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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周時期整個歐亞草原隨著遊牧化的普及，各地文化面貌展示出較大的一致性。隨著人群的頻繁流動、各地交往的日益增多，中國北方—蒙古高原冶金區持續發展，中國北方文化帶也逐步形成，整個歐亞草原尤其是亞洲草原也形成一個大的整體，各地從武器到馬具以及動物紋裝飾上都具有較大相似性，尤其是動物紋裝飾品的發展與普及，這點從野豬紋飾品的傳播演變中也有所體現。目前所見野豬紋飾品出土較多，分佈廣泛，主要集中發現於亞洲草原各處，但目前尚未有專門的系統研究與野豬紋飾品研究，無法揭示各地野豬紋飾品的內在聯繫。本文以亞洲草原各地發現的野豬紋飾品為研究對象，從整個亞洲草原的視角出發探討各地野豬紋飾品的發展演變與傳播，在此基礎上闡釋各地區之間的內在文化聯繫。
亞洲草原包括中國北方地區在內的所有野豬紋飾品，經過科學發掘或者有明確出土地點的，目前主要發現於中亞、南西伯利亞的圖瓦以及我國的冀北延慶地區、內蒙古中南部、甘肅中部金昌地區、遼西地區以及新疆地區。此外在蒙古國境內及我國鄂爾多斯和陝北地區也有零星採集，不過大都缺少出土單位或具體地點。本文首先從具有明確出土地點的野豬紋飾品入手，對他們的年代、演變規律進行探討，在此基礎上，再擴大至那些缺少明確出土地點的零星採集品的研究。
野豬紋飾品根據表現手法的不同，大體可分為三種類型：A型圓雕、B型平面片狀和C型浮雕。A型圓雕野豬紋多裝飾在劍首（圖一，1、7），B型平面片狀野豬紋多是金箔壓印而成的薄片（圖一，2、3、5、25）。C型浮雕野豬紋根據裝飾方式與功能的不同進一步可細分為Ca型帶飾和Cb型墜飾兩個亞型。Ca型浮雕帶飾或立體中空、以整個身軀為帶穿（圖一，8），或平面浮雕、背部以橋型鈕或鉚釘為帶穿（圖一，4、6、9、19—23、26、27）。Cb型浮雕墜飾整體中空或實心，背上有單環提鈕或縱向排列雙環提鈕（圖一，10—18、24）。
圖一 經過科學發掘或有明確出土地點的野豬紋飾品（1.A型（阿爾然1號冢）2.B型（哈薩克斯坦東部）3.B型（齊列克塔5號冢）4.Ca型（阿爾然2號冢）5.B型（東塔勒德墓地）6.Ca型（木壘縣徵集）7.A型（西涼垙YXM25）8.Ca型（玉皇廟YYM18）9.Ca型（玉皇廟YYM52）10.Cb型（玉皇廟YYM18）11.Cb型（玉皇廟YYM250）12、13.Cb型（龍慶峽M30、M32）14.Cb型（玉皇廟YYM381）15.Cb型（西園M3）16.Cb型（水澗溝門）17、18.Cb型（鄂爾多斯採集）19—23.Ca型（柴灣崗M12、西崗M364、柴灣崗採集、西崗M341、西崗M11）24.Cb型（西崗採集）25.B型（五道河子M1）26、27.Ca型（鐵匠溝M1））
這一地區的野豬紋飾品主要發現於俄羅斯圖瓦地區以及哈薩克斯坦東部地區，類型上包括A型、B型、Ca型三種，數量多達百餘件。
俄羅斯圖瓦地區阿爾然1號冢出土1件A型野豬紋飾品（圖一，1），長約42釐米，高約43釐米，野豬吻部和四肢修長，並有清晰地細部描寫，脊背微傾，短尾下垂。
哈薩克斯坦東部的薩卡文化分佈區（圖一，2）和齊列克塔5號冢（圖一，3）發現少量B型野豬紋飾品，具體數量不詳，均由金箔壓制而成，尺寸不詳，野豬吻部和四肢較修長，細部有描寫，脊背微傾，長尾後垂。
阿爾然2號冢出土Ca型野豬紋飾品百餘件（圖一，4），尺寸為1.2×2.1～1.6×2.4釐米，野豬吻部和四肢修長，細部描寫清晰，脊背傾斜上拱，背面有兩到三個小環鈕，短尾後垂。
