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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工會”,同一個行業或祖籍的人通過成立同鄉會在異鄉尋找人群之間的連結;
它是“飛地”,一個地域的文化強勢紮根在另一個地域;
它是市民集會的廣場,戲臺上不僅唱著雅俗共賞的戲,也演著政治家的局;
它還是民國的“花神咖啡館”,談笑有鴻儒,文人藝術家們揮灑筆墨激盪思想。
它就是會館,佇立在全國的各個城市裡,古樸奢華的建築見證了浩浩蕩蕩的百年運河商貿史、政治史及區域文化交流史,以及一個又一個商幫發家致富的傳奇故事。
明清時期,隨著水運交通和生產力的發展,南來北往的商人拉近了各地的距離,推動了不同地區人口和物資的流動;同時科舉制度的發展助長了地方主義觀念的盛行,會館成為同鄉之間尋求幫助和庇護的場所。
最開始,會館是同籍官員在京集會的場所,在發展過程中逐漸的確立了其內部的規範和公約,“祀神、合樂、義舉、公約”,使得來自同一地區的人能夠在這裡找到情感紐帶和鏈接。
一般認為,最早的會館是明代永樂年間安徽人俞謨在背景修建的蕪湖會館。《蕪湖縣誌》記載:“俞謨……在京師前門外置旅舍數椽並基地一塊,買自路姓者,歸裡時付同邑京觀晉儉等為蕪湖會館。”
此會館最初是私人作為親朋寓居之所,後俞謨辭官時將其交給同鄉晉儉作為同鄉人聚會的場所,應已具備了集會館舍的性質。
明代官場環境的一個特點是朋黨政治的發展,不同地區的在朝官員因為同鄉情誼抱團,這是官場政治中最直接地維護個人利益的方式。而科舉考試,是最直接的拉攏同鄉人的途徑。所以早期的會館多設置接待各地應試子弟的場所,同時依然保留了官紳聚會的功能。
修建於明代嘉靖年間的歙縣會館,是商人最早涉及會館事業的例子。該會館位於北京西城,為“歙從事諸君所建”。早期商人營建會館同樣主要服務於同鄉子弟入京應試和京員的僑居,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商人對於封建政治的依附和投靠。但慢慢地,也出現了服務於商人的會館。
萬曆時期,蘇州是東南的一大都會,這裡商業貿易十分興盛,商人會館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據顧祿記載,此地有嶺南會館、岡州會館、全秦會館、東齊會館、東官會館、全晉會館等六大會館。
商業發展也帶來了人口的遷移,由移民設置的同鄉會館在江西、湖廣、四川地區廣泛存在。
鹹同以後,隨著近代西學東漸潮流地湧來,會館的重心從科舉轉向了新式教育,聘請幕僚,同時還會擔任地方的“市政工作”。
清朝末年,戰亂頻繁,經濟蕭條,國內的商業結構受到西方經濟的衝擊,到了光緒末年,會館逐漸轉變為各種同鄉會組織,作為傳統商業社會下的社會組織,逐漸消失於歷史之中。
一般將明清時期的會館大體分為三類:士紳會館、科舉會館和商業會館。其中科舉會館又稱“試館”,主要存在於省會城市和北京;商業會館則是明清會館的主體。
也有學者區分出為京師省城中、工商城市中、郡縣場鎮中三種會館,其中最後一種主要出現在移民比較集中的地區,多以宮、廟、寺、觀為表現形式,兼具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的功能。
