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版醫書】《中醫證候學》上中下冊（2008版）高清PDF免費下載
編者按
|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瞭解中西醫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將能更好理解中西醫的特點並做出正確的選擇。 |
本文發表在國內《科學》雜誌2008年第1期
公元前500年左右，中國、印度、希臘、巴勒斯坦、伊朗等地區，幾乎同時進入了社會變革、百家爭鳴、巨人輩出的時代，一時間“星漢燦爛，若出其中，日月之行，若出其裡”，成為人類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其中，希臘的文明雖然中途有過千年的失落，但通過文藝復興，導致了近代科學的產生，成為西方文明的源頭；中國的文明，通過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一直傳承至今，並影響到周邊國家。而其他國家的文明，都在歷史長河中隕落了。
東西方思想之源
希臘誕生了西方最早的一批科學家和哲學家，如主張“萬物源於水”的自然哲學家泰勒斯（Thales），主張“數即萬物”的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學派，主張“我們不能同時踏進兩條河”因而被稱作“流變派”的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提出“原子論”的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人文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體系哲學家柏拉圖（Plato），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希臘文明火炬傳遞到托勒密王朝、古羅馬帝國，前後延續了800餘年。
處在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則出現了“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壯觀的局面，老子、孔子、莊子、孟子、墨子、公孫子，道家、儒家、法家、陰陽家、名家、墨家等。其中，儒家確立了中華道德文明的基礎，道家展示了“道法自然”生態學取向，陰陽家揭示了事物的對立統一規律，墨家承繼了《周易》的辯證類推邏輯，與西方的形式邏輯、印度的因明邏輯鼎足而立，為古代科技發展提供了思維工具。而老子對宇宙本源的思考，對事物普遍規律的探索，毫不遜色於古希臘的自然哲學家。
這一時期科學上頗有成就的是天文學和數學。托勒密總結了古希臘的天文學成就，出版了《天文學大成》，統治了西方天文學界1000餘年；中國則於公元前4世紀制定了世界最早的星象圖表《甘石星表》，發明了觀察天象的渾天儀，預報地震的地動儀，從漢朝到1785年，共記載日食925次，月食574次，堪稱世界之最，除了中國之外，任何國家都沒有保存14世紀以前的星圖。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集希臘古典數學之大成，建立了一個宏偉的演繹系統，作為教科書，使用了2000餘年；中國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世紀成書的《九章算術》，是當時世界最先進的算術，對歐洲的數學復興卓有貢獻，1世紀成書的《周髀算經》，發現了勾股弦定律，3世紀的《海島算經》，創立了“割圓術”，祖沖之根據其理論，計算出圓周率，精確到小數點後7位數。
