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士族官僚家庭的沒落

文丨張程

大中十二年（858）冬天，長安城的年輕書生崔文龜病倒了，第二年三月四日吐血彌留，向表兄弟元璐託付後事：

予之疾不可為也。前十一月時，賦詠題詩云：“惆悵春煙暮，流波亦暗隨。”予平生為文匝一笥矣，沒後為我編緝之，用此為記。

三天後，崔文龜病逝於“新昌裡僦第”，年僅27歲。元璐為其撰寫墓誌，感嘆：“子之行，子之文，不第不宦，不後不婚。”

崔文龜看似一個潦倒早逝、無家無後的落魄書生，實則出身中古時代的頂級門閥——博陵崔氏，家族前輩顯宦頻出，是一名地道的門閥子弟。他何以淪落至此，崔家又經歷了什麼樣的變故？

魏晉南北朝時期強盛的門閥貴族政治在唐代持續衰落，至唐末五代徹底退出政治舞臺。毛漢光將門閥貴族脫離郡望聚居到京城，依附中央謀求發展的現象稱為“中央化”，褪去貴族色彩跳轉到職業官僚軌道的變化稱為“官僚化”。唐代的門閥勢力便是沿著中央化、官僚化的趨勢螺旋式發展。在案例梳理方面，無論是具體家族的世系、房支、婚姻等史實，還是科舉、政局等與門閥政治的相互影響，學界都有持續的成果產出。文有餘意、史有遺珠，依託具體案例進行長時段考察，依然有助於推進我們對唐代社會變遷的認識。崔文龜所處的博陵崔氏一脈的命運，可以作為窺探唐代門閥士族演變規律的一個窗口。幸運的是，崔文龜的《唐故鄉貢進士博陵崔君墓誌銘》和新刊佈的、其父崔周衡的《唐故尚書都官員□□（外郎）處州刺史博陵崔君墓誌銘並序》，以及既有成果為我們提供了一窺究竟的可能。

奮於功名：崔氏父子生平與仕宦

崔周衡、崔文龜父子系出赫赫有名的博陵崔氏，“崔氏世德，官族耿耀，盛□冠於他姓，著於史冊”，世系可追溯至博陵崔氏二房的崔承福。崔承福大約生活在唐高宗時期，太中大夫、左司郎、齊潤等五州刺史、越廣二府都督，封博陵郡開國公，贈汴州刺史。崔承福生四子，分別為先意、先志、先事、先知。長子一支：崔先意官朝議大夫、鄧州刺史；子崔巘官朝議大夫、鄭州長史、贈左散騎常侍；孫崔淙，元和初年工部尚書致仕；曾孫崔杞尚順宗女東陽公主，官兗海沂密觀察使。次子一支：崔先志事跡不詳，但其長子崔峋官居秘書少監，娶楊貴妃之姊韓國夫人為妻，所生一女為代宗妃。四子崔先知一支事蹟不詳。

崔周衡出自三子崔先事一支：“曾大父□□長史，諱先事。大父太子洗馬，諱嵛。父湖州司馬，贈亳州刺史，諱昶。”崔文龜的墓誌記載完全相同。綜合墓誌記載判斷，崔昶娶中古另一門閥——京兆韋氏女子為妻，生五子六女。五子中可考的有崔周衡、崔周彥，六女中僅知一女嫁入河南元氏，生崔文龜表兄弟元璐。

崔周衡，是崔昶第四子，同樣與京兆韋氏聯姻，娶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韋表微之女為妻。韋表微活躍於長慶、寶曆政壇，兩《唐書》有傳。其“秩正貳卿，命服金紫，承遇恩渥，盛於一時”，在敬宗、文宗皇權交替期間一度與宰相之位擦肩而過。唐代頂級門閥聯姻對象固化、婚姻通常親上加親，崔周衡母、妻都出自京兆韋氏，可添一個例證。

通過家世的考訂，可知發展到崔周衡一代，其家庭還籠罩在門閥政治的光芒之下，祖蔭未消，祖、父都是中級官員，尚可在士族圈子內經營婚姻、編織人脈網絡。可門第光芒已經不能直接轉化為政治權力，唐代士族子弟必須奮戰於名利場、追逐權勢，保持家族地位於不墜。崔周衡選擇的是科舉入仕的道路，於大和七年（833）進士，時年43歲。

