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滿天星斗到月明星稀，從花開幾朵到一枝獨秀，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黃河文明曾獨領風騷。
其間，“大禹治水”作為上古遺事和膾炙人口的神話事件，奠定了人們對古大河文明的認知基礎。
然而，大禹治水所發生的地理方位是怎樣的呢？這和籠罩著大禹治水事件的其他迷霧一樣，長久難以得到確切的證據來解答。
關於大禹治水，一般都模糊地認為應該與夏文華的活躍區域大部分重合。夏文化主要活躍在黃河下游地區嗎？大禹治水也相應發生在這裡嗎？
已有的考古文化遺存的分佈表明，在4000年前後的所謂黃河下游地區，考古發現的先商遺存主要是商文化，而不是夏文化，可見先商時代的中原地區是“先商文化的分佈地區，不是夏人活動的範圍”。
也就是說，今天被視為夏王朝發源地的中原地區，除了所謂的二里頭遺址之外，並沒有發現大量的夏文化的活動痕跡。相反，在陝西西部、青海、甘肅與寧夏各地不僅有大量的夏文化傳說，而且有大量先商時期非商文化（比如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的考古遺存。青海、甘肅的齊家文化、馬家窯文化的長期連續存在，暗示了黃河上游早期先民的活躍與繁榮。
關於大禹治水發生的確切地理範圍，長久以來一直有不同的觀點，但是總體上比較模糊。
大禹治水既需要一個大面積的相對窪地聚集大量的洪水，也需要一個關鍵的瓶頸阻礙水道，這個作為關鍵點的瓶頸又是原始技術條件下人類的努力可以克服的瓶頸。
環境史學家不僅為我們提供了更為長期、更為寬廣的環境變化視野，而且為我們探尋大禹治水的背景提供了更為可靠的時間維度、空間維度與氣候條件知識。
張宏彥寫道：“距今7000-5000年間的仰韶文化時期是全新世以來的最暖期”，“在這樣一種環境條件下，仰韶文化迅速發展起來，初步形成了以關中地區為中心，東達豫西和晉西南，西至天水，南到漢水上游的文化分佈區域。”類似地，環境學家馬立博也指出：“在末次冰期之後，公元前6000年-公元前1000年是以往1.8萬年中最溫暖、最潮溼的時段。從那時起直到20世紀，雖有一些波動，但隨著東亞季風逐漸式微，中國整體上經歷了一個越來越乾燥且越來越寒冷的過程。”
很顯然，正是這個溫暖溼潤的雨季帶來了持續的洪水災害。
吳慶龍等用地質考古的方法推測公元前2000年左右黃河上游因為積石峽地區的地震與堰塞湖而出現了一場大水，其解釋符合青藏高原板塊的地質特徵與地殼運動規律。根據閔祥鵬的研究，中國青藏高原東部邊緣地帶聚集了幾條重要的地震帶與山體滑坡易發區域，而其中的岷山、岷江地震帶的地震與滑坡不僅比較頻發，而且後果往往很嚴重（近年來該地區的地震頻發記錄或可為佐證）。
在這種背景下，儘管沒有準確的年代證據，但我們很難想象位於該地震帶延長線上的積石峽，可以存在一個堅實的堰塞湖大壩，在巨大的黃河衝擊下仍能夠抵抗住2000多年間可能發生的多次地震的影響而沒有垮塌。災害史學者的史料恰恰印證了吳慶龍等的結論，黃河長江上游的地震經常導致堰塞湖的形成與垮塌，而堰塞湖的存在時間常常達到數月至數十年之久。
而黃河形成前就存在的鄂爾多斯盆地與河套平原恰恰就是這樣一個相對窪地，並且該地區位於典型的黃土高原原始旱作農業發生帶，又是原始的木器工具可以發揮作用的鬆軟的黃土高原地區。同時，鄂爾多斯東側的黃河上中游分界點的河道存在多個咽喉要道與瓶頸河段，其中的某些瓶頸明顯是由黃土堆積或淤積造成的。
除了這些推理，地質考古領域的研究也為我們的假說提供了更多的考古證據。例如，周青碩、張緒教、葉培盛等指出，河套地區的古河道十分複雜，以現在的塔爾湖鎮、復興鎮為例，最古老的河道在復興鎮西北、呼勒斯東南，且持續時間較短，規模較小，年代為距今9000-7000年前，很可能是一條支流。而第二期的河道持續時間最長，在呼勒斯太中南部、塔爾湖鎮西北及復興鎮西南，年代為距今7000-4000年前，應該是大禹治水前的黃河河道舊址。
而最新的河道在塔爾湖鎮中南部、復興鎮南部，但主體在塔爾湖河邊，年代為距今4000-1000年前。這些證據表明，“黃河從寧蒙窄谷進入平坦開闊的河套平原，地貌上的重大轉折讓河流能量突然釋放，使得河套平原成為河流改道最為頻繁的場所”，當然也成為黃河上游洪水最容易氾濫成災淹沒的地區，這裡更是大禹治水最可能發生的地方。
錯綜複雜的河道，也使得大禹治水時“禹疏九河”“播為九河”成為可能。這些證據加上河套地區土質鬆軟的條件，使得在此進行挖河引水的工程技術不太困難，工作量也不太大，因此從技術可能性上看，河套地區才是最有可能發生史前的大禹治水事件的空間區位所在。
這樣的歷史地理知識提示我們，河套地區黃河河道的多元化與多次變遷或許正是大禹治水的痕跡，河套平原及其下游的陝西、山西、內蒙古境內的黃河河道或許正是大禹治水的主戰場。因此，就目前掌握的證據而言，夏朝建國曆史與黃河文明起源的區位最有可能在西北地區，而河套平原最有可能是大禹治水事件的發生地。