僅從天文、數學這兩門科學的成就來比較，就可以看出東西方科學思想的重要差別：希臘人的科學思想，重理性思考，重邏輯推理；中國人的科學思想，重實際觀察，重解決問題。而更深層次的差別在於：希臘人尤其崇尚探索精神，喜歡發問“為什麼”，中國人特別強調順應自然，善於安排“怎麼做”。這種差別，至今仍然體現在中、西醫兩種醫學身上。
在這兩種完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分別誕生了西醫學和中醫學。
醫學之初
作為一種科學體系，西醫學誕生的標誌性著作和人物，是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全集》與古羅馬的蓋倫（Galen of Pergamum）；中醫學誕生的標誌性著作和人物，是《黃帝內經》與東漢末年的張仲景。
中西醫兩個醫學體系，差不多誕生在同一時期。
《希波克拉底全集》採用了“地、水、火、風”四大理論作為醫學的哲學基礎，以“黃膽汁、黑膽汁、血液、粘液”四體液學說作為生理、病理基礎，是一種宏觀的哲學方法，這與《黃帝內經》中的陰陽五行、天人合一、氣血津精的理論異曲同工，都屬於自然哲學。希臘醫生認為人體得病是“四體液”平衡失調所致，糾正失衡的方法有服藥、吸罐、放血、海水浴、日光浴等，目的是調動人體的自然療能，以恢復身體的平衡。這些都與中醫的觀點相似。
《黃帝內經》為中醫學奠定了理論框架，它廣泛吸取了當時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成果，所謂“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事”，無所不包，特別是把那些古代樸素的哲學思想，如元氣論、天人合一、陰陽五行，水乳交融地結合到醫學理論中，至今還對臨床起著積極的指導作用。
蓋倫和張仲景分別繼承了《希波克拉底全集》和《黃帝內經》的學說，但都有所創新，有各自不同的取向。蓋倫一方面是個臨床家，使用幾百種藥物治病；另一方面，他對解剖表現出莫大的興趣，自稱從大象到蒼蠅，無一不是他的刀下過客，但他恰恰沒有進行過人體解剖。張仲景則更加重視臨床，他將《黃帝內經》的理論運用於臨床，對當時廣泛流傳的傳染病和幾十種疾病，提出了理、法、方、藥俱備的治療方法，創立了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辨證論治體系。
《黃帝內經》的問世，完成了中醫對人體和疾病規律的認識論；《傷寒雜病論》的成書，解決了中醫的臨床治療方法論。這兩種著作，為中醫奠定了2000餘年顛撲不破的理論基礎。相對來說，《希波克拉底全集》的理論基礎比較薄弱，蓋倫的學說存在人體解剖學方面的漏洞，兩者沒有形成一個嚴密的學說體系，在統治了西方醫學近千年之後，最終被近代醫學所否定。
中西醫分道揚鑣與現代西醫學的誕生
1543年，意大利的解剖學教授維薩里（A.Vesalius）出版了《人體之構造》一書，改正蓋倫的解剖錯誤多達200餘處，以600餘幅出自名匠之手的解剖圖譜，令世人歎為觀止。西醫學從此摒棄了自然哲學的方法論，與自己的古典傳統徹底決裂，將學科重新構建在人體解剖的基礎之上，與近代科學同步，開始了近代醫學的歷程。但維薩里的解剖學成就，仍然沒有用於臨床，中西醫的“徹底分道”，只是理論上的界定，與實際情況滯後了幾乎400年。
1628年，英國醫生哈維（W. Harvey）發表了《心血運行論》（DeMotu Cordis），將數學與實驗這些近代科學的研究方法成功引入醫學生理學研究，發現了血液循環。1761年，意大利解剖學教授莫幹尼（G. Morgagni）發表了《論疾病的位置與原因》，提出從形態學上尋找疾病的原因。但這種思維方法的真正影響不是在當時，而是在200年之後。
實際上，18世紀的西醫主要理論仍是希波克拉底的“四體液”學說，治療的手段和使用的藥物仍然是歐洲古代的傳統方法。顯然此時在西醫臨床醫生那裡，還根本看不到中西醫“徹底分道”的跡象。
