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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萬霞 鄒娟
華東政法大學
(本文原載《現代教育論叢》2020年第2期)
【導讀】近期北京市教委發佈數據，2023年北京高校碩士、博士畢業生預計為16.08萬人，本科畢業生預計約為13.61萬人，碩博畢業生人數預計首次超過本科。人們一般認為選擇讀博是基於學術考量，但實際上，今天很多人選擇讀博，往往有著複雜因素｡本文著重分析了4種關鍵因素：
（1）原生家庭因素：具備文化資本優勢的家庭，父母收入和文化程度都處在較高水平，“選擇讀博是全家人共同決定的結果”；父母無法給予文化資本支持的博士生，也會把“學業有成”作為自己的使命，“考不好要捱打，必須用功讀書”讀書。
（2）婚姻角色因素：處在婚姻關係中的雙方傾向於用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的利益，因此會通過分工來達到“兼容”與“互補”的效果，對讀博的選擇存在正向和負向的雙面推動，也會由此產生衝突。
（3）性別因素：受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的影響，受訪者認為“男生更適合讀博，一門心思搞好學術就行了，女生到了這個年紀就會考慮結婚什麼的”。但在經濟層面上，男性被期待承擔更多經濟責任，從而影響他們的工作和學業抉擇。
（4）地域傳統觀念因素：地域觀念雖然起不關鍵作用，但在某些方面，會潛移默化地影響該地域人群的心理認同，在一些文化大省、教育大省尤其明顯。
本文節選自《社會期待與讀博意願——一項基於身份認同理論的研究》，原載《現代教育論叢》2020年第2期。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君參考。
博士是我國學位體系中的最高學位，而博士生是我國科學研究中的未來“主力軍”｡在傳統社會觀念中，人們做出讀博選擇主要基於學術考量，但實際上，由於自我身份認同的多變性，博士生在做出讀博選擇時的考量因素也日趨複雜｡他們的人生選擇和職業規劃受到來自家庭、婚姻、性別、地域傳統觀念等多種社會因素的影響，筆者將這些因素整合在“社會期待”這一概念框架下進行探討，運用質性研究的方法全面分析他們做出讀博選擇的多種影響因素，以期呈現當代高校博士生成長與選擇的心理現狀｡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上海幾所高校的在讀博士生或博士畢業不久的青年人群，10位受訪博士（生）簡介見表1｡
本文選取的樣本雖然不多，但頗具典型性｡從原生家庭來看，B、E、G、H、J5位博士生呈現出明顯的文化資本優勢特點，而A、C、F博士生和D博士則呈現出明顯的文化資本劣勢特點；從婚姻家庭來看，A、B、C3位博士生因家庭分工的不同分別呈現出正向或負向的推動作用，分別代表了不同家庭觀念夫妻之間的社會期待；從性別上看，C、G博士生和D博士呈現出明顯的生理層面的優勢，而A、B、E等博士生則呈現出明顯的經濟層面的優勢；在地域傳統上，10位博士（生）表現出不同的地域特點，但在地域的學習氛圍上可以找到共性｡
質性研究的特點與量化研究不同，其追求“理解”的普遍性，通過對言語事件進行分析、歸納，詮釋和建構言語事件的意義；其長項是選取典型案例以探究深層原因，而不是停留在問題的表面上｡本研究致力於探究博士生群體選擇讀博的各項社會期待影響因子，所選取的10位博士（生）特點鮮明，可以代表博士生群體在4個社會期待影響因子上的某些共性特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文主要聚焦的是影響博士生入學選擇的多種社會期待因素，研究其成長經歷中塑造其身份角色認同的細微的價值觀念的形成過程，因此採用質的研究方法；同時本文采用半結構式訪談的研究手段，引導受訪者暢談自己的成長經歷和心理活動，在爭取到受訪者同意的前提下進行錄音，進而轉化成文字稿，並對文字進行分析和挖掘｡
