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九年（635年），退位多年的唐朝開國皇帝李淵因感染風疾加重，病逝於太安宮。
唐高祖李淵與唐太宗李世民，這對父子的恩怨至此告一段落，而圍繞唐高祖陵墓的工程，李世民與大臣們展開了新的討論。
大唐開國，禮制蕩然，百廢待興，李淵在位時來不及為自己“作壽陵”，退位後陵墓也未動工，直到他臨終時，此事才提上日程。
李淵遺詔聲稱，“園陵制度，務從儉約”，而李世民為了打造孝子形象，認為父親的陵墓“務在崇厚”。於是，大臣們分成兩派。
秘書監虞世南等人上書建議遵照李淵的遺詔，實行薄葬；宰相房玄齡等則提出一個折衷方案，即以東漢光武帝劉秀原陵“高六丈”的規格來營建唐高祖的帝陵。
最終，李世民採用房玄齡的觀點，“封土為陵”，在今陝西三原縣的徐木塬營建唐高祖獻陵，僅用5個月就完工。
唐代帝陵分為“封（積）土為陵”和“因山為陵”兩種形制，前者深鑿墓室，堆積封土，後者依山而建，以整座山巒作為陵墓的主體。作為唐代第一座帝陵，獻陵封土為陵，規模比不上其子孫的陵墓，既象徵李唐王朝的篳路藍縷，也隱喻玄武門之變後李淵地位的下降。
送別父親後，李世民邁著雄壯的步伐，奔向貞觀之治的頂點。
但是，就在李淵魂歸獻陵的第二年，李世民最心愛的女人與世長辭。英明神武的唐太宗不得不考慮自己的身後事，他開始營建唐代第一座因山為陵的帝陵，也是唐代關中十八陵中規模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帝陵——昭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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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成功男人的背後，往往有一個靠譜的賢內助，唐太宗的皇后長孫氏就是這樣一位關鍵角色。《貞觀政要》曰：“長孫皇后之賢，自三代而下之絕無僅有者也。”
文德皇后長孫氏是隋朝名將長孫晟之女，擁有隋唐女子巾幗不讓鬚眉的特點，做事幹練，能謀善斷。
在李世民與哥哥李建成爭奪皇位的鬥爭中，當時的秦王妃長孫氏沒有置身事外。她和哥哥長孫無忌，以及李世民的心腹房玄齡、尉遲敬德等人都支持李世民發動政變，奪取太子之位。
玄武門之變時，長孫氏更是親臨前線，親自為秦王帳下將士助威，整頓軍容。將士們都被她一介女子的英雄氣概鼓舞，更加堅定地站在李世民一邊。（“將士入宮授甲，後親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
李世民即位後，長孫皇后深居後宮，卻以國事為重，善於勸諫，力行節儉。
當太子李承乾的乳母因太子宮中所用器物太少，向皇帝申請更多經費時，長孫皇后不僅嚴詞拒絕，還嚴肅地批評道：“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
當敢言直諫的大臣魏徵惹怒唐太宗，險些喪命時，又是長孫皇后站了出來，她身著朝服，向太宗道賀：“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唐太宗聽後，不禁轉怒為喜。
德才兼備的長孫皇后堪稱後宮楷模，也是貞觀之治的幕後英雄，而她的離世，促成了唐太宗營建昭陵。
貞觀十年（636年）六月，時年36歲的長孫皇后病逝於長安。
彌留之際，長孫皇后特意叮囑唐太宗說：“我死後，不要厚葬。所謂‘葬’，就是‘藏’，自古聖賢崇尚節儉，實行薄葬，只有無道之世，才大起山陵，勞費天下，為有識者笑話。我只希望因山而葬，不需起墳，不用棺槨，所用的器服皆用木瓦。若能如此儉薄下葬，便是說明陛下不忘妾。”
於是，唐太宗命人在九嵕山開鑿一處石窟，用“因山而葬”的方式安葬長孫皇后，同時也將九嵕山作為自己的陵寢選址，等到駕崩後再與長孫皇后合葬。昭陵的營建由此開始。
