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金泰
來源：“嶽麓書院”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於《中國史研究》2022年第2期
無論在傳統史學，還是在現代史學中，政治史均佔據相當主流的地位，因而需要不斷被“重寫”。依筆者的觀察，當下學界正在三個方向上嘗試“重寫”政治史：第一，依託出土材料，如中古史領域利用率較高的墓誌，以補傳世史料之闕；第二，仍基於傳世史料，但採取“史料批判”眼光，通過分析史料生成的權力因素以揭開歷史隱匿“真相”；第三，摒棄現代性眼光，重視讖緯、數術等所謂一般知識信仰在古代政治文化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上述三個方向時常交叉進行，最常見的是方向一與方向二結合，即比較出土材料與傳世文獻對同一政治人物或事件的書寫差異，並分析文本差異的生成語境，從而形成對政治史的多層次理解。筆者認為，方向二與方向三結合，也是一個可行研究思路：方術參與了歷史事件，但最終亦落實於歷史文本之中，那麼這些方術事件如何生成與書寫並形塑了政治合法性，就自然成為觀察古代政治文化的一個有益視角。這篇文章將選取相人術——這一常出現在古代史籍中用以鋪墊政治人物命運的方術為個案，以期對此有所回應。
相人術在漢代知識體系中被歸入形法一類，《漢書·藝文志》述形法大義：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
相人術雜糅五行、命理、卦易、醫學等知識，可謂古人“物”“象”關係認知之反映。然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相人術被視作迷信知識而遭到研究者漠視，稍有涉及者，亦對其持批判態度。
後與史學觀轉換相應，相人術開始作為一個正當話題被討論：學者或從相人術本身出發，探討其方術原理與源流；或從醫學角度出發，致力於在體相與病理間建立聯繫；或從文學角度出發，探討相人術在小說人物塑造中的功用；或從藝術角度出發，探討相人術對傳統肖像畫創作的影響。此外，敦煌遺書中保留有十多件唐及唐前相書寫本，新史料的介入一度推動了相人術研究進展。
上述研究進路外，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史籍中相人故事大多集中於政治人物身上，這決定了相人術實為一種功利方術。多數情況下，它是為了呈現特定的政治合法性而存在的。與之相較，相人故事的真實性倒顯得不那麼重要了。因此，不拘泥於故事真偽，轉而探討其被“製造”的情境與機制，不失為一種研究進路。
我們注意到，司馬遷在《史記》中曾記下女相師許負的相人故事。許負是相史上里程碑式人物，她主要活動於漢初，曾先後為薄姬、周亞夫等人看相，所涉政治人物與事件不可謂不重要，但目前對之進行專題研究的論著仍付諸闕如。有鑑於此，本文將選取許負相人故事為個案，除分析故事原委及產生背景外，還將重點討論相人術在刻畫文景政局過程中所發揮的特殊功用。
《荀子·非相》：“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頗道先秦名相師譜系。而至秦漢之際，相師中最負盛名者當推許負。許負在相史上地位極高，《三國志》裴注：“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許負、唐舉不超也。”又《金樓子·興王》：“有桑門釋僧輝，不知從何來也。自雲有許負之法。”可見魏晉之際許負已被視作頂尖相人高手，以致“許負之法”成為“相人術”代稱。、許負生卒年不可考，後世敦煌類書《琱玉集》（S.2072）“善相”條載其“秦始皇時人也”，傳世史料所見許負事蹟則集中於漢初之世，兩者並不矛盾，大致可推定其為由秦入漢之人。許負生平主要見於《史記·外戚世家》：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雲當生天子。
條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
應劭雲：“河內溫人，老嫗也。”姚氏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雌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
《漢書》談及許負，大多照錄《史記》原文。除此之外，還有如下漢代文獻提及許負。《論衡·骨相》：
夫鉗徒、許負，及相鄧通、倪寬之工，可謂知命之工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睹富貴貧賤，猶人見盤盂之器，知所設用也。
