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恃強凌弱”的酒桌上，面對各種花樣的勸酒乃至灌酒，被動痛飲以迎合領導或客戶……酒桌文化的種種“規矩”或“人情”，時不時作為“文化糟粕”受到口誅筆伐，年輕人不僅反感酒桌上嚴重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也充分意識到大量攝入酒精對身體的傷害。
已有諸多研究和統計數據揭示了過度飲酒對個體和社會的傷害。2018年，醫學雜誌《柳葉刀》刊登了一篇廣為人知的文章，文章指出，飲酒是威脅全球人類健康最嚴重的因素之一，與全球15-49歲人群中近10%的死亡有關，“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最安全的飲酒量是0，即滴酒不沾。”
既然酒精有百害而無一利，但用酒精麻痺自己的做法為什麼延續了數千年仍未有斷絕的跡象？知名漢學家、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傑出大學學者和哲學系教授森舸瀾（Edward Slingerland）梳理了大量跨學科文獻，在《我們為什麼愛喝酒》一書中主張，人類在文明早期就意識到了喝醉和興奮有充分的文化原因，醉酒的收益比其代價——如嘔吐、疾病、打鬥爭吵、非法性行為——更明顯和可欲。
《我們為什麼愛喝酒：酒精如何決定人類社會成敗》
[加]森舸瀾 著 陶然 譯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3-4
人類生產酒精飲料最早的考古證據，指向公元前7000年左右的中國黃河流域。在那裡發現的新時期時代早期村落的陶片含有葡萄酒的化學痕跡，這種酒由野生葡萄和其他水果、大米及蜂蜜製成。新石器時代，全球各地的人類聚居地都有釀酒的實踐，而在那些沒有酒精的地方，人類也通常會積極地尋找有麻痺或致幻效果的替代品。
在太平洋地區，卡瓦是首選的麻醉品，卡瓦取自一種人工集中培育的作物的根部，具有麻醉和催眠作用，是一種強效的肌肉鬆弛劑。歐亞大陸的人類吸食大麻已經至少有8000年的歷史，在無法獲取大麻的地方，人們使用菸草。澳大利亞土著生產“皮圖裡”，是一種由麻醉劑、興奮劑和木灰組成的混合物，像咀嚼菸草一樣使用它。北美土著社群發展出了高度複雜的菸草種植和區域貿易系統，考古發現的菸斗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公元前1000年前。
從古至今，麻醉品的生產和消費就在人類文化生活中佔據核心地位，“無論在世界上哪個地方，只要你能找到人，你都會發現人們花了大量的時間、財富和精力，所求的無非就是爽一把。”
森舸瀾指出，許多人類早期神話都出現了飲酒的元素。蘇美爾神話認為是啤酒將動物轉變為了真正的人類。古埃及神話中，意欲毀滅人類的獅頭女神哈索爾被騙喝光了一整湖染成紅色、偽裝為人血的啤酒，酩酊大醉一睡不起，人類因此得救。許多文化中都有酒神或醉酒之神，比如希臘神話中的酒神狄奧尼索斯。神話揭示了酒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不可取代的位置，考古學家帕特里克·麥戈文（Patrick McGovern）因此曾半開玩笑地表示，應該將我們這個物種稱為“酒人”（Homo imbibens）。
但人類也從很早開始就意識到過度飲酒的危害並提出警告，歷史、文學典籍中的相關記載比比皆是。森舸瀾注意到，《詩經》中的《賓之初筵》就在勸導人們切勿在宴席上過度飲酒以至失態：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
式勿從謂，無俾大怠。”
酒池肉林的故事一直流傳至今。從太史公司馬遷撰寫《史記》到現在，中國人一直認為統治者酗酒是其生活腐化、國家岌岌可危的標誌之一。商朝滅亡後，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取而代之，當時的人反思商朝的滅亡原因，一篇題為《酒誥》的演講嚴厲批評了酗酒、淫亂、非禮的行為。演講者提出，飲酒者應該接受比流放更嚴厲的出發，任何被抓到飲酒的人都應該被處死。