長孫皇后的香魂飄向九嵕山後，唐太宗仍然深深思念，他在長安城中修築高臺，以望向昭陵。後來，魏徵規諫唐太宗不可悲傷過度，荒廢國事，唐太宗才把高臺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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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選擇在九嵕山營建昭陵，不單單是因為愛妻長孫皇后“因山而葬”的遺言，還有他個人的考量。
九嵕山在今陝西禮泉縣，地處涇河之陰、渭河之陽，與秦嶺的太白山、終南山等山峰遙相對峙。其山勢突兀，有九道山樑匯聚，群山拱衛，穩固牢靠，河水環繞，取之不竭，符合古代陵墓的風水條件，也可比喻九州一統，天下大同。
可見，九嵕山在文化上滿足帝王對陵墓堪輿的追求，在政治上又能體現唐太宗的文治武功。
清代學者畢沅在《關中勝蹟圖志》中引用《昭陵石跡考》雲，九嵕山“地脈從崆峒來，渭繞其前，涇環其後而出其東，岐、梁西峙，仲山、嵯峨東障，南則終南、太乙，天外列屏。”
自唐以來，建於九嵕山的昭陵在歷代帝陵風水最佳榜單中都名列前茅。
史載，貞觀十年前後，李世民曾對身邊的侍臣說：
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既達始終，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不煩費人工。我深以此為是。古者因山為墳，此誠便事，我看九嵕山孤聳迴繞，因而傍鑿，可置山陵處。朕實有終焉之理。
長孫皇后去世後，李世民下《九嵕山卜陵詔》，仿照秦漢皇帝生前建造陵墓的制度（作壽陵），在九嵕山營建昭陵。昭陵由貞觀朝富有藝術細胞的將作大匠閻立德（著名畫家閻立本之兄）負責設計並督建。
李世民在詔書中宣稱，他的陵墓將“務必儉約”，“於九嵕之上，足容一棺而已”。但是，從長孫皇后首葬到太宗駕崩，昭陵不間斷地建造了13年，其規模之宏大、工程之浩大與唐太宗口中所說的節儉不免有些背道而馳。
《舊唐書》記載，閻立德奉命營建昭陵之初，曾因“怠慢而解職”。有學者考證，所謂“怠慢”，是因為閻立德起初設計的皇陵不夠宏偉，難以表現唐太宗的豐功偉績和帝王氣象，閻立德被貶官後再次起用，重新設計，才奠定了昭陵氣勢雄偉的格局。
因此，唐太宗口中的“務必儉約”恐怕只是一句空話。
據《關中勝蹟圖志》等史料記載，昭陵四周有城垣環繞，陵園包括墓道和地宮、陵山棧道、朱雀門、獻殿建築群、寢宮建築群、北司馬院、東青龍門、西白虎門及垣牆角闕建築群等部分。文獻記載，墓道到墓室深約75丈（230米），華麗的墓室中藏著唐太宗鍾愛的鐘（鍾繇）、王（王羲之）書法真跡。
獻殿位於陵山南側朱雀門內，是可供後世子孫上陵祭拜以及陳列死者生前用物的地方。史載，唐玄宗時期，宦官高力士代表朝廷到昭陵獻殿獻祭品，還看到唐太宗用過的小梳箱，感嘆道：“此先帝首創義旗，新王皇極，遂身服用，惟留此物。”
往事越千年，昭陵獻殿遺址尚存，當地群眾俗稱為“磚瓦嶺”。
在靠近山頂的地方，閻立德修建了房舍、遊殿，寓意是供死者的靈魂遊樂。唐太宗死後，守陵的宮女一度通過與墓道口連接的棧道上山，“供養如平常”。後來，閻立德等大臣為了加強昭陵防盜，才上奏請唐高宗毀掉棧道。
從此，“陵寢高懸，始與外界隔絕”。
貞觀十一年（637年），文德皇后長孫氏葬入昭陵數月之後，唐太宗下詔：
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給以秘器，使窀穸（埋葬）之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營備。
由此確立了昭陵乃至此後唐朝帝王陵園的陪葬制度。
據史料記載，九嵕山下，昭陵“陪葬諸王七，嬪妃八，公主二十二，丞郎三品五十有三，功臣大將軍以下六十有四”，合計154人，墓葬分佈在面積達30萬畝的昭陵陵園中。