如果能從4000年前的歷史背景，特別是母系社會大量存在的背景出發，而不是僅僅以今天的政治邏輯與秦漢以後的治理體制來倒推，很多《山海經》中所謂的怪事或許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比如，《山海經》描述的從鯀到禹的轉型比較符合人類文明演化過程的生產方式變遷邏輯：作為漁獵採集部落首領的鯀沒有意識到農業是未來發展的方向，因此並不珍惜土地，於是才有在治理洪水的過程中曾“竊帝之息壤”的舉動。同時沿著來自青藏高原的慣性思維而採用南方水田治理的常用辦法——修築堤壩把洪水擋在堤外也是合乎邏輯的。只不過，在河套平原上，這樣的措施因為損害了鄰邦的利益、淹沒了大量土地而引發眾怒，最終導致了政治上的失敗。此後，瞭解了這個“國情”的禹，開始珍惜土地、重視農業，並通過排水疏通的辦法將更多的土地從洪水淹沒狀態下解救出來，解決了許多部落的生存問題，因而受到擁戴，獲得了政治上的成功。這樣的故事其實正是漁獵採集社會向農耕文明社會過渡的一個痛苦探索過程的縮影，作為早期探索者的代表，最初的先行者付出生命的代價很可能是一個常態（商鞅與吳起就是戰國時期探索者付出生命代價的典型代表）。
根據這個邏輯，《山海經》中關於大禹治水過程中的許多奇葩記載，或許正是這個社會轉型與生產方式革命艱辛歷程的寫照。比如，“《大荒北經》說：‘……禹湮洪水，殺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為池，群帝因是以為臺’”。這樣的記載很可能是大禹率領其部落從漁獵採集向農耕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對沼澤地進行治理的描述，由於原先的鹽鹼地不宜種植，甚至地下水也不能飲用，因此才有“不可生谷”“不可居也”的記載。同時，正是因為這樣的農業化轉型的艱辛，因此真正的歷史事實很可能是我們的先人在各地進行了反覆的探索，於是《山海經》才會有反覆的類似記載，比如“《海外北經》所記，與此大同小異：‘……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為眾帝之臺’”（很顯然，這樣的傳說文獻表明了農業化轉型的重要性與艱苦性，其困難應該絕不亞於當代的中國人歷經百年反覆而進行的現代文明轉型過程。
相反，當“《大荒東經》說：‘有困民國，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時，則很有可能是對居住在東方、太行山以東地區的商人祖先——東夷人漁獵生活場景的描述。同樣，正是由於夏人初期的活動範圍主要在甘青寧蒙地區，因此今天的河北、河南與山東地區才被稱為“東之又東”，其相關內容被稱為《大荒東經》，並與講西藏、新疆之間的崑崙山脈的《大荒西經》遙相對應。何況，此時的河北、河南的大多數地區確實為窪地、沼澤地或大面積的湖泊，以至於從太行山上向東望去，確有“一片汪洋”的東海的感覺。有了這個背景，再看《山海經·北山經》中“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的記載，就是容易理解的。
大禹治水的文明肇始期間，黃河下游並不是一條固定的河道，甚至也不從山西的太行山下經過。於是，傳說文獻《尚書》描寫的西河、東河只能是陝西兩邊的黃河，而不可能是山西兩邊的黃河。更進一步，古文獻中的“兩河間曰冀州”“河內曰冀州”等夏朝核心地區也一定是陝北與鄂爾多斯地區，而不可能是山西。因此，《山海經》中的精衛填海，填的就是太行山以東的沼澤地，那時黃河下游地區的河道在多數情況下是不存在的，大部分的黃河水是漫灘亂流的狀態，因此太行山以東經常被稱為“東海”。
既然大禹是在河套地區或關中地區進行治水，被治理的大水只能被“疏通”到孟津之東的、他們認定的“東海”（見《山海經》關於精衛填海的描述），於是寧夏、內蒙古、陝西等地的居民肯定會從這個天災應對中受益，並很有可能因對大禹的感恩戴德而成就了夏啟的世襲制。但夏朝建立者大禹的豐功偉績無意中摧毀了商人祖先在河南、河北等中原地區的先商文化聚落點（散居在“東海”沼澤地、高地上的東夷人，即龍山文化居民），甚至導致大批商人被大水淹沒或流離失所。
如果這是歷史的真相，我們不僅可以理解商人對戰敗者夏人的不合邏輯、不合宗教理念的追殺，而且也可以理解在商人的文獻中，已經遠遁他鄉的夏人仍然只能以非人類的“鬼方”、戎狄的身份作為鬥爭的對象出現，而不是作為前朝的統治者受到尊敬。確實，如果我們足夠細心，可以發現，商人對作為“鬼方”的夏人的鬥爭曠日持久，商人對這些族群的戰敗俘虜的處理異常殘酷。這些證據都表明，羌人與商人有著不共戴天的仇恨，這些證據很可能印證了我們關於大禹治水的一個猜想：大禹在上游的治水善舉，無意中摧毀了商人在黃河下游沼澤地中的漁獵家園，因此商人才會與夏人有著如此極端、超越了神權約束的仇恨關係。
如果大禹疏通了今天黃河中游的河道，然後把洪水引向了東方的大海或大澤，即今天的黃河下游地區。而這個東方的大海、大澤恰恰是商人祖先活動的河南、河北及山東地區，那麼商人的憤怒就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值得同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