居祿秩之吏，稟富貴之命，生而有表見於面，故許負、姑布子卿輒見其驗。
及唐舉之相李兌、蔡澤，許負之相鄧通、條侯，雖司命班祿，追敘行事，弗能過也。
上引史料，除《遊俠列傳》述郭解為許負外孫，其餘皆述許負相人活動，由之可提煉出“相薄姬”“相亞夫”和“相鄧通”三個相人故事。先對許負生平疑點進行辨析。
第一是許負性別問題。前揭司馬貞《史記索隱》引應劭語稱許負為一“老嫗”，又引姚察按語稱“婦人亦有封邑”云云，皆道許負為女性。許負為女相師本無疑，但瀧川資言卻對此持懷疑態度，《史記會注考證》之《外戚世家》篇考證雲：“許負，郭解外祖父，相周亞夫，見《絳侯世家》。”又《絳侯周勃世家》篇考證雲：“《遊俠傳》雲：‘郭解，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外戚世家》雲：‘魏媼之許負所相薄姬。’其人男子，非婦也。”瀧川氏之所以有此論，乃因其會注《史記》時，發現不存於今《史記》三家注本張守節《正義》一條：“負，名也，非婦也。” 。我認為瀧川之說並不能成立，有如下證據：裴松之注《三國志》時曾指出：“孔衍《漢魏春秋》曰：‘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臣松之以為今東人呼母為負，衍以許負為婦人。”松之引“東人呼母為負”習俗論證許負為女性，可備一說。又《漢書·張陳王周傳》亦見以“負”為名者：“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雖前有周壽昌、王先謙等人以“張負”為“丈夫名”，但陳直對此指出：“按老婦稱負，始見於《列女傳》卷三之魏曲沃負，負為媍字省字，亦婦字之或體。漢代婦女名負者更多。如《高祖紀》之武負，《周亞夫傳》之許負，本文之張負，居延木簡之鄭負皆是也。王周兩家之說皆非。”陳直一說幾乎否定了“負”專為男性名說法。他還結合考古發現進一步證明許負為女性：“西安漢城遺址曾出‘許負’穿帶印一方，其一面為‘許女’二字，此印面積寬大，確為西漢初期製作。”由是觀之，許負為女性應無異議。此外亦應指出許負為女性可能更符合漢代方術史實際，《史記·封禪書》：“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女巫”一職可上溯《周禮》，《封禪書》這條史料表明，“女巫”在漢代仍作為具有性別屬性的方術活動者被單獨提出。事實上，由於與上古巫文化的特殊淵源，以及與媚道、房中、駐顏等方術的天然聯繫，女性構成漢代方士之主體，故許負為女相師亦可找到文化背景上的支撐。
第二是許負封侯問題。前揭司馬貞《史記索隱》引《楚漢春秋》稱許負曾被劉邦封為“鳴雌亭侯”。後世敦煌類書《琱玉集》（S.2072）“善相”條亦載：“豹後被煞，高祖因納薄姬，遂生文帝，果如許負之言。高祖後封許負之為雌亭侯。”後世《類林雜說》卷五《相徵》不引出處亦載“許負，秦始皇時諸侯並起為逆，與高祖相薄姬為夫人，而生文帝，封負為睢亭侯。”《琱玉集》《類林雜說》所載與《楚漢春秋》相似，但分別作“雌亭侯”和“睢亭侯”，恐傳抄之誤。漢初女子封侯並無不可，但早期文獻中，許負封侯事卻獨見於《楚漢春秋》，考諸《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皆無許負之名，又《漢書·周亞夫傳》亦不注許負封侯。因此，歷代學者皆對許負封侯持懷疑態度，如裴松之注《三國志》稱：“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為不然。”陳直亦指出西漢無亭侯名且鳴雌非食邑，故許負“鳴雌亭侯”之名恐為杜撰。此外，史籍明確記載漢初女子封侯者三人：魯侯奚涓母劉疵、蕭何夫人（名同，姓不詳）及呂后妹呂嬃。前兩人皆因侯國無人繼承而得封。呂嬃則於呂雉大封諸呂時得封，呂嬃作為樊噲之妻，在諸呂中地位特殊，又有呂后提高族中女性地位的可能考慮，得封亦合情理。反觀許負，則無封侯緣由，前引《琱玉集》《類林雜說》皆言其因相薄姬生文帝之功得封，但文帝未於高祖生前獲賞識，故此類解釋乃帶有“後見之明”的追述，恐不能成立。
