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年少無知的我還覺得這家人好萌，給孩子起名還這麼口語化，充分照顧用戶體驗。很快我就發現自己想多了，人家大名裡不帶阿，阿邦就是個暱稱；而這暱稱在廣東很普遍，誰家沒個叫阿邦阿豪阿武的。看幾部港片下來，能知道十幾個阿飛阿B。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廣東人或者南方人，這麼喜歡用“阿”字稱呼人呢？
在單名前加個“阿”字，這種稱呼在語言學上叫阿字前綴。著名漢語言學家王力在《漢語史稿》中對其有過闡述，認為阿字由先秦的伊字變來，最早的作用是給“誰”字做前綴，二者的組合是“阿誰”，就是誰的意思。在一首著名的漢樂府詩中，阿誰出現了兩次：
即使相隔兩千年，這首樂府讀來依然令人唏噓，“阿誰”組合也以這樣的形式在歷史上留下了痕跡。到東漢末年，阿字結束了不確定性，開始擴展在親屬的稱謂中。漢朝最後一位皇帝漢獻帝在位期間，出現了《孔雀東南飛》的長詩，其中就有這麼幾句：
“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
兄、妹、母前邊都帶上了阿字。在同一時期，曹操小名阿瞞、劉禪小名阿斗，呂蒙直接人稱吳下阿蒙，這幾個例子充分說明阿字早已突破誰的限制，成為親屬稱謂的萬能搭配。
至於這一段阿字興盛的原因，有人分析認為，阿字發音簡單且帶有嬰幼兒牙牙學語的感覺，是家庭中比較常見的發音。再加上中國古代的父母兄弟姐妹都是單音節詞，用在書面尚可，用在口語中實在不夠順暢，用個最常見的元音當前綴不算意外。
等歷史推進到魏晉南北朝，中國北方被鮮卑人統治近三個世紀，期間漢語與鮮卑語相互影響、大量混雜。有研究人士考察了古鮮卑語，發現阿字在其親屬稱謂中實屬常見：母親叫摩敦、阿摩敦(amatun)，哥哥叫阿布幹、阿幹(agin)，伯父則叫莫賀、阿莫賀(ambaha)，並猜測兩種語言混用進一步增加了阿字前綴的使用頻率。“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花木蘭的故事就發生在這一時期，而木蘭就被很多人認為是鮮卑族。
2020年熱播劇《長安十二時辰》中有個細節：面對來訪的賓客，右相林九郎的管家說“我家阿郎”，用以指代右相。這就說明當時阿字前綴已經突破了血緣的界限，管家也可以用。
但到了宋朝，阿字用作親屬稱謂在北方日漸稀少，取而代之的是疊字稱謂。南宋倪思的《經鉏堂雜誌》中，曾記載過這麼一段：
慈福慶壽，壽皇新作一袍，刺繡甚華，慈福見之雲：“哥哥尋常不曾著此衣服，今何故如此？”
這裡的媽媽是真媽媽，指的是宋孝宗的母親慈福太后，但哥哥卻是對男子的代稱，並不是真哥哥。《水滸傳》裡，浪子燕青去東京拜見名妓李師師，也要“煩請姐姐請出媽媽來”，才能“小閒自有話說”。當然這裡李師師的“媽媽”是那個剝削她才藝與色相的鴇母。至於撮合潘金蓮與西門慶的那位王婆，在評書裡一般都口語稱為王媽媽。
不過在南方，阿字作為親屬的前綴還是得到了傳承，隨著南方方言一直沿用下來。成書於清代的講述明代故事的《儒林外史》就特別注意稱謂的細節。那位死時都不放心點兩根燈草費油的嚴監生家住廣東省高要縣，請來的兩位親戚叫阿舅；家貧遊學、得了救濟歸養病父的匡超人是浙江人，跟叔叔談事情一口一個阿叔；帶著戲班子闖蕩江湖的鮑廷璽是南京人，見了哥哥的小廝就叫阿三。
清末民初，以阿字稱人在南方已經很普遍，且早已超出了阿舅、阿叔的限制，而是跟名字連起來，成了今天我們熟悉的“阿邦阿飛”。
清末梁啟超結婚時，妻子帶來兩名丫鬟，其中之一就叫阿環。魯迅筆下閏土的原型章閏水，其父親章福慶有著很好的竹編手藝，村裡人稱“竹作阿福”。
隨著西學東漸，甚至連洋文都能跟阿字連起來。香港的警察阿Sir，是在這一時期流行起來的。用英語裡經常稱呼警察的Sir，配上中國特有的阿，也算是這一時期香港特有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
梁朝偉和劉德華飾演的真假阿Sir。電影《無間道》截圖
連著名作家也不能免俗。魯迅先生筆下那位阿Q，就是想不起來姓名究竟是什麼，乾脆以英文字母指代的。在他自己給《阿Q正傳》寫的序中，魯迅先生就清楚地表示，雖然Q字是因為不知道阿Q的名字究竟叫桂還是叫貴，但“還有一個阿字非常正確，絕無附會假借的缺點，頗可以就正於通人”。
南北方在阿字上的分化，在這一時期的文學著作中已現端倪。翻翻老舍描寫抗戰時期北平的《四世同堂》，七十多萬字裡描寫了四五十個人物，卻只有一個稱呼裡帶阿的，還是從報紙上看來的上海司機胡阿毛。
這位胡阿毛值得特寫一段。1932年日軍進犯上海，淞滬抗戰爆發，日軍為運輸兵力和軍火大量抓捕當地的貨車司機，胡阿毛不幸在被抓之列。在日軍以刺刀威逼其運軍火時，胡阿毛假意答應，卻在開車時猛打方向，帶著日本兵和軍火撞入黃浦江中。
