱：貴州“內部漸次就緒，方期一致”，但紅三軍“由川竄黔”，將“影響西南全局及國軍剿匪之大計”。特派貴州教育廳長譚星閣到南京面呈情況，務懇“予以充分補充接濟”。譚星閣到寧後，向蔣提出支持黔軍經費及武器裝備的請求，但又擔憂蔣藉機派兵入黔，強調“黔省兵力，防堵賀匪，尚能應付。惟省庫奇窘”；同時，“黔省軍隊戰鬥力尚強，惟器械不甚精良，子彈亦不充裕”。對於貴州希望的經費，蔣介石拒絕接濟，稱“中央財政困難，暫難接濟，還請勉力自籌”；對於軍事裝備，則“準發步彈十萬顆”。蔣介石的這一安排，顯然與王家烈的願望相去甚遠。
三是王家烈雖試圖修復與蔣介石的關係，但既難取得蔣之信任，又受到桂系施加的壓力。紅三軍在黔東的活動，使貴州軍政人員均“誠惶誠恐”，王欲“挽此危局”，須先協調好內部關係。他與猶國才於7月下旬在關嶺會晤並達成和解，向南京方面表示二人對“所有剿匪計劃及黔局善後事宜”，均“商洽完畢”。蔣介石以“剿共”為第一要務，王、猶此時和解有利於其“剿共”的總體部署，故對二人“合作開誠，共維黔局”，表示“至可嘉慰”。然而，王、猶矛盾並未真正消除，猶國才不願意就任貴州民政廳長一職，使蔣認為“黔局尚有問題”。蔣早在1934年1月就言：“惟桂挾黔王，其態度驕橫如舊。”蔣對黔桂關係密切十分不滿，為增強對貴州的政治影響力，在1934年一度還計劃派遣宋思一到貴州辦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貴州分校。對此，王也想同意，以藉此“和蔣搞好關係”。然而，桂系強烈反對，甚至威脅王家烈：“倘若同意蔣介石在貴州辦軍分校，廣西就禁止貴州購運的武器過境。”王家烈被迫拒絕蔣介石，蔣、王關係陷入困頓。蔣一直存有“非平粵桂無以安內攘外”的認識，而運用黔政是其達成目標的重要手段。
1934年9月，紅六軍團進入貴州，王家烈面臨的壓力更甚，而蔣介石對其作戰不力的督責也日嚴。9月22日，蔣致電王家烈，稱紅三軍團在黔北發展迅速，紅六軍團也進入貴州，如“黔軍再不努力痛剿，唯有坐待宰割”，責問王氏“平日悉索黔民之力以養兵”，今若不“舉其全力”，則“養兵究何所用”？9月25日，蔣再次督促王家烈“親往督勵”。在各實力派中，王家烈力量最弱，其決策主要是依據政治利益而定。因蔣對其存有心結，故在受到各方擠壓時，王家烈對桂系更為倚重。10月下旬，王家烈因感力量單薄無法獨自應對中央紅軍入黔之勢，主動聯繫兩廣尋求支持。桂系表示願派桂軍於“貴州都勻、榕江策應”，陳濟棠則答應派粵軍“推進到廣西潯州（桂平），必要時進到柳州策應”。
以紅三、紅六軍團在黔活動為理由，桂系曾計劃藉此造成滇黔桂三省聯合出兵的形勢，以抵消蔣介石“謀黔”的軍事政治壓力。為此，桂系派張蘊良入黔與王家烈商談，稱中央紅軍可能將“通過西南各省，北上抗日”，蔣必然“藉追擊紅軍為名”，“派‘中央軍’進入西南各省，奪取政權”，建議“滇黔桂三省出兵”防堵，以壓迫紅軍向四川巴東方面渡江北上，以免“蔣介石‘一箭雙鵰’的陰謀得逞”。這一計劃，得到王家烈贊同，但為龍雲拒絕，最終未能實現。
龍雲拒絕桂系的提議，有以下四方面考慮。其一，前曾述及，在中央紅軍長征前，他對此“是不甚關心的”，直到中央紅軍到達湘桂後才“開始注意起來”，還認為中央紅軍不會入滇。其二，龍雲在蔣介石與兩廣之間，一直挺蔣，從而獲得了經費、合法性名位等各方面支持，還在蔣桂戰爭中派滇軍入桂作戰。若同意桂系提議，則會形成有利於桂系的政治輿論，反而有損雲南利益。蕭佛成在分析龍雲與兩廣的關係時言道：“滇龍決不願意與西南立於同一戰線。”其三，龍雲對桂系一直存有戒心。早在1933年，桂係為擴充軍備，聘請了一批日本顧問並進口日本飛機組建空軍，其時四川劉文輝也組織航空隊。對此，龍雲認為“受了兩面（指桂、川——引者注）威脅”，遂計劃成立航空隊，以應付“川、桂兩方面來的壓力”。其四，龍雲一直認為應將貴州置於雲南統轄之下，並不願意王家烈與桂系走近，支持猶國才就是為了保持雲南對貴州的影響。各方勢力對此熟知，蔣介石在1934年9月為讓王家烈集中力量對付紅六軍團，還專門致電龍雲，要其“切囑猶國才務與紹武（指王家烈——引者注）開誠合作”。
龍雲支持猶國才反對王家烈，而桂系又支持王家烈統治貴州，雙方存有心結，故桂系雖然一直向龍雲示好，但從未得到積極回應。中央紅軍入黔後，形勢發生變化。之前，滇、桂實力派主要是通過扶持他人來影響貴州，此時雙方皆有藉機直接獲得黔省轄制權的圖謀。蔣介石則利用雙方這種心理，將貴州歸屬作為制衡滇桂的籌碼，彼此都有著各自的盤算與佈局。
20世紀30年代，龍雲並非主要政治實力派，且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其軍事力量並不強大，在“軍閥當道的暗礁淺灘中”相當“謹小慎微”，除了對貴州有覬覦之心外，並無心捲入外界事務。中央紅軍入黔，使西南地區政治格局發生變化。蔣介石言，“川、黔、滇三省各自為政，共軍入黔我們就可以跟進去，比我們專為圖黔而用兵還好。川、滇為自救也不能不歡迎我們去，更無從藉口阻止我們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機會。今後只要我們軍事、政治、人事、經濟調配適宜，必可造成統一局面”。龍雲判斷，若中央紅軍進入雲南，蔣介石必定派軍跟進，更會“抓走了雲南半獨立的大權”，將對自己在雲南的統治有很大威脅。形勢的變化使黔省走向與各方政治利益的關聯更大，蔣及滇桂均調整了對黔政策，而黔省轄制權的歸屬，又以蔣介石的態度最為關鍵。
因桂系對貴州煙土稅收的依賴，蔣介石將貴州視為解決兩廣問題的一個突破口。1934年11月12日，蔣就思考“規劃川湘黔乎”；17日，稱“經營西南，再定川湘乎”；18日，則考慮“湘川黔統轄於總部問題”，計劃“電商龍雲”；到21日，又思索“川湘黔問題同時解決乎？抑分別先後乎？應注意滇龍”；22日，蔣在日記中寫“粵桂湘黔川問題”；25日，則思考“對川黔方針與名義”。蔣介石從其全局利益考量，將貴州視為牽制兩廣的重要籌碼。12月1日，蔣介石對兩廣問題有如下考慮：“如收桂則粵必中立不助桂，如收粵則桂必助粵，故不如先定桂。”對如何“收桂”，蔣認為：“對桂以置部於湘黔為備，一面授其指揮黔湘以慰之，是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之道乎。”蔣計劃以黔湘歸桂，以示好李宗仁、白崇禧，但又擔憂龍雲態度。
蔣介石常根據形勢變化和政治利益得失，不斷調整其對黔省歸屬的安排計劃，希望收到“一石二鳥”的功效：既可拉攏龍雲，也能向桂系示好。蔣的這一策略，加大了龍雲謀黔的難度。蔣介石雖在思索“對桂系與黔湘步驟”，但對黔省的歸屬一直舉棋不定。其在12月20日有“收黔平桂”之考慮，但21日產生“對黔輔助之，而使之制桂”的計劃；26日，有了“以湘黔為交換條件”而使桂系“不勾結湘川”的打算；到29日，又產生“助滇黔以制桂”及“和桂以黔易湘”的思考。蔣的這種態度，是各方關係影響的結果，也影響各方關係的發展，彼此相互交織。