第三是許負著述問題。學者指出，許負之所以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最主要的，恐怕還在於以其名字命名的《相經》的流傳。”《漢書·藝文志》未著錄此書，但有“《相人》二十四卷”，其是否與許負有關，尚無法斷定。提到許負《相經》的是《史通·書志》：“至若許負《相經》、楊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舍諸？深所未曉。”劉知幾批評《漢書》未設《人形》《方言》二志，所言“見傳流俗”表明許負《相經》流播之廣，“幸有其書”表明至少在唐代，許負《相經》仍可得見。但劉知幾所見《相經》是否為許負所作？我認為因《漢志》未著錄此書，故應審慎定為託名之作。除《相經》外，歷代託名許負之相書還有很多：《隋書·經籍志》著錄已亡佚的樊、許、唐氏《武王相書》，許氏當指許負；《歷代名畫記》記錄相圖《黃帝、薛、樊、許氏相圖》，許氏亦指許負；《日本國見在書目》著錄許負《相男女經》；《通志·藝文略》著錄《許負金歌》、許負《相書》；《宋史·藝文志》著錄許負《形神心鑑圖》、許負《相訣》；而在堪稱古代相法集大成之作的《神相全編》中，甚至有《許負聽聲》《許負相德器》《許負相耳》《許負相口》等多種託名許負之作。歷代託名許負相書如此之多，表明：第一，許負在相人術史上地位尊崇，後世託名以顯其貴；第二，相人術注重經驗與技術積累，歷代沿襲損益不大。許負可能創立了一些經典原則，故被後世託名繼承。論及許負著述，還應注意到敦煌寫本許負系統相書：現存12件敦煌寫本相書殘卷中，有5件屬許負系統，它們共同點在於書名均題作《相書一部》或《相書一卷》，作者均稱“漢朝許負等一十三人集（撰）”。五件殘卷形式、篇目、內容相似。這些寫本與前引託名許負相書情況相似，王重民指出：“自古傳行民間，久失撰人姓氏（或出於眾人之手，原無撰人姓氏），尊許負者便題許負相法，尊袁天罡者或謂為袁天罡相書；更多託古人，以炫其名貴。”
第四是許負相鄧通問題。上文提到許負“相薄姬”“相亞夫”和“相鄧通”三個相人故事，前兩個《史》《漢》記載鑿鑿，唯“相鄧通”一事記載隱晦。《史記·佞幸列傳》：“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其中“善相者”為何人，《史記》未做明確交代。只不過在《潛夫論·相列》中有“許負之相鄧通、條侯”之語。但《論衡·骨相》又說：“夫鉗徒、許負，及相鄧通、倪寬之工”，王充將許負與“相鄧通之工”並列，顯然認為“善相者”並非許負。我認為“善相者”為許負不能成立：《潛夫論》成書晚於《史記》《論衡》，所言“許負相鄧通”恐為比附。這種推測不無可能，“善相者”言鄧通“當貧餓死”，而前引許負相亞夫亦云“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鄧通與亞夫相辭、結局皆相近，故極易將兩者混淆。後世《金樓子》述鄧通相貌：“鄧通從理入口，相者曰：‘必餓死。’”鄧通相貌多出不見於《史記》的“從理入口”，可能亦是比附亞夫而來。黃暉校釋《論衡》亦持此論：“《史》、《漢》未言餓死表候，然此與亞夫相同，未審記訛，抑別有據。”情節單薄的故事在流傳過程中，吸收相似故事情節以充實自身，極合情理。如在明代小說家那裡，《潛夫論》與《金樓子》各自對“善相者相通”所做的發揮竟合流了：“其時，有神相許負相那鄧通之面，有縱理紋入口，必當窮餓而死。”。綜上，《潛夫論》所言“許負相鄧通”乃比附敘事，並不納入本文考察範圍。
過濾掉“許負相鄧通”，與許負有關的相人故事就只剩下兩個：“許負相薄姬”與“許負相亞夫”，這兩個故事實則關乎文景政局中兩件大事——文帝即位與周亞夫之死。
據前引《史記·外戚世家》，薄姬乃魏王宗家女魏媼與人苟合而生，被魏媼帶入魏王宮前曾往許負處看相，許負謂薄姬“當生天子”。薄姬一生歷兩次婚姻，最先嫁與魏王豹：“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釁，中立，更與楚連和。”按《史記》所表，豹為相辭蠱惑，才意圖在劉邦、項羽間陰持兩端以獲漁利。《史記·魏豹彭越列傳》：“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豹未及“當生天子”應驗便身死。又據《外戚世家》，豹敗亡後，薄姬旋即入劉邦織錦室，得幸而入後宮。但此後《外戚世家》又說薄姬“歲餘不得幸”，表明彼時身為漢王的劉邦可能並不知曉“當生天子”相辭，只是後來因見薄姬受宮中美人嘲笑才“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正是這次召幸，薄姬有著名的“蒼龍據吾腹”之夢，繼而“一幸生男，是為代王”，代王即是後來承繼大統的文帝。
薄姬歷兩次婚姻，“當生天子”相辭先隱而不發，與劉邦結合後方才應驗，與之關係最密切事件便是文帝即位。文帝初封代王，在代國度過的17年光陰中，一直超然漢朝事務之外，後入主長安，對其而言實屬意外。文帝於諸呂之亂後得立，功臣集團剪滅諸呂並廢掉“非真孝惠子”的少帝，圍繞由之造成的漢朝最高權力真空問題，他們有過一場著名討論，具引於下：
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迺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