與粵語區不同，胡阿毛是這位烈士的大名而非暱稱。以阿字入正式名稱，是江浙滬的習慣，後來抗美援朝的志願軍中也有一位叫胡阿毛的烈士就是浙江人。有研究者考證過，這是吳語文化中起名的常見習慣，歌手毛阿敏是上海人，在她那一代人中名字裡帶阿的不要太多。
喜歡從名字裡抽個字冠以阿字稱呼的，還是廣東、香港根深蒂固的習慣。粵語區如此，受其影響的港片也就都帶上了“阿”字。《阿甘正傳》男主角明明叫Forrest Gump，香港引進時卻一錘定音成“阿甘”，這個好讀又好記的名字才開始風靡華語圈。想想也是，如果片名叫《福里斯特·岡普的一生》，在傳播力上可不少吃虧啊。
至於到處開飛車的演員湯姆·克魯斯，粉絲們都叫他阿湯哥。本來挺高冷的男神，被“阿”這麼一下，立即變得和藹可親，拉近了與大家的距離感。
“阿湯哥”湯姆·克魯斯。來源/美國電影《壯志凌雲》劇照
今天，阿字在新生兒姓名中不再佔據主流。倒是在廣東和香港，以阿字稱呼別人依然是個根深蒂固的習慣，不知會堅持到什麼時候。
阿字在南方保持興盛之時，北方悄然流行另外一種叫法：小張。
小張小王的叫法起源於何時，已經不太好考證，但可以確定的是，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已經通行於北方。同樣在老舍的《四世同堂》裡，有位年紀不大的洋車伕姓崔，從開局到他被侵華日軍砍了頭，這位洋車伕都叫小崔，全名沒能出現過一次。
同樣可以確定的是，民國時期的主流社會里，小字一般冠給地位不高的人。跟小崔做鄰居的有位姓文的前清貴族，正經的天潢貴胄，在民國卻家道中落，不得不以唱戲為業，家裡甚至一度到了揭不開鍋的地步。這位文姓貴族就“具有小爺二象性”，談錢時他是小文，談出身時他是文爺、文爵爺。
但今天流行的小張小王，卻並非直接承自於民國，而是與紅軍的稱呼有一定關係。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蓬勃發展的紅軍也要解決稱呼問題。革命隊伍講究平等，非必要不稱呼職務，大家都叫同志，但這個同志前邊總得加點什麼好知道指的是誰。同時，革命隊伍中大量青少年追隨，對這些人的稱呼也犯了難。紅軍主要興盛於南方，用湖南江西那塊的方言，對十幾歲的可以叫小鬼或者細伢子，突出一個親暱；但對二十多的就不好這麼叫了，已經不是伢子了。
於是從北方傳來的稱呼“小張”正好合用。非正式場合叫小張，正式場合加個同志，既突出人人平等，又帶點親暱，還有對年輕人的期許，這個叫法簡直一舉三得。
至少從延安時期開始，這種小加姓氏的叫法就流行起來。1936年，年僅24歲的周懷求懷著求知的心到延安工作，被挑中作了毛澤東的秘書，他就一直被稱作“小周”。到後來因為小周叫得很順，乾脆讓他改名周小舟。
周懷求（左）陪同毛澤東回故鄉韶山
新中國成立後，這位小周當上了湖南省委副書記、宣傳部長，但無論官多大，在毛澤東那裡他永遠都是小周。
隨著新中國成立，這種對年輕人的小字稱呼成為一種標準叫法。北方的大國企多一些，而且一個工廠往往是一個小社會，於是這種稱呼很快就風靡起來。不過這種叫法也是在國營單位等場合更多些，九十年代起混錄像廳、網吧的人們可從來不叫人小張小王，反倒是從港片裡學的阿飛更流行。
可以近似理解為，小張小王存在於國營工廠內，阿珍阿強則流行於街頭巷尾。
那麼既屬於南方，又有大量國營工廠的上海是怎麼稱呼人的呢？為此筆者特意採訪了一位與共和國同齡的上海老技工華師傅，師傅表示自己年輕時進廠就被稱小華，後來自己熬出了資歷，小字就傳給了新來的年輕人，這是國營大廠的普遍叫法。不過有些私營的工廠就不這麼喊，還是阿字打頭稱名，主打一個親暱。國營廠的小華去私營廠辦事，往往能碰到阿華，但後者並不姓華，而是名字裡帶華。
需要注意的是，小張小王這個小字，指的主要不是年齡小，而是地位比較基層。如果職位原地踏步，那有可能到四十左右還是小張，直到下一個小字輩到來才能改稱呼；如果職位有提升，那任命書下來一夜之間就能翻身，小字當場就能抹去。這兩種方式變換的結果也不同，靠年齡變，小張只能變老張；靠地位變，那就能變張主任。
既然小張小王的叫法地位優先兼顧年齡，那遇到地位與年齡特別不匹配的人怎麼辦呢？電視劇《三十而已》裡，張志35歲就當上規劃辦主任，在家鄉這個年齡對應這個級別已經很快了。這時再叫“小張”顯然不合適，劇中大家變通一下，叫“小張主任”，青年才俊的感覺一下出來了。
當然，無論是小張小王還是阿珍阿強，這些稱謂早已突破地域壁壘，也沒什麼引申的社會含義，脫口而出的都是情誼與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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