龍雲對蔣、桂、黔各方動態十分關注，尤其是桂系派兵入黔一事。12月11日，粵桂實力派聯合發出“真電”，以追擊“共匪”為由主動表示要派兵入黔。對於“真電”內容，香港報紙作了報道。龍雲得悉後，馬上就報道內容致電蔣介石，探詢蔣的態度。12月20日，蔣覆電龍雲：“共匪入黔，決定跟蹤窮追。劍及履及，務期殲滅乃已。粵桂方面亦請纓加入序列，事誠有之。港電所傳，略與事實不符。”蔣介石的回電雖輕描淡寫，但表明其對滇桂謀黔心態的把握相當準確。蔣對是否允許粵桂派兵入黔未置一詞，是留下將來在滇桂之間周旋的空間，也說明蔣在黔省轄制權歸屬問題上具有主動權。蔣就認為，“我軍既入黔，不患不能制桂”。國民黨中央軍入黔，蔣介石有了更多牽制滇桂實力派的資本。薛嶽明言：“本路軍今次入黔，責在剿匪，間接亦為中央對西南政治設施之監視者。”
滇黔對桂系具有重要戰略意義，桂系一直採取主動姿態發展與滇黔的關係。黃紹竑就說，“儘管滇軍兩次進兵廣西”，但因雲南煙土經桂輸粵的過路稅收對桂系財政影響至大，事後總是桂系“主動地向雲南修好”。早在1934年7、8月，兩廣在獲得蔣介石有意“謀川”、“謀黔”的信息之後，就試圖拉攏龍雲，希望其能夠維持“中立”。中央紅軍進入貴州後，兩廣擔憂貴州為蔣所控制，想通過直接派兵入黔的方式，使之不為蔣介石完全掌控，同時打算以這一方法實現前述陳濟棠提出的“用某種方式使滇、黔、川一致團結”的目標，故十分關注龍雲態度。然而，龍雲雖然維持著與兩廣之間的聯繫，但一直保持距離。
由於國民黨中央軍、桂系等對貴州轄制權歸屬有重要影響的力量突然交匯，局勢的複雜性加劇，龍雲的對黔策略也更加審慎。蔣介石對粵桂派軍入黔的態度，一直在搖擺之中。中央紅軍於1934年底突破烏江，蔣介石急需各方力量入黔積極“追剿”。1935年1月2日，他思考“對桂設法緩和”；4日，蔣在部署各方追擊中央紅軍的安排中，產生“粵桂軍到達遵義後，黔軍歸李總司令宗仁之指揮”的計劃。蔣計劃將黔軍指揮權劃歸桂系，有三方面考慮：一是將黔軍指揮權與桂，可調動桂系軍隊助其追擊中央紅軍；二是可藉此緩和與桂系的關係；三是此舉又能不讓桂系完全控制貴州軍政事宜，為下一步佈局留下空間。然而，若黔軍真的劃由桂係指揮，必然會對龍雲的態度產生影響，甚至會使其調整對蔣、桂的政策，進而影響到蔣的對桂部署。蔣也意識到此點，故一直猶豫不決。同日，蔣致電劉湘，對滇軍派遣一旅先進駐畢節的建議表示“極同意”，但請他“與志舟（指龍雲——引者注）洽商再行下令”。蔣計劃在川黔交接地帶圍攻中央紅軍，但對龍是否願意配合其部署並無信心，指派劉湘溝通，也是希望利用四川的地緣政治條件說服龍雲。果然，蔣的擔憂並非多餘。雖然劉湘出面相勸，蔣也親自致電龍雲催促滇軍進駐畢節，但龍雲在1月8日的覆電中，以各種理由拒絕派遣滇軍向畢節前進。龍雲此舉，主要是為觀望形勢。蔣介石對此亦無可奈何，只能反覆以軍情相催，稱“俟滇軍到畢節，即約期會剿。請令滇軍早日出動”。龍雲在1月14日的覆電中卻言：滇軍可向畢節前進，但“滇軍遵令到畢節後，始能決定第二步辦法。如深入川境，則問題尚多，須有詳細計劃，否則，困難實多也”。所謂“詳細計劃”，包括蔣對各方軍隊指揮權的安排。龍雲聲稱在這個前提下才能決定滇軍下一步行動，實際是探詢蔣對滇的態度及安排。蔣、龍前期的密切關係是一種利益關係，並非具有共同的理念。龍雲此時雖留出了迴旋空間，但蔣若對滇軍安排不妥，他就會有多種藉口不配合蔣對中央紅軍的追堵安排。對於龍雲的這種心理，蔣介石自然能夠感受出來。
龍雲對桂系的態度十分複雜：一方面，與桂系維持聯繫，是地方實力派為應付國民黨中央對地方“統一”而採取的一種策略；另一方面，滇桂關係十分複雜，彼此懷有戒心。在此變局中，桂系也在積極探詢各方動態。1月中旬，李宗仁專門派遣第四集團軍參謀長葉琪入滇，稱中央紅軍“大部已渡過烏江”進入遵義、桐梓，“企圖入川，形勢顯著”。桂軍已由“榕江經八寨、都勻推進”，粵軍“亦派兵三師協同剿辦”。此舉實則有打探龍雲計劃與部署之意。1月18日，龍雲致電李宗仁稱“此次共匪深入黔境，關係西南大局”，滇軍已“遵照中央電令，簡派重兵輕裝出發，佈防畢節”，但“唯欲圖根本殲滅，則似非有統籌計劃不能奏效耳”。桂系派葉琪入滇，除了打探滇軍動態之外，也有拉攏之意。表面上看，龍雲說明了滇軍的行止，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桂繫了解滇軍動態的願望。然而，滇軍半遮半掩下一步行動計劃，仍與桂系保持著距離。
龍雲雖派滇軍入黔，但指示滇軍主要在滇黔邊界可渡河一帶佈防，“主要在於防堵而不在截擊”，而“追擊任務由蔣嫡系中央軍負責，本省軍隊總以鞏固根本要緊”。蔣介石不斷致電龍雲，“希志舟兄即飭所部兼程開赴畢節堵剿”。劉湘、賀國光也催促滇軍“進駐敘永或古藺，聯合川軍，防匪西竄”。在各方壓力下，龍雲雖然讓滇軍向畢節進發，但不願深入川境。為此，他於18日向蔣辯解，稱劉、賀之計劃，“似覺不甚明瞭滇省情形”；滇軍此次系倉促行軍，“只能為對匪作戰之一單位，如深入，則一切均成問題。即兵之自身與給養皆感困難；且滇邊亦空虛，轉多顧此失彼之慮”。因此，從“兵力地形敵情種種關係”考慮，滇軍到畢節後“只宜掩護滇東，再相機聯合防剿”。龍雲更表示，“若遽深入，則事實有所不能。謹先聲明”。龍雲的態度頗為堅決，蔣自知其中之奧妙，對黔軍指揮權歸屬問題的考慮更加審慎。1月19日，蔣介石認為“桂粵未有進步”；20日，蔣又思索薛嶽“名義”及“黔軍歸薛指揮”。蔣的這些思考，說明其對黔軍指揮權的歸屬難下最後決心。
龍雲的政治影響力雖較王家烈更大，但對全國政局影響有限。他一方面要小心觀察形勢以保存實力，另一方面也在思考如何跟各方周旋以獲得黔省轄制權，這些又主要取決於蔣的態度。因此，龍雲雖拒絕讓滇軍入川，但也多次向蔣闡明其客觀原因。21日，龍致電蔣介石，就蔣擬訂的“剿匪”部署給出建議，“由畢節至老鴉灘一線，中間有鎮雄、彝良、威信等處，均感空虛，似宜有所兼顧”；而由“瀘州、納溪一帶，亦宜有重兵控制，以免突圍西竄時無兵防堵”。30日，又電蔣氏，稱“雷、馬、屏地帶，前有大渡河、右界岷江”，應調重兵在這一帶嚴密佈置“或有效可收”。這些建議事實上為其行為作了間接辯解。
蔣介石一直在思考各部隊圍堵中央紅軍的名義。1月23日，蔣思考的是“薛之名義”；25日，則思索“薛、龍名義”；28日，蔣在日記中記載：“委龍、薛名義”。此時，中央紅軍調整方針不斷突圍，讓敵人難以捉摸，而且國內外局勢也有變化。31日，蔣在日記中總結了國內各方複雜變化及其思索的內容：兩廣方面，“粵方態度較前改善”，“桂、胡（指胡漢民——引者注）頑梗如前”，計劃“對桂只有待機，對胡慰藉，對粵懷柔”；對於湘川，則考慮“只統制其經濟而已”。蔣對桂湘形勢變化的思考，影響其對龍雲的認識，認為“滇龍效忠中央，當信任之”。於此，黔軍指揮權的天平偏向了龍雲。
1月19日，蔣介石下達“川江南岸圍剿計劃”。在該計劃中，國民黨“追剿軍”負責壓迫中央紅軍於川江南岸地區，“堵剿部隊”則由川滇地方軍充任。其中，滇軍“以十團以上之兵力，扼守敘永、畢、瀘之線，並限於二月十五日部署完妥”，若中央紅軍突過該線，還要聯合薛嶽的第二兵團及川軍“堵追圍剿”。在蔣的部署中，滇軍承擔的任務不輕。中央紅軍在貴州不斷轉戰，使蔣誤判形勢，對粵桂派軍入黔的態度也發生了改變。1月31日，蔣介石致電薛嶽，稱“黔北之匪，不日既可肅清”，在此形勢下“粵桂軍不必入黔”；指示薛嶽“婉勸”桂系，讓其“在都勻等部隊，不必再行北進”；“對於黔省清鄉善後，由兄負責。待徵滇黔意見，再行發表名義”。蔣向薛嶽透露了他的計劃，“先發表龍云為西南剿匪軍第一路總司令”，薛則為第一路前敵總指揮，並要求薛氏“速與滇龍主席切實聯繫，事事表示敬意，受其指導為要”。這些往來電文表明，此時蔣介石更重視滇軍在“圍堵”中央紅軍中的作用。
