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鄧公正在辦公室處理繁雜的政務，秘書突然急匆匆走進來，附身在他耳邊說了兩句話。鄧公的臉色當即變了，馬上放下筆起身走到窗戶邊，望著不遠處的梧桐樹說了一句“真是可惜啊！他不該這樣的”。讓鄧公感到惋惜的人叫做陳掖賢，他是一位充滿悲劇色彩的同志。
陳掖賢的母親正是趙一曼同志，她19歲時便開始參加革命活動，2年後成為共產黨員，大革命時期前往武漢支援北伐軍開展對敵鬥爭。土地革命開始後，她被派到蘇聯留學，次年下旬返回國內，先在上海短暫滯留了一段時間，後又轉往鄂東一帶從事地下活動。1929年，她懷孕生下了陳掖賢，但因為自身工作繁忙，無暇撫養孩子，於是她便將親骨肉託付給親屬照料。
平心而論，親屬待陳不薄，不僅保他衣食無憂，而且還出錢供他讀書學文化，可謂仁至義盡。但陳掖賢卻並沒有感到一絲一毫的幸福，他自始至終覺得養父母和自己存在隔閡，沒辦法親近在一起，他在養父母家中好似一個外人。建國後，生父找到了他，並將他接到北京生活。不過當時生父已經另外組建了新的家庭，繼母明顯不喜歡他，他也就識趣的主動搬到外面去住，除非必要，否則很少再去生父家中。
1951年，他順利考入人大，畢業後進入某高校教書，期間經人介紹與一位同齡人結婚。當時幹部子弟普遍喜歡在週末舉辦舞會，陳掖賢曾受邀去過兩次，但他不會跳舞，也不善言談，跟旁人玩不到一起，只能呆滯的坐在一邊熬時間。困難時期，舞會還在繼續辦，陳掖賢對此很不滿，他覺得基層老百姓還在受苦受難，但高層還在“歌舞昇平”，簡直不可理喻！
於是在1960年，他寫了一封諷刺信給毛主席，希望主席能下令禁止再辦舞會。主席看了信之後，沉默了良久，喃喃道“他是可憐孩子”。當然，主席並不是在反諷陳掖賢，而是擔心他想的太多，心中會積累大量負面情緒，久而久之會影響他的精神狀態，進而引發悲劇。
果然，僅僅1年之後，陳掖賢便患上輕微的抑鬱症，整個人變得沉默寡言，教學質量直線下滑，不斷有學生投訴他“磨洋工”。後來，經由校黨委會研究通過，他被暫停教學工作，送往醫院療養。1969年，受動盪影響，學校解散，他也被趕出醫院，下放到某工廠做普工。工長性格比較暴躁，動輒訓斥陳掖賢，陳因而再度陷入到自我懷疑與否定的陷阱中，愈發的悲觀和低落，有事好幾天都不說一句話。
1974年，他突然無故曠工，工長覺得奇怪，便到宿舍去找他，結果發現他鬧起了絕食，已經餓得奄奄一息了。工長被嚇壞了，趕忙將他送到醫院去搶救。動盪結束後，他又被調回學校，但因狀態不佳，校領導沒有再安排他去教書，而是讓他去做比較輕鬆的雜後勤工作，並在食宿上給予他特殊照顧，讓他住向陽的宿舍，給他提供“小灶”，希望他能早日走出低谷，煥發新生。
值得一提的是，陳掖賢與妻子的感情並不穩定，兩人曾離過婚，後來經人說和又復婚，但總歸還是過不好，時常吵架，妻子實在忍受不了他的偏執性格，於70年代末和他分居，而且不允許他探望孩子，這進一步加劇了他的精神內耗。他開始頻頻產生幻想，以至於擾亂了正常的思維和認知，他分不清自己是活在現實中還是幻想中，因而經常做出一些在常人看來匪夷所思的事情。
1982年中旬，同事們發現他已經好幾天都沒露面了，心中頓時升起了一股不祥的預感，當即趕到宿舍去探望他，結果發現他已經自殺身亡了，他當時方才54歲。黨中央後來專門發文懷念他，並且優撫他的子女，以告慰他的在天之靈。
陳掖賢的一生十分坎坷，童年的不幸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濃重的陰影，這導致他的性格多變、敏感、自卑，他無法融入到階層生活中，對誰都充滿戒備，但同時又十分渴望關注，希望得到關懷。此時只要心理醫生及時介入，完全可以將他糾正回來，但可惜的是，他偏偏又接連遇上了政治風波和婚變，這加劇了他精神上的負擔，讓他的狀況越來越糟糕，他最終選擇了主動結束生命來擺脫痛苦的束縛，實在令人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