新疆地區的野豬紋飾品只在哈巴河縣和木壘縣有所發現，包含B型和Ca型兩種，數量僅4件。
新疆哈巴河縣加依勒瑪鄉他木齊村的東塔勒德墓地出土B型野豬紋飾品3件（圖一，5），均由金箔壓制而成，長22釐米，高12釐米，吻部修長並有細部描寫，四肢描寫簡化，脊背傾斜上拱，長尾後垂，整體有些肥胖。值得注意的是，野豬的耳朵是由圓圈紋表示。
木壘縣東城大隊徵集Ca型野豬紋飾品1件（圖一，6），整體形狀似花瓣，五隻野豬圍繞中心的捲曲雪豹形象，背部三個圓形鉚釘，直徑73釐米。能夠看出吻部和四肢，但是不見細部描寫，脊背傾斜上拱，長尾下垂，身體較胖。
這一地區的野豬紋飾品均出自北京市延慶縣軍都山玉皇廟墓地、西梁垙墓地與龍慶峽墓地，類型上包含A型、Ca型、Cb型三種，共計120件。
西梁垙YXM25與YXM5各出土1件A型野豬紋飾品（圖一，7），形制相似，長約1.8釐米，高約0.9釐米，兩隻野豬左右相對立於劍首兩側，能夠看出吻部和四肢，只有眼睛的描寫，脊背較為平直，不見尾巴。
玉皇廟YYM18出土89件Ca型野豬紋飾品（圖一，8），通長2.3～3釐米，通高1.7～2釐米。野豬吻部和四肢清晰，有頭部描寫，脊背平直，短尾上翹，立體中空。其以整個身軀為帶穿，這種安裝方式在整個冀北地區只發現於玉皇廟YYM18這一個單位之中。
玉皇廟YYM52出土5件Ca型野豬紋飾品（圖一，9），通長2.5釐米，通高3.3釐米，野豬有頭部描寫，脊背較為平直，尾部和四蹄的尾端呈圓圈狀，長尾下垂，身體肥胖，背部有鈕。
玉皇廟YYM18出土12件Cb型野豬紋飾品（圖一，10），野豬吻部和四肢清晰，有頭部描寫，脊背平直，背上有縱向排列雙環鈕，翹尾較長緊貼於臀部，肩背、尾部與環鈕上均飾有明顯刻劃紋，立體中空。玉皇廟YYM250出土7件Cb型野豬紋飾品（圖一，11），與玉皇廟YYM18所見野豬紋形態相似，只是野豬背上雙環鈕更小，身上刻劃紋更細。
龍慶峽M30出土1件Cb型野豬紋飾品（圖一，12），野豬吻部和四肢的描寫不大清晰，脊背微微上拱，背上有縱向排列雙環鈕，短尾緊貼於臀部，肩背與尾部上刻劃紋較明顯，身體肥胖，立體中空。
龍慶峽M32出土1件（圖一，13）、玉皇廟YYM381出土4件Cb型野豬紋飾品（圖一，14），上述五件與龍慶峽M30所見野豬紋形態相似，只是前者背部上拱尤為明顯，已彎曲成橋形。
上述玉皇廟YYM18、YYM250、YYM381與龍慶峽M30、M32共計25件Cb型野豬紋飾品大小相近，通長2.5釐米，通高3.3釐米。
內蒙古中南部的野豬紋飾品發現數量較少，類型上只有Cb型一種，包括包頭西園、水澗溝門、鄂爾多斯地區在內一共只有4件。
包頭西園墓地M3出土1件Cb型一種野豬紋飾品（圖一，15）（原報告稱“虎形”，楊建華先生認為其屬於“野豬形”，從其吻部特點來看，本文認同後者，其與玉皇廟YYM52的野豬紋造型相似，可能都是受到了虎紋的影響），高3.4釐米，野豬尾部和四蹄的尾端呈圓圈狀，有頭部描寫，脊背較為平直，背上有雙環鈕，長尾下垂，身體肥胖。
水澗溝門墓葬出土1件Cb型一種野豬紋飾品（圖一，16），長約2.5釐米，野豬吻部與四肢能夠辨認出來，脊背微傾，背上有鈕，短尾貼合於臀部，身體肥胖。
鄂爾多斯徵集2件Cb型一種野豬紋飾品，大小相同，高2.8釐米，第一件（圖一，17）野豬吻部與四肢能夠辨認出來，脊背傾斜上拱，尾部不明顯，身體肥胖。第二件（圖一，18）與其形態相似，只是背部上拱明顯，整體更矮胖一些。