唐代的進士僅是官員出身，還需經歷漫長的守選、激烈的銓選才能獲得實職。謀職並非易事。安史之亂後，藩鎮勢力膨脹，分割朝廷用人權，通過入藩鎮節帥幕府再迂迴朝廷任職成為初入仕途者的終南捷徑，士人多以從諸藩府闢署為重。崔周衡便在進士高中的次年，“中書舍人張公元夫出牧汝南，首用為從事，授弘文館校書郎”。張元夫出任蔡州（汝南）刺史，啟用崔周衡為幕職（從事），併為其奏授了弘文館校書郎。這符合中唐後士人任職的慣例。校書郎為士人“起家之良選”，崔周衡也沒有辜負張元夫的信賴，堅持原則、恪盡職守，使得蔡州的“狡悍者卒不敢黷以事”。第二年（大和九年，835），崔周衡又獲得了擢升。墓誌記載：“故相國路公出鎮金陵，奏君為掌書記轉協律郎。”參證《舊唐書·路隋傳》可知，當年四月，路隋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等使。崔周衡的幕職升為掌書記，本官遷為協律郎。作為獲得出身僅兩年的職場新人，崔周衡的發展可謂飛速。

仕途開局順利，固然與崔周衡的才能有關，更大的助力來自岳丈韋表微。《新唐書·韋表微傳》記載了韋表微提攜路隋入翰林院的大恩：“後與處厚議增選學士，復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翁右，奈何？’答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出任翰林學士，是路隋仕途發展的關鍵節點。出鎮江南後，路隋投桃報李，反過來提拔韋表微的女婿當在情理之中。赴任途中，路隋病入膏肓，當年七月薨於揚子江之中流。崔周衡力挽狂瀾，幫府主料理藩鎮後事，“能抗邪謀，全相國始終之節，君之力也”。

路隋逝後，崔周衡經歷了短暫的“放志林籔，以墳史自娛”的日子，很快又迎來了更大的機遇：“故刑部尚書楊公帥左蜀，籍君之名，署為支使，授法寺屬官。”“楊公”即事後官至刑部尚書的楊汝士，開成元年（836）出任東川（左蜀）節度使。崔周衡的使職再升為節度支使，事無鉅細，料理妥當，“致楊公奏課之日，功軼群帥者，君之謀也”。上佳的家世、出身、業績，使得崔周衡內召為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歲滿除尚書刑部都官員外郎。這一系列崗位的任職時間應該都不長，他很快外任處州刺史。“縉雲甌越之東鄙也，民俗輕詐，號為難理”，崔周衡“變夷獠狙詐之俗，薰為大和。曾未十旬，而功利明著。”天不假年，會昌五年（845）二月，崔周衡歿於郡舍，享年54歲。

崔周衡並非達官顯宦，也談不上懷才不遇，在仕宦履歷、施政業績上都有可稱道之處。得益於家世背景，把握住時代機遇，他成功延續了家庭的政治角色、保持了不低的地位。崔周衡有二子，嫡長子便是崔文龜。

崔文龜，大和七年（833）生，8歲喪母，13歲喪父，與弟弟和三個姐妹由季父（極可能是崔周彥）撫養長大。崔文龜的發展環境遜於父親，父母雙亡，外祖父韋表微也已去世，叔伯和舅氏似乎還無法依靠，喪失了來自家庭的經濟支援和仕途助力。他對仕宦又非常熱衷，“謂惟名與爵，其爭至矣”，同樣選擇了父親的仕宦道路，追逐科舉入仕。從大中十年（856）始舉進士，連考三年，屢戰屢敗，直到十二年（858）病重，熬到大中十三年的春天病逝。