森舸瀾指出，中國可能是最早有記錄試圖推行禁酒法令的國家，但和全球各地其他也曾施行過禁酒令的國家一樣，此類措施從未得到堅決施行。以伊斯蘭世界為例，早期的伊斯蘭教並不禁酒，但到公元632年先知時代結束時，伊斯蘭法律已經完全禁止飲酒。儘管有神學禁令，但伊斯蘭文化在執行禁酒令的嚴格程度方面歷來層次不齊。飲酒在私人住宅中是被允許的，尤其是在精英階層。在某些地方和時代，飲酒甚至在公共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蒸餾酒技術實際上就是在伊斯蘭世界發明的，“酒精”（alcohol）一詞來自阿拉伯語（al-kohl）。14世紀波斯偉大的抒情詩人哈菲茲（Hafez）宣稱，飲酒是人類的本質：
“葡萄酒像血液一樣在我的血管中流動，學會放蕩；
要善良——這比做一個不喝酒、不能成為人的野獸要好得多。”
所以，人類為何無法放棄喝酒呢？森舸瀾認為這事關人性和人類社會的組織模式。對於任何生物來說，物種延續都要適應特定的生態位（ecological niche），即為獲得生存資源和棲息地所發展出來的一整套生存策略。人類的獨特生態位是其群居和協作的能力。
“與奉行頑固的個人主義、進行無情競爭的黑猩猩相比，我們就像是傻乎乎的、搖尾乞憐的小狗，我們極其溫順，迫切需要感情和社會接觸，極易受到剝削，”森舸瀾寫道，“人類在群體中很強大，正是因為我們作為個體很弱小，可憐巴巴地渴望彼此聯繫，並且完全依賴群體生存。”
人類一方面需要大規模合作，另一方面也有著作為靈長類動物的自私本性，兩者之間存在張力。我們的確是靈長類世界中獨樹一幟的群居動物，相互依賴與合作的程度堪比蜜蜂或螞蟻，但我們依然是自私的、為了個人利益不惜背後捅刀子的猿類。這種緊張關係時不時造成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的衝突，我們稱之為“公地悲劇”或“搭便車困境”。但好在人類也不完全是被理性支配的動物，許多研究發現，人類會出於情感——愛、忠誠或友誼——信任他人，甘願付出，從而令集體獲益。
這就是酒發揮重要作用的地方——讓飲酒者暫時放下理性計算，喚起情感。人類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大腦中的灰質密度會降低、白質呈線性增加，大腦中負責認知控制（cognitive control）的區域PFC趨於成熟。PFC決定了我們保持專注、抵制分心和誘惑、調節情緒的能力，這些能力固然很重要，但也往往是讓我們“想太多”、陷入理性計算的“罪魁禍首”。酒精能夠抑制和下調PFC的功能，暫時放鬆那些創造力、文化開放和社群紐帶的阻礙。森舸瀾指出，舒緩或抑制PFC能讓我們更有趣、更有創造力、更情緒化也更容易信任他人。這或許是酒神狄奧尼索斯在拉丁語中有另外一個名字Liber的原因——Liber的意思是“自由者”。
“如果你打算在一個擁有成年人的身體、能力和資源的人身上，在短時間裡創造一種易於接受、靈活、孩子氣的心智，酒精是一個優雅且方便的解決方案。”
因此，最新的人類學理論將酒精視為增強社會團結的工具，它能幫助個體和群體減輕壓力或焦慮，讓人們得以在充斥著陌生人的、等級森嚴的大規模社會中更好地相處。從這個角度來說，“酒後吐真言”確是一個真理，當人們發現飲酒後更容易卸下心防，酒就成為了難以割捨的社交潤滑劑。森舸瀾認為，儘管古代人不理解現代神經科學或社會心理學知識，但古往今來各個文化都隱約發覺，清醒、理性、精於算計的個人思想是社會信任的障礙，這就是為什麼酒桌文化源遠流長——在重要的社交場合、商務或政治談判和宗教儀式上，醉酒（甚至是嚴重的醉酒）都是常見的。如今頗被年輕人嫌棄的白酒或許曾在地緣政治博弈中發揮中重要作用，亨利·基辛格對鄧小平說過，“我覺得如果我們喝下足夠多的茅臺酒，可以解決任何問題。”
包括酒精在內的麻醉品對人類社會而言必不可缺，它們能增強創造力、減輕壓力、促進社會接觸、增強信任紐帶、建立群體認同、加強社會角色和等級制度。森舸瀾認為，在促進人類合作方面，酒精厥功至偉，“有鑑於此，世界各地的文化才迅速為酒精——文明的偉大推動者——注入了象徵意義。”他因此做出這個有趣的論斷，“空了酒瓶，始有文明。”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林子人，編輯：黃月、潘文捷，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