陪葬墓的墓主大都是貞觀年間的皇親國戚或重要功臣，他們多數享受“國葬”的榮譽。許多大臣以陪葬為榮，他們的子孫得到許可，死後也可從父祖而葬。
唐太宗去世時，突厥出身的大臣阿史那社爾甚至上書請求以身殉葬。唐高宗不允許，阿史那社爾又在唐朝當了幾年官，死後因之前平定龜茲有功而陪葬昭陵。
昭陵陪葬墓，從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年）到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741年）的百餘年間陸續營建。陪葬者中最早的是溫彥博，最晚遷來的是廢太子李承乾之墓。
溫彥博以口才流利著稱，在高祖、太宗兩朝得到重用，曾勸諫唐高祖不要放棄對高句麗的統治，後官至宰相。李淵每次宴請群臣，一定要叫上溫彥博，宴會上經常環顧四周，對侍臣說：“何如溫彥博？”
貞觀十一年，溫彥博去世後，李世民自責地說，都是因為朕沒能讓溫彥博閒下來，他才會為國家耗盡心力，勞累過度而死。史載，溫彥博為官清廉，死後家中竟然沒有像樣的地方停放靈柩，只能在親戚的房子操辦喪事。或許是有感於溫彥博對大唐的忠心，唐太宗讓其成為陪葬昭陵的第一位貞觀名臣。
溫彥博墓碑為書法家歐陽詢所撰，筆力遒勁，千古不朽，現藏於昭陵博物館。
昭陵中，最晚來到李世民身邊的陪葬者是他與長孫皇后的長子李承乾。李承乾曾被立為太子，在唐太宗出巡時擔任監國，大臣們“皆以為明”。然而，原本前途無量的李承乾後來因種種失德之舉失去父親的信任，還掀起了一樁謀反案，最終被廢為庶人。
唐太宗廢李承乾時，痛心疾首地說：“朕受命上帝，為人父母，凡在蒼生，皆存撫育，況乎冢嗣，寧不鍾心。一旦至此，深增慚嘆。”李承乾被廢后，性格溫和的唐太宗第九子晉王李治（即唐高宗）被扶上儲君之位。
此後，李承乾在黔州度過餘生，永遠地離開了大唐的政治中心。直到唐玄宗在位時，李承乾的嫡孫李適之官拜宰相，多次上書請求，讓去世多年的父祖歸葬昭陵。唐玄宗念其有功，於是追贈李承乾為恆山愍王，陪葬昭陵，並補辦了隆重的葬禮。
這名歷經蹉跎的廢太子，在揹負了數十年罵名後，還是回到了父母的身邊。
▲唐昭陵圖，出自元《長安志圖》，圖中可見大量陪葬墓。圖源：網絡
昭陵陪葬墓中，以魏徵、李靖、李勣三人的墓最為突出。
魏徵墓位於昭陵西南的鳳凰山上，是昭陵陪葬墓中僅有的兩座因山為墓的墓葬之一。其墓主魏徵是貞觀年間剛正不阿的諫臣，史書評價其為“前代諍臣，一人而已”。
魏徵早年參加過瓦崗軍起義，後來成為太子李建成的部下，並多次勸說李建成先下手為強，除掉秦王李世民。在兄弟鬩牆的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召魏徵責問道：“你為什麼離間我們兄弟？”
魏徵從容地答道：“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李世民早就聽說過魏徵的才能，見他敢於直言，就不忍處死他，反而加以重用。
貞觀初年，唐太宗勵精圖治，魏徵多次進諫，涉及的政事多達二百餘件。
在君臣關係上，魏徵告誡唐太宗，“上無信，則無以使下；下無信，則無以事上”，又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在擇官用人方面，魏徵向唐太宗提出的選官標準是“才行兼備”“進君子，退小人”“進六正，退六邪”。
在為君之道上，魏徵認為唐太宗應該“戒奢以儉”，強調“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百姓為國家之本”。
作為貞觀之治的重要推手，魏徵敢於犯顏直諫，為唐太宗出謀劃策。故而，貞觀十七年（643年），魏徵病逝後，李世民追思不已，對大臣們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令人感慨的是，魏徵去世後不久，他曾經舉薦的兩名大臣就捲入謀反案，一些佞臣藉機誣陷魏徵。李世民一氣之下，不僅解除了女兒衡山公主與魏徵之子的婚約，還命人推倒了魏徵的墓碑，磨去上面的文字。