甘肅中部地區是沙井文化的分佈區，野豬紋飾品均發現於金昌市尚家溝村的雙灣墓葬，且只發現有C型野豬紋飾品，共計6件。
柴灣崗M12出土1件Ca型野豬紋飾品（圖一，19）（原報告稱狗形飾，但從其較為寬長的頭部以及短翹尾來看，應屬於野豬形象），長2.1釐米，高1.5釐米，西崗M364出土1件Ca型野豬紋飾品（圖一，20），長2釐米，高1.6釐米。兩者野豬形態相似，僅呈現為一個輪廓，脊背平直，背部有鈕，身體較肥胖，前者有較明顯的小翹尾，後者不見尾巴。
柴灣崗墓地採集1件Ca型野豬紋飾品（圖一，21）（原報告稱熊形飾，但從野豬紋由寫實到抽象的變化特點來看，稱其為野豬紋飾更為合適），長2.6釐米，高1.6釐米。西崗M341出土1件Ca型野豬紋飾品（圖一，22），長2.5釐米，高1.4釐米。二者形態相似，野豬僅呈現為一個輪廓，脊背較為平直，背部有鈕，身體肥胖，前者不見尾巴，後者尾部呈小翹尖狀。
西崗M11出土1件Ca型野豬紋飾品（圖一，23）（原報告稱佇牛飾，但其吻部略尖，背脊鬃毛較明顯，更接近野豬的形象特點），長2.4釐米，高3.9釐米，野豬僅呈現為一個大致輪廓，脊背微傾，背部有鈕，整體立於圓環之上，不見尾巴，身體矮胖。
西崗採集1件Cb型野豬紋飾品（圖一，24）（原報告稱佇對馬飾牌，但是其吻部長突，與野豬形象更為相符），長3.9釐米，寬3.1釐米，野豬僅呈現為一個半身輪廓，脊背微傾，背部有鈕，雙豬首背向相連立於圓環之上，突出頭部，身體肥胖。
這一地區的野豬紋飾品只發現於五道河子和鐵匠溝，在類型上有B型和Ca型兩種，數量僅3件。
遼寧省凌源縣五道河子戰國墓M1出土1件B型野豬紋飾品（圖一，25）（原報告稱金牛牌飾，但其身軀肥胖，吻部前突明顯，形象上接近於野豬），長5釐米，寬2.3釐米，野豬吻部明顯，脊背上有鬃毛，背部有鈕，四肢呈前後蹲踞狀，長尾上翹，身體肥胖。
敖漢旗鐵匠溝戰國墓地M1出土2件Ca型野豬紋飾品（圖一，26、27），長4.4～6釐米，寬3～3.9釐米，野豬吻部及脊背上鬃毛明顯，背部有鈕，四肢呈前後蹲踞狀，長尾上翹，身體肥胖。這一地區的野豬紋造型具有明顯的特點，吻部突出，脊背有鬃毛，呈蹲踞狀。
在蒙古國境內及中國北方的鄂爾多斯地區、陝北地區也發現有相當數量的野豬紋飾品，造型多樣，但是大多缺乏較為明確的出土單位或地點。
蒙古國境內發現的野豬紋飾品分佈廣泛，集中在介於圖瓦和中國冀北地區之間的蒙古國中西部，類型上均屬Ca型，共有11件。
在野豬具體形象上，科布多省（圖二，1）、巴彥洪戈爾省（圖二，3、4、5）、南戈壁省（圖二，6）與烏蘭巴托（圖二、9）的野豬特點較為一致，吻部與四肢修長，細部描寫清晰，背面有鈕，特點與俄羅斯圖瓦阿爾然2號王冢的（圖一，4）有相似之處，其中科布多省（圖二，1）的最為接近。烏蘭巴托（圖二，7）、中戈壁省的（圖二，10）野豬形象比俄羅斯圖瓦阿爾然2號王冢的略微肥壯，且烏蘭巴托的採用了上下聯排的構圖形式。
圖二 零星採集的野豬紋飾品分佈示意圖（1.Ca型（科布多省）2—4.Ca型（巴彥洪戈爾省）5.Ca型（前杭愛省）6、11.Ca型（南戈壁省）7.Ca型（中央省）8、9.Ca型（烏蘭巴托）10.Ca型（中戈壁省）12.A型（包頭）13—28.Ca型（鄂爾多斯）29—33.Cb型（鄂爾多斯）34—37.Ca型（陝北））
巴彥洪戈爾省（圖二，2）與烏蘭巴托的（圖二，8）野豬吻部與四肢修長，整體形態接近俄羅斯圖瓦阿爾然2號王冢的（圖一，4），但是四肢立於橫樑頗具特點。其中，巴彥洪戈爾省的以整個身軀為帶穿，與玉皇廟YYM18（圖一，8）的安裝方式相同，烏蘭巴托的則採用首尾聯排的構圖形式。
