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用白居易這首《賦得古原草送別》來解釋新朝對前朝的屠戮，似乎略有不妥。但不可否認，前朝在數百年間積累的聲望與民心，令每一個後來者都無法忽視，是以古代王朝更迭與政權興替，往往伴隨著血腥與殺戮。
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七》雲：“古來只有禪讓、徵誅二局。”即便是禪讓，抑或是主動投降，前朝後裔往往也會面臨十分悽慘的境遇。有僥倖苟全性命者，仍受盡恥辱，在後世淪為笑柄；亦有主動屈膝請降者，但還是難逃一死。前者如徽欽二宗，後者則可追溯到歷史上第一個投降皇帝——死在項羽手中的秦王子嬰。
吳磊飾演的子嬰。來源/電視劇《秦時明月》截圖
蜀後主劉禪“樂不思蜀”的故事，至今仍令人津津樂道。據《三國志·後主傳》注引《漢晉春秋》記載，劉禪請降後，被遷往魏都洛陽。當時，獨攬大權的司馬昭為入蜀眾人設宴，為了看看他們的反應，就故意命人在席間演奏蜀地歌舞。蜀臣念及亡國之痛，個個痛哭流涕，唯有劉禪本人，沉迷享樂，“喜笑自若”。當被司馬昭問起是否思念蜀地時，這位末代皇帝還沒心沒肺地回答道：“此間樂，不思蜀。”
樂不思蜀的劉禪。來源/電視劇《三國演義》截圖
同樣是投降皇帝，孫皓的表現則更加硬氣。入洛陽後，有不少朝臣都來奚落孫皓，但後者每次都能反唇相譏。面對晉武帝司馬炎的寵臣賈充，孫皓嘲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疑司馬光杜撰，原典見《太平御覽》引《語林》：“賈充問孫皓何以剝人面皮，皓曰：‘憎其顏之厚也。’”）其意暗諷賈充參與弒殺魏帝曹髦之事。對出身於太原王氏的外戚王濟，孫皓亦以“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來諷刺他的坐姿不正。
即便是晉武帝司馬炎，孫皓在嘴上也毫不留情。在面見司馬炎時，後者無不得意道：“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可孫皓卻回答道：“臣子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被駁了面子的司馬炎感到臉上無光，就想讓孫皓當眾作一首《爾汝歌》來羞辱他，不料後者卻道：“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孫皓這首點題之作看似是拉近二人關係來祝壽；實則卻故意混淆君臣概念，無形中消弭了司馬炎作為君王的威嚴。
影視劇中的晉武帝司馬炎。來源/電視劇《三國演義》截圖
雖然劉禪、孫皓這兩位投降皇帝的表現大相徑庭，但他們一個被封為安樂公，一個被封為歸命侯，也算是善終。無獨有偶，三國時代另一個亡國皇帝——魏元帝曹奐，作為西晉官方指定的正朔，享有的待遇尤甚於前二者。據《晉書·武帝紀》記載：“（司馬炎）封魏帝為陳留王，邑萬戶，居於鄴宮。……詔陳留王載天子旌旗，備五時副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上書不稱臣。”
陳壽評價曹奐的結局，“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山陽公即漢獻帝和繼續奉祀的漢室後裔。往前推數十年，曹丕代漢時，並未加害漢獻帝劉協，而是冊封他為山陽公。至青龍二年（234），劉協去世，魏明帝曹叡還親率群臣哭祭，仍以劉協之孫劉康為山陽公。山陽公一脈綿延數代，劉康長子劉瑾、劉瑾長子劉秋先後承嗣，可惜至永嘉之亂時，國破人亡。
與之相比，曹奐的陳留王爵位留存時間更長，至東晉、南朝宋時尚有人承嗣。至於孫劉兩家的後裔，也曾在後世活躍過一段時間。據《三國志·妃子傳》注引孫盛《蜀世譜》記載：“蜀敗，諶自殺，餘皆內徙。值永嘉大亂，子孫絕滅。唯永孫玄奔蜀，李雄偽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參戎行，見玄於成都也。”可見，劉備還有一支後裔倖存下來，並作為“吉祥物”在成漢政權中活躍了一陣。而孫氏後裔雖然也存續至後世，卻先後有孫充、孫弼、孫璠等人或因自主叛亂，或遭他人挾持，皆隱沒在滾滾的歷史洪流之中，不得幸免。
不難看出，劉協、曹奐、劉禪、孫皓等投降皇帝的日子雖遠不如過去順遂，但相較於其他時代，他們能夠享有的待遇又已超過絕大多數“同行”。那麼，這一時期為什麼能是投降皇帝的“黃金時代”呢？
與前朝、後世相比，魏晉特殊的地方在於它成功實踐了儒家提倡的“禪讓”，將理想中的“堯舜禪讓”化作現實，從而為中古時代的王朝易鼎提供了一種切實可行的模板。善待投降皇帝，也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
有意思的是，這一“理想”並非是儒家原創。顧頡剛先生在《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中指出：“自從墨家倡導了尚賢之說，主張君位應為禪讓制，託之於堯、舜，這學說一時很風行，連主張貴族政治的儒家也接受了。”西漢中期以降，儒學大行於世，在統治者以身作則的推動下，儒學已成為社會主流思潮。世家豪強、儒生黨人，王公貴族、寒門庶子……莫不明經通儒。因此，社會主流在思想上更加認同“堯舜禪讓”，而非已實踐成功的“湯武革命”。