崔文龜的科舉時運不如父親崔周衡，更不用說仕宦成就了。唐代入仕途徑眾多，科舉之外的一大渠道就是門蔭。唐人依據直系前輩的權勢和官品，獲得官員資格乃至直接為官，稱為門蔭。這是官員的政治特權，帶有濃厚的貴族政治色彩，明顯有利於士族子弟。鑑於科舉錄取者每年不過二三十人，門蔭入仕者構成唐朝官員群體的主體，但在元和、大中以後越來越不被看重。憲宗朝以後，門蔭子弟幾乎退出了高級官僚隊伍。科舉出身者佔據了權力金字塔的頂端。文宗朝即有俗語：“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太平廣記鈔》）有志仕宦者無不奮戰考場。崔文龜曾比較過科舉與門蔭入仕：

人能弘道耳，名不足以大已。予苟從門蔭調一尉，月有癝祿，可以奉蒸嘗、了嫁遣。此外恣觀古人之道，棲心於筆硯間。內與骨肉歡，外與朋友信，吾尚奔趨於鄉里之選乎？

這段內心自白蘊含豐富的歷史信息。首先，崔文龜對門蔭似乎有一種可望而不可得的豔羨，表明他不具備門蔭的資格。門蔭以祖、父本品為依據，則儘管崔周衡職事官（處州刺史）為上州刺史、從三品，但本品尚不至五品。元璐稱“我舅處州，郎位而已”，將崔周衡框定在從六品的員外郎階層，可做旁證。雖然郎官是清官美職，假如崔周衡有超越五品的散階，他們父子的墓誌斷不會都隻字不提。考諸制度條款，崔周衡也不夠晉階至五品的資歷。他進士出身，“進士、明法，甲第，從九品上；乙第，從九品下”，因此起家散階為從九品。散階以勞考進敘，“凡居官必四考，四考中中，進年勞一階敘。每一考，中上進一階，上下二階，上中以上及計考應至五品以上奏而別敘。六品以下遷改不更選及守五品以上官，年勞歲一敘，給記階牒。考多者，準考累加”（《新唐書·選舉志》）。刨除守選和中間停頓，崔周衡歷官僅約8年，且沒有破格加階記錄，本品可能停留在七八品區間，遠不到蔭子的標準。

第二，入仕方式的變化帶來了門閥士族在科場的激烈競爭，其中既有士族子弟的力學篤行，更有門閥勢力對科舉公正的侵蝕。元和前後，門閥士族入仕發生了較大變化，從制舉與門蔭結合轉向以科舉進士為主。頂級士族也不例外，比如滎陽鄭氏在德宗朝以後位列宰相的共12人，除了鄭覃為門蔭入仕、鄭涯出身不明外，其他10人都是科舉進士及第（楊豔敏：《隋唐滎陽鄭氏的衰落問題研究》）。“進士第成為大士族振興或延續其家族的重要因素”（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入仕方式的改變帶來了激烈的圈內競爭，門閥士族憑藉文化、聲望、權勢等方面的既有優勢排擠寒族、平民，把持科場。崔文龜應試時期，“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俊造，十棄六七”（《唐語林·方正》），甚至出現“牓出，率皆權豪子弟”的極端情況。

崔文龜是新規則的“失敗者”。墓誌記載：“三歲連黜，識者嘆異。君愈精克，未嘗有慍色而流競於時焉。”他的廉明克己和不“流競於時”可能是品性使然，但不能排斥缺乏家族助力。崔文龜這一支“博陵崔氏”發展到他這一代，孤苦的現狀和顯赫的先祖形成鮮明的對比。唐代以當朝冠冕衡量士族，高宗朝重修《氏族志》“以後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凡九等”，仕唐“得五品官者，皆升士品”。毛漢光立足大量案例提煉為“三世五品官”的士族標準。嚴格套用這一標準，崔文龜其實已經被“剔除”門閥士族行列了。這種“剔除”體現在科舉上，就是崔文龜沒能成功行卷、自薦和引起權貴的青睞。

晚唐士族子弟的仕進，並非落實一個單面相的制度，而是一項多面相的系統工程。自身因素與父祖權勢、官品、門第等外部因素組成仕宦合力，這也是士族“官僚化”趨勢的一個側面。崔周衡是在上述合力作用下，自奮於仕途；崔文龜則缺乏這種合力的託襯，孜孜求仕而不得。崔文龜如果有子侄，下一輩仕宦的難度將更大。如果沒有特殊機緣，崔氏此一房支將加速衰敗。