當時有機會接掌漢朝權力的除文帝外，尚有齊王劉襄和淮南王劉長，文帝之所以能在三人中勝出，倒真和薄姬有些關係，但並非因“當生天子”相辭，而因“薄氏謹良”，劉襄、劉長則皆因“母家惡”而不得立。以母家勢力來決定新帝人選，顯然是功臣們吸取諸呂之亂教訓的結果，但這並非唯一原因：先看劉襄，其以誅呂為名發兵齊地，覬覦帝位之心早已昭然若揭。劉襄勢強，功臣恐日後見誅故不立之，明人王世貞就說功臣是“慮他日之見誅，而貪代王之仁弱”。再看劉長，檢諸史籍，劉長母家僅存周陽侯趙兼一人，並無惡行記載，但《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載劉長“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常附呂后”恐是劉長不得立的真正原因。由此也不難對比出文帝得立有三點優勢：第一，母家闇弱；第二，無法對功臣集團造成威脅；第三，與呂氏集團無涉。可以說，是功臣集團主導了文帝即位，左右他們做出選擇的是對自身利益的考量，諸呂之亂後的特殊政治情境，使薄姬“當生天子”實為必然。
既然文帝即位是順應彼時政治情境之事件，那麼許負相辭又有何功能呢？我認為其可視作對文帝即位合法性的緣飾。作為繼體之君，文帝實際極度缺乏威信，《史記·孝文本紀》記下了其在得知被擁立後的一連串猶豫舉動，包括召集群臣商議、占卜問疑、遣母舅薄昭前往周勃處探聽虛實等，最終才“毋可疑”入京承統。即便如此，進入長安前仍“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文帝之謹慎並非僅性格使然，實因他的政治威權不高：首先，文帝並非當時最佳新帝人選；其次，文帝為功臣所立，可謂“君臣倒置”。回到前引《呂太后本紀》功臣討論，三位“候選人”中，淮南王劉長因“年少”且“母家惡”，早早退出競爭行列。倒是齊王劉襄相較文帝似乎更具優勢：首先，漢代帝位繼承原則是“父子相傳”，《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載竇嬰一段著名言論：“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功臣集團從自我利益出發已將少帝合法性抹掉，但惠帝合法性尚存，按漢之家法，新帝宜在惠帝子侄輩即高祖孫輩中選定。《史記·齊悼惠王世家》載琅琊王劉澤對劉襄之評價：“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表明劉襄作為劉邦長孫，的確最具即位資格。其次，在劉氏宗室全面受到諸呂壓制時，劉襄率先聯合其弟朱虛侯劉章出兵反抗，在誅呂一役中可稱宗室領軍。反觀文帝，優勢則遠不及劉襄，功臣們給出文帝即位理由是“今高帝見子，最長”和“仁孝寬厚”。前一條不及劉襄“高皇帝適長孫”符合法理，後一條亦不及劉襄軍功來得實際。如前所述，文帝最終脫穎而出是特定政治情境中各方勢力角力和妥協的結果，是功臣們考量自身利益的抉擇，易言之，文帝以宗藩身份而非太子身份承統，其權力是功臣們聯合賦予的，這就出現所謂“臣立君”的倒置，從而背離了君尊臣卑的政治倫理，在與功臣的博弈中文帝處境尷尬。
以上大致呈現出文帝即位時所面臨的正統性危機，他該如何化解呢？過往研究已經揭示出文帝通過恰當處理代國舊臣與漢之功臣關係、用“易侯邑”與“令列侯之國”之法分化功臣列侯及淮南國勢力、調整東方王國政策等做法穩定了即位之初政局。這些舉措凸顯出文帝從政之老練，屬於比較“實”的維穩途徑，此外尚應留意比較“虛”的那一面，如文帝對自身躬儉形象的經營就為其帶來鞏固統治的道德資本，而另一更為重要的“虛”途徑就是藉助方術幫助。用方術神化統治者以贏得統治合法性是中國古代政治文化常態，“當生天子”相辭應誕於此背景下，可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方面，漢初行政重鬼神數術，文帝即是一位方術色彩極濃的皇帝。除上文提到其曾占卜決疑外，文帝即位後大力任用術士新垣平等人，他宣室問政賈誼，所論亦多為鬼神之事，甚至寵幸鄧通，亦因所謂“黃頭郎推之上天”夢兆。在此等氛圍中，方術所建構的政治合法性顯然是被認可的。《外戚世家》除載薄姬“當生天子”相辭外，還載薄姬“蒼龍據吾腹”之夢，這兩個預言皆與文帝出生相關，故帶有“命定論”傾向，共同“製造”出文帝即將繼承大統的“天命”。另一方面，若考察《史記》所記西漢諸帝，便發現除文帝外，另一有過看相經歷的便是高祖劉邦。《史記·高祖本紀》是以劉邦微時一連串傳奇經歷開篇的，在接連講過劉媼夢神、醉臥見龍、酒家棄債和“大丈夫當如此”四個故事後，緊接登場的便是兩則相人故事：先是呂公相劉邦稱“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並將其女即後來之呂后許配劉邦；再是姓名不詳老父為其一家四口看相，言闔家皆貴，劉邦則是“貴不可言”。這兩則相人故事的出現亦不難理解：作為開國之君，劉邦論證皇權合法性的緊迫程度相較作為繼體之君的其子文帝來說只大不小。特別是在“聖人異相”觀念下，相人術（在西漢中晚期還會與讖緯結合）論證皇權合法性具有天然優勢，正統性危及愈大，相人故事的出現就愈頻繁。所以，薄姬“當生天子”相辭如同讖言一般神化了文帝形象，文帝藉相人術，巧妙地將其權力來源從功臣轉向天意，相人術為文帝即位提供了方術意義上的合理性論證，也化解了其統治過程中的正統性危機。