兩年後，唐太宗徵遼東後班師，反思此次出征決策中的失誤，才想起了魏徵，於是又派人前去祭奠魏徵，另立了一塊平反的碑。
從大臣死後的待遇上，也可以看到帝王的反覆無常。
唐太宗晚年心性大變的表現之一，還有他對開國功臣李勣的態度。
李世民立晉王李治為太子後，命李勣輔佐，可到了臨終之際，又擔心李勣日後不服李治，便對太子李治說：“你對李勣沒什麼恩惠，朕現在將其貶到外地為官，如果他毫不遲疑地離京赴任，等朕死後，你就任命他為僕射（宰相），如果他還在徘徊觀望，你就把他殺了。”
所幸李勣得到詔令後，“不至家而去”，打消了唐太宗的疑慮，逃過一劫，後來也得到了唐高宗的重用。
昭陵陪葬墓中，衛國公李靖的墓“依漢衛、霍故事”，被築成陰山（今內蒙古大青山）、積石山（在今青海境內）之狀，以表彰他對東突厥、吐谷渾用兵立下的赫赫戰功。英國公李勣的墓是陰山、鐵山（今遼寧鐵嶺山）、烏德鞬山（即于都斤山，今蒙古國西南杭愛山）之狀，旌表其大破東突厥、高句麗、薛延陀等的功績。
有唐一代，二李齊名，《舊唐書》有所謂“近代稱為名將者，英衛二公，誠凌煙閣之最”的評價。
李勣生前躲過了唐太宗的猜忌，卻避免不了死後的懲罰。武氏掌權後，李勣之孫李敬業（徐敬業）在揚州起兵討武，不久後兵敗被殺。武則天大怒，使徐敬業全族連坐，追奪李勣官爵，命人將陪葬昭陵的李勣墓“掘冢而暴其屍”，完全不顧當年高宗立武氏為後時李勣“與物無忤”的支持。直到唐中宗復位後，才為這位開國功臣重修墳墓。
此外，昭陵的陵園中還有高士廉、房玄齡、馬周、尉遲敬德、秦瓊、段志玄等文臣武將的陪葬墓。
貞觀二十三年（649年），一代雄主李世民駕崩，之後長眠於昭陵，廟號太宗。
唐代皇帝的陵寢制度正式確立下來，此後的關中唐陵基本上都是以昭陵為定製。
貞觀之治已隨風消逝，唐太宗李世民的靈寢依然在陵園的高處俯瞰著眾臣，一座帝陵，埋下了一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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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稱“天可汗”的唐太宗李世民，一生戎馬倥傯，自稱“吾十有八舉義兵，二十四定天下”，似乎頗為自矜。
他將伴隨其征戰四方的六匹“駿馬”也帶進了昭陵。這六匹戰馬分別叫：拳毛騧、什伐赤、白蹄烏、特勒驃、青騅、颯露紫。學者葛承雍認為，其名字都出自突厥語。
唐太宗建造昭陵時，命閻立德、閻立本兄弟雕刻六塊高1.7米、寬約2米的駿馬石刻，分東西兩列，置於昭陵北麓司馬門內，此即“昭陵六駿”。
閻氏兄弟採用當時佛教藝術盛行的“高肉浮雕”工藝，使得昭陵六駿顯得磅礴大氣。六匹駿馬，或四蹄飛躍，或昂首疾行，其在戰場上的英姿，在石刻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它們在昭陵中，沉睡了一千多年。
除了昭陵六駿外，一同列置在司馬門內的雕像，還有“十四國君長石刻像”，其雕刻是貞觀年間臣服於唐朝的蠻夷君長，包括：
突厥的頡利可汗、突利可汗、阿史那社爾、李思摩，吐蕃松贊干布，高昌、焉耆、于闐諸王，薛延陀、吐谷渾的可汗，新羅樂浪郡主，林邑王範頭黎，婆羅門帝那優帝阿那順等，今僅存阿史那社爾、松贊干布、高昌王鞠智勇、焉耆王龍突騎支四座石像的題名像座。
據學者考證，“十四國君長石刻像”曾被搬至享殿前列置，但可能是出於省工，沒有將石像底座一起搬遷，導致石像極易倒下，後來忍受風吹日曬，又遭遇社會動盪，石刻或被無知者打碎，或被深埋於地下。到了1965年，考古工作者僅在昭陵司馬門西側土中發現四個石刻的底座。
如果說“十四國君長石刻像”的消失是歲月留下的痕跡，那“昭陵六駿”的流離失所就是人為造成的悲劇。
▲[唐]《步輦圖》，描繪吐蕃使臣朝見唐太宗。圖源：網絡
到了近代，中華不振，任人欺凌，昭陵六駿無法繼續守護它的主人。
