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競昊：“南方化”的濟寧城

文丨孫競昊

歷史上中國各地的景觀在地理和文化上有極具意義的差異。中國歷史上南北方的劃分一向受到關注。雖然牟復禮（Frederick Mote）在描述前現代中國時強調其共同特徵，而不是區域差異，但他也有力地說明了從宋代開始越來越明顯地在精英審美傾向、文人追求、禮儀、社會習俗方面的一些南北差異。就像牟復禮對區域差異性的感知一樣，歷史時期的大量文獻也映現出了這種區域性刻板印象的流行，即通常將代表城市的南方與代表鄉村的北方相對立。事實上，六朝以降，特別到了明清時期，許多北方人有意識地效仿南方，以此獲得一些南方屬性的經濟和文化上的聲望。在這個模仿的過程中，通過大運河實現的物品、人員和思想的便利溝通，使一些北方城市在帝國晚期或多或少地“南方化”了。本研究案例的關注對象濟寧在地理上位於北方，卻在明清時期呈現出許多江南城市的特點。

隨著經濟發展，濟寧的文化與教育也繁榮起來。從經濟的角度看，經濟制約著文化，當經濟發生變化，文化也會因應地變化。但從文化的角度看，文化對經濟同樣發揮重要制約作用。不管其出發點如何不同，經濟類型與文化實踐的內在聯繫不容置疑，當然，類型相同或近似的經濟基礎並非一定對應著同樣的文化屬性。在濟寧，伴隨著明代中期大運河驅動的市場經濟的勃興，極富特色的地方文化也繁榮起來，這包括士紳刻意營造的精英文化及其影響之下的大眾文化。濟寧城市的物質外觀和文化認同，既與地方的歷史傳統相關，又依託於繁榮的商業活動和服務設施。特別是，濟寧發展成了一個擁有雅緻建築和瀟灑氣質的具有全國影響的勝地，頗似江南城市。

在大運河運營和經濟增長的推動下，濟寧的聲譽從明中期開始穩步提升。隨著這種新的聲譽而來的文化變革，既包括舊資源的革新，也包括新資源的創造。藉助於當地的和外來的元素，以精英人士為代表的濟寧人自覺地為自己的城市構建了一種新的實體形象。

（一）太白樓

濟寧作為一個獨特的文化場所，其名聲尤其依賴於它的那些著名景緻。明清時期，濟寧在人們心目中最重要的形象莫過於南城門上的太白樓。很多遊客來到濟寧，就是由於太白樓“必看”的吸引力。明中期曾經擔任按察司僉事的士大夫熊相說：“騷人墨客過是者，每以未獲登臨為恨。”方誌等地方文獻保留了遊客們寫下的大量詩文作品，可見款待他們的當地主人對太白樓及其傳說情有獨鍾。

濟寧市太白樓

太白樓以唐代大詩人、酒仙李白（701—762）而得名，李白字“太白”。今天坐落在大運河故道旁建於20世紀50年代初的太白樓上，一篇鑲嵌在牆壁上的碑文講到了李白、杜甫、賀知章與這個景點的關聯。的確，地方歷史文獻裡有大量與此有關的描述，而現存的關於太白樓起源的官方敘述最早出現在《（康熙）濟寧州志》中：“太白酒樓在南城上，唐李白遊任城，任城令賀知章置酒於此，鹹通中建樓，往來名人題詠，石碣林立，如聚笏。”

與太白樓相毗鄰，元代出現了紀念李白與賀知章的二賢祠。儘管不久以後它便塌毀了，但在明清兩代不斷得以重建和修繕，這似乎是在強化兩位大詩人在此相會故事的真實性。

一些文獻寫到李白本人在濟寧城裡修築或購置了一個酒館。《太平廣記》載：“初白自幼好酒，於兗州習業，平居多飲。又於任城縣構酒樓，日與同志荒宴其上，少有醒時。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重而加敬焉。”另一說法是，李白在任城旅居期間，經常光顧一個賀蘭氏開辦的酒館。根據晚唐之後的各種歷史記載，在861年，李白逝世百週年之後，才子詩人沈光訪問了該地，並寫下《李白酒樓記》。之後，賀蘭氏酒樓更名為太白酒樓。

以上零散的、不確的記載並不能證實太白酒樓或太白樓的歷史存在。直到明初，濟寧左衛指揮使狄崇於1370年在南城牆上建造了太白樓。《（乾隆）濟寧直隸州志》歷數了自那時起太白樓的歷史變遷。雖然這個亭閣歷經毀壞、重建和復原，但作為濟寧當地文化的中心隱喻，它從未變得默默無聞。

為何李白到任城來，厚愛此地？《舊唐書》載：“李白，字太白，山東人……父為任城尉，因家焉。”濟寧作為唐代文豪交誼的重要場所，其形象似乎在明末得到了地方精英前所未有的宣傳。濟寧籍的著名士大夫徐標（1592—1644）在他的著作中描繪了一個充滿活力的地方文化場景，其中包括幾位著名的唐代詩人：“爾時高適刺兗州，賀知章令任城，李父為任尉，兄宰中都，故李、杜嘗往來吾魯，於濟有太白樓，下有南池。”徐標不是唯一讚美濟寧過往文學勝景的明代高官，隆慶年間的內閣首輔徐階（1503—1583）曾為一座據稱是賀知章在任城的故居題詩，名為《過賀知章故宅》。