南戈壁省的（圖二，11）野豬整體造型和肥胖程度與鄂爾多斯徵集的Cb型野豬紋飾品（圖一，17）較為形似，但脊背上無提鈕。
這一地區野豬紋飾品多為採集、徵集或藏品，除一件野豬首短劍（圖二，12）為包頭藏家舊藏之外，其餘均來自鄂爾多斯地區，包含A型、Ca型和Cb型三種，共有22件。
包頭所見A型野豬紋飾品與西梁垙YXM5、YXM25（圖一，7）的野豬整體形態近似，均裝飾於劍首兩側。鄂爾多斯第二件A型野豬紋飾品（圖二，14）吻部和四肢描寫較清晰，亦可與西梁垙YXM5、YXM25的進行比對。
鄂爾多斯第一件A型野豬紋飾品（圖二，13）野豬頭部描寫較細緻，脊背較為平直，背部有鈕，長尾下垂，身體肥胖，佇立形態接近於玉皇廟YYM52（圖一，9）。
鄂爾多斯第三（圖二，15）、四（圖二，16）、六至二十一件（圖二，18—33）的Ca型和Cb型野豬紋飾品野豬頭部與四肢描寫較清晰，背傾斜微拱，整體形態相似，只是矮胖程度有別，整體造型多與鄂爾多斯徵集的Cb型野豬紋飾品（圖一，17）較為相似，只是在具體使用與構圖手法上有所差異。
鄂爾多斯第五件Ca型野豬紋飾品（圖二，17）雖然野豬形象整體矮胖化明顯，但與鄂爾多斯徵集的Cb型野豬紋飾品（圖一，18）吻部與矮胖程度較為相似，只是二者安裝方式上有較大區別。
陝北地區野豬紋飾品發現較少，類型上只有Ca型一種，數量僅4件，形態相似，身體矮胖，造型上與鄂爾多斯徵集的Cb型野豬紋飾品（圖一，17）較為相似，且陝北第三、四件（圖二，36、37）相較於第一、二件（圖二，34、35）整體更加矮胖。其中的第一件野豬立於半圓環之上。
發掘品主要包括經過科學發掘或者有明確出土地點的文物，我們可以通過所在單位的定年來判斷野豬紋飾品的年代；在年代判斷的基礎上，總結其發展演變規律；進而對零星採集的野豬紋飾品進行年代判定；最後對所有野豬紋飾品進行分期研究。
發掘品主要包括經過科學發掘或者有明確出土地點的文物。對野豬紋飾品的年代研究必定要回歸到其所出單位的年代學研究上。從野豬紋飾品出土分佈地點以及類型來看，大致可以分為兩大範圍，一個是俄羅斯圖瓦地區、中亞地區以及我國新疆地區，野豬紋飾品出現年代早、且流行金箔壓印而成的B型平面片狀野豬紋是這一地區的明顯特點。一個是我國北方地區，流行Ca型野豬紋帶飾及Cb型野豬紋墜飾。
在目前發現的所有野豬紋中，俄羅斯圖瓦阿爾然1號冢的野豬紋的年代最早，絕對年代為公元前9～前8世紀，其周邊地區出土野豬紋飾品的墓地年代亦較早，比如阿爾然2號王冢年代為公元前7～前6世紀，哈薩克斯坦齊列克塔墓地絕對年代約為公元前6世紀，哈薩克斯坦東部薩卡文化分佈區年代相當於公元前7~前5世紀，我國境內新疆地區東塔勒德墓葬人骨測定主要集中在公元前9世紀末至公元前7世紀中葉，新疆木壘縣東城大隊徵集年代約相當於公元前8～前6世紀。以上單位年代都較早但是跨度較大，筆者基本採用已有分期成果。
在中國北方地區，出土野豬紋飾品數量最多、年代學研究成果最多、年代參考意義最大的應屬冀北延慶玉皇廟墓地。
洪猛對玉皇廟文化有過整體系統的分析，在對玉皇廟墓地典型器物典型單位分組的基礎上結合墓地空間分佈對整個玉皇廟墓地進行分組，考察典型器物的發展演變、探討各組的絕對年代，他將玉皇廟YYM18、YYM250、YMM52、YMM381分別定為春秋中期晚段、春秋晚期早段、春秋晚期中段、春秋晚期晚段。同時，他與玉皇廟墓地所出短劍等同類器物對比，將西梁垙YXM5、YXM25的年代定為春秋晚期中段，將龍慶峽墓地M30、M32定為春秋晚期晚段。這些分析有理有據，可以採信。