（一）原生家庭的社會期待及身份認同對讀博選擇的影響
原生家庭是由血緣關係組成的社會組織，是一個人社會化的第一步｡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指出，文化資本包含身體化、實物和制度化三種形態，其累積涵蓋了整個社會化過程，因此是最為隱蔽的資本傳遞渠道｡文化資本最基本的傳遞途徑便是家庭活動，父母的教養方式作為一種慣習，將文化資本傳遞的力量自然而然地體現在家庭生活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子女的身心發展｡這種來自原生家庭的社會期待，對子女的身份認同塑造起到關鍵作用，進而影響他們的讀博選擇｡
在本研究的調查對象中，B、E、G、H、J博士生的原生家庭呈現出明顯的文化資本優勢，其父母的收入和文化程度都處在較高的水平，5位博士生均表示自己從小享受優質的教育資源，父母也會花很多時間陪伴自己｡
其中，E、G、H博士生的父母傾向於拉魯筆下的權威型教養方式｡E博士生說：
“父母給我報了很多補習班和興趣班，學習上對我要求很嚴格，但也十分尊重我的興趣愛好，週末會花很多時間陪我｡”
G博士生的父母期待她有良好的學術和職業發展，併為她提供充分的人脈、經濟支持，在讀博選擇上G博士生也體現著父母規劃和支持的影子：
“我選擇讀博以及目前這個專業是我們全家人共同決定的結果，我們認為這是最有利也最適合我的選擇｡”
H博士生亦表示，父母在日常教育中要求嚴格，同時會給予充分指導，她是結合了父母的建議才做出的讀博選擇｡B、J博士生的父母則傾向於拉魯筆下的寬容型教養方式，充分支持兩位博士生的喜好，而要求和規劃較少｡B的學士、碩士、博士三跨專業，十分“隨性”，正如B所說：
“這一切都離不開父母的支持，他們覺得我喜歡什麼就去做｡”
而在尊重自由的社會期待下成長起來的J也同樣勇於追求理想、實現自我價值｡對此J談到：
“我們在一個領域的最高端位置，我們是最懂這個領域的人，我希望讀博可以做出一些成績｡”
無論是謹慎規劃的E、G、H博士生還是自由隨性的B、J博士生，我們不難從他們的成長軌跡中發掘家庭文化資本的力量，他們的讀博選擇離不開父母在經濟和教育資源上的支持｡來自優勢家庭的社會期待潛移默化地讓他們的自我身份認同趨於精神價值取向，並基於此做出讀博選擇｡
在本研究的調查對象中，A、C、D、F的原生家庭呈現出明顯的文化資本劣勢，父母的收入和文化程度都處在較低的水平｡他們無法享受最優質的教育資源，父母與他們的溝通程度也較低｡其中，C、D的家庭充分體現著中國傳統嚴苛要求的特點，傾向於拉魯所說的專制型教養方式，D博士直言：
“雖然以他們的能力沒辦法輔導我的功課，但他們會每天逼著我用功讀書，一直到高考，父母很期盼我能為家裡爭光，考一個好大學｡”
D博士的父母有著望子成龍型的社會期待，這對D博士自我身份認同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在學習道路上一直順暢的D博士把“學業有成”作為自己的使命，於他而言，讀博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這並非是他自己的選擇｡
C則表示父母雖然沒有文化，卻期待子女能夠憑藉學業出人頭地，因此從小就對他嚴苛要求。其原生家庭充分體現了專制型教養方式的特點｡
“小時候考試考不好會捱打，我必須用功讀書｡”
而A、F博士生的家庭則傾向於忽視型教養方式，家長對孩子既沒有嚴格的規則要求，也沒有適當的溝通和交流，他們對子女沒有明確的社會期待，在日常生活中，他們更關心自己的需求｡A有個大她12歲的姐姐，父母在生她時已經比較高齡，再加上文化程度不高，對她的學業既沒有嚴苛要求也無法給出有效的指導和幫助，她說：
“我爸媽在學業方面真的給不了什麼幫助，他們能力在那裡，你沒辦法要求父母做什麼，從小我都是自己決定所學專業或是繼續升學，我必須要努力學習改變這一切｡”
與之類似，F有個小她兩歲的弟弟，父母工作很忙，對她和弟弟的學業無暇顧及。F曾說：