中西醫的分道揚鑣，應該始於19世紀下半葉，其決定性的標誌有兩點：第一，方法論的改變，即藉助於顯微鏡，將微觀的方法運用於西醫。開始是用於一般的生理、病理學研究，後來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越來越多地用於精密的外科手術和檢測技術。第二，是藥物的改變，即大規模工業生產的化學合成藥物取代了原生態的藥物。至今為止，這仍然是中西醫兩者之間最大的差別，而且是西醫取得巨大成就和出現某些問題的關鍵所在。
19世紀上半葉在顯微鏡下發現了細胞，下半葉又發現了病原微生物。對於以治病為宗旨的醫學來說，在顯微鏡下看到了致病的微生物，是一件極其令人興奮的事情。1882年，當人們在顯微鏡下看到德國細菌學家科赫（R． Koch）用藍色染料染出的結核桿菌時，沒有人不為用微觀方法取得的重大突破歡呼雀躍。因為結核病是歷史上危害人類最嚴重的傳染病之一，據統計，19世紀全世界1/7的人患有結核病，如今終於在顯微鏡下找到並鎖定這個元兇了。進一步的工作，就是用藥物殺死結核桿菌和那些致病的微生物。
首先是德國的艾利希（P． Ehrlich）從科赫用染料給細菌染色中得到啟發，進行了幾百次試驗，1909年，終於從一種叫“錐蟲紅”的染料中，研究出一種可以殺死螺旋體的藥物，雖然殺不死結核桿菌，但治療梅毒有效，取名為“606”。這是西醫運用化學療法治療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疾病的第一個重大勝利。接著，德國的杜馬克（G．Domark）同樣從染料中提煉出磺胺藥百浪多息，具有廣泛的抗菌作用。更大的驚喜則來自弗萊明（A． Fleming），他無意之中發現青黴菌的分泌物有殺死細菌的作用，後來製成青黴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功勞顯赫，挽救了無數被細菌感染的傷病員的生命。雖然青黴素還是對治療結核病無效，但“可以利用一種細菌去殺死另外一種細菌”，這種全新的思維，為藥物的研製開闢了一個極其廣闊的天地。一時間，牛棚、馬圈、豬欄、狗窩、廁所，一切細菌最易孳生的場所，都讓微生物學家和其他科學家趨之若鶩。第二個幸運者是瓦克斯曼（S． Waksman），他在1944年發明鏈黴素，人類終於找到能夠殺死結核桿菌的“特效藥”了。“特效藥”的說法最初見諸文字，確實是給鏈黴素特製的第一頂桂冠。接踵而來的是氯黴素、金黴素、土黴素、四環素等抗生素的發明。“對抗療法”，隨著外科手術和抗生素的廣泛使用，在西醫界已經形成了一種普遍的治病方法。而18世紀莫幹尼尋找“疾病的位置和原因”的見解，藉助於現代科學儀器的進步，已經成為西醫臨床的思維定式。
現代醫學怎麼了
20世紀大量湧現的醫學成果，無不與微觀的方法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結合有關。
從發現基因的雙螺旋結構到繪製出人類基因圖譜，高度精密的人體檢測儀器，顯微外科手術，器官移植，遺傳工程等，這些依靠微觀的方法論與現代科學的進步相結合所取得的醫學成就，使傳統醫學望塵莫及。醫學進入到分子研究水平，隨著人類基因組的陸續破譯，很多疑難疾病的診斷、治療有望獲得新的突破；化學合成藥物時代在不久的將來很可能結束，生物製劑將成為主要的藥物。
當然，離這個時代的到來，尚有相當長一段距離，目前，西醫最輝煌的成就主要還集中在外科手術和檢測技術領域。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西醫內科和內服的西藥，對已檢查出來的許多病（當然不是所有的病），要麼無藥可治，要麼藥物的毒副反應很大，舊病未好，新病又起；還有相當多的病，用最高端精密的儀器，也查不出原因，更找不到合適的治療方法。僅僅是西醫認定而一般百姓並不熟悉的“臨床綜合徵”，目前就已經達到近3000種，其中，一小部分可以用手術解決，大部分缺乏有效的治療藥物，因為大部分找不到確切的病因，只能用患者特定的臨床體徵或發現者的名字予以命名。