上述墓葬年代與其野豬紋飾品的年代可一一對應，據此可以建立野豬紋從春秋中期晚段到春秋晚期晚段的年代序列（見圖一，8—18）。綜上，在阿爾然王冢和玉皇廟墓地這兩個科學發掘資料的基礎上建立的野豬紋飾品的年代標尺，演變規律明顯：首先是野豬吻部與四肢由修長到粗短；其次，背脊由平直或微傾到後來逐漸上拱；再次，尾部逐漸消失；最後，細部描寫由清晰到最後僅有一個輪廓，整體造型是一個由寫實到抽象的變化過程。這一系列演變規律可作為其他地區野豬紋形態演變的重要參考。
包頭西園墓地被髮掘者定為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水澗溝門墓葬因其風格與和林格爾范家窯子出土的一批銅器風格相似，認為上限到戰國時期。有研究者認為，西園和水澗溝門年代上均屬內蒙古西部地區早期，其絕對年代為春秋晚期。包頭西園墓地所出野豬紋飾品（圖一，15）與玉皇廟YYM52所出（圖一，9）相似，年代上亦應屬於春秋晚期中段，而且都使用圓圈紋，應是受到虎紋造型的影響。水澗溝門墓葬所出野豬紋飾品（圖一，16）雖更加矮胖和抽象，年代上也應屬於春秋晚期中段。鄂爾多斯徵集的野豬紋飾品（圖一，17、18），作者根據與水澗溝門的相似，判定其年代應為春秋晚期或戰國早期。但是如果仔細比較，這兩件還有區別，其中一件（圖一，17）與水澗溝門的更為接近，因此年代應歸入春秋晚期中段，而另一件（圖一，18）野豬背部上拱明顯，整體更加矮胖，年代上也應該更晚，可以歸入春秋晚期晚段。
甘肅金昌地區沙井文化中發現的野豬紋飾品出土單位有柴灣崗M12、西崗M364、西崗M341、西崗M11以及柴灣崗與西崗墓地採集所得。目前學術界大多將沙井文化分為早晚兩期，但在具體年代上略有分歧，且都沒有涉及到具體墓葬的年代。筆者根據冀北玉皇廟墓地與內蒙古中南部所見野豬紋飾品的演變規律將沙井地區野豬紋飾品分為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為柴灣崗M12（圖一，19）與西崗M364（圖一，20）所出野豬紋飾品，野豬形態與水澗溝門墓葬所見較為接近，年代亦應大體相同，歸入春秋晚期中段。第二個階段為柴灣崗採集（圖一，21）與西崗M341（圖一，22）所出野豬紋飾品，此時野豬形態明顯矮胖且抽象化愈發明顯只餘輪廓，年代應略晚於第一階段，可歸入春秋晚期晚段。第三階段為西崗M11（圖一，23）所出與西崗採集（圖一，24）野豬紋飾品，西崗M11野豬紋飾品野豬僅呈現為一個大致輪廓，不見尾巴，身體矮胖，其年代應該更晚，上限應略晚於春秋晚期晚段，下限不晚於沙井文化的最晚期——戰國中期，因此將其定為戰國早期較為合適，西崗採集野豬紋飾品與其構圖方式類似，均為圓環立獸形，野豬形態也已非常簡化，年代應大體相同，屬於戰國早期。
遼西地區凌源五道河子墓地，原報告將這批墓葬年代定為戰國中晚期，王立新先生根據出土銅戈認為其墓葬年代大致應在戰國早期偏晚，筆者對此說表示認同。據此，凌源縣五道河子墓地M1所出野豬紋飾品年代大體相當於戰國早期。敖漢旗鐵匠溝墓地原報告認為這期墓葬年代在夏家店上層文化之後至戰國燕文化到達之前的“春秋末至戰國初”，楊建華先生認為這期墓葬年代屬於春秋晚期晚段至戰國早期，此說可從。鐵匠溝墓地M1所出野豬紋飾品（圖一，26、27）野豬形象與五道河子所出的較為相似，但前者野豬吻部及四肢更加細長，整體形象更為清瘦，年代也應該早於後者，因此鐵匠溝所出野豬紋飾品年代應春秋晚期晚段。