1913年，法國古董商格魯尚，聽說昭陵六駿的大名，派心腹戈蘭茲來中國打探情況。戈蘭茲通過收買幾個村民，潛入昭陵，將六駿中的其中兩尊打碎，打算就這樣偷偷運送出國。由於石刻沉重，難以輸送，幸而被鄉民及時追回，但二駿從此離開昭陵。
這兩尊石刻，就是六駿中的颯露紫和拳毛騧。
這兩匹“駿馬”，展現大唐精湛的浮雕工藝，都是名副其實的國之瑰寶。
颯露紫石刻，有一人一馬，再現邙山一戰丘行恭陣中救主之舉。
公元620年，唐軍出兵河南，進攻洛陽的王世充。
邙山之戰，李世民率數十騎出陣，親探對方虛實。沒想到李世民這回玩脫了，他的的坐騎在交戰中連中數箭，轉眼就要陷入絕境。
隨行的侍臣丘行恭急忙翻身下馬，不顧生命危險，為李世民的坐騎拔箭，兩人連斬數人，突圍而出。回到營中，李世民的戰馬颯露紫箭傷不愈，倒地不起。
雕像中，侍臣丘行恭身穿戰袍，俯首拔箭，颯露紫低頭站立，栩栩如生。
拳毛騧石刻，作按轡緩行狀，昂首揚鬃，氣宇軒昂，馬身有從不同方向射來的箭，真實還原當年李世民率軍與劉黑闥在洺水作戰時激烈的戰況。
流落民間的颯露紫和拳毛騧，經過一番週轉，被賣給文物販子盧芹齋。美國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建成後，以“借展”的名義巧取豪奪，將颯露紫和拳毛騧這兩件駿馬雕像強行留在博物館。這樁違法的“買賣”，並不受法律保護。
▲1953年，“六駿”在西安碑林，其中二駿為複製品。圖源：網絡
颯露紫和拳毛騧被掠奪後，另外四駿險些也慘遭厄運。1918年，又有洋商來到西安，託人偷運“四駿”。
洋人企圖將四尊石刻經由渭河運往洛陽，再從洛陽用火車運至上海，最後故技重施運到美國販賣。得到風聲的當地鄉民怒不可遏，無論士紳，還是農民，都自發地組織起來，打響一場國寶保衛戰。
西安一家古董店的老闆老馬，及其兒子馬振華通過多方途徑，得知運送路線，帶領部分民眾，分頭行動，成功攔截，阻止了洋商水運“四駿”的計劃。隨後，“四駿”被轉移至陝西圖書館，暫時得以安定。
抗日戰爭期間，“四駿”得到保護，為防止日軍轟炸和搜刮，一度被掩埋進地下。
1953年，陝西省博物館成立，對這四尊石刻進行接收。從此之後，“四駿”安家落戶，再無丟失之憂，但它們的另外兩個兄弟，卻仍流落海外，天各一方。
國勢衰微之際，就連一代雄主的長眠之地，也不得安寧。
昭陵之中，另一件國寶的命運，也令人唏噓。
李世民是東晉書法家王羲之的頭號粉絲，他說：“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即位後，李世民下詔在全國高價求購王羲之的書法作品。流落四方的墨寶一時齊聚京城，卻唯獨不見《蘭亭序》真跡。
後來，李世民打聽到《蘭亭序》真跡由永欣寺的辯才和尚保管，但老和尚不承認，於是，李世民命一個叫蕭翼的官員，去智取《蘭亭序》。
蕭翼是個聰明人，他要完成領導安排的工作，又不想為難藏《蘭亭序》的僧人，便向李世民提出兩個請求：一是不要公開派自己前往，讓他以平民的身份拜訪；二是向李世民借了幾幅“二王”的書法字帖。
之後，蕭翼脫下官服，裝扮成一個落魄書生，千里迢迢來到永欣寺。
蕭翼先跟辯才套近乎。他知道老和尚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就找機會和辯才聊下棋，說彈琴。
辯才與蕭翼見面交談後，一見如故，十分投機，遂結為好友。此後數日，二人一同撫琴、投壺、賦詩，玩的項目都很高端，接著就聊到了字畫。
蕭翼見時機成熟，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將借來的“二王”書法真跡拿出來給辯才欣賞。這些作品本來都是皇家珍藏，難得一見。
辯才不知事情原委，見蕭翼如此大方，竟一時高興，說出了自己私藏《蘭亭序》的秘密，他打開暗格，取出《蘭亭序》真跡給蕭翼看，進行友好的“學術交流”。
之後有一天，蕭翼見辯才外出，抓住機會溜進寺廟，盜走《蘭亭序》真跡，隨後快馬加鞭，返回長安覆命。