從形態上來看,會館有同籍人士修建的,也有同業組織修建的,如顏料會館、藥行會館等。由於規模和經費的差異,建築規格也有較大差異,有的會館規模宏大,包括正殿、副殿、戲臺、看樓、義冢、議事廳等,有的會館僅有一個小房間。
早期的會館建築來源自儒家祠堂、講會書院、客房館驛,並且繼承了其祭祀、教育和住宿的功能;此後又增加了殯葬和經濟功能,也即我們今日所見的大部分會館的佈局形態。
規格完備的會館一般為中軸佈局,坐北朝南,最南端為戲樓,次為客廳,另有正廳和東西廂房,有的會館還設有魁星樓,或設置假山,建設庭園。
主體建築“宮”和“廟”是用來供奉鄉土和行業神的場所,江西人奉許遜、福建人奉媽祖、山西人奉關羽、江南人奉準提和朱子,浙江人奉伍員、錢鏐,雲南人奉南霽雲,廣東人奉慧能……在異鄉,神靈是最為直接喚起人群認同感和連接感的東西。
兩處會館平面圖。上圖來源/Siyuwj;下圖來源/《西秦會館》郭廣嵐 宋良曦等著
作為會館建築中的“檯面”,戲樓是整個會館中最外層的部分;有的大型會館還會設置內外兩個戲樓,在內部,商人們一邊看戲,一邊談生意;在外部,戲臺上舉著行酬神、喜慶、宴集等等活動,成為市民娛樂休閒的場所,其實也是商幫對社會的回饋。
清朝時正乙祠、湖廣會館、安徽會館、陽平會館被稱為京城“四大戲樓”,其中北京湖廣會館戲樓,已經有近200年的歷史。它坐落於整個會館的前院,前臺北、東、西三面為看樓,中有廣場,內部為30米高的室內無柱空間,內部雕樑畫棟,宏偉非常,整體建築如同皇宮內院般富麗堂皇,頗具皇家風範。
京劇名伶譚鑫培、梅蘭芳等曾在這裡演過戲;孫中山和梁啟超都曾在這裡發表過演講,掀開了中國近代史的新篇章。
在戲樓舞臺的兩側書寫著這樣一副對聯,“魏闕共朝宗,氣象萬千,宛在洞庭雲夢;康衢偕舞蹈,宮商一片,依然白雪陽春。”舞臺上伊人的風姿,將人帶回了那個古典韻味十足的北京城,湖廣會館也因此成為北京獨具特色的城市地標。
漢口山陝會館正式建立的時候,舉行了大型的公共戲劇演出,甚至引發了踩踏事件。《漢口竹枝詞》便有記載,“各幫臺戲早標紅,探戲閒人信息通。路上更逢煙桌子,但隨他去不愁空。”
商洛山陽縣漫川關鎮的騾幫會館,於清光緒七年(1881年)由陝西、河南騾幫修建。這裡是溝通湖北的江漢水運和西北水陸交通要衝的碼頭,彙集了當時鄂、陝、湘、晉、豫5省的客商和物資。騾幫會館建造有雙戲樓,所謂的“唱對臺戲”即是來源於這裡。
看戲是明清時期人們主要的娛樂活動,它連接了社會中的各個階層,在戲院裡,坐在二樓看臺的商賈官僚和站在門口的小廝平民同處一個空間,是市民文化的重要構成。
在陌生的地域裡,會館集結了異鄉人,成為他們“敘鄉情,拜鄉神”的精神角落。故而,會館承載著一個地域最具特色的歷史文化,通過走南闖北的商人群體的傳播,在另一個地方形成了一片“飛地”。
中國的商人群體,以晉商最為有名。晉商以其強大的經濟實力稱霸四方,終明清一帶,晉商在全國建立了約400座會館,“凡商貿繁華處必有晉商,有晉商居處,必有會館”。
山陝會館主要分佈在河南境內,由於地域毗鄰,山陝商人是明清時期河南實力最強的商幫。順治十年(1653),晉商集資在開封建立山西會館,這是河南境內第一座同鄉會館。此後又先後建成了朱仙鎮、周口沙河、郟縣、北舞渡、洛陽等會館。