此外在屬於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小黑石溝也發現有一種動物飾近似的野豬紋，後期沒有再出現，而中國北方地區的野豬紋飾品由玉皇廟YYM18的發展而來，因此小黑石溝的不在本文研究範圍之內。
從野豬紋飾品的年代和發展演變來看，圖瓦地區的野豬紋飾品最早出現並且向周邊傳播，中亞及中國新疆地區明顯受到其影響。而中國北方地區的野豬紋飾品最早出現在冀北地區，且出現這一地區獨有的Cb型野豬紋墜飾，之後逐漸向北方其他地區影響擴散，春秋晚期晚段開始風格上已有較為明顯的簡化趨勢，越向西越簡化抽象，至甘肅中部地區已簡化成野豬輪廓形象。
參考前文已述具有明確出土單位或地點的的野豬紋飾品年代分析，可將其他地區零星採集的野豬紋飾品做簡單的年代範圍推定。
蒙古國發現的11件野豬紋飾品中，按照其造型和寫實性分析，科布多省（圖二，1）、巴彥洪戈爾省（圖二，2）和烏蘭巴托（圖二，8）與阿爾然2號王冢的（圖一，4）較為接近，應大體同時，不晚於春秋中期。而巴彥洪戈爾省（圖二，3、4、5）、南戈壁省（圖二，6）、烏蘭巴托（圖二，9）和中戈壁省（圖二，10）的野豬吻部更短、身形略微肥胖，年代應略晚一點，因其寫實性仍較強，歸入春秋晚期早段較為合適。中央省（圖二，7）與南戈壁省（圖二，11）的野豬紋造型接近鄂爾多斯徵集的（圖一，17），年代上可以歸入春秋晚期中段。此外，蒙古國的鹿石上也有野豬紋。蒙古國科布多省鹿石上的野豬圖案（圖三，1）吻部與四肢細長，細部描寫清晰，與哈薩克斯坦東部的野豬紋飾品（圖一，2）形象相似，後杭愛省鹿石上的野豬圖案（圖三，2）[48]形體略顯微胖，寫實性強，與新疆地區發現的野豬形象（圖一，6）相似，年代應該大體同時。
圖三 蒙古國鹿石上的野豬形象（1.科布多省 2.後杭愛省）
我國內蒙古中南部野豬紋飾品大多為採集或徵集而來，類型多樣。包頭所見（圖二，12）與鄂爾多斯第二件（圖二、14）的野豬紋有細長的吻部與四肢，與春秋晚期中段的西梁垙YXM5、YXM25（圖一，7）的較為相似，年代應大體同時。而鄂爾多斯第一件（圖二，13）的野豬整體造型更為瘦長，年代可能稍早一些，歸入春秋晚期早段較為合適。鄂爾多斯第三（圖二，15）、四（圖二，16）、六至二十一件（圖二，18—33）野豬整體形態與鄂爾多斯徵集的（圖一，17）較為接近，歸入春秋晚期中段較為合適。鄂爾多斯第五件（圖二，17）野豬紋矮胖程度上與鄂爾多斯徵集的（圖一，18）較為相似，年代應較為接近，可以歸入春秋晚期晚段。
我國陝北地區野豬紋飾品發現較少，形制單一。陝北第一至四件（圖二，34—37）與鄂爾多斯徵集的（圖一，17）野豬整體形態接近，年代應該大體同時，可以歸入春秋晚期中段。
中國北方地區各遺址是根據共生器物的年代建立的較為細緻的分期研究，很多共生器物都是有明確斷代的中原青銅器，而草原地區的年代判斷較為籠統，因此中國北方的分期在與草原地區比較研究中居於主導地位。根據以上對野豬紋形態演變可以將其發展分為六個階段。
第一階段，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這一時期的野豬紋飾品僅發現於南西伯利亞地區的圖瓦，年代最早，類型僅A型一種，數量1件。野豬頭部寬長，四肢較長，整體風格瘦長，寫實性強。
第二階段，即春秋中期晚段。這一時期是野豬紋飾品的第一次傳播期，分佈範圍擴大至哈薩克斯坦、蒙古國及中國新疆、內蒙、冀北地區，但主要集中發現於圖瓦地區，各種類型都有，數量多達百餘件，野豬形象與上一期相差不大，只是類型增多，分佈範圍擴大。