“我的父母在學習上對我幫不到什麼，好在我從小自律，學習刻苦，保研選擇碩博連讀，這是我自己的決定｡”
由此，A、F博士生就形成了不能依賴父母，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的身份認同｡可以看出，文化資本劣勢的家庭無法為子女提供優質的教育資源和合理的學業規劃，望子成龍型的社會期待使之採取嚴苛手段，卻未必有利於子女的身心發展｡放任自流型的社會期待則全靠子女自己規劃目標和方向，父母提供不了任何幫助｡
綜上，雖然幾位受訪對象都選擇了讀博，但是他們的自我身份認同和價值取向完全不同：文化資本優勢家庭對子女的社會期待偏重於精神層面的價值實現，其子女的身份認同也相應地傾向於實現精神價值，他們做出讀博選擇大多是基於喜歡和興趣；而文化資本劣勢家庭對子女的社會期待則偏重於現實層面的物質實現，其子女諸如C、D的身份認同就相應地承擔著父母望子成龍改變家族命運的現實性價值取向，A、F則形成了努力學習、改變自我命運的現實性價值取向，對於是否喜歡、感興趣等精神層面的追求則較少考慮｡幾位博士（生）的成長道路差異很大，讀博選擇的考量因素也完全不同，這深受其原生家庭社會期待的影響｡
（二）婚姻家庭的角色期待及身份認同對讀博選擇的影響
在貝克爾的比較優勢理論中，婚姻是適齡男女通過家庭分工做出的個體理性選擇｡通過締結婚姻，男女雙方可以憑藉各自在時間、能力等方面的優勢來達到“兼容”與“互補”的效果，以此增進家庭的總體收益｡貝克爾認為，一切人的行為都是基於理性假設，人們總是傾向於用最小的成本獲取最大的利益｡因此在一段婚姻關係中，不同社會期待下的角色分工和隨之產生的身份認同，會對處在婚姻關係中的雙方學（事）業造成決定性的影響｡
A、C博士生都和自己的配偶有著相同的家庭分工理念，因此在讀博選擇上，婚姻關係的社會期待及相應的身份認同起到了正向推動作用｡
其中A博士生作為新時代女性，基於理性分析，她對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傳統表示了贊同：
“他掙的比我多，那我將來多照顧家庭有何不可?我見過很多成功的家庭都有分工，現在小孩子的教育競爭很激烈，母親全身心投入到小孩子教育上是有好處的｡”
在這種傳統的社會期待影響下，A對自我的身份認同是女孩子受教育程度高是為了更好地迴歸家庭教育子女｡貝克爾的比較優勢理論表明：“家庭成員應該根據自己的不同優勢將時間與精力分配到不同的部門｡”從這個意義上講，婚姻關係的社會期待是推動A博士生做出讀博選擇的催化劑｡
基於相同的原因，在雲南某高校做了多年行政工作的C博士生認為：
“做行政工作工資太少，妻子主要是照顧小孩，今年生二孩，她也支持我繼續讀博，將來再回來就可以帶課，比現在有出息｡”
C博士生是在職讀博，婚姻關係對他的社會期待是有更好的前程，因此塑造了他要改變現狀、更加上進的身份認同，讀博選擇對他而言是改變現狀的途徑｡雖是站在兩性關係的雙方，但A、C博士生做出的選擇都契合了貝克爾的比較優勢理論，做出了理性的價值判斷｡
比較優勢理論並不適用於所有家庭，B博士生就不認同傳統社會期待帶給她的家庭角色分工：
“在我看來讀博是一個非常需要專心的事情，我的學業和我老公的事業同樣重要，憑什麼我要為了家庭放棄學業呢?有時候公公婆婆會抱怨，可是我不願意妥協，相夫教子很可怕，女性的社會價值會被完全否定｡”
B的思想與女權主義法學家瑪薩·艾伯森·法曼教授不謀而合，她認為：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的傳統角色將她們限定在婚姻制度中，她們的首要意義就是扮演好家庭角色並承擔家庭義務，相反男性卻不會｡B處在一個矛盾關係裡，其公公婆婆對她的社會期待是傳統社會對女性“相夫教子”刻板印象的充分體現，因此B博士生正承受著現實社會職業女性普遍所承受的來自家庭和職（學）業的雙重壓力｡
通過訪談得知，B博士生自小生活在一個尊重自由型社會期待的家庭裡，在她的身份認同裡，更注重自我價值的實現｡她不會因為婚姻關係對她的傳統社會期待而妥協，這也是她排除婚姻顧慮、堅持選擇讀博的重要原因｡但如上所述，當婚姻中的社會期待與自我身份認同發生衝突時，往往會對讀博選擇造成阻礙｡
