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主要內容
所謂“自由國際秩序”，是美國根據自身利益和偏見制定的一套等級秩序，它戴著有色眼鏡，自大地認為西方國家是民主自由的，而非西方國家是半民主自由或非民主的。這實際上是在國際社會中樹立一套以西方價值觀為標準的等級制，是西方種族主義和“文明標準”的延續。
近代以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給世界帶來深重災難。然而，近年來在西方學界卻流行著這樣一種敘事，即“帝國”在二戰後戛然而止，被“美國領導的自由國際秩序”所取代。事實並非如此。
在西方語境中，如果說對內統治，“帝國”往往是一個貶義詞，而如果是對外統治情況則不然。隨著羅馬共和國征服地中海世界，其共和政體被凱撒、奧古斯都等獨裁者顛覆，羅馬共和國變為羅馬帝國，政府官員的最高權力被稱作imperium，這一詞彙日後演變為empire（帝國）一詞。西方學者認為，對內而言，共和國優於帝國，因為共和國統治依靠的是“公民美德”，而帝國則是“公民美德”喪失後遭到的懲罰，因為民眾不得不屈從於帝王的殘暴統治。對外來說，西方人一直對昔日的羅馬帝國“念念不忘”，譽之為“羅馬和平”，認為正是由於羅馬人武力征服地中海世界，才帶來了“和平”。儘管羅馬帝國早已不復存在，但其曾經的“輝煌”與野心，仍如幽靈一般在西方世界遊蕩。地理大發現後，歐洲國家的帝國衝動找到了新出口，西班牙、葡萄牙以及繼之而起的荷蘭、法國和英國均建立起龐大的海外殖民帝國。
18世紀，英法在全球範圍內搶佔殖民地和爭奪霸權。法國實行“直接帝國”政策，即在吞併殖民地後進行直接管理。法國啟蒙思想家孔多塞等一面譴責歐洲的殖民統治，一面主張要向落後地區傳播“文明”，並將法國吹噓為最“文明”、最具傳播資格的國家。“自由派”學者托克維爾原本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對印第安人等殖民侵略受害者擺出一副同情姿態，但在涉及法國利益的時候卻索性撕下這張面具，急不可耐地為法國佔領阿爾及利亞辯護，並叫囂著要用武力鎮壓當地人民的反抗。大革命後，法國繼續加大對外擴張，並出現了兩個“帝國”——法蘭西第一帝國與法蘭西第二帝國。馬克思指出，“法蘭西帝國”是貴族保守派、資產階級與革命群眾力量僵持的產物，它通過對外征服轉移了國內的階級鬥爭。這一法寶也被法蘭西共和國所繼承。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以傳播“文明”為使命，致力於在殖民地推行同化政策，將其美化為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博愛”傳統的延續。因此，法國的“直接帝國”政策顯得格外教條和野蠻。
英國更具功利主義色彩，也更加狡詐。英國起初也對殖民地採取直接控制的手段，但在印度民族大起義後，意識到不能像法國一樣蠻幹，需要重視當地的傳統習俗，利用當地宗教、文化和部族矛盾分而治之，由此從“直接帝國”轉為“間接帝國”。英國還發展出“自由貿易帝國”或“非正式帝國”，即利用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海上霸權，對亞非拉主權國家進行經濟控制，而不是將其變成殖民地。帝國主義的積極鼓吹者和衛道士、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是“間接帝國”的支持者，他在1852年抱怨，殖民地是“套在我們脖子上的磨盤”。曼徹斯特學派的科布登、布萊特，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斯賓塞，英國自由黨領袖布萊克斯通等，名義上也都反對繼續征服擴張，但實際上都支持英國的全球經濟霸權和“非正式帝國”政策。英國思想家亞當·斯密、愛德蒙·柏克等也都曾對本國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政策提出激烈批評，但他們只是希望英國的統治能變得更“文明”，而不是拆散帝國。