新昌之選：崔氏父子的交際與派系

墓誌中還有一個“細微點”：崔文龜病逝於長安新昌裡所租宅第。在人生的最後幾年中，他極可能於此處出租房內忙於應試趕考。新昌坊為長安朱雀大街東第五街第八坊，東界郭城東壁，東南出延興門。作為奮於功名的年輕書生，崔文龜為什麼不租賃長安城東北部靠近大明宮和皇權的權貴街區，或串連東西市的春明門-金光門繁華大街，或朱雀大街南部疏朗幽靜、租金低廉的坊第，而是新昌坊呢？

崔氏父子仕進的時代幾乎與牛李黨爭時間重疊。牛李兩派，黨同伐異，形同陌路，乃至在地理空間上表現為黨羽之間比鄰而居。長安城的新昌坊就是牛黨人士的重要據點。牛黨領袖牛僧孺居住在新昌坊的西北隅。此外，“新昌楊家”是本坊最顯赫的家族，代表人物便是牛黨核心人物楊於陵、楊嗣復。新昌坊以北的靖恭坊居住著與楊於陵父子同出弘農楊氏越公房、同為牛黨核心的“靖恭楊家”：楊虞卿、楊汝士、楊漢公等。其中，牛僧孺與楊虞卿的宅邸隔街相望，築有樓閣方便日常聯繫。新昌坊的著名住戶還有牛黨陣營的白居易、張仲方、裴向等。說新昌坊是牛黨在長安城的大本營，亦不為過。徐暢復原長慶、大和中科舉官僚在新昌坊內私人空間的遊宴場景與集會活動，揭示牛李黨爭期間居住空間成為長安城文人官員之間發生社會聯繫的新紐帶，甚至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們的政治立場與仕宦前景（《白居易與新昌楊家》）。崔文龜入住新昌坊，應當有融入牛黨、蓄力仕進的考量。

父親崔周衡生前便與牛黨一派多有勾聯，為兒子奔赴牛黨埋下了伏筆：第一，周家邀請段瓌撰寫崔周衡墓誌。段瓌和崔周衡早在鄉貢期間便相識，交誼長達24年。兩人“尤遊且久，而又詳其行業”。《新唐書·崔鉉傳》載：“鉉所善者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崔鉉出身博陵崔氏大房，會昌三年（843）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睦於李黨黨魁李德裕，屬於牛黨要員。楊紹復則是楊於陵之子。與他們政氣相通的段瓌也是牛黨人物。第二，首擢崔周衡的恩公張元夫是牛黨人物，且與弘農楊氏氣息相通。《唐摭言》雲：“太和中，蘇景胤、張元夫為翰林主人，楊汝士與弟虞卿及漢公，尤為文林表式。故後進相謂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第三，東川藩鎮幕府的經歷，是崔周衡重要仕宦節點。而提攜他的東川節度使楊汝士也是牛黨要員，同時是弘農楊氏越公房子弟。綜上可見，崔周衡的仕途受益牛黨良多，且與牛黨一派，尤其是與隸屬牛黨的弘農楊氏越公房子弟互動密切，定他為牛黨人士並不為過。

當然，崔周衡的人脈關係中也有幾位“不和諧”的人物。崔周衡岳父韋表微在翰林學士任上舉薦了韋處厚、路隋，後二者都位至宰輔。三人交誼不淺。有研究者認為韋處厚為李黨人士，支持這一論斷的重要史實有：韋處厚營救李黨核心成員李紳，並上《請明察李逢吉朋黨疏》攻擊牛黨結黨營私；韋處厚當政後恢復了為牛黨精簡掉的官僚機構和冗員。可是，韋處厚也上過《代裴度論淮西事宜表》《論裴度不宜擯棄疏》，為傾向牛黨的裴度呼籲，支持對藩鎮採取強硬態度，同時上《論左降官准舊例量移疏》，對困於黨爭傾軋的官員寄予同情。綜合韋處厚堅持原則、忠於任事的言行，我們可以認為他是一個不牛不李的超然人物，正如他暴斃後“頗協時譽，鹹共惜之”。同樣的人物還有崔周衡的另一位恩公——路隋。太和八年，李德裕連貶至袁州長史，路隋作為宰相，堅決不在奏狀上附署。如此看來，路隋站到了李黨陣營。其實，和好友韋處厚一樣，路隋“藏器韜光，隆汙一致，可謂得君子中庸而常居之也”，同屬超然人物，“輔政十年，歷牛、李、訓、注用事，無所迎將，善保位哉！”兩《唐書》將韋處厚、路隋同列一卷，除了二人皆以文才見長外，應當還有政治立場方面的考慮。