相較“許負相薄姬”，“許負相亞夫”更為著名，以致後人提及許負，竟只記得這個故事：“若夫周之叔服，漢之許負，各以善相稱於前世，而書專記其効驗之尤，著者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條侯而已。”此故事之所以著名，乃因其情節曲折，《史記》中亞夫出場第一幕即為許負據亞夫“有從理入口”，預言其一生命運浮沉：“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辯駁：“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似乎也暗示了相辭應驗難度之大。但正如我們所知，亞夫生命軌跡恰依此相辭展開：先是其兄周勝獲罪去侯位，亞夫承之受封條侯，“後三歲而侯”應驗；再是亞夫因平定七國之亂而擢為丞相，“侯八歲為將相”應驗；最後景帝以亞夫越矩置辦殉葬兵器為由將其投入獄中，亞夫絕食而死，“其後九歲而君餓死”應驗。
上述三句相辭，以“其後九歲而君餓死”最為重要，它揭示出人物最終歸宿，故而是“許負相亞夫”核心所在。與之關係最密切事件便是亞夫之死，此乃漢初政局中一樁大事，學界討論已相當成熟。李開元指出，漢帝國起源於劉邦集團共天下之共識，由此所規定的皇權是一種“新型的相對性有限皇權”，兩股重要的政治力量——漢初軍功受益階層和諸侯王國分割了皇權，從而形成“宮廷皇權、諸侯王國和以丞相為中心的政府所形成的三權並立的政治結構”。但隨著景帝以來皇權逐漸膨脹，以及軍功受益階層的沒落和諸侯王國的弱化，這種政治結構日趨瓦解。周亞夫——作為沒落的軍功受益階層代表人物，他的死亦應置於這一過程中加以理解。由此可見，周亞夫可視作漢初政治轉型的犧牲品，權力膨脹的皇權勢必會對功臣集團形成壓迫之勢，並杜絕皇權再次被分割的可能。李著以“軍功受益階層”為視角觀察漢初政治，所論亞夫死因不能說錯，其後學界討論也依此路徑展開。但正如仇鹿鳴所論，以“政治集團”分析政治史時往往會忽視“政治人”個體生命歷程的複雜性。祝總斌便曾反思不能籠統地用君權相權之爭來概括景帝、亞夫間矛盾。因此，在皇帝壓迫功臣、君權侵蝕相權這些宏觀分析框架外，一些細節原因同樣值得探討：亞夫與景帝嫌隙漸深，乃因其在廢立太子、外戚封侯及降胡封侯等事件中接連與景帝政見不合，這些大約是亞夫性格使然，明人王維楨就說：“不封王信，不封降奴，見條侯抗直不回，而景帝發怒所自也。”亞夫家族地位亦特殊，其父周勃在高祖功臣中雖位分不高，但隨著張良、蕭何等人離世特別是“誅呂安劉”之後，周勃儼然已成功臣集團核心，廢少帝、立代王等一系列重大舉措皆由其主導進行。文帝即位之初，周勃尚能“受厚賞，處尊位”，但之後接連免相、繫獄，可見文帝對之猜忌之深。文帝朝與周氏家族形成的君臣矛盾自然順延至景帝朝，亞夫平亂之功相較其父只大不小，漢初兩次內政危機——諸呂之亂與七國之亂，實質是外戚與諸侯王國相繼被打擊的過程，執行這一任務的均是周氏家族，故亞夫遭景帝忌憚已不可避免。此外，景帝更現實的考慮應是為繼任者武帝掃清障礙。景帝設宴時評判亞夫“此怏怏者非少主臣”，在後世《漢武故事》中還載有景帝、武帝父子間一段對話：“帝問曰：‘爾何故視此人邪？’對曰：‘此人可畏，必能作賊。’帝笑，因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漢武故事》所記未必有據，雖不能作為直接史料，但它設置武帝為當事人並著力刻畫其與亞夫矛盾，表明亞夫乃少主威脅至少已是後人共識。