19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痼疾開始發作。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開展，“工業文明”升級為“金融文明”，自由競爭發展為壟斷，各國加緊爭奪海外投資渠道、市場和原材料產地，“帝國”的誘惑在增強。與此同時，世界上存在諸多“帝國”和“皇帝”，如奧匈帝國皇帝、德意志帝國皇帝、日本帝國天皇以及俄羅斯帝國沙皇等，標誌著“帝國時代”的到來。
迪斯雷利1872年先後發表了曼徹斯特演說和水晶宮演說，宣稱託利黨的“首要任務是維護本國制度”，其次便是“維護英格蘭的帝國”，並將國內反帝主義者貶稱為“偽君子和書呆子”。英國礦業大亨塞西爾·羅德茲、保守黨首相張伯倫、自由黨政治家查爾斯·迪爾克等都是公開的“帝國主義者”。英國女王維多利亞1876年加冕為“印度女皇”，1902年設立了“帝國日”，以激發普通民眾對英帝國的認同。“帝國”看上去能帶來許多好處：國家榮譽和地位、原材料和市場、投資渠道，同時也體現為“社會帝國主義”，即通過對外征服緩解和轉嫁國內矛盾。羅德茲直白地說道，“帝國就是吃飯問題。要是你不希望發生內戰，你就應當成為帝國主義者”。恩格斯也談到了在帝國問題上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化問題，認為它甚至能激發虛偽的道德感。英國作家吉卜林顛倒黑白地稱，“帝國”是“白人的負擔”，是白人為了“文明”的使命而“負重前行”。然而，當“非正式帝國”面臨岌岌可危的情形時，英國就開始緊鑼密鼓地佔領埃及、發動布爾戰爭，將此前沒有正式佔領的地區轉化為“正式帝國”。
對於“帝國”，美國的態度有一個演變過程。殖民地時期，英屬北美人以身為英帝國臣民為榮，倚仗英帝國支持，不斷侵蝕和掠奪印第安人的土地。美國獨立後，華盛頓用“崛起帝國”、富蘭克林用“強大帝國”、傑斐遜用“自由帝國”和“廣闊帝國”等詞語來描述美國，這說明殖民地時期和美國早期領導人對“帝國”持認可態度。
不過，獨立後的美國人認為，分清與其他帝國尤其是與英帝國的差別更為重要。西進運動中，美國不斷驅趕屠殺印第安人，吞併他們的土地，這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沒什麼不同。但美國人認為，獲取土地以最終建州為目標，不存在英帝國“中心”與“邊緣”的關係；同時，美國是一個“白人共和國”，只歡迎白人移民，這與英帝國的多元化也有明顯差別。因此，在這一話語敘事中，美國與“英帝國”有了區分，美國的擴張是“好的、理性的、共和的”，而“帝國”則是專制的和非理性的。美國自欺欺人地使用上述言辭來粉飾和掩蓋對印第安人以及墨西哥人犯下的累累罪行，並試圖以此標榜自己的“例外特性”。
1898年4月25日，美西戰爭爆發，美國走上了對外擴張的道路。12月10日，美國和西班牙籤訂《巴黎和約》，西班牙割讓古巴、菲律賓、波多黎各等殖民地給美國，美國成了像歐洲列強一樣的殖民帝國。圖為格蘭傑歷史圖片檔案庫（Granger Historical Picture Archive）中描繪美西戰爭的插畫 視覺中國/供圖