2月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委定龍、薛名義。”次日，蔣正式任命龍云為“剿匪軍”第二路總司令、薛嶽為“剿匪軍”第二路前敵總指揮、王家烈為第四縱隊司令官。與1月31日蔣致薛嶽電文中的安排稍有差異，原定的“西南剿匪軍第一路總司令”改為“剿匪軍第二路總司令”，第一路總司令由何鍵擔任，這是為了籠絡湘軍。這一安排的用意，蔣在任命當天發給薛嶽的電文中說得十分明確，“中央以第二路總司令之任付託龍志洲（指龍雲——引者注）”，是為了方便其“指揮在黔各軍，以一事權”。蔣希望通過這一安排，使龍雲配合其追堵計劃。當日，蔣發出“冬電”，告知龍雲：“中央以第二路總司令之任付託。吾兄貞幹廉明，素所倚重，盼即指揮薛總指揮及各軍努力進剿。際茲艱難之會，同建綏緝之勳。”蔣根據形勢變化，調整此前將黔軍指揮權授與桂系的計劃，但也擔憂桂系的態度。2月1日，蔣在日記中寫道：“對桂仇怨未消，如何使其畏威懷德，當慎思之。”而他思考的平衡策略是：“對李、白以桂黔邊區名義付之，何如？”
龍雲對於這一任命，則有“患得患失”之感。2月2日，蔣介石曾兩次致電龍雲，而龍雲對兩電的態度區別明顯。第一次致電，蔣並未言及龍雲任職一事，主要談對中央紅軍的軍事部署，“畢節既非扼要，兄部駐畢節主力可速移駐昭通、大關方面，以作向綏江方面出擊之準備”。龍當天即回覆，“似此共匪未進敘永以前，則滇軍仍不暫移昭為宜”。對蔣的要求，龍並不準備遵照執行。第二次致電，即前述“冬電”，龍雲當天並未予以回覆。直至2月3日，龍雲才回電，稱“忝膺重命，只悉之餘，感悚交併”。龍雲對中央紅軍入黔後貴州軍政格局的走向十分在意，尤其對桂軍入黔相當敏感，突然獲得黔軍指揮權，在某種程度上取得了與桂爭黔的有利條件，頗為意外。他對之前不積極派兵前往畢節、移防昭通等行為作了巧妙辯解：“職久託帡幪，無論公私，只須鈞座有所驅策，均當竭誠自效。況職部即無名義，早經遵令出征。”不過，龍雲雖然表示“既重膺新命，更當勉效綿薄，藉圖報稱”，但並未立即宣佈接受任職，其理由是“唯赤匪實力及我軍情況此間尚未深悉”，“薛、王兩部久在前方，熟習匪情”，將“去電徵詢，一俟得復，謹即拜命就職”；又言：“唯是材輕任重，加以時間倉猝，感奮之餘，彌殷惶悚”，“又一路軍負責何人？一、二兩路任務有無明白規定？萬一赤匪竄過大江，職軍應否跟蹤追擊？”龍雲擔憂雖獲名義，但無法指揮薛嶽及王家烈，並且這與其想獲得的對黔省軍政兩務的控制權還有差距，詢問一路軍負責人等情況，實則是探詢蔣的整體軍事部署。各方關係錯綜複雜，龍雲對獲得這一任命的得失考量頗多。
龍雲對是否就任“剿匪軍”第二路總司令的猶豫態度，引起了蔣介石的不安。2月5日，蔣致電朱培德，稱：“聞龍志舟有辭新命息，如其辭電已到，請勿必公佈，以免外間猜測。一面切屬其從速就職，以免外人乘機造謠也。”此刻，龍雲是否就職，對蔣的政治聲望及相關部署影響甚大。好在5日當天，龍雲覆電表示就任，暫時解除了蔣的憂慮。龍雲覆電要點有：其一，表示就職，但言其複雜的心路歷程，“欲就則恐無補時艱，遺鈞座知人之明；欲辭，則又恐人議其虛偽矯情。再三思索，唯有本其愚忠，竭盡駑駘，懵然就職，並略分鈞座之勞於萬一”。龍對“欲就”、“欲辭”的思索過程作了解釋，但所言僅為表象，事實上是掩飾其“謀黔”之意未得完全滿足及觀察形勢再定行止的一種策略。其二，表示“盡其力而為之”，此後“當與各友軍開誠相見，互為勉勵”，這是一種態度。其三，稱“現在匪勢已成流動，懇請鈞座再電薛部，剋日推進，銜尾進剿”，表明他擔心無法指揮薛嶽。當天，龍雲任命孫渡為第二路軍代理第三縱隊司令。2月6日，正式發佈就任通電：“茲遵於魚日敬謹就職。”
總括而論，蔣介石最初關於黔軍指揮權的考慮對象，並非著眼於龍，而是桂系。蔣在滇桂之間反覆權衡，其意圖主要是“借力打力”。將黔軍指揮權授予桂系的考慮，是為解決兩廣問題尋求突破口。最終，將黔軍指揮權授予龍雲，則有“一石二鳥”的思考：其一，因桂系態度“頑梗如前”，將黔軍指揮權與滇，則可借龍雲牽制李、白；其二，可使龍雲轉變其消極應付的態度，派遣滇軍配合其“圍堵”中央紅軍的部署。對於龍雲而言，謀求的是對貴州軍政事務的轄制權，現所獲僅為黔軍指揮權，雖可提高其政治及軍事影響力，但離目標尚有差距，內心頗有“患得患失”之感。龍雲之憂慮並非無因，蔣介石雖將黔軍指揮權與滇，但又有以桂黔邊區司令之職“誘桂”之計劃。對桂繫留下妥協空間，則黔省之歸屬尚在兩可之間。由於蔣、滇、桂、黔各方的利益出發點不同，儘管黔軍指揮權的博弈暫時告一段落，龍雲對蔣的態度也有所改變，但並未形成彼此互信的狀態，各方皆有自身的盤算。
龍雲就任“剿匪軍”第二路總司令後，其“圍堵”態度較之前轉趨積極。在1935年2月6日通電任職當天，龍雲致電滇軍將領，要求積極“主攻”，闡述了三項原因。其一，中央紅軍“彈藥缺乏，疲憊不堪”。其二，可重振滇軍聲威，提高雲南政治聲望。“我滇軍護、靖兩役，中外馳名。乃民十九入桂，軍威一落千丈，致啟人輕視。近年以來，雖力求振作，但於國家無有表見。此次出征，全局所關……為國家利害，諸弟前途，本省以後地位計，均在此一舉。茲正所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之時。”其三，龍已就任新職，形勢發生變化。“現已就任總司令職，滇軍已成主攻，原來計劃，只在守邊，現則為唯一追擊之主要部隊。況在此中外注目，各省大軍會剿之際，一舉一動，均觀瞻所繫，迥然不同。”此電從另一維度表現出龍雲提升政治聲望的迫切意願，重要目的則是實現獲得黔省轄制權的夙願。另外，在一定程度上說明蔣介石將黔軍指揮權賦予龍雲的決定，的確收到功效。2月中旬，孫渡因不明中央紅軍主力所在而不敢貿然追進。龍雲多次致電催促其前進，在2月13日的電文中言：“唯我軍剿共，近在咫尺，仍未進剿，實難為情。仰即遵照真、文、元各電，速即開始。”與此前的態度截然不同。
同時，龍雲也調整其對桂態度。對龍雲而言，與桂系維持聯繫是一種政治上的平衡策略，但他內心對桂系則“愛恨交加”。一方面，與桂系保持聯絡，在某種程度上體現地方實力派聯合對抗蔣介石“統一”全國的共同心態；另一方面，不乏藉此增強政治資本，以向蔣謀取更多資源的政治考量。在就任“剿匪軍”第二路總司令後，龍的態度發生明顯變化，他在2月9日致電蔣介石稱：“不肖者，口言剿共，而唯恐匪果殲滅；口言統一，而唯恐國家不多事。人心如此，真堪浩嘆。”所謂“不肖者”，顯然指兩廣。龍雲謀黔多年，此時僅獲得黔軍指揮權，離其目標仍有相當距離。他一直擔憂蔣介石把黔省劃歸桂系，也明白蔣在滇桂之間施用的平衡權術。此時明確對桂系進行政治評價，既表示了對蔣的支持，也藉此增強其在蔣心目中的政治信譽，為爭取黔省轄制權制造有利條件。
滇黔在政治、經濟及財政方面對兩廣具有關鍵作用。國民黨中央軍入黔引起兩廣極大不安，出於與蔣介石博弈的政治需求，粵桂不斷派人入滇聯絡龍雲。2月中旬，胡漢民在給陳濟棠、李宗仁的函文中強調：兩廣軍隊若不借“圍剿”中央紅軍之機入黔，則“譽望俱失，且示人以弱，適增其覬覦窺伺之心。而好我如滇、黔，從此必誤其傾向，並使他方得制我經濟財政之命脈”。至3月初，為加強與龍雲的聯繫，胡漢民向陳、李提出派張震歐、王若周為代表入滇的建議。然而，這些並未改變龍雲對桂系謀黔的戒心。