然而，關於當地古代文學榮譽的這種誇張的主張似乎缺少根據，謹慎的《（乾隆）濟寧直隸州志》編纂者質疑了這個故事的真實性，指出賀知章其實從未在任城為官。他們注意到，李白的確在大濟寧地區度過一段時光：“李白客任城，……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樓當是其遺蹟。知章亦無令任城。”不過，大多數當地文人並不直面這個傳說的真實性，而是選擇避開這個存疑的話題。

在歷史上，李白與山東有密切關係是事實，當時有人稱呼他為“山東李白”。根據一項現代研究，李白於開元二十五年（737；一說開元二十四年）舉家遷徙到山東，並居住了15年之久，儘管其間他本人遊歷四方。

包括《太平廣記》在內的歷史文獻中有關於李白在任城安家的故事，但都被新的研究所否定。近來研究證實了18世紀初提出的猜測，李白從未將他的家搬遷到任城。安旗考證李白寫山東的70餘篇詩文中只有3篇與任城有關，即《贈任城盧主簿潛》《對雪奉餞任城六父秩滿歸京》《任城縣廳壁記》，認為當時李白寓家之地是在與任城縣同屬兗州府的府治瑕丘城，距濟寧30公里。至於李白著名的《任城縣廳壁記》中的“賀公”顯然不是賀知章。李白在742年夏天來到都城長安之前，從未見過賀知章；這次見面時，這位年長李白四旬的顯宦對他的詩文才華表示讚賞。另一研究揭示，賀縣令名知止，是賀知章的族親，大約在天寶年間任職任城，李白應該在這期間拜訪了他，並寫了頌揚縣令的優異治理與任城輝煌文脈的美文。

（二）塑造城市形象的文化策略

縱然太白樓的逸聞飄渺，強烈的詩文情愫仍推動了當地人接受這個傳說作為歷史記憶的一部分。18世紀初的一篇文章讚頌了太白樓，對這個故事真實性的爭論則一筆帶過：“則其主賓歡洽，觥詠酬唱，也固無不可，何必季真哉？”《（民國）濟寧直隸州續志》編纂者建議：“姑存其說，以俟來哲。”顯然，大多數當地文人都樂意將這個軼事視為“真相”，至少在努力增強城市聲譽的背景下，將其當作事實。這個例子表明，明末的文人雅士運用濟寧的文學遺產來創造想象，以建構地方景點的精神旨趣。此外，以李白在任城出現過的這個“事實”為基礎，他們把太白樓作為推動本地文化優勢的核心修辭。

遊覽濟寧的外地人也一味地渲染這些未經證實的記載，他們中不少是明清時代寫詩賦詞的名士，甚至還有南巡經過的清代皇帝。康熙帝與乾隆帝曾數次駐蹕濟寧，每次都遊覽當地名勝，留下詩歌和墨寶，稱頌李白、杜甫在濟寧的舊事，表彰當地深厚的儒學傳統。

除了太白樓，濟寧的許多熱門景點也都被賦予了文學和文化的意義。例如，南池（又稱杜池、少陵池）昭示了杜甫與該地區的關係——無論杜甫來訪的傳說如何不真實。《（康熙）濟寧州志》談道：“南池在南城白樓下，洸、泗兩水所經……蓄荷數畝。杜甫與許主簿泛舟南池，有詩。”

濟寧市南池景區

通過史上最偉大的詩人，太白樓等地方名勝的價值被竭力推崇起來。顯然，濟寧人選擇了有利於城市聲譽的歷史成分……為了與歷史上偉大的詩人建立關係，太白樓等紀念遺址被濟寧當地文化的推動者所利用。這些景點之所以獲得盛名，不是由於它們的物質構造或形象，而是由於它們所得以代表或傳達的文學、藝術、文化聯繫。

出於同樣的原因，為了強調濟寧的文化色彩，當地居民也以其他方式強化過往的輝煌。濟寧比鄰孔孟故里，濟寧居民認為其家鄉在聖賢的光澤下，長期以來將所在之地稱為“聖賢之鄉”“禮儀之邦”。同樣，在明清時期，大量的寺廟、墓葬、祠堂、寶塔、石碑和牌坊以往昔當地傑出人物和知名寄居者的名字命名，表達了濟寧人對輝煌過去的懷念。特別是，每部方誌都會用長長的列表，記述在該地區居住或長期寄居的著名人物，強調他們與該地的聯繫，使用諸如“聖蹟”“古蹟”“宦跡”等稱謂，從而表現出濟寧人對古代文化血脈的感知。