實事求是地說，除了手術之外，現代醫學在藥物治療上取得真正的突破，其實只有半個多世紀，主要是維生素、激素和抗生素。磺胺藥和青黴素的發明，被認為是現代醫學開始的里程碑，20世紀被稱之為化學合成藥物時代，讓曾親身經歷過那個時代的醫生們激動不已。美國醫學家兼科普作家托馬斯（L. Thomas），在其名著《水母與蝸牛》（1979）中，動情地描繪了當時的心情，嚴厲地責怪西方過去上千年的所有治療都是“荒謬的錯誤”，然後，他驕傲地宣告：現在，細菌可以用抗生素殺死，病毒可以用疫苗預防，癌症可以用手術、化療、放療，而且不久將攻克，享有完善的醫療保健福利的美國人民，所面臨的“惱人的事兒”，只是如何對付慢性病例如關節炎的折磨，和考慮人生百年之後怎樣無疾而終了。
托馬斯先生實在樂觀得稍微早了一點，就在他將一系列精彩文章集結成冊、把美國人民撩撥得心花怒放的第二年，即1980年，美國發現了世界第一例艾滋病，如今，艾滋病的蔓延幾乎呈現出不可阻擋之勢，而30餘種新老傳染病的肆虐，使世界衛生組織不得不在1997年的世界衛生日發出“正在出現傳染病，全球警惕，全球應戰”的警訊。抗生素在開始階段對細菌確實有強大的殺傷力，然而，幾十年過去後，效果卻越來越差，副作用也越來越大，有效期越來越短，人類只好不斷地發明各種新的抗生素，從而導致價格越來越昂貴。細菌通過遺傳變異，擰著勁兒同醫生對著幹，人與病菌的這場競賽至今勝負未明，了無止境。還有病毒呢？人們似乎忘記了，直至瘋牛病一來，雞瘟一來，乙肝病人大量出現，特別是2003年SARS的突發，以及2005年禽流感全球蔓延，人們才知道：原來現代醫學還根本沒有找到對抗病毒、治療病毒性疾病的真正有效的藥物。
人們早就心存疑問：現代醫學到底怎麼了？出了什麼毛病？沒有人坦誠相告。被化學合成藥物折騰得早已失去耐性的法國人，早在1980年代就發出這樣的呼聲：“回到希波克拉底那裡去！”他們嚮往過去用天然藥物治療的時代。當然，想回是難以回去了，心情可以理解，歷史無法倒轉。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近代醫學已經同傳統徹底決裂，形成了百年以上的斷崖，哪裡還能找到古人的足跡？他們魂牽夢繞，一直在尋找自己心目中的“香格里拉”，終於，西方人發現東方尚有一塊古老的、完整的醫學綠地，就像哥倫布當年發現了美洲大陸一樣。
於是，傳統醫學，包括中醫，這些曾經被、而且仍然被某些西醫權威貶稱的“旁道醫學”、“替代醫學”、“非主流醫學”，甚至“偽科學”，忽然受到了歐洲人的青睞。
中西醫之別
以近現代科學為背景的西醫，在取得極其輝煌成就的同時，為什麼在對疾病的認識和治療方面，還會留下了許多誤區和遺憾？而經歷了2000多年風雨滄桑的中醫，在經受了近代科學毀滅性的衝擊之後，為什麼還能夠立於不敗之地，並且日益傳播全球，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歡迎？歷盡艱難的中西醫結合，為什麼代表著未來醫學發展的方向？妄圖取消中醫的言行，為什麼是極端錯誤的？
西醫與中醫，在認識疾病和治療疾病方面，有著完全不同的方法論。
西醫是在近代西方“征服文化”的背景下產生的學科，“對抗療法”是其對付疾病的主要手段；中醫是在中國古代“和諧文化”的背景下產生的學科，“調節平衡，扶正祛邪”是其治病養生的主要方法。
西醫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學的基礎之上，“原子論”是其哲學基礎，“還原論”為其主要方法，近代科學強調精確和清晰，長於實驗與數理統計，長於微觀認識；中醫建立在古代人文科學的基礎之上，“元氣論”是其哲學基礎，“天人合一”、“陰陽五行”為其主要的方法論，古代科學強調和諧統一，長於動態觀察，長於整體聯繫，長於宏觀把握。