第三階段，即春秋晚期早段。野豬紋飾品繼續在蒙古國和中國冀北地區發展，並傳播至內蒙古中南部，除B類之外其餘類型均有。野豬整體稍顯肥壯，主要見於蒙古國及我國內蒙古、冀北地區。
第四階段，即春秋晚期中段。野豬紋飾品在內蒙古中南部地區較為流行，並向西傳播至甘肅東部地區，且西傳過程中愈發矮胖，風格愈發抽象。
第五階段，即春秋晚期晚段。野豬紋飾品由我國冀北地區向東首次傳播至遼西地區。各地野豬矮胖化明顯，風格也更加抽象簡化，而遼西地區的野豬紋本土化特徵明顯，相比同時期其他地區的要更加寫實、野豬形體更加瘦長。
第六階段，即戰國早期。只在甘肅和遼西地區有所發現，兩地野豬紋整體形象與上一期相比更加矮胖，風格簡化，但仍有一定的地域差別，遼西地區的野豬紋相比同時期的甘肅地區要更加寫實一些。
需要說明的是，歐亞大陸還有各種野豬紋形象，例如洛雷斯坦的野豬紋可以早到公元前3千紀，但是本文所討論的野豬紋就是最早見於圖瓦阿爾然王冢和鹿石所見的野豬紋的發展與演變。
從公元前1千紀初遊牧的出現到公元前7世紀遊牧化的普及，此時的歐亞草原上各地聯繫日益緊密，整個草原文化有極大的共性，而在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北方地區也隨著整個北方文化帶經濟類型的趨同和遊牧化的發展，不同文化間頻繁接觸，各地的青銅器遺存亦呈現出逐漸的一致性，野豬紋飾品的發展演變與傳播也正是這種緊密聯繫與頻繁交往的體現。
不同地區野豬紋造型的演變既有共性，也有本地土著化的特點。在對前述野豬紋飾品年代判定的基礎上，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野豬紋飾品在包括中國北方地區在內的整個歐亞大陸東端的發展演變過程。
從野豬紋飾品的整體形態演變以及分佈區域，我們可以看出它的發展路線，在整個歐亞大陸上最早出現於俄羅斯圖瓦阿爾然1號冢時期，阿爾然1號冢的A型野豬紋是裝飾在實用的刀劍的頂端。這種做法是商周時期與草原卡拉蘇克時期獸首刀劍的延續，只是在造型上從獸首發展為立獸。這種做法在玉皇廟文化中延續下來（圖一，7）。阿爾然1號冢的野豬紋不僅在本地有所延續發展，還影響輻射至周邊地區。其向周邊地區的傳播大致分為兩條線路，一條是向南、向西傳播，影響範圍涉及我國新疆地區北端及哈薩克斯坦東部，在野豬形象與安裝方式上，由最早裝飾於劍首的A型圓雕野豬紋飾品（圖四，1）發展為金箔壓印而成的B型平面片狀野豬紋（圖四，2、3），以及背部以橋型鈕或鉚釘為帶穿的Ca型浮雕帶飾野豬紋（圖四，4）。另一條是向東南由蒙古國西部逐漸東傳至我國冀北地區，並在野豬紋的本土化中出現了以全身為帶穿為裝飾特點的Ca型浮雕帶飾（圖四，9）和中國北方特有並流行的Cb型浮雕墜飾（圖四，8），其中的Ca穿帶的方式與貝加爾地區石板墓文化相似，反映了兩地的文化往來。之後野豬紋飾品再由冀北地區向整個中國北方區域擴散，野豬整體造型逐漸向矮胖及抽象化發展，這一變化特點在野豬紋飾品由冀北地區的西向傳播中尤為明顯。在野豬造型上，哈薩克斯坦東部野豬四肢下垂，與阿爾然1號冢表現手法較為一致，新疆以及蒙古國大多數前後蹄足併攏內收，與阿爾然2號冢相似，這些相似的特點也反映了薩彥—阿爾泰地區內部的文化交流，而中國北方地區的野豬紋，除遼西地區之外，均為四肢直立或微蹲狀，這也是野豬紋在中國北方地區本土化的發展特點。
圖四 野豬紋飾品的發展演變與源流示意圖（1、16、17.A型；2、3、32.B型；4—7、9、12、15、18、21—24、28—30.Ca型；8、10—14、19、20、25—27、31.Cb型）