政治人物的派系歸屬是一件異常複雜的事情，在蔓延9世紀上半葉、政潮迭起錯綜反覆的牛李黨爭中明確派系絕非易事。並非所有人都是鮮明的牛黨或李黨人士，不少官員採取超然態度，或者存在立場的轉變。崔周衡的交際圈自然不可能精準侷限在牛黨範圍內，而是以牛黨一派為主兼及部分超然人物。這並沒有淡化他濃厚的牛黨色彩。

崔文龜成長的時代，隨著牛李兩黨黨魁的相繼離世，黨爭開始退潮，但並未消失。奮戰功名的士人尚需仰仗黨派的助力，得罪派系的後果非常嚴重。幾乎與崔文龜同一時間的著名詩人李商隱，因為牛黨的延譽得以登進士第，又中書判拔萃科，前途一片光明。李黨的河陽節度使王茂元闢李商隱為掌書記，奏授待御史，並招為女婿。“商隱既為茂元從事，宗閔黨大薄之……以商隱背恩，尤惡其無行。”之後，李商隱仕途停滯，屢次陳情都得不到同情，“牛、李黨人蚩謫商隱，以為詭薄無行，共排笮之”，終生“名宦不進，坎壈終身”（《舊唐書·李商隱傳》）。崔文龜功名未得，更不敢遊離於兩黨之間。

崔文龜應試趕考的唐宣宗大中年間，牛黨令狐綯掌握國柄，對前朝唐武宗李德裕主政期間的政策“撥亂反正”，大肆排斥李黨人士。李黨完全失勢。崔文龜必須仰仗和能夠仰仗的，只有牛黨了。父親崔周衡遺留的牛黨人脈，尤其是與弘農楊氏的親密關係，恰好為崔文龜尋求楊氏羽翼、牛黨助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應該是他在牛黨大本營、弘農楊氏根據地新昌坊賃屋而居的核心原因。

崔文龜入住新昌坊的另一個原因可能與外祖父京兆韋氏家族有關。新昌坊還居住著京兆韋氏的韋端、韋縝父子。韋縝官至太子賓客，開成初年逝於新昌坊。韋縝交遊廣闊，白居易《贈韋七庶子》、劉禹錫《傷韋賓客》都是寫給他的。博陵崔氏和京兆韋氏世代聯姻，與崔文龜同時代的韋諫，大中十五年（856）逝於長安，“公外族博陵崔氏”，墓誌撰寫者為小舅子博陵崔誼，可見當時崔韋兩族聯姻還相當普遍。雖然不能肯定韋縝與韋表微隸屬同一個房支，但與外祖同出一族又交遊廣闊的高官遠親同坊而居，對於孤苦伶仃的崔文龜而言，多少有所助益。