兩廣不斷要求派軍入黔。2月13日，陳濟棠致電蔣介石，稱粵桂軍本應“遵令停止入黔”，但仍請纓入黔，原因是粵桂軍入黔“目的固不在入黔”，主要是擔憂中央紅軍與四川、新疆的各路紅軍連成一片“打通國際路線”，故有“乘時協力剿滅之必要”。陳稱蔣若同意粵桂軍入黔，則“請委德鄰兄以名義”。陳的行動使蔣介石陷於兩難困境：若同意入黔請求，將會增強兩廣對貴州的影響力；若不同意，又將給粵桂留有口實。2月24日，蔣致電薛嶽稱：“現在二廣正藉口中央軍在黔逗留不進，以罪中央；如果匪東竄，而我軍不克積極追堵，則彼等更可加罪中央，而且使川軍對中央亦受不良影響，則事更難為。”
中央紅軍於2月下旬再次攻佔遵義，貴陽方面頓感壓力，桂系又有派兵到貴陽之意，不僅使蔣介石警惕，也引起了龍雲的擔憂。3月1日，雲南駐貴陽辦事處主任黃毅夫向龍雲報告，稱“自各軍失利後，此間擁桂人員，擬電請都勻之桂軍入貴陽，以謀撐持西南之最後掙扎”，擔憂桂軍若進入貴陽後，可能借機掌控貴州，他建議龍雲“迅令第三縱隊速進至黔、大、畢之線或以安旅（指安恩溥部——引者注）入貴陽”。3月2日，黃毅夫再次向龍雲報告各方動向。首先，桂系加快進入貴陽的佈局，採取了兩種手段：一是“電示省中（指貴州省——引者注）擁桂分子發電請求”桂系派軍到貴陽；二是加強軍事準備，即“整頓軍旅，蠢蠢欲動，並密在貴陽組織暗殺團，以圖對國軍將領暗施毒手”。其次，桂系行動引起國民黨中央軍的警惕，薛嶽專門調遣“兩連駐貴定、龍里預為防範”，還邀請滇軍進駐黔西、大定、畢節一線。對此情勢，黃氏認為：雲南“此時宜儘量擴充，應付時機，不則安旅可抽調來貴陽”。3月3日，黃毅夫又向龍雲報告：“現貴陽人心惶惶。（黔）省黨部擬電請桂軍晉省事，為職知，即託人曉以大義，已修改詞意，並謹呈委座不發南寧。”貴州省黨部所擬電文為：“黔省不幸，赤禍頻仍。此次朱毛回竄，遵、桐相繼失陷。警報傳來，貴陽震動。……敬請軫念黔難，速令各省剿匪部隊剋日推進，合力圍剿，以解黔民倒懸之危。”黃毅夫採用各種方式，將貴州省黨部準備電請桂系派軍入黔的電文改為請“各省”推進，是為了削弱桂系對貴州的影響。
龍雲知道貴陽若為桂系控制，則黔省轄制權的歸屬將更加複雜，顯然非其所願。因此3月2日，他致電蔣介石：“此次共匪回竄，直取遵義，頗有疑慮。是否因發表綏靖主任（指薛嶽，時任貴州綏靖主任——引者注）後，反動者（指兩廣——引者注）給以消息，不得而知。頃接薛總指揮冬己電稱，桂有聯匪並逕取貴陽之說。此種消息，固早有所聞，但逕取貴陽，助紂為虐，恐尚不敢。不過，日來彼輩甚形惶恐，能否冒此大不韙，則不可必。可否由中央或行政院予以警告。一面全局軍事予以暗中準備之處。”龍雲雖未直接明言桂系與中央紅軍聯繫，但欲言又止的表述方式更讓人對桂系的行為產生疑慮。蔣在5日回覆龍雲表示：“桂方自動請出兵北上，是否別有用意，不得而知。萬一不幸有軌外行動，此間自有相當處置。”蔣一直都在關注桂系動向。
2月7日，蔣介石致電薛嶽，談及兩廣動向及其考慮，要點如下。其一，“最近西南（指兩廣——引者注）情形，軍人毫無覺悟，政客則盡情挑撥，依然故態，絕未改善”。其二，兩廣因“自中央軍到黔，令王家烈追剿，使桂軍不能聯絡，桂李名義不發表，粵飛機護照不發給”，故“認定中央有先解決黔事，再迫粵桂之勢，將成為唇齒相依關係。除切實合作外，並派葉琪赴滇聯龍”。其三，“粵軍赴桂仍未中止，胡（指胡漢民——引者注）遂乘機大肆活動，囑粵桂必須合作，在黔桂邊境抵禦中央軍”。兩廣這一動向，反促使蔣介石更加重視龍雲的態度。蔣一面計劃派黃衡秋“赴雲南一行，與志舟切實聯絡”，一面讓朱培德籠絡龍雲。朱氏稱讚龍雲“慨然就任新職，足紓中央西顧之憂。良用嘉慰，切盼奮其全力……奠定西陲”。不過，蔣在決定對龍雲“扶助之”的同時，對他也並非完全信任。
此時，蔣認為“粵桂逆謀暫露”，應對思路是“應預為防範，勿使其爆發”。基於緩和與兩廣關係的考量，蔣在2月17日產生這樣的打算：“桂逆行動，當開誠佈公以說之，先令其服從中央，照感電實施則可以貴州歸彼也。”蔣仍將黔省轄制權作為對桂策略的重要籌碼，龍雲雖在特殊形勢下取得黔軍指揮權，但想獲得黔省轄制權並非易事。
蔣在2月12日思考“龍、薛名義”時，計劃“薛為黔省綏靖主任，歸龍總司令節制指揮”。2月15日，蔣介石正式委任薛嶽為貴州綏靖公署主任。這一安排，有以下考慮：其一，薛嶽為其親信，任命薛可使黔省歸屬的主動權掌握於己手；其二，龍以“剿匪軍第二路總司令”之職節制貴州綏靖主任，可暫安龍雲之心；其三，黔省之歸屬並未最終確定，又可讓桂系對黔省轄制權仍抱有希望。蔣對滇桂實施的平衡策略，可使雙方彼此牽制。
3月24日，蔣介石由重慶飛抵貴陽親自督戰，而後中央紅軍前鋒逼近貴陽。中央紅軍向貴陽進逼僅是佯攻，但使蔣介石驚惶失措，急忙調動各處部隊到貴陽增援。借雲南境內空虛之機，中央紅軍主力於4月上旬很快向雲南轉移。中央紅軍離開貴州，客觀上加快了蔣對貴州策略的調整。王家烈在滇川黔各實力派中力量相對較弱，搞垮王家烈是蔣介石“收拾川、滇、黔的計謀之一”。中央紅軍尚在貴州時，出於各種因素考慮，蔣“對王還有所利用”，但中央紅軍主力入滇後，蔣加快了“去王”的部署。王家烈先後被迫辭去省主席、第二十五軍軍長職務，於5月3日被蔣以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名義強制離黔。局勢變動，給龍雲帶來極大壓力。
3月20日，龍雲接到黃毅夫的報告，稱湖北綏靖公署主任何成濬入黔，對外宣稱是代表蔣介石與薛嶽、王家烈商談機要。黃氏分析，何、蔣關係密切，王家烈能夠掌握黔政，則系何向蔣居間說項之功，即謂“皆何氏之力”；故何氏此次入黔，“外間多所揣測”。3月22日，黃氏向龍雲報告：所謂外間之揣測，指蔣“授意王家烈交出軍權，專主黔政”，而“外傳消息，似有可靠”。黔政的變化，使本就有所猜疑的龍雲對國民黨中央軍更加警惕。
龍雲既要防備國民黨中央軍“奪他的地盤”，又擔心中央紅軍佔據雲南。中央紅軍進入滇境後，他一方面將部隊集中在昆明及昆明附近佈防，另一方面急電薛嶽馳援昆明，但又不允許薛嶽主力部隊進入昆明城。薛嶽對此雖然不滿，但為避免發生衝突，不得不按照龍雲的要求進行，並與龍多次商談“如何治理黔滇問題”，表示“滇黔應結成聯盟”。出於各自利益考慮，龍、薛二人還“結成兄弟”以“在政治上互相支持”。
黔省改組後龍雲對蔣更加戒備，而國民黨中央軍又無力控制雲南。廣西則直接受到國民黨中央軍威懾，與蔣介石的關係更趨複雜。蔣為穩定形勢，對龍雲採取了以下政策。其一，在經費上給予雲南支持。不但派晏道剛送“特支費”入滇，而且“凡龍雲求蔣補助的各項費用，蔣都從寬批發，以示關懷信任”。其二，通過各種方式“肯定龍雲統治雲南的政績”，以安龍雲之心。對桂系，蔣則計劃採取兩手政策：一是“對桂以禮卿（指吳忠信——引者注）負責運用和緩，黔省不駐重兵以安桂心”；二是有“以黔歸龍節制”的打算。前一計劃是因為革除王家烈職務“引起桂系反感”，而吳忠信與李、白皆有交情，以吳氏到黔任職，可“緩和與桂系的矛盾”。後一計劃的目的，還是借雲南來牽制桂系。為此，蔣決定親自入滇：一是部署圍堵中央紅軍，二是“拉攏龍雲”。蔣明白雲南地方實力派“從唐繼堯起都有謀黔野心”，龍雲扶持猶國才就是這種心理，是故一直利用黔省歸屬在滇桂之間進行政治佈局。