由此可見，亞夫之死亦順應政治情境而發生，那就同樣有必要審視“許負相亞夫”功能。我認為其為亞夫一生複雜的社會角色轉換提供了方術解釋，也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景帝朝君臣關係。亞夫封侯拜相直至餓死獄中，命運不可謂不離奇，許負相亞夫位於傳記開篇，在下一節裡我也會進一步討論，這可能是史遷敘史策略之需，用相辭鋪墊亞夫命運，於讀者而言就不會對其後主人公劇烈的角色轉換感到突兀。至於相人故事產生背景，一方面是時人對英雄人生戲劇性的慨嘆，可視作西漢社會英雄情結與俠義心理之投影。另一方面，若置於漢初政治演進線索中予以考察，其可解釋為對景帝朝君臣關係的重塑。不誇張地說，亞夫身份的特殊性在於他是漢初功臣集團“最後一位代表”，伴隨亞夫之死，漢廷最終轉向了君尊臣卑的君臣結構常態。毫無疑問，這一穩定結構的成立夾雜了陰謀。若說漢初劉邦剪除異姓諸侯尚有清除“共天下者”的合理動機，那麼景帝將已無實際威脅的功臣剪除殆盡以確保其後繼者統治穩定的作法則多少悖於人情，在此背景下，亞夫之死也蒙上了宮廷秘辛色彩。唐人筆記《獨異志》載：“帝付廷尉。飢食藁席九十日，至餓死。” 這段帶有臆測性質的敘述點出亞夫實際死於景帝之手，雖無憑據，但表明在後世輿論與社會心理層面，景帝誅亞夫可以“成立”。《史記》對亞夫之死描寫亦頗曖昧：亞夫入獄前已有自殺之意，經夫人力勸已絕其念，為何入獄後復而絕食自戕？又獄吏所判亞夫罪名是十分荒謬的“欲反地下”。這些疑點都隱約透露出景帝誅亞夫之可能。亞夫平七國之亂助景帝渡過統治過程中最大危機，同時也使君臣關係變得微妙，景帝雖作為亞夫之死受益者，但不可避免陷入輿論尷尬。在古代政治語境中，“君臣輯睦”既是理想政治的經典標準，亦是統治具有合法性的表徵，因為這意味著“政教平，仁愛洽”。故後世政論批評景帝，大多據“景帝誅亞夫”詰難。蘇轍《漢景帝》：“周亞夫為大將，……及其為相，守正不阿，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洪邁《容齋隨筆》“漢景帝忍殺”條亦感慨：“卒以非罪置之死，悲載！”景帝作為當事人，自然知曉此輿論危機，故不得不採取補救舉措。史載亞夫死後“國除”，但不出一年即“復國”，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重新予以周氏優待，可視為比較“實”的補救舉措。而方術所發揮的“虛”作用亦需留意，許負相亞夫故事中，相辭提前規劃了亞夫人生結局，將其死因歸為“從理入口”體相，這就轉移了視線，在相人術緣飾下，君臣間矛盾被淡化。亞夫死年，近臣衛綰出任丞相，這是漢廷首位非軍功階層丞相，至此，皇帝實際掌握三公人事之自由任免，從而正式形成皇帝“私天下”格局。在這一新型君臣關係的確立過程中，相人術以規劃權臣宿命的方式論證了這一政治轉型的必然性與合理性。
在古代政治生活中，人們常藉助方術以尋求超自然啟示，為自己提供心理暗示或向他人展示正當性。相人術是藉體相判斷命運的預測性方術，這一特點使得它更易同政治發生關聯，因為政治事件往往表現為政治人的命運升降，即政局變動所帶來的社會階層間規模流動和重新洗牌，所以相人術常被政客利用以達成特定政治訴求。在許負故事中，相人術既化解了文帝朝正統危機，又穩定了景帝朝君臣關係，不僅為現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提供支撐，還憑藉自身方術色彩對政治運作的結果加以緣飾。可見相人術除方術功能外還存在政治功能：一方面，若相人活動發生於政治活動前，則可為被相者提供自信，公佈開來又會產生輿論造勢效果；另一方面，更常見的情形是相人活動發生於政治活動後，為其結局提供合理性解釋。不能片面地用“功利”或“造偽”評判相人術政治功能，史家著史實際也是同所處時代進行對話，史遷筆下的許負故事折射出特定時空下的歷史真實：漢代相人術在爭取心理認同方面表現出價值，時人相信相人術可以為政治人身份轉變提供解釋，經相人術緣飾的政治合法性也得以承認。而這一事實成立的結構性因素則存在於漢代知識、政治、社會多層面：相人知識在漢代得以發展並被各階層普遍接受；漢初行政重鬼神數術而賦予相人術以政治解釋力；西周以來世襲貴族社會解體以及漢初高層政局動亂為相人術解釋社會角色轉換提供了空間。凡此種種，共同構築了相人術在漢代政治生活中發揮功用的豐富語境。
許負故事中相人術只是表象，背後卻是波詭雲譎的政治勢力博弈，其關涉的兩大政治事件——文帝即位與亞夫之死——饒有趣味的是，恰貫穿文景之治始終，也給我們提供一個觀察文景之治的新視角：文帝即位是功臣集團剪除外戚集團及排斥宗室集團的結果，亞夫之死則是功臣集團被打擊的結果，而最終取得全面勝利的則是皇權。許負故事預言了這一進程的必然性、論證了這一進程的合法性，從而使漢初政局的走向看上去順理成章，文、景兩帝成了許負故事的最終受益者。劉邦建漢，至文景則政局稍穩，誠如錢穆所論：“然高祖以來，功臣外戚同姓三系紛紜之爭，至此告一結束。”檢討這一時段高層政局演變，呂思勉、傅樂成、西嶋定生、李開元等前賢皆採取了政治集團分析範式，至於以階級史觀寫就的多種秦漢斷代史中所使用的“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一類表述也只不過是這一分析範式的另一表現形式，他們的結論可基本總括為：外戚、宗室和功臣三集團連環相誅，最終朝向的是武帝一朝集中的皇帝權力體制。儘管此分析範式因其過於清晰的脈絡性描述與目的性結論而招致學者批評，但必須承認的是，這一宏觀而平實的說解事實上仍構成今人理解漢初政治史的基礎。我們以許負故事為視角觀察這一歷史過程，所得結論亦無異前賢，甚至某種程度上使這個結論變得更合理了。
