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奧·卡斯蒂裡（Leo Castelli）
上世紀中葉，紐約的鎂光燈屬於利奧·卡斯蒂裡：其不僅簽下一眾美國新生代藝術明星，身邊還緊密圍繞著頂級博物館館長與藏家。顯然，無人能抵擋他在名利場中觥籌交錯的身影。這位曾經的藝術“局外人”究竟有何魔力？今天，時尚芭莎藝術通過十問十答帶你深入瞭解“畫壇教父”的社交之道。
1964年6月，利奧·卡斯蒂裡自威尼斯機場走出，擺在他面前的是一系列膠著的問題：如何讓雙年展附屬場館的美國藝術家參與角逐？如何在評委沒有美國人的情況下令羅伯特·勞森伯格突出重圍？不過，卡斯蒂裡似乎並不過分擔心。畢竟，這才是屬於他的舞臺。
由左至右：利奧·卡斯蒂裡、伊凡·卡普、安迪·沃霍爾，1966年
生於意大利的里亞斯特（Trieste），港口城市的海風為卡斯蒂裡注入自由、包容的天性；而後，其因戰事輾轉維也納、巴黎，再至紐約。從事保險業、參軍、學法，一系列複雜的經歷徹底將其打造成一位魅力十足、八面玲瓏的“藝術混血”。於是，這次重返故土，他註定大放異彩。
賈斯培·瓊斯《False Start》，1959年
精通四國語言、多國文化的卡斯蒂裡首先按照當地習俗對威尼斯藝術界重要人物進行了拜訪，又和好友兼猶太博物館館長、雙年展美國國家館策展人艾倫·所羅門達成共識，再與常駐巴黎的前妻伊蓮娜·索納本德強強聯手……展覽開幕前夕，卡斯蒂裡強大的關係網籠罩了威尼斯城。
隨後，局勢扭轉。勞森伯格順利斬獲金獅獎，美國藝術正式登陸歐洲，國際藝壇永遠銘記下這位“畫壇教父”的風采。往後數十載，其皆是畫廊界的燈塔級人物。而事實證明，卡斯蒂裡的確是為交際與藝術而生……
羅伯特·勞森伯格《Bed》，鉛筆、油彩、枕頭、被子、床單、木支架，191.1×80×20.3cm，1955年，由卡斯蒂裡贈予阿爾弗雷德·巴爾，現藏於MoMA
Q：先向讀者揭秘你一天的工作流程吧。
卡斯蒂裡：我會在筆記本上記錄每天要做的事。首先是家事，瑣碎但重要。到畫廊後，我會按計劃推進藝術家展覽及作品運輸、售賣等事件，然後接待藏家和重要訪客。接下來就是媒體。你知道的，媒體很重要。我或許需要過目像《紐約客》的撰文、藝術家為雜誌繪製的封面、展評、刊物……他們一直對我們很有興趣，這很好。在這個時代，高曝光率是關鍵。
午餐同樣屬於工作，有時和同行，有時和客戶。隨後，我會處理與機構和批評家接洽的事宜。我也會對下一階段進行規劃，比如去倫敦和巴黎出差——藝術家們時常會在那裡辦展，很多事需要親力親為。
Q：提到藏家，你具體會怎樣為藝術家“挑選”他們？
卡斯蒂裡：我希望對藝術家而言，畫廊是可信賴的。所以，嚴格的評估系統很重要，適當的拒絕更重要。記得在1959年，我收到了潘薩·迪·畢歐莫（Giuseppe Panza di Biumo）的來信，他想入手勞森伯格的作品。我斷然回絕了這位“來路不明”的藏家的要求。但在其再三邀請下，我於第二年夏天拜訪了他。
毫無疑問，潘薩贏得了我的信任。其古堡的一間起居室內掛滿了羅斯科的作品，餐廳則屬於弗朗茲·克蘭。整整36張，全部是精品中的精品。在我看來，收藏藝術是一種近乎神秘的宗教儀式，是美學賦予人的使命。事實證明，他與我志同道合。
馬克·羅斯科《No.9(Dark Over Light Earth/Violet and Yellow in Rose)》，布面油畫，211.5×172.7×4.5cm，1954年，現藏於洛杉磯現代藝術博物館，原為潘薩收藏。
艾倫·格雷厄姆《Cave of Generation, Second Passage》，布面油畫、松木臺階，繪畫：229.5×304.8×11.4cm；臺階：23×92.5×54.3cm，1991年，為潘薩收藏。
羅伯特·勞森伯格《White Painting》，綜合材料，1951年
Q：是否遇到過“難纏”的藏家？如何應對？
卡斯蒂裡：經營畫廊要和性格各異的人打交道。這讓我想起康定斯基的遺孀妮娜（Nina Kandinsky）曾委託我代理其丈夫在美國的市場。等待我的是極為複雜的局面，而妮娜是多疑的——她認為有幾件作品被私下售賣。我只能不斷地解釋、寬慰她，同時盡心地為康定斯基謀求展覽機會。
這段時間的奔走富有成效，我為藝術家贏得了應有的尊重。但因妮娜多年的疑慮，我將自己的收益全部“補償”給了她。有時，你的確很難令所有人滿意，並扮演著吃力不討好的角色。
Q：難免有些遺憾。其實，你的畫廊管理人伊萬·卡爾普（Ivan Karp）也曾說過，畫廊的財政時常處於緊張狀態。你怎樣看待這一問題？