5月10日，蔣介石抵達昆明，直至21日離滇，其間正式向龍雲表達了設立滇黔綏靖公署的計劃。在10日的日記中，蔣記載其準備與龍雲商談的內容，包括“西南及貴州大局”，以及“雲南交通與軍事，改中央番號”等。15日，蔣記載稱：“粵桂倒（行）逆施極點。”貴州關聯滇桂，為拉滇制桂，蔣在昆明期間對龍雲極力籠絡。據晏道剛所記，蔣多次和龍雲密談，表示會“提高龍雲在滇、黔方面的權力”，但要求龍雲“在滇、黔方面作為中央的支柱”，即利用龍“反桂”。蔣還口頭表示：“將來成立‘滇黔綏靖公署’統率兩省軍政，由龍雲主持。”
龍雲就任的“剿匪軍”第二路總司令系軍事職務，職權上僅能指揮貴州軍隊。然而，綏靖公署不一樣，其職責、權限，乃至軍事和政治地位均大有不同。1930年12月，國民黨為“圍剿”各省“邊區及蘇省”的中國共產黨，特設“綏靖督辦”。“綏靖督辦”由國民政府特任，隸屬於“陸海空軍總司令部”。當時，主要成立了豫鄂皖、豫陝晉、江蘇三個綏靖督辦公署。各綏靖督辦“對於所轄區域內之地方縣政府及水陸公安、警察、保安隊、民團等，於綏靖實施時，得隨時指揮之”，“對所轄區內綏靖事宜，應負全責，且須不分畛域，徹底清剿”。同時，各綏靖督辦“對於所轄區域內之地方行政、黨務、司法、財政，不得逕行干涉”。《綏靖督辦公署暫行組織條例》還規定“未盡事宜，得隨時呈請修正”。初始，綏靖督辦公署的職權主要限於軍事事務。而後，國民政府“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又先後在河南等省設立“綏署”。1932年，國民政府撤銷“陸海空軍總司令部”，重新成立軍事委員會，又在山西等省設立“綏署”。在這一過程中，綏靖督辦公署改名為“綏靖主任公署”。理論上，綏靖公署是為了統率該地軍隊綏靖地方而設，但在實際操作中，出於政治因素的考量，各地綏靖公署主任實際上均委任當地的實力派充之。
地方實力派充任綏靖公署主任，不僅能指揮軍隊，還會對當地政治形勢產生影響。綏靖公署的職權隨之發生變化，即其不僅是軍事上的領導，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這一區域的行政領導。1935年，蔣介石在貴州設立駐黔綏靖主任公署，根據《駐黔綏靖主任公署組織條例》規定，駐黔綏靖公署主任“由國民政府特派之，隸屬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並受參謀總長、軍政部長及訓練總監之指導”。駐黔綏靖公署主任的職權不僅包括軍事，還包括行政、黨務等，具體如下：指揮區內軍隊及地方團隊，監督指導區內軍隊及地方團隊之教育與民眾組織及訓練，完成本區與軍事有關之交通；對於所轄各綏靖分區及縣政府等軍政機關，“得隨時指揮之”；對於綏靖區內“有關綏靖事宜之黨政事務，應分別商同省黨部、省政府辦理”。1932年後設立的各綏靖公署，“更多的不是緣于軍事上的需要，而是受到當時政治因素的影響”，地方實力派或軍政強人獲得綏靖公署主任名義後，不僅可以“順勢利用中央權威節制自己的軍隊”，而且還可以獲取更多的政治資源。從駐黔綏靖公署主任的職權可以觀察出，這一時期的綏靖公署主任職權關涉軍事、行政、黨務等事宜。龍雲若能獲得滇黔綏靖公署主任職位，其軍事、政治地位將大為提升。
蔣介石此時作這一表示，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拉攏龍雲對付中央紅軍。二是華北局勢危急，且兩廣與日本聯繫實行“借日自重”方針，需要拉滇制桂。蔣在5月13日記載“桂白勾倭賣國之劣跡，更明矣”；15日則記“倭寇對華北蠻橫，更無忌憚”。三是入滇後對龍雲觀感甚好。13日日記中稱：“志舟明達精幹，深沉識時之人，而非驕矜放肆之流，桂白荒謬跋扈，適示其多行不義耳。”
如前所述，綏靖公署的職權已經有了較大轉變。成立滇黔綏靖公署並由龍雲負責，則其長期追求的目標即可實現。蔣此時僅是口頭表示，為儘早達成目標，龍雲採取了主動爭取的舉措，即在蔣與兩廣之間進行斡旋。貴州一直為滇桂所看重，也是蔣介石在滇桂之間維持平衡的一個籌碼。貴州已然為蔣直接控制，想要獲得黔省轄制權，直接取決於蔣之態度。蔣、桂關係複雜，但桂系在政治聲望上較滇為大，龍雲想要獲得黔省轄制權，既需要實力，也要藉助時勢。
黔省改組之後，龍雲鑑於王家烈下臺的教訓和對蔣介石直接指揮滇軍的防備，一度要求前線滇軍“集團駐行”以避免被蔣分化瓦解，迭電孫渡部不得深入黔境貴陽以東。龍雲既擔憂滇軍追擊不力引起蔣介石不滿，又害怕滇軍深入險境而被削弱實力。然而，蔣介石入滇後，雙方不斷交流，龍雖然對蔣仍有戒備，但猜忌心逐漸減弱。據陳布雷記載：龍雲見蔣後，“觀蔣公在機中指點山川、剖示方略，益歎服總戎之偉大”；而蔣入滇後，稱讚龍雲“坦一易而明大義”，唯與之討論“如何振興文化產業以建設西南國防根據”，對其他政事“僅示大概”而囑龍雲“全權負責”。蔣在離昆當日如此記載：“以時間過早候機不到，致送行者勞等三點餘鍾，志舟主席幾病，心甚抱歉。”可以窺見，雙方此次見面較為融洽。
龍雲明白，蔣介石對其拉攏，主要是為了制衡桂系。蔣與兩廣皆希望借重於雲南，若能取得在雙方之間居中調停的身份，既可提高在全國的政治聲望和分量，又能穩定西南地區政治格局，將有可能更早獲得黔省轄制權。在滇期間，蔣介石與龍雲不斷商討“兩廣問題”，龍雲順勢提出在蔣與兩廣之間進行斡旋，蔣也表同意。對此過程，龍雲在致陳濟棠的電文中言，“蔣公蒞滇，弟初次一見，窺其對於時局和平統一，有十分誠意”，於是“不惴（揣）人微言輕，冒然以調處自任”。
在斡旋過程中，兩廣提出“就地域之便利與國防之需要得設軍分會或劃分國防區”及“凡屬地方應有之政權、財權、綏靖權，中央須給予不加妨害之確實保障”。7月1日，受龍雲委託與兩廣聯絡的中間人劉震寰向龍雲言：對於兩廣要求設立軍分會、政治分會之議，若“蔣接受此項建議，將來滇、黔可劃為一區，軍分會與政治分會設昆明”。劉震寰所述，道出了龍雲積極斡旋的意圖所在。龍雲的意圖雖好，但斡旋過程並不順利，甚至一波三折。
國民黨五全大會即將舉行時，形勢發生變化。8月2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兩廣形勢，應速進行妥協。”24日則記：“兩廣漸有和平統一之勢”。此前，在8月15日，蔣就派黃紹竑到達南寧，於22日與李、白等人商談並達成以下共識：其一，“將全國劃為若干區，區設政治分會或政務委員會”；其二，“粵、桂、黔為一區，將西南政務委員會改組”；其三，“粵設一綏靖主任，桂、黔設一綏靖主任”。黃紹竑、蔣伯誠又先後入粵，表示“西南兩機關可以保存”，又以“桂、滇、黔劃為一軍區餌桂”，桂則“派人分赴滇、黔，暗中進行”。上述打算，與龍雲之意完全相反，他想獲得黔省轄制權並非易事。龍雲一直謀求控制貴州，向蔣介石提出斡旋請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抵制桂系謀黔的意圖，此刻雖然暫時受挫，但他並未停止謀劃。
龍雲與桂系都想取得對貴州的轄制權，亦都得到過蔣介石的暗示，但都不具有主動權。而桂系即使控制了貴州，也須妥善處理與雲南的關係。龍雲想要實現轄制貴州的計劃，需要在蔣、桂之間的斡旋中尋找機會。