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沒有對這一結論進行繼續反思的必要——為何藉助許負故事會對文景政局有如此清晰的揭示？儘管本文開篇直陳研究立場——不拘泥相人故事的真偽而探討其生成機制，但在此目標達成後，我們還是要回到這一問題上來——許負故事可信嗎？
可以確認，許負故事不可信。為了論證這一觀點，我將嘗試從內部——故事本身邏輯矛盾和外部——故事傳播過程兩個角度予以推理。
凡人看相，多問壽祿，但正史中相人故事卻多關乎政治，這類天命性質故事大多不可信。如上文所引老父相劉邦故事中有惠帝耨田情結，但惠帝於劉邦稱漢王時（前206）僅五歲，於劉邦微時就更無法“居田中耨”，班固注意到此細節，故在《漢書》中去“耨”字。魯西奇考證此故事功能在於製造劉邦登基之天命，與本文所論許負故事功能基本可通。許負故事雖未出現如此明顯紕漏，但內部仍有兩個疑點：一曰“不精緻對稱”。相法常見情形是相師精確概括被相者體相特徵卻只能大致推測其運勢，許負故事洽與此相反，許負精準預測薄姬當生天子，亞夫封侯、拜相、繫獄，甚至連具體時間也一併算出，但體相依據卻十分粗糙，亞夫僅記“有從理入口”，薄姬索性未記，這顯然不合相法邏輯；二曰“選擇性失憶”。薄姬憑“當生天子”相辭獲寵於魏豹，但入劉邦後宮後竟不以此爭寵，後薄姬以“蒼龍據吾腹”爭寵時亦不言“當生天子”。亞夫接連封侯、拜相且時間完全吻合，則不可能不尋求禳除之法以避免九年後“君餓死”。但他們均選擇性“忘記”了自己有過看相經歷，這也不合邏輯。
此外，許負故事更大疑點來自外部傳播過程——最初發生在相者與被相者間的私密故事是怎樣被公開的？又怎樣輾轉進入正史呢？這需對正史文本成立問題有所關注。如李開元曾分析史遷日常交遊，推理出《史記》中荊軻刺秦、鴻門宴等名篇的成立過程，結論令人信服且極具啟發性。西方漢學界對《史記》文本成立的關注更由來已久，甚至具體到史遷用多大“工作室”盛放竹簡以及有多少助手搬運材料等瑣碎問題對《史記》成書之影響。受上述思路啟發，我們也要追問作為文本的許負故事如何成立。我注意到《風俗通義》一段有趣記載：“世俗多傳道：文皇帝少生於軍，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城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兒祭己，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為代王。”這是一則關於文帝受封代王的神異傳說，漢成帝聽到後表示懷疑故求證於劉向，劉向的回答是“皆不然”。此傳說旨在通過塑造劉邦與文帝間父子情誼來論證文帝即位合法性，功能與許負相薄姬略同，所以許負故事原本可能也是“世俗多傳道”。上文雖指出文帝即位與亞夫之死帶有必然性，但從當事人運勢角度來看又帶有偶然性，因此一般民眾對王侯將相生命無常的慨嘆與統治者維護現行政治秩序的企圖結合，並融入相人術風靡的知識背景，文帝和亞夫的相人故事就順勢而生了。又因許負是當時最著名相師，久而久之人們又把這兩個故事嫁接給了許負。據《太史公自序》，《史記》蒐集材料的重要方法是採錄民間舊聞，“愛奇”的史遷大約聽到了這個“世俗多傳道”的許負故事就將其收入了《史記》，此過程如梁啟超所論：“其史蹟本為作偽的性質，史家明知其偽而因仍以書之者。”錢鍾書亦指出：“《史記》於‘怪事’‘軼聞’，固未能芟除淨盡。”至此可大致推測許負故事文本成立過程：先有文帝即位與亞夫之死，繼有民間相人故事，最後史遷將相人故事收入《史記》，並調整時間順序將其置於政治事件發生之前。
進一步要追問的是——史遷為何將許負故事收入《史記》？我認為這是其敘史策略之需，目的在於使其筆下的文景政局更合邏輯，這也間接表明史遷承認了許負故事所緣飾的政治合法性。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將歷史文本等同於文學虛構的觀點雖引發不小爭議，但其在歷史著述中區分出“編年史”與“故事”的做法似乎可與中國史學中二體問題相呼應。在懷特看來，當編年史轉化為故事時，就有了可辨別的開頭、中間和結局，從而被人們視為一個可理解的過程，特別是有了所謂“情節化模式”。