瑪薩·艾伯森·法曼針對不同性別的社會期待對人們的選擇會造成的影響給出了相關的解釋：“社會制度和社會結構上的力量在推動著性別意識的形成，這使得一個人很難甚至無法撇開性別角色來行事｡”
我們知道怎樣做才能稱得上是賢妻良母、理想丈夫，怎樣的婚姻才算美滿，無疑性別亦是影響讀博選擇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性別的觀念中有一個前提必須要承認，那就是男女之間存在生理差異｡這種差異沒有好壞之分，只會導致社會角色和分工的不同，這種不同的社會分工對男性和女性帶來不同的社會期待｡
關於讀博的生理層面，本研究得出的結果與大多數研究一樣，男性的優勢正如C博士生所說：
“我覺得男生更適合讀博，一門心思搞好學術就行了，女生到了這個年紀就會考慮結婚什麼的，男生四十歲再結婚也不晚呀｡”
“我今年27歲了，跟我同齡的初中高中同學都結婚當媽了，我還沒有男朋友，女孩子30歲以前生孩子最佳，我還是有顧慮的，主要在生理這些方面｡”
這與社會傳統的性別優勢不無關係｡正如法曼教授所言：“傳統的性別角色是互補的，父親和母親共同滿足家庭的經濟和照顧需要｡女人作為妻子和母親，提供家務服務—照顧和性服務—服從家庭的首腦｡”
在這種傳統社會期待下，很多女性的身份認同在30歲之前就已經自我預設：不久將要成為一個媽媽，需要承擔這份責任，併為此做好準備｡在沒有考慮這是否合乎自己真實意願的時候，她們潛意識裡就已經為自己做出選擇了｡反之，很多男性成為爸爸的心理設定往往晚於女性，他們沒有婚戀生子的顧慮，這點是男女身份認同的明顯差異之處，也正是男性讀博的優勢所在｡
傳統男主外女主內思維定式下的社會期待，無疑會給男性帶來更多經濟壓力，這會成為他們在讀博選擇上的考量因素｡正如A博士生與她剛剛訂婚的男友就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選擇：
“我和我男朋友是本科加碩士的同班同學，最終我選擇了讀博，而他選擇了工作｡這是我們共同商量的決定，男生到了這個年紀更應該承擔起養家餬口的責任｡”
在傳統的社會期待下，男性的社會角色更多地應該承擔起經濟上的責任，他們要做法曼教授定義的理想丈夫，要表現出鮑布·康納爾書中諳於處世、情緒穩定、抱負宏大的男性氣質｡因此，男性在自我身份認同裡添加了更大的經濟壓力，往往迫使他們無法選擇相對安穩的道路｡相對而言，女性在經濟層面的社會期待中沒有太大的壓力，可以更從容地選擇繼續讀書，直至將來選擇一份安穩的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講，選擇讀博是經濟層面賦予女性的優勢｡
（四）地域傳統觀念的社會期待及身份認同對讀博選擇的影響
地域傳統觀念的社會期待及身份認同對人生選擇的影響不是直接的，甚至有時候人們意識不到自己被影響，它是通過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互動來完成的｡正如佟新教授講到的：“人是群體性和意義性動物，人們總會在社會互動中注入意義｡人際互動是作為行動者的個人之間有意識的、有目的的相互作用的過程｡”人們處在特定地域傳統的社會互動中，不自覺地被帶入該地域社會期待所設定的社會角色，進而形塑自我身份，按照主流意識形態來表現自我｡
但當今時代，由於互聯網的飛速發展，地域傳統觀念的社會期待因子起到的作用很小，也正如佟新教授所言：“互聯網對人類互動有積極作用，它擴大和豐富了人們的社會網絡關係，互聯網的匿名性使人們更加平等｡”
有些地域的傳統觀念對女博士有偏見，但這並不能妨礙當今獨立女性的選擇｡H、I的親戚就不太贊同她們讀博，來自浙江某地的H博士生說：
“我們家鄉的人把小孩讀書看成一種投資，賺的錢多才成功，話裡話外會說女孩子讀那麼多書幹什麼，找工作賺錢才是要緊事，但我不會在乎他們說什麼｡”