辯才回來後，見《蘭亭序》被盜，才知道自己錯信蕭翼，被這個狡猾的小子給坑了。
李世民得到《蘭亭序》真跡後，自知手段不光彩，還賞賜了一些錢財穀物給辯才。辯才用這些財物修建了三層寶塔，但因這件事受到刺激，不久便病逝了。
後來，畫家閻立本根據這一八卦，創作了《蕭翼賺蘭亭圖》。
▲[宋]佚名：《蕭翼賺蘭亭圖》摹本。圖源：網絡
李世民得手後，“寶惜者獨《蘭亭序》為最”，將《蘭亭序》置於座位之側，朝夕賞鑑，甚至經常夜半把燭，起來臨摹《蘭亭序》。
他對《蘭亭序》的喜愛，到了生則同榻、死則同穴的地步。晚年，李世民對太子李治說：“我死之後，你只要把《蘭亭序》用玉匣裝好放在墓室中，就算是你盡孝了。”
唐太宗去世後，大臣褚遂良也上奏說：“《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於昭陵。”
李治採納大臣的建議，遵從父親的遺願，將《蘭亭序》真跡隨葬唐太宗昭陵。
此即《蘭亭序》“陪葬說”。唐宋文獻中，如何延之《蘭亭記》、劉餗《隋唐嘉話》、李綽《尚書故實》、韋述《敘書錄》、錢易《南部新書》等，都採用這一說法。
但是，有人認為，《蘭亭序》入昭陵後一度重現人間，並經歷一番劫難。
李世民去世後過了200多年，唐末五代時，有個叫溫韜的軍閥，為後梁耀州節度使，在長安做了多年行政長官，此人最大的愛好，是盜墓。
《新五代史》記載，“韜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這是說，溫韜把唐朝皇帝的陵墓給掘了。
唐太宗昭陵最為堅固，溫韜命士兵費盡力氣打通了長達75丈的墓道，進入地宮後，見其建築內部恢弘壯麗，猶如人間宮殿。
溫韜進入墓室中，從李世民正寢旁的石函中取出一個匣子。打開一看，盡是李世民生前珍藏的名貴字畫，其中最貴重的當屬三國時鐘繇與東晉王羲之這兩位大書法家的真跡。在墓中沉睡多年後，“鍾、王筆跡，紙墨如新”。
但是，溫韜這個盜墓賊沒什麼文化，他不通文墨，並不看重書畫本身，而只想要裝裱其內外的華美綢緞與金玉卷軸。
於是，溫韜讓手下把鐘王作品揭下來，只留下包裝，絲毫不關心真跡作品的去處。這完全是一種買櫝還珠的愚蠢做法。
之後，《蘭亭序》下落成謎，有的史料稱其散落人間，經過多番週轉，已不知在何處，有人則認為，其出土後未經保護，恐怕早已化為塵土。
如今能看到的《蘭亭序》，都是歷朝歷代的臨摹本。
還有人認為，《蘭亭序》也許仍在昭陵之中。
近些年，考古專家在陝西禮泉縣九嵕山，對唐太宗昭陵進行實地勘探時，發現許多陪葬墓已被盜，但昭陵本身並沒有大規模人為破壞的痕跡，地宮入口完好，而昭陵地宮尚未進行過現代考古發掘。
這麼多年來，昭陵文物中最有名的是原置於北司馬門的“昭陵六駿”，這屬於地面建築，唐太宗隨身陪葬物卻不見流傳，他生前收藏的“鐘王真跡”始終只存在於文字之中。
因此，有學者對新舊《五代史》中“溫韜盜墓”的記載提出質疑，認為昭陵並未被溫韜盜掘，《蘭亭序》真跡也許還埋藏在昭陵中的隱秘角落。這一猜想有待考古發掘的進一步探索。
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肯定料不到，他的陵墓竟如此命運多舛。
這位開創貞觀之治的一代雄主，晚年時和許多帝王一樣陷入了對長生不老的追求，一度長期服用丹藥。丹藥沒能延長李世民的壽命，他終究只能深埋黃土，但他的昭陵，成了一個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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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艾公子 講歷史上16個懸疑大案，順利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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