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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每年產生約84億噸廢物，總量是中國的3倍，人均年垃圾產量約26噸。弔詭的是，美國環境問題似乎並不嚴重，日本的情況也大抵如此，這是因為發達國家並不在國內處理海量垃圾，而是通過各種渠道將垃圾轉移到發展中國家。
當今世界面臨生態危機的嚴峻挑戰，儘管造成危機的原因是複雜多樣的，但戰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奉行的生態殖民主義，卻是危機加劇的重要肇因。與以赤裸裸地佔領殖民地為核心的傳統殖民主義不同，生態殖民主義是一種以間接“生態”殖民取代直接“物理”殖民的殖民主義新形態，是資本主義試圖突破資源限制和空間障礙，來實現剩餘價值最大化的經濟政治行為。
殖民主義主要出現在新航路開闢後，原始形態是15世紀末西班牙、葡萄牙等國海盜式的“殺人越貨”，其歷史形態隨資本主義制度的演進而嬗變，產生了生態殖民主義。二戰後，隨著亞非拉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漸入高潮，傳統“炮艦與刀槍”的殖民方式已是窮途末路。但資本在全球加速擴張以攫取超額利潤的衝動並沒有改變，隨後披著“文明”外衣的生態殖民主義逐漸發展並迅速壯大起來，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剝削和壓迫發展中國家的重要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生態殖民主義在不同時期的表現方式具有差異，但並非涇渭分明，反而交織遞進。可以說，生態殖民主義集歷時性和共時性為一體。
生態殖民主義契合資本全球化擴張的動機，是資本邏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變種，與傳統殖民主義相同的是，均受資本逐利性驅動。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動只能是發財致富，也就是使自身變大或增大”，因此“生產剩餘價值或賺錢，是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生態殖民主義絕非為了幫助落後國家和地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而是將過去的“殖民地”和“特權界”轉化為“資源地”和“汙染池”。
生態殖民主義不同於重商主義、工業革命和帝國主義時代粗暴的傳統殖民主義。相較於後者的佔領、豪奪、殺戮等手段，它主要表現為“軟侵略”，即採取柔性乃至貌似“合法”的手段，隱蔽地剝削和壓迫其他國家，而資本全球化則為這種“軟侵略”提供了便利。二戰後，全球迎來一個總體和平的環境，大量資本由“戰時”資本向“承平”資本轉變，它們更加渴望在世界範圍內尋找新的增殖點和增長極。隨著1944年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和1947年《關稅及貿易總協定臨時適用協定書》的簽署，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金融體系、分工體系和貿易體系初步形成。這為資本的跨境跨區域流動掃除了障礙，有利於西方發達國家在世界範圍內掠奪資源和財富。
事實上，西方發達國家正是藉助在世界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利用發展中國家融入國際體系、求得生存空間的訴求，迫使發展中國家長期作為經濟結構單一的農業國和資源出口國，任其索取生態資源。發達國家無恥地宣稱，這符合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能夠提高生產效益，是不同類型國家發揮比較優勢的最好制度安排。事實上，這種安排形式看似以錯位發展實現合作共贏，實則剝奪了發展中國家獨立自主發展的權利，使其只能犧牲本國生態環境，為西方發達國家提供自然資源，生態殖民主義“軟侵略”的迷惑性和危害性就在於此。
掠奪自然資源特別是關鍵資源和能源，是生態殖民主義的慣常行徑，但不同於傳統殖民主義的直接掠奪，其通過操控自然資源的開採權、加工權甚至交易權，企圖使發展中國家永久淪為其經濟政治附庸。
二戰後，石油成為重要的戰略資源，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為加強對石油產地的控制不惜多次發動戰爭。1948—1982年發生的五次中東戰爭，都隱藏著石油紛爭的暗影，有學者甚至把中東戰爭稱為“石油戰爭”。1991年，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對伊拉克發動的海灣戰爭，更是典型的“石油戰”，其目的是操控中東的主要產油國，使其服從於美國的能源體系需要。正如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對這場戰爭的評價：“既不是為了民主，也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石油。”進入21世紀，美國悍然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以及由其煽動和參與的敘利亞戰爭、利比亞戰爭，無不瀰漫著“石油戰”的濃厚味道。通過軍事和外交手段，西方發達國家擴大了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進而加重了在石油產業的話語權。