《史記》誕生時，文史邊界本就模糊，其紀傳體體裁更使得“情節”成為必要。許負故事便可視作使敘史情節化的功能性裝置，它位於文帝、亞夫出場之前繼而接引出主人公命運，從而使人物生命也成為一個可理解的過程。在相亞夫一例中，這種功能表現得尤其明顯，史遷於傳記尾聲寫道：“條侯果餓死”，楊樹達敏銳指出這是“終許負之言”。為了進一步證明許負故事是史書中功能性裝置，我還要指出兩點：第一，史遷對相人術將信將疑。他論張良和郭解，直陳以貌取人之失，否認體相同命運存在必然聯繫，可見其只在特定時機才“相信”相人術；第二，《史記》中相師大多呈現“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特徵，他們像提線木偶一樣被史遷操縱著只在特定場合登臺，完成使命後又大多“遂不知去處”。
政治史研究的難度在於把握“分寸感”，我們往往很容易就勾連出一條邏輯清晰的政治演進線索，但可能同時也陷入了“倒放電影”誤區。毫無疑問，研究者由於握有時間優勢，其對歷史事件的把握超越於當事人。同時，政治史研究者由於大多受過現代政治學訓練，加之廣泛佔有材料，自然會在此基礎上提煉出所謂政治理性，然後不自覺地將之移植給當事人，認為他們也會依此正確邏輯做出正確決策。但我們必須認清的事實是：歷史研究存在邏輯，而歷史展開可能並無邏輯。具體至漢代政治史研究，所依託的核心材料——“前四史”——作為歷史敘事的呈現，本身也具有邏輯。許負故事就作為這樣一種敘史邏輯存在於正史之中，其目的在於使史家筆下的政治史走向變得水到渠成從而符合史家心中邏輯。從這個角度來說，本文以許負故事為視角觀察漢初政局所得結論無異前賢無可厚非，因為我們事實上都在做同一件事——論證史遷的正確性，即揭示《史記》文本背後邏輯。身處武帝朝的史遷和我們一樣，同是掌握時間優勢的文景之治“觀察者”，他早已加工出一條邏輯清晰的文景政局演進鏈條，我們研究者所能做的工作則可概括為，藉助現代政治史分析範式讓這一鏈條以更容易為讀者所接受的論文形式呈現出來，並在這一過程中儘可能捕捉更多被史家“過濾”掉的歷史細節：
第一，本文講述的第一個許負故事是存在於歷史情境中的，這是一個假故事，但作為功能性的歷史記憶，它反應的歷史真實是：伴隨漢初篤信方術的社會心理及波詭雲譎的高層政局變動，許負故事應勢而生，它是所處時代的產物又反作用於時代，即憑藉自身政治功能形塑了文景政局的合法性。
第二，本文講述的第二個許負故事是存在於歷史文本中的，這也是一個假故事，但作為功能性的歷史書寫，它反應的歷史真實是：史遷著史亦是同所處時代對話，他將許負故事固化在《史記》中，不僅表明對相人術政治功能的認同，亦間接表明其對相人術所緣飾的文景政局合法性的認同，同時許負故事也成為其敘史的功能裝置，使其筆下歷史人物的生命及文景政局的走向變得更合邏輯。
第三，就推進漢初政治史研究而言，藉助許負故事的幫助，我們可放大文景政局中若干複雜斷面：如文帝即位之初的正統性危機、景帝剷除功臣後的輿論危機等。儘管藉助“倒放電影”的《史記》做出接近政治現場的歷史研究難度頗大，但這並非障礙，因為認清這一點正是走向更高層次政治史研究的關鍵。
即便已推導出主要結論，本文也不能就此止住，因為我還想講述第三個許負故事。這是一個最初現於網絡論壇，後被編進網絡百科詞條，最終又被專業史家收入通俗史學讀物的現代版許負故事。在這個故事中，許負不再是《史記》中形象模糊的神秘人物，她手握玉玦出生，至八十四歲無疾而終，她還有家人、師承和官職，當然她的相人故事也變多了：為秦始皇看相，預言秦王朝崩潰；為劉邦看相，預言將得天下；為呂后看相，預言晚年掌權但遭歷史惡名。顯然，這裡的許負經歷了一次“層累建構”過程。
事實上，這已經不是許負第一次被“層累建構”了，從《楚漢春秋》中“鳴雌亭侯”到《潛夫論》中“許負相鄧通”，再到歷代託名許負之相書，由於在相人術史上地位特殊，許負從未逃脫“被書寫”的宿命。
今天，這個新故事憑藉引人入勝的情節，影響力遠超歷史上“真實”的許負故事。網絡與通俗史學讀物構成今之公眾瞭解歷史的主要途徑，不難想見，今天多數人所瞭解的許負故事可能是這個現代版的。一個“層累建構”的現代故事逐漸取代歷史上的“真實”故事，這一現象頗堪玩味。編造者基於其對秦漢史的理解創作了這個故事，從而使其筆下的秦亡、漢興、呂禍變得合理且生動。更重要的，大多數人居然接受了這個現代版許負故事，那麼在傳媒不發達、造紙術未普及、印刷術未出現的漢代，由於知識傳播缺乏必要的檢驗機制，這個接受過程顯然會更容易。
這個現代版許負故事可與本文所論第一個許負故事對應起來，因為它們都是為了實現特定目的而編造出來的。而現代版許負故事被收入網絡百科詞條及通俗史學讀物從而固化為一般民眾所閱讀的知識則與史遷將許負故事收進《史記》的情形十分相似。因此，弄清第三個許負故事，為我們近距離觀察許負故事與文景政局書寫的關係，特別是為弄清第一個和第二個許負故事的產生機制提供了一個現實而有趣的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