9月，蔣介石決定對桂系仍採取緩和態度。9月20日，黃紹竑致電桂系，稱“蔣允將滇、黔、桂劃為一區，以德鄰為正，龍云為副，因蔣曾將黔許龍之故。此案將在五全代會提出。並望德鄰能出席五全代會，於蔣面子較為好看”。為儘快解決兩廣問題，蔣介石曾專門召集黃紹竑、陳誠、吳忠信、熊式輝等人討論。蔣言：“今非昔比，舊賬已算不清，桂若能和，不啻增兵百萬。”不過，蔣也不願意將被桂系視為威脅的駐黔中央軍撤離黔境，謂“此非對桂，實在控川”。10月，華北形勢更加嚴峻，蔣在10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華北政局將急變乎？”而對“兩廣形勢如何安置”？由於五全大會即將召開，蔣決定“對兩廣應先用政治方法求其統一”。貴州歸屬轉而不利於龍雲。
11月1日、12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及五全大會先後召開。蔣介石與兩廣代表進行了接觸。蔣為爭取李宗仁出席五全大會，在11月14日對黃旭初等言：“滇、黔、桂分區事不成問題，雖曾以黔許龍，但總有方法可改。”其實，前曾述及，在8月底，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黃旭初等人曾商議了一個方案，即“將全國劃為若干區，區設政治分會或政務委員會；粵、桂、黔為一區，將西南政務委員會改組。粵設一綏靖主任，桂、黔設一綏靖主任”。但黃紹竑向蔣介石報告後，蔣表示將滇黔桂劃為一區。蔣介石此議，將桂系主張的粵桂黔劃為一區，改成加滇而分設兩區，即粵桂分開設區，有分解粵桂之意。同時，桂黔滇三省另設一區，無形中又可讓滇桂彼此牽制。
蔣介石為在黨內實現團結，急需籠絡桂系。11月29日，蔣在單獨與吳忠信商談時表示：“德鄰來京與否，均將以滇、黔、桂名義發表，只須想幾句話對付龍志舟。”蔣認為此時“對廣西假以名利，與以黔省以妥反側”，二者“為救國之張本”。在蔣以利益為先的政治設計中，此前對龍雲之暗許實無足輕重，黔省轄制權明顯向桂系傾斜。
龍雲對蔣、桂接觸十分關注，一直通過各種方式打探消息，很快就得到蔣介石將黔許桂的信息。11月20日，龍雲急電陳布雷，探詢蔣的態度：“近聞桂方要求兼領黔地，委座將有允意，未知確否？若只前此發表之三省邊區司令，尚未大礙。如果作進一步之請求，另給其他名義，則關係實重，似宜多加考慮。”龍雲此言，其實就是反對將黔劃桂。
1935年11月21日，龍雲再次致電陳布雷，明確提出黔省轄制權的歸屬問題。首先，稱“近年以來，故值政局搖動，人事變遷，而黔終未為反動所歸併者，因滇本此意旨，從旁維持耳”；更以“道義”相責稱，“追隨委座，雖只八年，而時局如何動盪，人心如何反側，皆始終不渝者，一則為正義，一則為委座”；如果國民黨中央對以上因素不加以考慮，“只顧一時便利，遂予以名義，俾得統制黔省，此不啻獎勵反叛，實亦磨滅正義。且使滇不但受制於人，並受無窮之訕笑也”。他還強調，“滇、黔名雖兩省，實如一體，如此措施（指將黔省轄制權授予桂系——引者注），雖只對黔，而滇亦不啻在內也”；更稱，“當此人心浮動之際，應請委座衡量利害，多加考慮”。龍雲軟硬兼施的表述，意圖十分明顯，就是希望實現“統制黔省”的意願。這從另一維度表現了民國以來中央與地方關係異化的景象，反映了龍雲和蔣介石完全以利益為取捨的關係。
龍雲對黔省轄制權視若禁臠，試圖通過不同渠道的運作以增強實現的可能性。為此，他讓雲南省政府秘書長袁丕佑致電貴州派駐廣州的代表甘鳳章、楊星濤，請他們向胡漢民、蕭佛成等西南執行部元老說項，表達重視貴州歸屬之意。1936年1月26日，甘鳳章等人覆電袁丕佑，言“俟胡先生（指胡漢民——引者注）蒞省”，就轉呈胡漢民、蕭佛成、鄒魯、陳濟棠諸人，按照龍雲“意示諸旨”進行籌商，“旅粵黔人，已請西南擴委會，主張以志公綏靖黔省，盼即出師貴陽。當此千載一時之機，望請志公一面固我邊圉，一面進師築垣”。甘鳳章所言由龍雲任滇黔綏靖公署主任職務以統籌滇黔，正是龍雲所盼。
正當龍雲對黔省歸屬心急不安之時，因“倭亦柔化”，華北形勢有所緩解，蔣介石又調整其計劃：“對西南非法兩機關勸其設法改制，以免倭寇在華北製造偽機關，以西南為藉口也。”同時，紅二、紅六軍團向湘黔邊轉移。於是，蔣介石決定改變此前設置綏靖區的表示，改而任命李宗仁、白崇禧為湘桂黔邊區“剿匪”副總司令。對於這一任命，李、白事前曾託吳忠信向蔣介石轉達“此舉須要助餉”的要求，但後來蔣未撥付經費，二人遂以此為藉口未就職。對前述龍雲致陳布雷的第一次電文，因陳氏請假，僅侍從室第二處主任室職員回覆表示將代為轉達；第二次電文，陳布雷親自回電，稱“他方（指桂系——引者注）雖有此要求（，）但委座對公相知日深，信任甚篤。傳聞之言，請勿過慮”。陳布雷作為蔣介石親信，其態度實為蔣之態度，雖表達了對龍雲的安撫，但亦未明言黔省歸屬，說明蔣介石仍在猶豫。
紅二、紅六軍團在滇黔活動及各方形勢的變化，使蔣介石又調整策略，轉而重視龍雲。一方面，蔣認為“兩廣未統一，何以對外”；另一方面，又需要滇軍配合其“剿匪”部署。如何運用黔省轄制權以平衡滇桂關係，蔣也難下決心，一直在反覆思考“滇黔問題解決方略”與“如何統制兩廣”。為破解這一難題，蔣在2月初曾有設立滇黔綏靖公署，以龍雲、李品仙為公署正、副主任的打算。這一安排，既可滿足龍雲轄制黔省的意願，而李品仙為桂系骨幹，其任職也能安撫桂系。然而，蔣既反覆琢磨“對滇方針”，又在意“滇、桂態度”，對此計也一直猶豫未決。
龍雲對蔣介石部署追擊紅二、紅六軍團的“追剿”軍進入雲南十分擔憂。3月22日，龍雲派到貴陽瞭解各方情況的代表陳養初就致電龍雲，稱：“此間盛傳赤匪主力有竄昭通模樣，若果屬實，於雲南前途關係至大。川黔往事，（鑑）為前車，乞飭各將領將赤匪迅逐出滇，免中央軍有所藉口。”次日，龍雲覆電稱陳氏“所見甚是”，言“肖、賀……不難驅逐出境”。因龍雲“有拒絕‘追剿軍’入滇的表示”，為打消龍雲疑慮，蔣於4月5日要求“凡入滇各軍，均歸龍總司令統一指揮”。顧祝同又於4月7日親自到昆明，與龍雲晤商“追剿有關各事項”，表示“嗣後關於樊、郭、李各縱隊之行動，請兄逕令為禱”。爾後，“追剿”軍樊嵩甫、李覺、郭汝棟三個縱隊才得以進入雲南。
龍雲的態度，使蔣頗為擔憂。滇黔綏靖公署主任一職，既關係“圍剿”紅二、紅六軍團的軍事部署，也關涉滇桂實力派的平衡問題。經過反覆權衡，蔣介石又改變以龍雲、李品仙為滇黔綏靖公署正、副主任的計劃，4月17日，考慮委任龍云為“滇黔剿匪總司令”。4月27日，蔣介石已在思考龍雲履職“滇黔剿匪總司令”後應注意的各項事宜。4月28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決議正式任命龍云為“滇黔剿匪總司令”。委任龍云為“滇黔剿匪總司令”，暫時迴避了滇黔綏靖公署主任一職的最後歸屬問題，既可為龍雲“綏靖”滇黔留有遐想，也可藉此與桂系周旋。