除直接對資源產地施加影響外，西方發達國家還通過垂直分工體系和技術壁壘操控資源開發，企圖使發展中國家淪為單純的資源出口國。例如，對地下蘊藏著豐富“黑金”資源的中東地區，無論美英還是法德的壟斷資本，均希望該地區永遠只有“原油國”而非擁有完整石油工業體系的國家。因此，他們壟斷關鍵的煉油技術，使中東石油出產國無法開展效益更高的原油深加工。拉美地區也存在類似情況，儘管一些國家盛產礦石，但因冶煉技術被西方壟斷而無法推進深加工。在這種情況下，這些資源產地只能出口附加值較低的初級資源產品，使西方發達國家以低廉的價格獲得自然資源。
在生態殖民主義的影響下，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遭受了“資源詛咒”效應。哪裡資源豐富，生態殖民主義者就湧向哪裡搞投資。然而，這些壟斷資本不僅沒有幫助發展中國家把資源稟賦轉化為經濟優勢、改善當地民生，反而帶來了貧窮和戰亂。正如《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文章所說，“那些經濟依賴出口石油、天然氣或者萃取原料的發展中國家，可能變得貧窮、獨裁、腐敗以及被內戰所擊毀”。
20世紀下半葉，西方發達國家通過控制產業鏈佈局，將高汙染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使其淪為“汙染集中營”。相對於掠奪自然資源，這種手段更具隱蔽性和迷惑性。
向發展中國家直接出口各種工業廢料或電子垃圾，是生態殖民主義轉移汙染的直接方式。根據有關數據，美國每年產生約84億噸廢物，總量是中國的3倍，人均年垃圾產量約26噸。弔詭的是，美國環境問題似乎並不嚴重，日本的情況也大抵如此，這是因為發達國家並不在國內處理海量垃圾，而是通過各種渠道將垃圾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通過這一方式，發達國家既可保障本國充分消費又能實現“垃圾變現”，這是對發展中國家隱性的生態掠奪。一些發展中國家已認識到“垃圾轉移”背後的生態殖民本質，並對“垃圾轉移”進行限制。例如，中國2020年出臺的《關於全面禁止進口固體廢物有關事項的公告》明確規定，自2021年1月1日起禁止以任何方式進口固體廢物，禁止境外固體廢物進境傾倒、堆放、處置。繼中國之後，印度也宣佈排斥“洋垃圾”。然而，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理所當然地將發展中國家視為垃圾的轉移地和處理場，在發展中國家相繼拒絕“洋垃圾”後，西方輿論妄言垃圾分類勢必將因此遭受滅頂之災，他們心中根深蒂固的生態殖民思維由此可見一斑。
1984年12月3日，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爾市投資建立的大型農藥廠發生毒氣洩漏事故，造成嚴重汙染和人員傷亡。圖為博帕爾毒氣洩漏事件遇難者的遺體 視覺中國/ 供圖
西方壟斷資本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辦廠、輸出汙染型企業，把汙染排放移出本土，是生態殖民主義轉移汙染的間接方式，本質上就是轉嫁環境汙染的負面效應。根據有關資料，二戰後日本將60%以上的汙染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和拉美地區；美國則將39%的高汙染產業遷往發展中國家。儘管在全球發展水平不均衡情況下，產業轉移是一種規律性現象，但在實踐中卻成為惡意轉嫁汙染的手段。拉美地區是這種惡意轉嫁的典型受害者。該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現代工業所需要的20多種礦產元素幾乎均有分佈，然而西方壟斷資本在當地投資辦廠後，該地區並未走上發展之路，反而陷入貧民窟遍地、基礎設施匱乏和生態破壞嚴重的“拉美困境”。這一困境並非拉美地區獨有，一些亞非國家也陷入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輸”局面，淪為西方發達國家的“垃圾場”。
21世紀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獨立性顯著增強，一批新興市場國家群體性崛起，西方發達國家赤裸裸的資源掠奪和汙染轉嫁難以為繼。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以生態保護為藉口，玩弄規則，在環保問題上搞“雙重標準”，企圖維持其優勢地位，繼續進行經濟和生態剝削。