隨著美國崛起為工業強國，鍍金時代的壟斷資本集團主宰了國民經濟，再加上內陸“邊疆”已所剩無幾，鼓吹對外擴張的“新天定命運”、社會達爾文主義、邊疆論和海權論等論調甚囂塵上。1873年和1893年兩次嚴重的經濟危機，使得美國社會精英產生了不擴張就萎縮的焦慮情緒。這種情緒在1898年的美西戰爭中爆發和宣洩出來。戰勝西班牙帝國後，美國在是否接收菲律賓問題上產生較大分歧。反對派自稱“反帝主義者”，譴責支持佔領的一方為“帝國主義者”；但後者不承認這一說法，自稱“擴張主義者”。時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甚至厚顏無恥地說，在美國“沒有見到帝國主義者”，而只有“一貫的擴張政策”。“擴張主義者”聲稱，佔領菲律賓與西進運動並無本質不同，新獲得的土地不是“殖民地”，而是“未合併的領地”。
為何美國最後又放棄佔領菲律賓了呢？問題的關鍵在於為殖民地付出的成本過高。除道德因素外，有色人種的大規模移民、關稅問題、菲律賓人民的反抗、日本的威脅、美國聯邦權力的限制等都意味著佔領菲律賓要支付高昂的殖民成本。美國國會在1916年通過了《瓊斯法》，許諾菲律賓獨立。儘管這一許諾直到1946年才成為現實，但美國已經迫不及待地以此來宣揚自己是“反帝國主義”者。這一做法開啟了美國帝國主義的“新模式”，即邁克爾·曼所說的“臨時殖民地”，那就是通過短期佔領來輸出所謂的“美國體系”，從而服務於美國的長遠利益。
這套“美國體系”的操作是，與“殖民地”上層精英達成妥協與合作，建立由他們把持的“自治政府”，這個政府往往是親美的寡頭政體。美國的辯護者聲稱，美國致力於培育當地人民的自治能力，因而不是“帝國主義”。與此同時，他們也開始大張旗鼓地宣傳美國與歐洲帝國主義的區別，抨擊歐洲列強是掠奪行為，只有美國格外“仁慈”，將殖民地的“福利”放在心裡。
鑑於菲律賓的經驗，美國沒有直接吞併小國林立的加勒比海地區。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將吞併多米尼加比喻為“大蟒蛇將豪豬倒著吞下”，認為代價高昂。成本較低的方式是美國控制當地戰略要地、關稅收入和財政貨幣政策，從而為自身利益服務。例如，巴拿馬原為哥倫比亞共和國的一個省，美國通過煽動巴拿馬的分離主義勢力，將其從哥倫比亞分裂出去，變為自己的保護國，隨後獲取了巴拿馬運河的開鑿權，並長期佔領運河區。通過“門戶開放”和“金元外交”，美國實現了更經濟實惠的帝國控制方式，但它必須頻繁地訴諸武力，來遏制和懲罰當地的民族主義者。諷刺的是，美國一方面公開指責英法在非洲、亞洲等的帝國主義政策，另一方面又無視自身1898—1930年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多達28次的武裝干涉，大言不慚地到處吹噓自己是“反帝國主義”者。
美國還試圖通過國際組織來實現自己的帝國野心。1899年，美國派出代表團參加海牙會議，試圖通過建立仲裁法院、制定戰爭規則等方式，協調列強間的矛盾，但這次會議因德國反對而成果有限。1907年，第二次海牙會議更是變成一出鬧劇，美國試圖避免“帝國主義”惡名，邀請多次被其霸凌的拉美國家參會。但事與願違，會上發生了弱小國家與列強的爭執，使完善仲裁法院的計劃落空。
兩次世界大戰後，歐洲衰落，美國獲得了世界霸權。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國將建立國聯等國際組織的功勞歸於自己，標榜為“美國計劃”，視作“反帝”成果。但本質上這只是神聖同盟、歐洲協調乃至柏林會議的延續，只不過西方內部由“多極”變成了“單極”，列強協商分贓變成了美國的“一言堂”。
美國還用所謂的“自由國際秩序”來自我美化，借用啟蒙運動以來的一套西方中心論話語，用國際法、“普世人權”、民主、規則和自由市場等言辭維護霸權，並自我感覺良好地充當發展中國家的教師爺。所謂“自由國際秩序”，是美國根據自身利益和偏見制定的一套等級秩序，它戴著有色眼鏡，自大地認為西方國家是民主自由的，而非西方國家是半民主自由或非民主的。這實際上是在國際社會中樹立一套以西方價值觀為標準的等級制，是西方種族主義和“文明標準”的延續。