卡斯蒂裡：是嗎？哈哈。可能我對數字不敏感。並且，事情不能僅看一面，康定斯基同樣。他令我在美國藝術界站穩腳跟。我從事藝術全然出於愛與信仰，我也更希望畫廊能盡一些博物館的職能，所以不會過於熱心地關注作品的出售。畢竟於我而言，能與偉大的藝術家朝夕相處已是幸事。
Q：完全理解。而且你也是第一位為藝術家支付月薪的畫廊主。
卡斯蒂裡：我一旦接受一位藝術家，就會全情投入，傾盡所能地照料他們的生活。實際上，初期的確有你所說的狀態。比如，那時畫廊資金週轉困難，但我剛簽下弗蘭克·斯特拉（Frank Stella），他還在替人做油漆房子的短工維持生活。我即刻保證每月支付他300美元。諸如此類的事有很多，我真的希望藝術家能專注於創作。
理查德·塞拉《Transmitter》，不鏽鋼，4×17.7×18.2m，2020年
理查德·塞拉《Leo from The Leo Castelli 90th Birthday Portfolio》，63.3×73.5cm，1998年
Q：你會給予藝術家創作上的建議嗎？
卡斯蒂裡：不會。我只會鼓勵他們不斷嘗試、探索。就像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剛與他合作時，我不期望未來三年能賣出任何作品。因其實驗性的作品是如此珍貴，想必現在，人們已經瞭解。
Q：那如果有別家代理的藝術家想“跳槽”過來，你如何處理？
卡斯蒂裡：這種事的確常有。安迪·沃霍爾、埃爾斯沃斯·凱利（Ellsworth Kelly）等藝術家都以此方式來到我的畫廊。儘管不是主動，但我還是有負罪感。尤其一些畫廊主還是朋友，我大多會拒絕，至少主動與對方接洽。不過總的來說，我能與大家保持不錯的關係。
安迪·沃霍爾《Portrait of Leo Castelli》，1975年
埃爾斯沃斯·凱利《Blue (for Leo) (Leo Castelli 90th Birthday Portfolio)》，紙面絲網印刷，94×68.6cm，1997年
Q：回到上世紀40年代。你初入紐約，如何與“大人物”打交道？
卡斯蒂裡：我猜你指的是阿爾弗雷德·巴爾（Alfred Hamilton Barr Jr.）。我還記得首次踏入MoMA帶來的震撼，他將那裡打造成歐洲藝術的百科全書。但我也發現，MoMA彼時沒有任何本土藝術的蹤跡。50年代，我與德·庫寧、勞森伯格等藝術家形成了小團體“The Club”（俱樂部）。隨後，我為他們舉辦了群展“九街展”（9th Street），成功引起了巴爾的注意。
所以，單純的熱愛並不能拉近“懸殊”的地位。除做出成績外，沒有捷徑。雖然此後一段時間裡，我仍需“仰望”他，但他已能從我這裡獲取一些新信息。狀態逐漸改變，而你知道，永遠要與正確的人保持聯絡。
“九街展”（9th Street）展覽現場，1951年
安迪·沃霍爾《Portrait of Ileana Sonnabend》，1973年，畫中為卡斯蒂裡前妻伊蓮娜·索納本德。
Q：你們的關係多少受到威尼斯雙年展的影響。展覽過後，來自國際藝壇的抨擊並不少，你怎樣回應？
卡斯蒂裡：他們斥責我過度干預雙年展評選。但你知道嗎，對我來說，這屆雙年展在勞森伯格拿下金獅那一刻就畫上句號。流言蜚蜚，生活依舊。那個夏天，我重新拾起了最愛的那些文學：莎士比亞、普魯斯特、喬伊斯……
Q：其實更令我驚訝的是，你與伊蓮娜離婚多年，仍能保持如此良好的關係。
卡斯蒂裡：伊蓮娜擁有很棒的品位。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合夥人，但這對婚姻並無益處。我認為和她更像是藝術上的靈魂伴侶，分開後關係更為牢固。或許，這才是最佳相處模式……
（注：以上問答根據書籍《利奧和他的圈子》《藝術鉅商：著名畫商利奧·卡斯蒂裡與現代藝術》的內容總結整理而來，以方便理解。）
賈斯培·瓊斯個展現場，利奧·卡斯蒂裡畫廊，1958年
羅伊·利希滕斯坦在利奧·卡斯蒂裡畫廊
慷慨仗義、行事講究、不為流言所困，或許從以上問答可窺見卡斯蒂裡的社交技能之一二。有人曾評論其毫無買賣手段、沒有商業頭腦；也有人認為他的“混血”身份在藝術界應被視為一位“靠不住”的盟友。但卡斯蒂裡仍以一己之力，在名利場中鋪就“天羅地網”。
然而，若將其成功僅歸於“技巧”便有失偏頗。在卡斯蒂里長袖善舞的身影背後，實則是對藝術的狂熱喜愛。於這方舞臺，他積極追蹤將要發生的變化，擁有絕佳的藝術品位，同時其機智、優雅、樂於奉獻……只有當這些全部浮出水面，你才能明白，他的名字註定屬於歷史的名列。
編輯、文 於明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