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成捷：賣身葬夫、改嫁救子——沒有資財的清朝寡婦

文丨[美]蘇成捷譯丨謝美裕、尤陳俊

貧困與官方所宣揚道德的侷限性

很多寡婦實際上並不具備捍衛清廷所極力頌揚的那種貞節的經濟能力。從案件記錄來看，寡婦為了替亡夫還債或辦理喪事而在他死後很快就改嫁的情形，絕非罕見。實際上，她將自己賣給新的丈夫，在與後者成親之前用所得聘禮來償還亡夫生前欠下的那些債務。我們可以從下面這份來自清代巴縣的契約中看出此種端倪：

立主婚出嫁文約

孫門餘氏今因夫身故，遺子孫文榜幼小，家貧無靠，難以苦守。有在城商民汪釗請媒證說成孫、餘二姓，餘氏自行主許與汪釗為配，遺子文榜、女二姑隨母帶至汪姓教育，交書聘定，甫養成人之後，孫姓歸宗，不得阻滯。當日請親友街鄰眾議，出備財禮錢二十六千文整，賬目除靈棺木追資費用。當日交足，開銷各項明白，認從汪姓擇期完聚。日後倘有本族孫姓伯叔人等不得別生異言。此係二家情願，中間無強逼情由。今恐無憑，立此婚約一紙為據。

永遠為照

媒證：親叔孫芳豦（代筆）、孫國甫（主婚）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立婚約人

孫門餘氏立

上述文字強調此份契約乃是寡婦主動自願地訂立，並特別言明她是“立”約之人。就此而言，這份契約不同於當時一般的婚約文書，因為後者從不以新娘的名義來撰寫。該契約的上述特點，意味著人們明白寡婦擁有那種受習俗和法律保障的拒絕再嫁的權利。

由於其亡夫家的姻親們太過貧窮而無力養活她及其子女，那些沒有財產的寡婦於是就帶著自己的孩子再嫁他人（如同上述那份契約中所約定的那樣），這種情況看起來頗為常見。我在清代檔案中看到過這樣的例子，寡婦讓自己後來再嫁的男子保證其亡夫之子不致被迫改從繼父之姓。

▲清朝婚禮

上述這份契約的目的之一是記下雙方商定的各種條件，以便在將來萬一鬧至官府時可借後者之力加以執行。另一個目的則可能是將寡婦的再嫁之舉予以正當化。上述這份契約將寡婦描述為迫於貧困和撫養幼子之需，才不得不放棄守節。這份契約還努力刻畫這名寡婦對已故丈夫的忠誠，亦即她是用再嫁所得的聘禮來償付亡夫的喪葬費用，而她本人雖離開了亡夫的家族，但會確保其子留在亡夫家族的血脈世系之內，故而保全了其宗嗣。換言之，在既有的物質條件下，她已竭盡全力做了一名節婦所應做的事情。我們無由得知這份契約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那名寡婦自身真實的想法；這種契約充其量只是可能記錄了她那已被層層（例如常見的書寫風格、契約的格式、為她代筆的男性等）過濾的“聲音”。即便如此，這份契約仍提示我們，當時的人們時常因為無法在自己生活中實踐正統的價值觀而心懷愧疚。

雍正十一年（1733）來自貴州遵義縣的一起案件，顯示了官方所宣揚的那種道德是如何不切實際。鄭氏之夫袁瑜（農民）於雍正十年（1732）去世後，她和四名幼子只好向孃家舅媽借錢度日。她的姻親們雖希望能幫到她，但實在因同樣家貧而自顧不暇。這名寡婦在允諾用將來再嫁時所得的聘禮來償付借款後，才為其亡夫賒到一口棺材。

然而，當她表示勉強接受再嫁後，鄭氏發現自己成了香餑餑，因為她生出兒子的能力有目共睹。由於這一原因，並且替她說媒的姻親也頗為其利益著想，鄭氏得以開出較好的再嫁條件。其中一名求婚者是她的表兄弟雷棟（35歲），因其妻“沒有生得兒女，見鄭氏兒子生得多，想娶他[她]做妾”。雷棟通過媒人表示願意出二兩銀子作為聘金。但鄭氏不願為妾，同時也擔心這樣嫁過去的話會對她的那些孩子不利。另一名更具吸引力的求婚者是鄒登朝（37歲），其妻已去世且未留下子嗣，故而鄭氏若嫁給他的話，則可享有妻子這種完整的身份。鄒登朝願意出五兩銀子作為聘禮，而這個數額足以清償鄭氏之前欠下的那些債務。鄒登朝還表示願意撫養鄭氏的那些兒子，且會讓他們保留其生父之姓。鄭氏對此表示接受，於是在她的第一任丈夫過世約六個月後，她再嫁給鄒登朝為妻。

後來鄒登朝被控殺人（被鄭氏拒婚的雷棟打了鄒登朝，鄒登朝在自衛時將雷棟殺死），知縣因此留意到鄭氏再嫁的時間。我們知道，清代的律典禁止寡婦在夫喪後三年內再婚。當知縣就再嫁的時間這一事實問題訊問鄭氏時，她試圖為自己辯解：