崔文龜於新昌坊僦屋而居，不是隨機為之，而是綜合家庭資源、當朝政局、政治風氣的現實抉擇，既是崔家父子“奮於功名”的邏輯延續，也是牛李兩派“黨同伐異”風潮的反映。

中流一葉：官僚士族家庭的敗落

當門第與權力脫鉤，門閥士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中唐以後在社會變遷、政治風潮、文化演進等多重力量的疊加作用下，這種衰落的趨勢大為加速。在唐安史之亂至唐末大約150年間，山東士族之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陽盧氏、趙郡李氏、滎陽鄭氏、琅邪王氏，關隴士族之京兆韋氏、隴西李氏、弘農楊氏、敦煌令狐氏、河東裴氏，出任五品以上官的人數都呈下降趨勢。其中，博陵崔氏自德宗朝開始衰落。趙郡李氏東祖房自唐高祖開始便一直呈衰落勢態。清河崔氏的命運略有起伏，自高宗中期至玄宗前期逐漸衰落；玄宗朝中期至肅宗朝有所回升；但代宗朝以後，其仕宦進一步衰落。范陽盧氏在武周後開始衰落，從僖宗朝後期至哀帝時期入仕率有所回升，但並未達到盛時的一半。（《隋唐滎陽鄭氏的衰落問題研究》）滎陽鄭氏從唐初至德宗朝前期仕宦房支持續減少，入仕率持續降低，中高級官員所佔比重繼續下降。從德宗朝後期至唐末，滎陽鄭氏的中高級官員所佔比例較前一代有所增高，但仕宦房支數量達到北朝以來最少，最終完全衰落了。滎陽鄭氏的衰落亦代表了其他門閥士族的衰落。

為因應形勢變化，尤其是應對指向強化中央集權的制度革新，唐代門閥士族或主動或被動地做出改變，以維持家族的權勢和地位。毛漢光注意到了蘊含其中的“中央化”與“官僚化”兩大關鍵趨勢。中央化是指門閥士族脫離郡望所在，家族重心由世代所居的鄉里轉移到兩京，在地理空間上聚攏到皇帝周圍。這是隋唐開始強化的官員任期制、迴避制和漫長的守選等制度塑造的客觀結果。崔周衡“歸窆於萬年縣少陵原先墓之側”，崔文龜“葬於京兆府萬年縣洪原鄉曹村少陵原”，顯示他們這一房支已經在長安東部的少陵原形成了家族墓地。士族子弟既沒出生在郡望地，也不歸葬於斯，與故土的聯繫日益淡薄。所謂的“博陵崔氏”對於崔文龜而言，僅僅是一個榮耀的名號罷了。

中央化後的士族成員的不穩定性更加明顯，只能更加專注於進入官員序列來彌補遠離故土造成的基礎缺失。他們進一步轉變為以科舉入仕、憑勞考敘進的官僚士大夫。“擢進士第”“闢諸使府”“自奮於功名”等成為晚唐士族官僚常見的人生關鍵詞。其中，舍門蔭而戰科舉，是“官僚化”最首要，也是最鮮明的特徵。“新昌楊家”起於楊於陵以科舉致顯宦，定居於新昌坊。他的兒子楊嗣復同樣科場高中，在開成年間位至宰相。崔周衡岳父、京兆韋氏韋表微年少時“克苦自立”，著書立說，以科舉入仕、以文才立朝。其子韋蟾，“進士登第，鹹通末為尚書左丞”。崔周衡父子也已經嵌入科舉官僚的模子。崔周衡“自知讀聖賢書，發為文章”，“既釋服，遂遊名場”；崔文龜勤學多產，“生平所為古文七十首，賦十首，謌詩八百二十首，書啟文志雜述共五十三首。又作《玄居志》十八篇，擬詩人之諷十篇，尚未絕筆。”只可惜科場不利，不為人知。

毛漢光將這些涉足科舉維持家族成員的高入仕率，以鞏固家族政治地位的門閥士族，稱為“官僚家族”。具體到大家族的各方各支，比如崔周衡、崔文貴一支，可謂是“官僚士族家庭”。隨著唐代中央化、官僚化趨勢不斷加劇，官僚家族對皇權表現出高度的依賴性。京城是一座處處彰顯皇權、一切圍繞皇帝運轉的大都市，中央化的官僚家庭棲息在皇權的耀眼光芒之下，郡望與門第的光彩相形見絀。家庭生活也不得不貨幣化、市場化，脫離了在原聚居地雄厚的物質支撐，逐漸仰仗於朝廷的俸祿與待遇為生。“長安米貴，居大不易。”為了支撐家族體面的生活，士族子弟們不得不向皇權低頭輸誠，換取官銜與物資。崔文龜的僦屋而居和奔波科場，就是中央化下的產物。這不是崔氏一家的境況，韓愈、白居易、杜牧等人也等有在長安城或“四處乞食”、或“求郡求祿”經歷。激烈的科舉考試、吏部選官的競爭，進一步逼迫昔日的門閥士族深度接入政爭，向皇權、勢家靠攏。這也加劇了晚唐的政潮洶湧、黨爭紛紜。然而，擁抱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完成中央化和官僚化的官僚家族“習慣於將政治生命和經濟生活緊密地與中央、兩京結合在一起，他們對中央政權的依賴性是顯而易見的，這也使他們更容易受到政治的打擊和影響”。（張葳：《唐中後期的官僚家族與科舉》）