這是漢代統治者希望看到的。儒家學說的另一項核心內容，即他們構建出的“綱常倫理體系”，不僅對世人的道德感與社會責任感做出了約束，也強化了漢王朝的威嚴與社會影響力。與此同時，還誕生出了許多讖語，大體上看，這同樣有利於劉氏對自身正統的宣揚。哪怕王莽篡漢以致西漢滅亡，社會上仍然存續著“擁漢”思想。漢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運用“劉秀髮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的讖語，以示天命在劉，最終完成了重建漢朝的使命。此後，無論官方還是民間，“親漢”“擁漢”“宣漢”的思潮愈演愈烈。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當屬王充《論衡·宣漢篇》：
且舍唐、虞、夏、殷，近與周家斷量功德，實商優劣，周不如漢。
何以驗之？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漢則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佑；孝宣、孝明之瑞，美於周之成、康、宣王。孝宣、孝明符瑞，唐（堯）、虞（舜）以來，可謂盛矣。今上即命，奉成持滿，四海混一，天下定寧。物瑞已極，人應斯隆。……
《論衡》
實事求是地評定優劣，周代不如漢代。這是《宣漢篇》中的一個重要論點。其對漢之功德的宣揚顯而易見。這絕非是孤例，班固所著《漢書》與其主持編纂的《白虎通》，亦有“宣漢”思想的體現。在官方的認可與推動下，即便到了東漢末年，王綱解紐，漢室衰微，諸侯有割據自守的心思，“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慾為公侯”，但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僭越稱帝的諸侯，仍是少之又少。即便袁紹、袁術在創業早期佔盡優勢，依仗其“四世五公”、門生故吏遍佈天下的出身，也很難與這股潛在的擁漢力量對抗。
正如袁術稱帝后，其昔日部將孫策便立即與之劃清關係，並在信中譴責袁術的僭越之舉：“董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興，亦猶未也。”正所謂“天下神器，不可虛幹”，以袁術的煊赫家世貿然挑戰漢室所剩不多的餘威，仍落了個眾叛親離的下場。“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甚至不用過度干預，就能遙控劉備、呂布、孫策等人對袁術進行毀滅性打擊。袁術大敗後，不得不接受現實，欲歸帝號於袁紹。而對這個“燙手山芋”，袁紹心中既有貪婪念想，又害怕遭人攻訐。主簿耿包主動為他分憂，密白曰：“宜應天人，稱尊號。”袁紹遂以此為由，將此事宣之於軍府。不曾想到，被袁紹引為心腹的諸僚屬竟不約而同地表示反對，袁紹無奈，只好“殺包以自解”。
影視劇中的袁術。來源/電視劇《新三國》截圖
有此前車之鑑，曹操心有慼慼，只能用“溫水煮青蛙”的辦法來一步步蠶食漢室。儘管漢獻帝在自己手中猶如提線木偶，但遭遇數次漢室舊臣反撲的曹操，仍不敢邁出最後一步，而是退而求其次，選擇“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並將這項重任留給了繼承人曹丕。強勢者如曹操，為何也不敢輕易代漢呢？對此，田餘慶先生指出：“東漢一朝儒學以仁義聖法為教，風氣彌篤，也影響著世家大族代表人物士大夫階層的心態和行為。他們以支撐不絕如線的東漢政權為己任，使改朝換代成為一種十分艱難的事。魏蜀吳三國的出現，都不是權臣乘時就勢、草草自加尊號而已，而是經歷了較長的孕育過程。這就是為什麼建安之政得以延續至二十餘年之久的原因。”
好在，曹丕在其父打下的基礎上終於邁出了最後一步。但是，曹氏父子也不得不做出妥協，曹操雖好法術、重刑名，但在晚年亦有改意之心，其子曹丕更是在奪嫡之爭中得到了世家大族的一致擁戴。在此基礎上，曹氏仍須以一種儒門世族都能接受的方式，來實現漢魏政權的平穩過渡。而這種政權更迭的方式，就是漢代以來被不斷宣揚、強化乃至深入人心的“堯舜禪讓”。
影視劇中的曹丕。來源/電視劇《軍師聯盟》截圖
朱子彥指出：“公元220年曹魏代漢，是中古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禪讓’，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衛廣來也認為，“漢魏嬗代，是儒學君位讓賢這一國家學說的第一次成功實踐，反映出中國王朝政治從此走向成熟，開始追求繼承基礎上的發展”。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七》亦云：“至曹魏創此一局，而奉為成式者且十數代，歷七八百年，真所謂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曹操、曹丕父子雖沿襲了王莽篡漢的“故事”，但與後者不同的是，曹魏政權並未在建立之後遭到大量擁漢力量的反撲，所以在後世看來，這種取代了“湯武革命”的辦法是行之有效的。自兩晉南北朝到五代北宋以來，禪讓便成了易代革鼎之際的最佳選擇。
而在漢魏禪代的“故事”中，對於投降皇帝的優待，也在短時間內被借鑑，這就是“二王三恪”。