中國北方地區的野豬紋飾品最早於春秋中期晚段出現在冀北地區（圖四，8、9），並在當地一直延續存在於整個玉皇廟文化的發展之中，之後一度受到虎紋的影響，特點表現為野豬尾部較細長、蹄足與尾巴多用圓圈紋表示（圖四，15），也正是此時冀北地區野豬紋飾品出現了圓環立獸形象（圖四，15）與作為劍柄裝飾的表現手法（圖四，16），前者的出現尚屬首次，後者的手法早在圖瓦阿爾然1號冢就已存在，只是具體位置不同，一個位於劍首之上，一個位於劍首兩側。已有研究認為“內蒙古地區的多數器物可能受到了玉皇廟文化的影響”，野豬紋飾品在春秋晚期早段之後開始向西傳播至內蒙古中南部以及陝北地區，即長城地帶中段，此時除原有的野豬形象之外，出現了具有聯珠飾特點的野豬紋飾品（圖四，23），這種構圖手法應該是受到同時期鄂爾多斯地區發達的雙排聯珠飾的影響。在春秋晚期中段至晚段繼續向西傳播至甘肅中部地區時，野豬形象的矮胖化及抽象化特點已尤為明顯（圖四，24、28），至戰國早期甘肅地區的野豬紋已僅剩一個輪廓，Cb型野豬紋飾品背部長提鈕已簡化成提拉型圓環（圖四，30、31）。野豬紋飾品在中國北方地區的西傳以及對周邊地區的影響，反映了整個中國北方文化帶不同地區內部之間的密切交往。
遼西地區野豬紋飾品只發現於敖漢鐵匠溝與凌源五道河子兩處遺存之中，屬春秋晚期晚段及戰國前期遺存單位，這一時期隨著燕文化的北擴，冀北玉皇廟文化的居民被迫向東北遷徙到這一地區，但是這一地區的野豬紋形態特徵獨具特色（圖四，29、32），有別於其他地區，可能與這兩處遺存分別屬於“山地森林民族狩獵業”和“可能出現了遊牧業”的經濟特點有關，野豬紋飾品隨玉皇廟文化傳至此地土著化明顯，但是其野豬身軀矮胖化的演變規律與其他地區相同，這說明中國北方以及遼西等地作為整個歐亞大陸最東端一部分，尤其在春秋戰國之際整個中國北方文化帶已經形成的背景下，文化趨同性明顯。
從前文分析基礎上，可以將整個歐亞草原上的野豬紋大致分為兩個區域，第一個區域以阿爾然圖瓦地區為中心，包括哈薩克斯坦東部、中國新疆北端，這一區域野豬紋飾品出現最早，且流行金箔壓印而成的B型平面片狀野豬紋飾品，野豬背部較平直，四肢多為前傾或內收，重視蹄足的表達，長尾下垂，整體形象偏瘦。第二個區域是以冀北為中心的中國北方地區，Cb型野豬紋墜飾為這一地區地區獨有，野豬背部由平直到上拱，四肢多為直立，蹄足不明顯，尾部形態多樣，風格由寫實到抽象化發展。這兩個區恰好與林澐先生根據捲曲動物紋所劃分的中區和東區大體對應。通過以上野豬形態比較，在結合野豬紋飾品的地理分佈上來看，最早出現並流行於阿爾然及其周邊地區，然後經由蒙古國中西部向我國冀北地區傳佈，我國內蒙古中南部及陝北地區的野豬紋飾品明顯是受到了冀北地區的影響，只是造型更加多樣化。在野豬紋飾品的傳播過程中，蒙古國高原既是圖瓦到冀北之間的橋樑，也接受中國北方地區的反饋，例如南戈壁省（圖二，11）的野豬紋應是中國北方影響的結果。
綜上所述，公元前1千紀以來，隨著人群的頻繁交往與聯繫和遊牧業的發展，歐亞草原第一次構成一個以南西伯利亞為核心的大的整體。而在公元前8世紀開始的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北方文化帶的形成也使中國北方內部文化具有趨同性、相似性，形成一個大的整體。本文以野豬紋研究為切入點，探討了東周時期以南西伯利亞為中心的草原地區與中國北方地區的動態聯繫，豐富了這一地區各地的文化交往內涵，也證實了中國北方地區內部之間文化的交往與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