晚唐的政治風潮很多，有朝藩爭鬥、宦官攬權、農民起義等等。崔周衡迎頭撞上的是牛李黨爭。他的仕宦生涯成也黨爭、敗也黨爭。他進士及第後，迅速得到牛黨節帥的闢聘，官職穩步上升。尤其是東川節度使楊汝士對崔周衡的提攜，讓他得到了政務鍛鍊，並順利引起朝廷注意，內召為京官。入朝後，崔周衡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尚書刑部都官員外郎。考慮到楊汝士開成元年（836）出鎮東川，崔周衡會昌四年（844）外放處州刺史，期間他保持了一兩年一升遷的速度，堪稱青雲直上。尤需注意的是，彼時崔周衡的官曆符合中晚唐理想的官員升遷捷徑——“八俊”：

宦途之士，自進士而歷清貴，有八俊者：一曰進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書、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監察御史、殿中丞不入；五曰拾遺、補闕不入；六曰員外、郎中不入；七曰中書舍人、給事中不入；八曰中書侍郎、中書令不入。言此八者尤為便捷，直登宰相，不要歷餘官也。（《封氏聞見錄》）

此宦途八俊路徑是從眾多仕宦成功者的履歷中歸納總結而來的，並大抵從大曆、建中年間開始成為普遍的社會價值認同。崔周衡成功地踩踏在第六階段，離成為皇帝近臣、操草詔（中書舍人）、封駁（給事中）大權近在咫尺，日後拜相（中書侍郎、中書令）亦未可知。據墓誌描述，崔周衡在御史臺任職期間，“抉奸持法，無所畏避，連鞠大獄，鹹造於理”，政績可謂斐然，為日後升遷打好了基礎。出人意料的是，新任都官員外郎不久，崔周衡卻“出守縉雲郡”，外放江南處州刺史。除少數輔、雄、望、緊州郡外，唐代郎官外放州郡，實質是左遷。處州（今浙江麗水）遠離長安數千裡，當時尚不算繁華，刺史自然不是好缺。年代略早的永貞革新失敗後，陳諫外放西鄰處州的台州司馬，便是作為對罪臣的處分。那麼，是什麼原因讓一個政壇的明日之星，突然折戟沉沙，貶謫海越東甌了呢？

崔周衡是牛李兩黨傾軋的犧牲品。他在朝為官期間，文宗駕崩、武宗即位，人事更迭、政策轉向。開成五年（840）正月，唐武宗即位，七月召李德裕入朝，九月授他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黨開始了長達五年左右的掌權期，有意識地清理牛黨人士。作為牛黨新進，又佔據美職要缺的崔周衡，自然就成為了李黨排擠的對象。他列居朝堂的最後歲月，困於黨爭，應該過得並不舒心。同為牛黨人士的段瓌在崔周衡墓誌中寫道：“君剛毅潔白，當官不阿”，“雖權悻之徒，虎視狼攫，陰欲移其志而終不可奪。”當屬春秋筆法，意有所指，可惜後人已經無法確知當日的明爭暗鬥。對於崔周衡的貶謫，“求端之士，鹹惜其去”。他卻淡然說道：“焉有仕至二千石而不滿其志耶？”灑脫地赴任去了，“笑以即路”。崔周衡的“滿”與“笑”或許是迫於無奈的樂觀，也可能是如釋重負的解脫。