所謂“二王三恪”，具體指前朝的奉祀者。古代王朝成立之際，為籠絡前朝遺民，宣揚其自身統治的正統性與合法性，往往會加封前代帝王的後裔。故擁有封國的“二王三恪”，能在一定程度上獲得政治或經濟上的優待。
所謂“二王”，典出《禮記·郊特牲》：“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而“三恪”見於《左傳·卷三六》載：“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當屬周王朝對前代的冊封。
周武王克殷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又“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可見周朝建立後，黃帝、堯、舜以及夏商王族的後裔都得到了妥善安置，擁有自己的封國。甚至商紂王之子武庚叛亂被平定後，周朝也沒有對商人後裔斬盡殺絕，而是將商朝舊都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封給商紂王長兄微子啟，使其建立宋公國，並特許宋國可以用天子禮樂繼續奉祀商人先祖。
商人後裔獲得土地、民眾與官爵，即證明了“二王三恪”制度在周朝已漸趨合法化。作為一種禮儀，它在後世也得到了繼承。漢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天子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孫正軍指出，這是“帝國時期第一次嘗試以賓禮對待前朝後裔。此後，二王三恪之禮漸趨成熟，併為歷代王朝所遵行”。
既然“二王三恪”已成為漢家典章制度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那麼曹氏父子在漢魏禪代之際，也應當考慮：將其吸納進禪讓流程中。這正是曹操雖多次剪除漢朝宗室，卻始終不曾對漢獻帝動手的主要原因之一。當然，如前所述，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擁漢”之心，與儒家提倡的和平方式完成政權更迭，同樣是保證漢室後裔能倖免於難的主要因素。
曹操畫像
然漢魏禪代不過數十年光景，又迎來了魏晉更替。有“鳩佔鵲巢”嫌疑的司馬氏在成功上位後，為堵住悠悠眾口，自然要對前朝後裔如山陽公、陳留王一脈繼續優待。同時，為了安撫吳蜀兩地的民心，孫劉兩家的後裔亦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優待。於是，便有了投降皇帝的“黃金時代”。
只可惜，這種狀態也並沒有維持多久。西晉建立後不久，即遇永嘉之亂，晉孝懷帝、孝慜帝先後為匈奴劉氏所俘，皆遇害，由此掀開了投降皇帝見誅的“黑暗時代”。衣冠南渡後，彭城劉氏漸掌大權，劉裕取東晉而代之，卻對晉恭帝痛下殺手，其餘晉朝宗室亦不曾倖免。南朝以降，武人軍功集團漸居高層，不服儒風，反而更習慣用蠻橫暴力的武力來解決問題。蕭道成立南齊後，亦依“劉裕故事”，廢殺宋帝，並屠盡劉裕後人。
儘管他們遵循的仍是“魏晉故事”，有頗為成熟的一套禪讓流程，但前朝末代之君往往名尊實卑，只作為“吉祥物”來見證新朝統治者的崛起。而且，就算前朝後裔能僥倖成為所謂的“二王三恪”，也往往會受到嚴格監控，不知何時就暴死宮中。諷刺的是，他們的死亡才是新朝用來作秀的“重頭戲”。前朝之君享有國葬之禮，這禮儀愈是莊重盛大，便愈發體現出新朝的“寬容大量”。反倒是距離本朝較遠的前朝後裔，生存的幾率會更高。如魏元帝曹奐不知隔了多少輩的後裔，還曾以陳留王的身份出現在晉宋、宋齊禪代之際，並充當領銜勸進的角色。蕭齊後裔巴陵王，也曾活躍在陳文帝時代，被朝堂大勢裹挾，為陳昌請封。
可若再往後，就連禪讓也成了名義上的“模板”。彼時，前朝後裔能夠苟全性命，便已是萬幸了。
參考文獻：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7
趙翼撰，王樹民校《廿二史札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6.04
衛廣來《漢魏晉與皇權嬗代》，上海：書海出版社，2002.04
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04
朱子彥：《漢魏禪代與三國政治》，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3.05
田餘慶：《秦漢魏晉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14.04
孫正軍：《二王三恪所見周唐革命》，《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4期
謝翀：《南朝時期“二王三恪”考論》，《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
堀敏一：《曹操政権と豪族》，《明治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紀要》，1996
古橋紀宏：《漢魏の経學の変化と鄭玄・王粛の禮學》，《香川大學教育學部研究報告》，2019
*本文系“國家人文歷史”獨家稿件，歡迎讀者轉發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