I博士也同樣表示，雖然親戚中對女博士有不認同的聲音，但當下人們處在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網絡中那些高度開放的觀點更能得到她的認同｡
基於此，我們可以看到，地域傳統觀念的社會期待已經基本不會對博士生的自我身份認同帶來影響，這其中有博士生自身個性因素的作用，也有互聯網發展的作用｡在信息化時代，地域傳統觀念的媒介——“社會互動”在日常生活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小｡
地域傳統觀念的社會期待雖然起不到關鍵作用，但在某些方面，它會潛移默化地影響該地域人群的心理認同｡正如I博士所說：
“我們江蘇是高考大省，我們自小就生活在一個你爭我搶的學習氛圍內，我覺得在這種大環境裡我們都形成了熱愛學習的價值觀，讀研讀博都是值得驕傲的事情｡”
並且，受訪的10位博士（生）中有9人認為自己的家鄉是崇尚教育的，他們都生活在一個熱愛學習的地域社會期待下｡這在無形之中塑造了他們刻苦努力、嚴格要求的自我身份認同，也影響著他們的價值追求和人生選擇｡
（一）父母：轉變觀念和教養方式，要求孩子不如提升自己
通過對10位博士（生）的訪談分析，筆者發現在社會期待的五個影響因素中，原生家庭的影響作用是最基礎的，人們對自身的角色設定和身份認同大多根源於此，尤其是高中以前的家庭教育，是一個人價值觀形成的初期，對其日後的人生選擇和價值取向有著根深蒂固的作用｡
根據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我們可以看到資本代際傳遞的力量，父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子女的“天花板”，原生家庭環境對子女的影響是基礎性的｡羅伯特·帕特南在《我們的孩子》一書中為我們鮮明地展現了由於家庭背景差異所造成的不同孩子成長路徑的差別，富裕家庭的孩子勇敢追求自己的理想，不用擔心溫飽和未來，因為父母是他們可以依賴的堅固底線，這是貧困家庭的孩子所得不到的天然優勢｡
這種家庭出生的孩子，其身份認同的塑造更傾向於精神價值的實現，而來自這種原生家庭的博士生，基於興趣做出讀博選擇的概率更大，這點對於學術創造十分重要｡英國廣播公司（BBC）拍攝的紀錄片《人生七年》同樣能為我們帶來啟示：該紀錄片追蹤調查了幾位不同家庭背景孩子的人生髮展軌跡，其中精英家庭的小孩30年後依然會成為精英，在喜歡的行業裡做著受人尊敬的工作，貧困家庭的孩子則很難成功｡
階層差異一直是教育領域的熱點問題｡對於博士生而言，文化資本優勢或者劣勢的家庭都有做出讀博選擇的意願，但考量因素卻大相徑庭：文化資本優勢家庭的博士生，其成長環境相對優越，往往會基於精神層面的價值實現而做出讀博選擇；而文化資本劣勢家庭的博士生則往往需要考慮諸多現實因素｡
同時，從10位博士（生）的訪談中也可看出，文化資本優勢家庭的博士（生）性格更加樂觀、積極和自信，而文化資本劣勢家庭的博士（生）性格則相對內向、脆弱和孤僻｡因此，對於父母而言，要求孩子不如提升自己，父母提升自己的經濟能力、文化素養對孩子的成長更加重要，同時還需改善家庭教養方式，加強與子女的溝通與交流｡本研究中，家庭文化資本優勢的幾個家庭都有著和諧的家庭氛圍，父母給予子女充分的愛護，這有利於子女心理素質的提高和人格的健全發育｡
婚姻關係中的社會期待對博士生的讀博選擇同樣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步入婚姻意味著一個人多了一個社會角色，需要在一個家庭的綜合考量下做出選擇，家庭分工的重要性在此時凸顯出來，尤其是在當前的市場環境，職業專業性劃分日趨明確，分工會更利於雙方事業及子女教育的發展；同時從本文案例可以看出：發展規劃達成一致的家庭更加和諧｡無論是否進行家庭分工，雙方都認同的決定才會起到正向推動的效應，雙方意見不同，難免帶來矛盾和阻礙，影響整個家庭的和諧發展｡