蔣對黔省歸屬問題反覆調整，龍云為之焦慮不已。不過，形勢很快轉而對龍雲謀黔十分有利。面對蔣介石穩步推進的統一步伐，兩廣戰略空間不斷被壓縮，尤其是5月12日胡漢民突然去世，“西南驟然失去這中心人物，局面遂因此而發生變動”。粵桂危機甚切，終於先“動”起來。6月1日，國民黨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具呈南京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呼籲領導全國抗日，很快將兩廣軍隊改稱“中華民國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並令其北上；5日，兩廣軍隊以抗日為名向湖南永州、郴州進發。此後三個多月，兩廣與國民政府中央函電交馳，幾至兵戎相見，史稱兩廣六一事變。
兩廣六一事變發生後，蔣介石與粵桂皆密集調整軍事部署，形勢驟緊，滇川諸省的動向對雙方皆較為重要。6月3日，蔣介石計劃“電滇龍、晉閻”，探詢他們對兩廣問題的態度。蔣介石對兩廣問題雖然準備運用政治方式解決，但“不能不調重兵於粵邊鎮攝之”，不斷進行軍事部署，“決定戰鬥序列”。6月6日，蔣介石密電龍雲，稱“兩廣逆跡顯著，其軍隊行動密而且速，可否將入滇各軍全部調回，並速定行軍序列”。龍雲接電後次日，即要求所屬各部速定行軍序列，並將行軍順序詳細報告。
龍雲一方面執行蔣介石“速定行軍序列”的命令，一方面也在探詢“圍剿”前線各方將領態度。滇黔“剿匪”軍第一縱隊指揮官樊嵩甫6月6日覆電龍雲，稱兩廣“不應有鬩牆舉動”，如其“必欲自殘其類，以求一逞，恐其部屬亦不無明達之士，取而代之也。如入寇必由贛、湘，中央早已計及”，建議“滇黔方面，暫事緘默，一面嚴其邊防，或不致釀成大患也”。當天，龍雲致電滇黔“剿匪”軍第二縱隊獨立第三十四旅旅長羅啟疆，稱：“兩粵將有異動，如果成為事實，影響國家實非淺鮮，不識吾兄以為如何？”羅氏在7日回電稱，“某方（指兩廣——引者注）果有異動，實屬影響國家前途至深。職軍人也，除積極澈訓所部，敬聽驅策外，他無所知”。樊、羅二人均對兩廣持反對態度。
龍雲雖然對外宣稱支持國民黨中央，但並不願意過多捲入蔣與兩廣的軍事鬥爭。為應付可能的危機，龍雲決定以時局變化、滇省東防空虛為由，要求第三縱隊指揮官孫渡將其下屬第二旅安恩溥部調回昭通。孫渡向龍雲建言：“就目前環境言，本省應付可分兩方面：即對時局與對匪患而已。”對時局“苟我專以防匪為詞，不欲積極有所行動，彼殊無向我輕易啟釁之理”，關鍵在於龍雲“對大局應付決策如何”。對與黔桂接近的東防，“為鎮攝及備應付時局起見，誠有駐兵之必要，安旅（指滇軍安恩溥旅——引者注）回昭（指雲南昭通——引者注）尤善”。對於孫渡之議，龍雲表示安恩溥旅立即調回昭通，“至本省對大局之主張，為注重國家前途及本省安定起見，仍本向來一貫主旨，不稍變更”。
蔣介石對各地方實力派的態度相當關注。6月13日，在日記中寫道：“一、魯韓態度不明如昔。二、湘何心猶未定。三、冀宋之心不安。四、川劉與滇龍相同。全局安危在於本身運用之何如耳。五、粵陳如先來接洽，則先對粵安置亦可。六、對桂運用之門。”劉湘與龍雲的態度相同，指的是二人將根據形勢變化來確定政策，若蔣方佔據優勢，則劉、龍自然會支持蔣方。蔣對龍雲的心態把握十分準確。
兩廣內部很快被分化。蔣介石通過實施分化之策，廣東空軍有飛行員投蔣，粵軍第一軍軍長餘漢謀、廣東東區綏靖委員李漢魂也先後表示“擁護中央”。形勢於蔣有利，他決定儘快解決兩廣問題，同時確定對滇黔方針。他在7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一、決委李、白、黃以原職，而獨調陳來京。二、電陳濟棠勸其辭職，保全公私。三、調陳令以佈置妥後再下為宜。四、滇黔與粵桂同時下令解決。”其中第四點，指的是決定任命龍云為滇黔綏靖公署主任。
黔省轄制權一直是蔣介石平衡滇桂的重要籌碼，此時決定將滇黔綏靖公署主任一職畀以龍雲，是為了儘快解決事變。兩廣問題由來已久，並且瞬息萬變。六一事變的發生，既是嚴重的政治危機，也是徹底解決的契機，蔣介石需要各方勢力的支持。龍雲長期在粵桂之間奔走聯絡，在此特殊形勢下，更要加以籠絡；並且，蔣也需滇軍在西南牽制桂系力量。因此，蔣介石才有正式任命龍云為滇黔綏靖公署主任的打算。
因雲南之地緣環境，蔣介石需要龍雲公開支持國民黨中央，以對兩廣形成政治壓力，進而促成問題的解決。對於龍雲而言，他想借事變之機，在蔣與兩廣之間進行斡旋，增強其政治話語權，但引起蔣介石的猜疑。6月28日，蔣介石認為龍雲之態度“應加以注意而勸勉之”；29日，直接稱“滇龍似有挾兩廣以自重之心，乃欲以調人自居”。限於特殊形勢，蔣需要得到龍的支持，上引“勸勉”一詞，說明他對龍雲仍是以懷柔為主。
龍雲能夠在雲南動盪的政局中成為滇省最高執政者，既在於其較胡若愚等人實力為強，也在於其對政治形勢的準確判斷與把握。龍雲一直打探兩廣形勢走向，根據形勢變化，在7月下旬決定與劉湘聯合發表支持中央的通電。7月11日，劉建緒向龍雲報告，稱“中央機四架南飛，亦尚未歸來。又接湘訊節稱，粵陳利用蔡廷楷，蔡要求鉅額軍費未遂，現留港擬組華僑救國軍”。7月15日，龍雲轉告劉建緒，稱中央已宣佈餘漢謀升任第四路軍總司令兼廣州綏靖主任，調陳濟棠為國防會議委員，李、白為廣西綏靖公署主任及副主任。龍雲認為，“京中處理此事，以表面視之，似覺和平。然內部仍按定以軍事善其後之意”。龍雲在7月17日致魯道源的電文中又言，粵桂“內部先生變化”，餘漢謀、李漢魂均通電離職，空軍黃志剛等40餘人也“通電指謫伯南（指陳濟棠——引者注）”，並“率機九架飛京”；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決議設國防委員會，明令免除陳濟棠本兼各職，調任國防委員，但陳濟棠仍準備抵抗，“粵桂從此破碎矣”。他判斷桂系內部經濟困難，且“屢以徵兵激起民變，亦甚不安”。7月22日，龍雲致電劉湘，表示“川滇唇齒相依，關係至為密切，自非掬誠互助，不足以應付非常。求所以鞏固中樞，而策地方進行者，此後自當隨時團結，以期實效也。承示擁護中央各原則，均甚贊同”。龍雲這一表示，可形成對蔣有利的政治輿論。
粵方內部被分解後，蔣介石自認為其“對於兩廣處置之方針與政治運用之步驟，幸無失算”。陳濟棠離粵後，西南兩機關“亦因之取消，此實消除統一最大之障礙也”。爾後，對桂工作成為蔣介石考慮的重要內容。蔣可能“因為廣東解決太易，想乘勢根本改造廣西”，突然於7月25日改變此前任命李宗仁、白崇禧為廣西綏靖公署主任及副主任的決定，改任李為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白為浙江省政府主席，調黃紹竑、李品仙為廣西綏靖公署主任及副主任，並在政治、軍事及經濟上採取進逼之勢，蔣、桂氣氛再度驟緊。在此形勢下，蔣更需要拉攏龍雲。
因擔心桂系採取軍事行動，蔣介石進行了周密部署，決定正式將黔省轄制權授予龍雲，以安其心。8月2日，國民政府撤銷滇黔“剿匪”總司令部，改任龍云為滇黔綏靖公署主任，薛嶽為副主任；貴州省政府主席吳忠信辭去本兼各職，由顧祝同繼任。蔣介石任命四川行營主任顧祝同兼任貴州省主席，是為了增強貴州的軍事應變能力。在正式任命顧氏之前，蔣介石於8月1日專門致電龍雲，稱貴州省政府主席“現因軍事重要，不能不更調”，擬以顧祝同兼任主席，“兄意如何”？此舉有兩層含義：一是即將任命龍云為滇黔綏靖公署主任，對貴州人事安排需要告之於龍；二是顧祝同為軍事將領，將其調任貴州主要是為了應對桂局，避免龍雲猜疑。為籠絡龍雲，蔣介石還要求何應欽發足“雲南每月補助費”。