歷史文獻竭力渲染當地長期以來的美譽，包括文明發達的地位以及豐富的遺產，這並非毫無根據，因為濟寧處於古代中國領先的經濟文化核心區之一，在明代之前的大部分時間裡保持著不低於縣治的地位。明清時期的濟寧人聲稱，他們的家鄉擁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儘管其早期歷史是模糊的，但卻被富有想象力的傳說和誇張的故事豐富化了。《（民國）濟寧縣誌》追溯濟寧的變遷：“濟寧於古，其地則魯，去曲阜不百里，而先賢遺蹟若任氏、高氏、樊氏、顓孫氏多出於其鄉。沐浴聖澤久，故積厚而流光。”中國北方頻仍、慘烈的戰亂和人口流徙，不斷地改變著地方上的人口密度和居民結構：“元季亂後，土著無多，人民率由山右遷徙來此者。”故此，明清時期，濟寧居民在追述當地作為孔孟之鄉的儒學傳統的同時，也樂意納入外來的文人騷客，如李白、杜甫，以此凸顯濟寧與眾不同的城市認同。

這種帶有“宣示性”的人造景緻和文化遺蹟可以勾起浪漫的聯想，取得構建城市形象的某種“文化想象性”。因此，太白樓等名勝的意義不僅在於其實體的存在，而且在於它所代表和賦予的當地文學與文化的結合。從這種努力中，我們可以看到，濟寧精英如何興致勃勃地構建和培育一個與絢麗的歷史遺產相關聯的地方文化形象，並利用這種形象來提升自己家鄉的名望。

（三）公共空間裡的太白樓及其他景緻

太白樓、南池是公共集會的地點和文化及社會活動的舞臺。例如，太白樓不僅是文人雅士舉行聚會、吟詩作賦的場所，亦是當地居民駐足憑欄的最佳去處。特別是在例行的節日時，太白樓是最重要的公共聚集場所。九九重陽節時，當地的文人雅士聚飲，登太白樓遠眺，懷古論今。儘管民國的建立帶來移風易俗的新習尚，新文化運動又暴風驟雨般地摧毀了舊的傳統，但是這個習俗一直沿襲到近現代。1919年11月3日，即農曆重陽節那天，當地士紳領袖潘守廉（1845—1939，北洋時期末代總理潘復的父親）特意“集濟上耆老僑寓名流”二十人，包括退休的山東省諮議局議長楊毓泗（1864—1921），“作登高之會，把酒賦詩，一時稱盛”。

太白樓也是當地文人和官員招待賓客的理想場所。詩人們尤其喜歡在此聚會，常見的場景是詩會。他們站在太白樓的臺榭上，鳥瞰運河與城郊的景象，飲酒賦詩，談古論今。在他們大量詩賦的標題中，出現了“邀客”“聚飲”“飲別”“唱和”等詞語，表明了這些訪問者的身份特徵。這些文化活動在風景如畫的地點舉行，不僅促進了社會交往，也培育了城市在區域之外的公共形象。

太白樓等景緻見證了當地的文化歷程。1600年，利瑪竇一行從南京出發到北京，大部分旅程都是在運河上行船。途經濟寧時，利瑪竇聽說故舊李贄（1527—1602）正應邀做客於運河總督劉東星（1538—1601）府上，便去拜訪他們，並居住了數日，遊覽了城內外名勝。利瑪竇和李贄重續他們前一年在南京初識的情誼，劉東星與其夫人表達了對基督教的傾心。這次歡聚使利瑪竇感到“愉快高興，以致他完全覺得自己是在歐洲的家裡，或者跟他的朋友在他教會的教堂中，而不是在世界另一面的異教徒中”。這沿著運河的傳教事業的開端，極大地鼓舞了利瑪竇日後在北京傳教工作的雄心。

明清之際的戰亂使濟寧陷入了相當長的一段衰敗期。但隨著新王朝統治的穩固，漕運得以恢復，運河貿易開始復甦，濟寧再次繁榮起來。明朝已經成為過去式了，生活還得繼續。清初，結束南方流落生活回來的鄭與僑接待了來訪的嶽麓書院山長李中素，兩人感嘆王朝更替的物是人非，李作了《鄭確庵先生招飲太白樓》的五言長詩，有“況復時代遙，安肯更體貼。惟我與諸君，長吟振遺蹟”的句子。

到了近代開埠後，太白樓依舊是當地重要的公共場所。康有為在1916年造訪濟寧，受到眾多地方官員與士人的款待，其中有最後一任的清朝濟寧直隸州知州、時任民國濟寧道道尹鄧際昌（1856—1930），隱退回鄉的山東省諮議局首任議長楊毓泗和潘守廉等。康有為在他們的陪同下游覽了太白樓，並留下題字。

太白樓與其他名勝雖然在明代之前已然出現，但其獲得文化盛名卻是在明清時期。可見，這些物質遺產在時代大變遷中獲得了新的文化意義。而在具備高文化素質的濟寧士紳積極從事地方城市文化建設的同時，其活動的形式和風格也趨向於精緻、卓越的江南類型。所以，基於勾連南北的特殊位置及地方精英的創造性努力，濟寧這座古老的北方城市煥發出盎然的“南方化”生機。

（本文選摘自《經營地方：明清時期濟寧的士紳與社會》，孫競昊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先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