崔文龜困於黨爭不如乃父那般劇烈，但“寒困羇獨，室有未配”般的落魄與他沒能協調好與權貴的關係，跳出牛李黨爭的羈絆有莫大的關係。崔文龜是一個聰慧敏銳的年輕人，墓誌所載他病重前所作“惆悵春煙暮，流波亦暗隨”一詩，透露出對於世事的洞察、對於人生的感傷。元璐在墓誌中感嘆：“我舅處州，郎位而已。德如是，報如是，君今如是，則積善之應，又何言耶。”包含著對舅舅、表兄生不逢時、不顯於世的感慨。崔周衡一家是晚唐宦海奔波的眾多官僚士族家庭之一。崔家主動適應社會變遷，調試仕宦道路，力圖保持門楣，可惜猶如大江大河中的一葉小舟，為政治風潮所裹挾，最終落魄潦倒，不知所蹤。

當中古前期的門閥士族開始轉變為官僚家族之時，失敗的命運便不可逆轉了。雖然對於門閥士族的概念認定眾說紛紜，但這一概念的底層邏輯之一是獨立性，對於天然帶有集權傾向和排他性的皇權所保持的獨立性。故土的家產和人力資源奠定士族獨立的物質底氣，門第與權力的旋轉門設計保障了士族的政治地位，深厚的家學和文化傳承則塑造了門閥影響力。隋唐以來，科舉取士、人事權統一等制度釜底抽薪，抽空了門閥士族的獨立根基。士族子弟只能轉變為職業官僚。而官僚的本質是依附，依附於皇權，無論是權力還是待遇都仰仗皇權的賜予。他們缺乏獨立性，通過效忠、效力於皇權才能得以生存。晚唐門閥士族的官僚家族化恰恰是本體衰落的外在表現，也是根源。二者相互交纏，牽引著門閥士族不斷沉淪。儘管有少數官僚家族藉由官僚化在一定時期內維持住了門第與影響力，但官僚不能世襲，他們的權勢與富貴終究是有期限的，更毋寧說絕大多數士族子弟是在官僚化過程中如崔周衡、崔文龜一支這般失敗退場的。

囿於史料匱乏，我們無法探知崔周衡家庭更多代直系親屬的生平，無法還原崔氏父子與兩派的恩怨詳情，但崔周衡一家依然在大變革時代展現了士族子弟搏擊風浪的概貌，提供了觀察門閥士族發展橫截面一個鮮活案例。崔氏家史，清晰展現了中古精英階層“士族-官僚-個體”的變動軌跡。官僚士族家庭的沒落，是這條軌跡的後期片段。至宋代，崔、盧、李、鄭等頂級士族的後裔再不能以門閥相矜了。

士族官僚化是門閥勢力的迴光返照，是門閥勢力的絕唱。我們不否認其中出現了仕宦成就斐然的家族，更應注意到崔周衡、崔文龜父子的經歷才是歷史發展的主流。當“士族”與“官僚”這一對天然排斥的概念硬生生融合在一起時，在皇帝集權、藩鎮割據和唐末農民起義等外部的有力“助攻”之下，官僚沒有懸念地戰勝了士族。

將晚唐官僚家族在政治風潮中的凋零，放置在更長的時間線上觀察。“官僚家族”概念在唐宋是形同而實不同的。雖然都是通過科舉起家的職業官僚，看似是一個事物的發展與普及，但宋代的官僚家族並無明確的門閥譜系可以追溯，並且將注意力轉向地方，偏重於對地方社會網絡的經營。他們通過積累經濟資源，為子弟提供了充分的教育資源，創造出有利的發展環境，以維持家族在科舉競爭中的優勢，應對動盪起伏的政治形勢和局面，保存家族的實力和再起的機會。（黃寬重：《科舉社會下家族的發展與轉變》）這或許是他們從晚唐的前輩處學到的歷史教訓，並遺傳給了元明清的科舉官僚家族。

晚唐的官僚家族是一種歷史發展的中間形態，註定在政治風潮中失敗退場，並演化為兩宋之後的科舉官僚家族。從這個角度而言，崔周衡的家史僅僅是晚唐歷史的化石，是門閥士族最終衰落的證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