從本研究的結果來看，夫妻雙方達成一致的家庭發展規劃的前提是摒除偏見，不被相夫教子或者掙錢養家的家庭角色而限制｡對女性而言，讀博的理想不該被框定在妻子、母親這些家庭角色中而受到阻礙；而對於男性而言，讀博的理想也不該因丈夫、父親的家庭角色而放棄｡正如法曼所說：“家庭領域產生的期待相應地影響著工作領域的志向與可能性｡”作為博士生的家人，應當理解博士生當下處於人生重要的學習階段，應調整對他們的預期，避免對他們造成過高的社會期待壓力，夫妻雙方應及時溝通，瞭解對方的困境並主動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根據女權主義理論，“性別”是男女雙方的生理差異，“社會性別”卻是整個社會的文化差異｡佟新指出：“社會是通過社會心理、社會化過程、以家文化為基礎的歷史過程、話語以及消費文化共同建構固定的性別氣質｡父權制的意識形態建立的文化規定了男性和女性的行為方式和情感表達方式，塑造了兩性不同的性別氣質，並通過社會化過程不斷延續不平等的性別規範｡”
而打破這種社會建構的“性別氣質”，需要在文化和制度上對該“性別氣質”進行再生產｡布迪厄曾提出：“所有統治作用都是通過被歸併的結構和大制度的結合實現的，不僅是男性秩序，甚至一切社會秩序都是在這些大制度中完成和再生的｡從國家開始，國家以它的男人的‘右手’和女人的‘左手’之間的對立為中心構成，學校負責一切基本觀念和區分的有效再生產，它本身也是圍繞相應的對立組成的｡”
在布迪厄的觀點中，打破性別的限制需要從國家制度的層面上進行反思，而學校需要負責性別文化的再生產，為國家制度的反思充當智庫｡這就要求處在受教育程度頂端的這群人——博士生，率先突破性別限制，不被傳統社會建構的“性別氣質”所影響，在做出讀博選擇時排除掉“性別”這一社會期待影響因子，遵從學術的本心｡
地域傳統觀念的社會期待對人們的身份認同塑造雖作用不大，但也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一個人的價值觀｡而互聯網對地域傳統觀念有著巨大的重塑作用｡當今時代互聯網高速發展，無數信息充斥在人們的生活中，人們會不自覺地被所看到的信息吸引、影響｡但互聯網需要被引領｡在當今時代，互聯網是代替地域傳統觀念這一因子形塑中小學生身份認同的重要工具，政府和學校需要起到引領和監督作用，保證他們所接觸到的互聯網內容是價值良善和道德公允的，同時政府及學校亦可藉助這一有效工具，打破傳統觀念中的偏見，宣揚開放、多元的價值觀｡
本研究以博士（生）為研究對象，運用質性研究的方法，結合身份認同理論，探尋博士生做出讀博選擇的社會期待影響因素，並得出以下結論：首先，原生家庭對於博士生的讀博選擇有著最基礎的影響，來自文化資本優勢家庭的博士生基於精神價值選擇讀博的可能性更大，而來自文化資本劣勢家庭的博士生基於現實物質狀況選擇讀博的可能性更大，同時原生家庭對博士生個性的塑造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次，婚姻對於博士生讀博選擇亦起著重要的作用｡這與家庭分工息息相關——不同家庭分工對於男性和女性的讀博選擇都可能造成推動或阻礙的作用｡再次，性別層面上，男性有著明顯的生理優勢和經濟劣勢，而女性有著明顯的生理劣勢和經濟優勢｡最後，地域文化傳統對讀博選擇起的作用並不大，但也會潛移默化地塑造博士生的身份認同｡
本文對博士生社會期待的家庭、婚姻、性別、地域傳統四個影響因素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並基於以上分析分別對博士生的社會期待來源——父母、伴侶、個人以及政府和學校提出相應的建議，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針對博士生群體的相關研究｡但由於篇幅和調查範圍的限制，本研究尚存很多不足，關於性別、婚姻、地域傳統等因素的影響分析取樣較少，選取多個地域、多個年齡層的樣本進行深入研究會取得更好的效果｡
本文原載《現代教育論叢》2020年第2期，原題為《社會期待與讀博意願——一項基於身份認同理論的研究》。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