小婦人丈夫留下四個兒子，年紀都小，餓不過，日夜啼哭。小婦人還餓得起，就是餓死了，也說不得可憐，四個兒子若餓死了，把丈夫的後代都絕了。小婦人沒奈何，只得嫁了人，好保全這四個兒子的。

鄭氏上述所言，看起來是在影射宋明理學用來反對寡婦再嫁的那句名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就像前述那名聲稱自己“假順”的寡婦何劉氏那樣，鄭氏聲稱自己是為了其亡夫更長遠的利益著想才未自盡相隨於九泉之下。

針對這名寡婦後一段違法的婚姻，知縣也訊問了那位同樣也應受到懲處的媒人。媒人的供述十分直白，絲毫不做道德上的掩飾：

鄭氏的男人死了，連棺材都沒得，後來說鄭氏嫁了人就還銀子，才賒了一口棺材。他[她]家有四個兒子，因沒有飯吃，餓不過，日夜叫喚，那[哪]裡等得喪服滿？這些人都好餓死了……替他[她]做媒只算做了一件好事。

知縣最後決定從寬處理，做出判決稱“鄭氏雖貧無所依，猶當終喪……苐保嬰以繼夫後，情尚可原……應請原情，免其擬罪離異”。在本案中，無論是寡婦，還是知縣，均不得不以她對其第一任丈夫的那種發自內心的忠誠為由，為她在第一任丈夫死之後迅速再嫁的行為做辯解。但是，這仍不免讓人覺得，這名知縣或許只是迫於那種造成缺乏財產的寡婦在其夫死後再嫁的情況相當普遍的經濟現實，才做出瞭如此讓步。事實上，在檔案當中，我並未發現有任何一起案件真正執行了那條關於寡婦在為亡夫服喪三年期滿之前不得再嫁的法令。

在19世紀，清廷允許對這類案件進行某種程度的從寬處理。嘉慶二十一年（1816），刑部頒佈法律規定稱，在為亡夫所服三年喪期內再婚的寡婦，在接受懲罰之後，可繼續保有與她那位新丈夫的婚姻，除非再婚之前雙方之間有通姦行為。光緒四年（1878）版本的《大清律例》在註釋中規定，為了支付亡夫喪葬費用而提前再嫁的寡婦，應在按照“不應為”律處置的基礎上減輕處刑（從杖一百減至杖八十），並可保有與她那位新丈夫的婚姻關係。至19世紀早期，對於那些因貧窮而賣妻的丈夫，官府已開始採取與上述相同的方式加以處置。這種寬大處理的政策，源於官方逐漸意識到強迫窮苦婦人守節的做法徒勞無功。

性契約之取消

並不是每一位貧窮的寡婦都能有在商議將她再嫁的過程中為其利益著想的姻親。故而，有些寡婦在得知姻親將她再嫁他人時訂立的契約中所寫的那些條件後大感震驚，但為時已晚。特別令寡婦們感到絕望的情形是那位新丈夫很窮。寡婦再嫁的首要目的便是想借此擺脫貧困，她一旦發現再嫁後仍將陷入困頓，則難免會感到驚懼。有些寡婦因此拒絕成親，試圖用這種方式來擺脫此類婚姻。

在乾隆四年（1739）來自湖北來鳳縣的一起案件中，寡婦張氏（45歲）拒絕與她的新丈夫蔣昌義（43歲）圓房，結果被蔣昌義殺死。張氏是苗人，而其他主要涉案者皆為漢人。據蔣昌義供稱：

小的是個窮人，苦積二十多兩血汗銀子，費十四兩財禮，連盤纏酒水都用完了。娶了張氏進門，原想他[她]同心協力幫小的做人家，不料他[她]看見小的窮苦，又見小的說沒有田地，他[她]就不喜歡。頭一晚和衣睡到天明，第二夜吃酒後，送親的客都睡了，小的叫他[她]睡，他[她]只在灶邊坐了不理。小的扯他[她]進房，他[她]說他[她]這樣年紀改嫁原只圖個飽暖，“如今到了你家，你這樣窮苦，我嫁你做甚麼，你還來纏我”。小的拿灶上的刀嚇他[她]，他[她]把布衫爬開，挺起肚子說“你要殺就殺，寧死也不從的”。

之後蔣昌義將張氏刺死。

在對這起命案的判決當中，我們再次看到，對張氏守節與否這一要點的斟酌，對於如何評判蔣昌義求歡、這名寡婦繼而進行反抗和蔣昌義隨後將她殺死之舉均極為重要。如果這名寡婦之前同意成婚，那麼新丈夫要求與她圓房的行為，以及他在被拒後表現出來的那種憤怒和所做出的某種程度上的暴虐行為，皆可被視為合理。若張氏之前未同意再嫁，則蔣昌義可能會被判定為強姦犯而她將被認為是節烈女子。

如下這段關於該案案情的摘要，詳述了張氏與蔣昌義之間婚姻的合法性：

緣昌義於乾隆四年三月內憑媒冉文美娶……張氏為妻，氏翁梁五主婚，得受禮銀一十四兩。四月初一日原媒及氏堂兄張相榮，前夫堂兄梁文臣、胞弟梁二、梁麼子、梁師保，婿張天德一同送氏至蔣家完配。