西醫對人體和疾病的認識，是從生理和病理解剖出發的，西醫重實體，重形態，近百年來，更藉助於現代儀器的發明，從器官、組織一直認識到細胞、基因，微觀的認識論幾乎登峰造極。因此，西醫重視檢測指標，注重疾病的病因和結果。中醫對人體和疾病的瞭解，建立在對生命活體的考察之上，中醫重結構，重功能，通過望聞問切，面對面地收集患者體內發出的動態信息，由於重視個體差異、氣候環境、心理因素對於發病的影響，中醫才有因人、因時、因地治宜的臨床要求，才有“辨證論治”的思維方法。因此，中醫重視證候表現，注重疾病的過程和趨勢。由於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方法論，導致中、西醫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點、優勢和不足。
西醫是當代主流醫學，西醫的優勢，是通過與現代科學技術的結合而體現出來的，它的長處在於：有不斷創新的外科手術與檢測儀器，有一套成熟的常規搶救和生命維繫措施，在對一些嚴重的器質性疾病的治療和對疾病的實質性的診斷方面，在接種疫苗、預防大規模疾病傳播方面，在整體上佔有絕對優勢，中醫無法替代。
中醫的優勢，是通過對傳統的繼承而體現出來的，它的長處在於：有幾千年積澱的有效理論與臨床經驗作為後盾，無論是藥物還是針灸，都副反應小，價格低廉，不但長於治病，而且長於養生，對亞健康狀態，對許多需要通過服藥治療而不是手術治療的疾病，特別是對許多慢性病、退行性疾病、功能失調、內分泌紊亂、老年性疾病、診斷不明的疑難疾病等有很好的療效。
總的來說，微觀認識，是西醫所長，而宏觀認識，整體聯繫，是其不足；宏觀認識，是中醫所長，而微觀認識，定量研究，是其不足。這兩者都能從東西方哲學科學史上找到根源，從臨床中找到實證。
由於醫學並非如同數學、物理那樣的純自然科學，不能完全用微觀的、靜態的、割裂的、局部的、分析的方法研究，醫學研究的對象是活的生命規律和疾病規律，故醫學必然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結合，是醫學、技術、經驗三者的結合。因而不論是西醫還是中醫，其本身都不是完美的科學，都存在缺陷，有的疾病用西醫治療效果好，有的疾病用中醫治療效果好，有的疾病西醫與中醫共同治療效果好，因此，純中醫、純西醫、中西醫臨床結合，這三種醫學都有存在的必要！
殊道同歸
儘管中西醫兩大體系具有一定的“不可通約性”，目前在理論上不可能結合，但兩種醫學可謂殊道同歸，都依靠自身的方法論和長期積累的經驗，認識到生命和疾病的一部分規律，兩種醫學的最終目的都是治病救人，兩種醫學具有很大的互補性。如果中西醫結合起來，在疾病的診斷、治療方面，特別是在對付威脅人類健康的各種嚴重疾病方面，充分發揮各自的特色，相互尊重，不存偏見，取長補短，同心協力，爭取創造單純用中醫或西醫達不到的效果，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這正是中國醫學在全世界醫學領域中所具有的潛在的、獨到的優勢所在。
然而，現實的情況是，我國的中醫與西醫，互相之間，成見很多，誤會不少，加上近年來，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在其中挑撥離間，中西醫之間的團結面臨著考驗。面對著人類大量尚未認識、無法治癒的疾病，中、西醫為什麼不能暫時擺脫文化上的差異，理論上的分歧，學術上的偏見，在臨床治療方面互相結合起來，為人類的衛生保健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呢？
儘管中西醫結合事業的發展目前還不夠理想，但是，從長遠來看，它代表著醫學發展的未來方向，符合世界文化發展的潮流和趨勢。它是現代東西方文明匯合的第一次大規模嘗試，是花開第一枝，遭遇碰撞的痛楚和早春的嚴寒，在所難免，但前景一定燦爛輝煌！
|作者簡介|
彭堅，1948年出生，湖南省長沙市人，祖籍湖南嶽陽縣。出生於中醫世家，湖南中醫藥大學教授。著有《我是鐵桿中醫》、《鐵桿中醫彭堅湯方實戰錄》。
來源：彭堅的博客，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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