生態殖民主義通過“碳政治”話語延續和拓展不平等的國際經濟政治舊秩序。“碳政治”發端於20世紀60年代歐美世界的綠黨政治和左翼運動，最初願景是減少發達經濟體汙染排放和減緩全球氣候變暖。但在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體系下，“碳政治”卻被西方發達國家褻瀆，成為實現其狹隘利益的意識形態策略。一方面，他們打著“碳政治”的環保旗號來安撫內部的綠黨運動；另一方面，假借“碳政治”的減排之名，將其用作阻滯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的政治、外交手段。對經歷三次工業革命、率先實現工業化且國民生活水平普遍較高的發達經濟體而言，彷彿“有資格”在國際場合上高談闊論全人類環保。而佔世界人口絕對比例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總體上處在後髮狀態，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仍是第一要務，需要平衡環境與發展的關係。
更重要的是，西方發達國家並非真正關心生態問題。1997年簽訂的《京都議定書》在美國和加拿大遭粗暴對待，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難有成效，2019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延期兩天仍然“分歧大於共識”，2021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依然延期且“爭吵異常厲害”，其原因就是西方發達國家既拿“碳政治”佔據道義制高點，又拒絕承擔應負的國際責任。他們推行“碳政治”的核心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延續國際經濟政治舊秩序。就2019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而言，發達國家普遍持較高基調、大談碳排放權，實質上則是利用自身先發優勢避重就輕，既想逃避歷史責任又不願向發展中國家兌現承諾的氣候補貼，蓄意把氣候變化這種科學問題泛化甚至濫用為政治問題。這最終導致會議延期兩天閉幕，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矛盾難以彌合。
生態殖民主義通過綠色壁壘和技術鴻溝推行逆全球化，維護不公平的經濟政治秩序。當在國際貿易中佔據優勢地位時，西方發達國家就高喊自由貿易和互利共贏口號，熱衷到發展中國家投資辦廠、開礦置業甚至設置一定級別的研發中心，充分利用當地廉價的資源和勞動力攫取豐厚利潤。相反，當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與他們形成競爭時，西方發達國家就會推行所謂的環境（綠色）壁壘來排斥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對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鏈進行滋擾制裁，以期延續“中心—外圍”、“自主—附庸”的國際經濟政治舊秩序。如德國“藍色天使體系”和加拿大“環境選擇計劃”，通過立法或技術標準制定具有隱蔽性、排他性的市場準入政策，最終成為重點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環境貿易壁壘。
生態殖民主義通過設置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二元悖論”議題，變相宣揚“西方中心論”。西方發達國家實現工業化後，不願看到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會削弱他們的影響力和控制力，同時發展中國家環保意識的增強，也會增加其在這些國家的投資成本。因此，他們在國際事務中蓄意建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二元悖論”話語陷阱，阻斷後發國家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模式。例如，西方輿論近些年一直圍繞“中國人吃肉”這一生活話題帶節奏，有預謀地將其引流至全球變暖問題上。2018年美國《大西洋月刊》妄稱“中國對肉的喜愛威脅到了綠色環保運動”，2021年美國《時代》週刊鼓譟“中國畜牧業規模減半將減少10億噸二氧化碳排放”，近年來英國《衛報》和《經濟學人》甚至揚言“中國對巴西牛肉的需求引發‘吃光雨林’風險”。事實上，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均碳排放量遠高於發展中國家，從歷史和現實看，他們才是世界生態環境惡化的罪魁禍首。
生態殖民主義惡行累累，不僅嚴重破壞了全球生態，還企圖延續不平等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但其頗具迷惑性和欺騙性，使用貌似“合法”的手段掠奪自然資源，精心炮製話語陷阱阻礙發展中國家發展。面對這種情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生動實踐，打破了生態殖民主義精心設置的重重陷阱，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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