張氏與蔣昌義締結婚姻的各個環節，均舉行了恰當的儀式，包括延請媒人，支付聘禮，女方由其親戚組成的送親隊伍護送至男方家中。且張氏這邊有一位合適且具有權威之人（為她主婚的公公梁五）認可此樁婚事。因張氏的父母已過世且她沒有兄弟姐妹，於是便由她的堂兄出面代表孃家。此外還有一份有效的婚契被提交給衙門作為證據。

而且，所有的證人均證明張氏自己同意改嫁。蔣昌義的鄰居證實“張氏是好好來的，並沒聽得有逼嫁的事”。張氏的第一任丈夫的兄弟作證說：“嫂子情願改嫁，還哥子生前所欠賬目，省得日後累他兒子。這冉文美替蔣家做媒，講了十四兩財禮，是小的們接收，交與父親替哥子清還債務。”她的堂兄張相榮也證實了上述說辭：“他[她]先嫁與梁均正，生有兒女，乾隆元年均正身故。張氏有個女兒把與小的做兒媳，張氏就隨女兒在小的家住。因他[她]前夫欠人債務，張氏情願改嫁清還前夫賬目，兼且本身衣食有靠。”由於張氏是自願再嫁，她那反抗與新丈夫圓房之舉顯然並不適當，被認為乃是出於憎惡新丈夫家的貧窮，以及（按照知縣的說法）她那暴戾的“苗氣”。蔣昌義被判處絞監候，但由於該案中其新妻子張氏有不順從丈夫的行為，他在秋審時應可獲得減刑。事實上，在該案的刑科題本中，特意提及這名寡婦的再嫁之舉並不違背法律，以及她觸怒其新丈夫的那種程度。

就貧窮寡婦的生存策略而言，此案當中同樣含有豐富的信息。張氏的姻親答應將照顧她的兒子。但張氏為了安置其女兒，不得不把她許配給堂兄的兒子；作為此項交易的條件之一，張氏在其堂兄處覓得了暫時的棲身之所。但她並無長遠的謀生之道，且還需償還亡夫留下的債務。為了解決這兩個問題，她除了改嫁，別無其他選擇。她用改嫁得來的聘禮還清了債務，但看起來對蔣昌義家的具體經濟狀態事先毫不知情，直到過門後，才發覺自己是從先前那種缺乏經濟保障的生活進入又一種同樣缺乏經濟保障的生活當中。

張氏拒絕與蔣昌義圓房，這表明她大體上將這樁婚事視為一種性契約。在這種性契約中，她通過拿自己的性勞動力及其他由她的性別所決定的勞動力，來與一名之前素未謀面的男子進行交易，來換取經濟方面的保障。甫至蔣家，張氏就認定自己被騙了。她心想若無法從這名男子那裡獲得經濟保障，則就拒絕與後者圓房。張氏可能希望蔣昌義會把她退回去，然後再要回聘禮。碰到新娘拒絕圓房的情況時，的確偶爾會有人採取這種做法。此外，張氏並非唯一從契約中所寫的那些赤裸裸的條件之角度看待這樁婚姻之人。當張氏拒絕與他圓房時，蔣昌義悲嘆自己為了娶上媳婦，辛苦勞作了許多年才掙到娶親所需的錢；很顯然，他也覺得自己被騙了。

張氏的上述情況並非特例。咸豐十一年（1861）來自直隸寶坻縣的一起案件，涉及一名“因夫故家貧不願守孀”的寡婦張鄭氏。其亡夫之兄弟張熊將她再嫁給馮中禮，馮中禮為此付了兩百吊錢的“身價”。待她到達馮家後，“張鄭氏見馮家窮苦，不願合（和）馮中禮成親，哭鬧尋死，馮家不敢強留”。翌日早晨，馮中禮和其兄弟將這名寡婦送回張家，並想要回聘禮。張熊拒絕了這一要求，並在隨後雙方發生的打鬥過程中殺死了一名馮家人。

對這些寡婦而言，經濟保障是其接受第二任丈夫的最低限度條件。無論是她們還是她們的新丈夫，均認為順從丈夫的求歡與其圓房是對妻子最基本的要求。就像其他不幸的新娘那樣，這些寡婦拒絕與新丈夫圓房的舉動，表明當時在社會大眾當中存在著某種廣為人知的共識，亦即倘若女性想取消她自己不願接受的婚姻，則拒絕圓房是最好（可能也是唯一）的策略。

這種拒絕圓房的策略，透露出寡婦在決定將自己再嫁的掌控力方面頗受限制。一旦她原則上同意再嫁，司法官員便不會插手此事。顯然，即使媒人並未顧及寡婦本人的意願，她也無權反悔。她一旦過門，就成為那名男子的妻子，而妻子這種法律上的身份，界定了女方的義務和男方的權力。擺脫這樁交易的唯一途徑，便是迫使她的那位新丈夫將其退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