就龍雲本意而言，他既不希望蔣介石收服兩廣，也不願兩廣發生戰事而波及雲南。蔣、龍的政治意圖不同，彼此雖然各表尊重，內心又互相猜疑。蔣介石為形成對桂系的政治輿論與心理優勢，希望龍雲公開反桂。8月19日，蔣致電龍雲，言“禦侮必先統一，決不以華北嚴重而姑息聽其（指桂系——引者注）割據”，雲南“據上游，勢如建瓴”，希望龍“於此時嚴張聲勢，加以警告，收效必大”。然而，長期在蔣、桂之間周旋的龍雲，雖然不看好桂系，但亦不願公開得罪桂系。黃旭初稱，兩廣六一事變後，“凡對中央不滿的，多和廣西向有往還”，龍雲亦在其中。
在波詭雲譎的複雜形勢中，龍雲最終獲得了滇黔綏靖公署主任一職，實現了其長期追求的政治目標。他內心十分高興，為此把昆明市東大街改名“綏靖路”，並建立“綏靖門”以示紀念。然而，蔣給龍“加官晉爵只是虛榮，並無實權”。龍雲雖獲得滇黔綏靖公署主任一職，表面有統率貴州的權力，但實際上對貴州事務難以置喙。不過，這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有利於其在複雜的政治、軍事博弈中求得生存。
龍雲謀取黔省轄制權，並非一時想法，而是受多種複雜因素的影響。從地緣因素觀察，滇黔接壤且淵源深厚，故清代就有“滇黔古無分野之說”。從行政區劃及制度傳統觀察，貴州至明朝才設置貴州承宣布政使司，正式確立作為一個省的獨立地位；直到雍正時期貴州行政區劃範圍才基本確定，而清朝時“貴州全省自始至終與雲南合為一個大區，共同隸屬於雲貴總督統一管轄”，滇黔兩省在行政上形成一定的“統一體”，具有歷史淵源。這“經常成為以雲南為代表的鄰省軍閥插足貴州的藉口”。從民國政治發展脈絡觀察，唐繼堯督滇之時能夠長期左右貴州，不可避免地使後繼者有了某種心理暗示。加之，貴州長期存在經濟落後、財政不能自給自足的狀況，地理條件使其對外聯繫受限，民國時期貴州地方軍閥勢力相對較弱，形成了很強的“依附性”。這些都是龍雲主滇後一直想控制貴州的重要因素。雖然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全國政治形勢發生了變化，加之自身實力受限，龍雲不可能再如同唐繼堯時代那樣干預黔政，但一直對貴州有覬覦之心。
龍雲謀取黔省轄制權的想法經歷了一個複雜的過程。二六政變後，雲南政局不穩，龍雲、胡若愚、張汝驥忙於雲南內部事務，並無覬覦貴州之心，當然亦無此實力。六一四事變後，周西成派遣黔軍入滇，在某種程度上刺激了龍雲控制貴州的意識，支持李燊返黔即是這種意識影響做出的行為。由於實力有限，第一次謀黔過程中，滇軍雖然進駐貴陽，但最終以失敗退出。此後，龍雲調整策略並改變方式，通過支持猶國才與王家烈內爭的方式來影響貴州。由於所處的地緣政治環境，貴州一直為滇桂等軍閥勢力所關注，但其均無獨佔之實力。中央紅軍進入貴州，使西南地區政治形勢發生變化，各反動勢力藉此時機各施所謀，圍繞黔省轄制權展開復雜博弈。
龍雲與蔣、桂、黔各軍閥之間既有利益勾連，又爾虞我詐。中央紅軍進入後，貴州成為各方關注重心，其顯著變化表現在：一是原來對貴州鞭長莫及、也無適當理由入黔的國民黨中央軍，以“反共”為藉口，尾隨中央紅軍入黔，打破了貴州原來的微妙平衡狀態；二是在中央紅軍的直接打擊及蔣介石的有意“收拾”下，王家烈勢力逐漸瓦解，被迫下臺，貴州為蔣直接控制，成為蔣用來平衡與滇、桂軍閥關係的重要籌碼；三是原來雖“圖黔”但無力直接控制貴州的滇、桂軍閥，均想借中央紅軍入黔之機，取得對貴州的轄制權，拓展自身政治空間。龍、蔣、桂均有自身打算，圍繞黔省轄制權的博弈，更顯複雜與多變。
在1934年底及1935年初，龍雲對是否派遣滇軍出兵貴州以配合蔣介石的“圍剿”部署，一直猶豫不決。通過內部反覆商討，採取了兩手政策。一是表面上遵照蔣介石之命令，派遣滇軍入黔，既想拒中央紅軍於雲南境外，又想讓國民黨中央軍無入滇理由。二是滇軍以在滇黔接壤地帶佈防為主，不主動與中央紅軍作戰。在對桂策略上，雖然對桂系一直懷有戒心，但維持著與桂系的聯絡，以備“不時之需”。龍的消極態度，給蔣介石帶來困擾：若不籠絡，則對付中央紅軍的部署難以實施，龍雲也可能在政治態度上偏向桂系；若要拉攏，必須給予誘餌。最後，蔣任命龍云為“剿匪軍”第二路總司令，可指揮黔軍，暫時調動了龍雲的積極性。然而，蔣介石改組黔省，龍雲很快就從“重振滇軍聲威”的心理轉為“唇亡齒寒”之憂。蔣親自入昆，口頭許諾成立滇黔綏靖公署並由龍雲擔任主任一職，改善了與龍雲的關係。龍雲採取主動姿態，提出在蔣與兩廣之間進行斡旋，得到蔣的許可。
龍雲試圖早日獲得黔省轄制權，但蔣介石並不遵守承諾，又調整其將黔許滇的打算，試圖通過以黔歸桂來緩和與兩廣關係。紅三軍、紅六軍團在雲南活動，龍雲對蔣的部署與安排並不積極執行，反而有拒絕國民黨中央軍入滇的表示。這種態度，既是一種不安的心理，也是向蔣提出條件的手段。蔣介石不得不再次重視龍雲的態度，採取折中方案，任命龍云為“滇黔剿匪軍總司令”。龍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其爭取黔省轄制權。正當蔣介石在反覆思量滇桂如何平衡之時，兩廣六一事變發生。龍雲根據局勢變化，既避免過多捲入爭端，又公開發表支持蔣的言論。在急需各方勢力支持以形成有利政治輿論並及早解決兩廣問題的現實需求下，蔣介石雖然對龍雲有所不滿，但最後還是正式任命其為滇黔綏靖公署主任以示籠絡。
龍、蔣、桂及黔系各軍閥“圍堵”中央紅軍的部署，是反共反人民的行為。並且，各軍閥之間利用這一反共部署，根據自身私利，圍繞黔省轄制權相互算計，進行政治、軍事博弈，不僅沒有使他們形成共同的政治基礎，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彼此的裂痕。各方博弈中，蔣介石逐漸掌握了主動權，取得了向“統一”政治體邁進的優勢，但滇、桂、蔣各懷心思的行為，註定了各方形成的利益關係僅是暫時的，並不穩固。龍雲在爭取黔省轄制權這一過程中，以配合“圍堵”中央紅軍這一反共部署為手段，不斷運用各種策略，雖然名義上取得了黔省轄制權，但並不能真正控制貴州。
綜上而言，各方圍繞黔省轄制權展開的錯綜複雜的博弈，遠不止影響西南地區政治的歷史演進過程，隱含著多維複雜的深刻內涵。1924年，孫中山稱：“‘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孫中山將統一的希望寄託於國民黨，言“蓋將來中國之命運，繫於三民主義之能否實行”；同時，表示“欲以一黨謀中國之幸福，先須各黨員日淬勵其互助之精神，而導之向於同一之目標，可無疑也”。然而，國民黨後來的發展與他的希望背道而馳，不僅背叛了中國革命，還使自身陷入反動軍閥的內耗之中。圍繞黔省轄制權的博弈，表明國民黨政權根本無法實現中國的真正統一，更無力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中國革命的勝利，這也是國民黨統治政權最終崩潰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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