美國不擇手段地維護這個等級秩序，包括使用中情局對外秘密滲透、策動政變、經濟制裁和軍事幹涉等。它還常常混淆軍事聯盟與國際組織的差別，在倡導包容性、平等性和文化多元主義的國際組織之外，建立以西方價值觀為準則的排他性聯盟，甚至在這個聯盟中再建核心聯盟，依靠脅迫、宣傳、滲透等方式糾集一批“盟友”，自己做“盟主”。
同其他“帝國”一樣，美利堅帝國圖謀更有效地壓榨與掠奪缺少反抗力量和話語權的邊緣地帶。二戰後，美國花樣翻新，通過跨國公司、美元霸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謬論等來控制第三世界國家。它還千方百計地阻撓、打壓邊緣地帶國家地區的經濟轉型與升級，妄圖使其永遠處於從屬和依附地位。
但世上沒有長盛不衰的帝國。許多學者注意到，在帝國處於上升勢頭時，一般表現得較為自信與包容，看起來甚至不像帝國主義，19世紀中期的英國和20世紀中期的美國便是典型。而恰恰是其走向衰落的時候，在焦慮的心態下越發封閉反智、歇斯底里，大肆推行反全球化和保護主義政策，並走上拉幫結派、窮兵黷武之路，加劇國際局勢緊張。而此時，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也就暴露無遺。
1903年，美國策動巴拿馬獨立，隨後與其簽訂了《巴拿馬運河條約》，並長期佔領運河區。此後，巴拿馬運河區成了“國中之國”，由美國總統任命運河區政府總督進行管理。圖為1913年巴拿馬運河上即將建成的船閘 視覺中國/供圖
即便如此，美國官方仍堅稱美國不是一個“帝國”，學界亦不乏為其宣傳鼓譟之人。即便有眾多無可否認的事實擺在眼前，他們也會加上種種修飾，把美國刻畫為一個自由的、勉強而為的、不經意的、防禦的、文明的、非正式的、海洋的、商業的、無殖民地的、受邀請的、臨時的、後現代的、後領土的“帝國”。不論是徹底否認美國的“帝國主義”性質，還是挖空心思為美國作婉轉的無罪辯護，為美國鼓譟者傾向於認為美國決策者是好心辦壞事，美國本意是倡導“自由秩序”，只是無意間走上帝國歧途。他們還聲稱帝國在客觀上推動了全球化進程，積極意義大於消極影響；有的甚至認為帝國是通向康德式“永久民主和平”的必經之路。這些言論無疑驗證了薩義德關於知識與權力關係的論斷，即沒有中立的學術。
一戰前，考茨基曾被帝國聯盟所迷惑，提出了“超帝國主義”論，認為只要帝國主義聯合起來組成國際壟斷同盟，共同“和平”地剝削全世界，就能消滅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出現一個“持久和平”的“新紀元”。列寧則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個壟斷資本集團的聯盟，只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暫時現象，也將會在資本主義的運動中土崩瓦解。因為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主要有三種矛盾：帝國主義國家內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為爭奪勢力範圍而產生的矛盾。前兩種矛盾激化，必然引起無產階級革命和殖民地革命；後一種矛盾激化，往往導致帝國主義戰爭，而帝國主義戰爭又會加深前兩種矛盾，從而促進無產階級革命和殖民地革命的爆發。今天，我們可以看到，舊式的帝國主義已經滅亡，但新的帝國主義還存在。無論新帝國主義以何種形式出現——金融科技帝國主義、法律帝國主義、概念帝國主義或是聯盟帝國主義等，都改變不了其壓榨、掠奪和剝削的本質。
可點擊下方“閱讀原文”，關注中國社科院學術期刊官方微店，訂閱《歷史評論》《歷史研究》和《中國歷史研究院集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