山陝商人起家,來自明代的“開中制”,明政府為鼓勵商人運輸糧食至邊塞,授予這些民間商人鹽引,以給予販賣食鹽的權力。而中國當時的邊關多集中在陝西和山西北部地區,故而得天獨厚的晉陝商人就靠著販鹽資格致富了。
位於四川自貢的西秦會館,就由山陝商人出資建設,同時它也是一個鹽業會館。這一“雙重身份”表明了山陝商人“以鹽起家”的發家史。
山陝會館中祭拜關羽的習俗,也是來自鹽業。——關羽的家鄉在運城解州,這是一處巨大的內陸鹽池,關羽就這樣慢慢演化成鹽商心中的守護神。
而將會館“升格”為關帝廟還有一個好處,是可以衝破當時的禮制限制,使民間建築也可以像皇家建築一般富麗堂皇,充分展現了晉陝商人“富可敵國”的地位。
在安徽亳州山陝會館前,還樹立著大鐵旗杆,指示著山西潞澤商幫對鍊鐵權的把控。在鹽鐵官營的封建時代裡,山陝商人就是依靠著這樣的“特許經營權”,一點點壯大自己的力量。
洛陽的山陝會館,建於康熙、雍正年間,是當時在洛的晉、陝兩地商人出資修建的經商、聚會、社交場所,是豫西地區為數不多的保存較為完整的清代早期建築群之一。
它由儀門、琉璃照壁、山門、舞樓、拜殿、正殿等建築組成。橫樑上絢麗的龍與牡丹彩繪;青磚琉璃瓦的屋簷,斗拱和雀替上細膩繁複的木雕;重簷歇山頂、琉璃瓦覆頂的山門;精緻的各式動物石雕柱礎……山陝會館的精心雕琢和營建,就隱藏在這些華麗的細節中。
聊城的山陝會館,修建於乾隆八年(1743),居聊城八大會館之首,它位於京杭大運河的要道上,至今留存有山門、戲樓、夾樓、鐘樓、鼓樓、南北看樓、南北碑亭、關帝殿、財神殿、火神殿等160餘間建築。
聊城山陝會館以雕刻建築和繪畫藝術聞名,館內的碑刻,石雕方簷柱、浮雕,透雕質額枋,作為柱礎的動物石雕;其中木柱、石柱、匾額上所刻楹聯、文字,正楷行書兼備,為書法家所稱頌。
福建地區因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特殊地理環境,使得閩地的人民將目光轉向了海外,也因此發展出了自身獨特的商貿文化。福建會館是海外留存最多的會館,這和閩商遠渡重洋、開拓領地密切相關。
福建會館又稱“天后宮”,它完美地融合了福建地區的媽祖文化。主體佈局有山門、戲臺、正殿、寢殿和梳妝樓,寢殿和梳妝樓的存在顯示出獨特的女性氣質。福建龍巖西陂天后宮更是採用了本地建築特色,形成客家圍屋式佈局。
福建商人靠海維生,會館也多修建在沿海城市。煙臺芝罘區的福建會館落成於1906年,由福建船幫商賈集資修建,具有典型的閩南風格。
寧波的慶安會館,又稱甬東天后宮,兼媽祖祭祀海運舶商議事聚會的功能。它融合了閩南風格和寧波地區的傳統建築裝飾,由外而內分別為宮門、儀門、前戲臺、正殿、後戲臺和後殿。會館內有一對蟠龍和鳳凰牡丹石雕巖柱,相傳石材來自莆田,而內部木質構建中的木雕工藝則採用了寧波本土的朱金木雕工藝。
國內分佈最廣的會館是江西會館;西南地區最常見的會館為湖廣會館,這些會館的存在,訴說著浩浩蕩蕩的中國移民史。
明末清初,四川的戰亂導致人口銳減,土地荒蕪,清朝政府一直積極推進移民。康熙發佈了《招民填川詔》,規定新移民可免幾年賦稅。大規模的移民潮甚至影響到了湖廣的人口結構,於是政府又發動江西移民進入湖廣開墾,於是出現了江西填湖廣情況。
移民潮中,更容易因為相同的來處而產生情感連接,所以今天的西南地區,也是會館分佈較為集中的一個區域。
湖廣會館又叫禹王宮,湖廣地區水網密閉,漢江、長江組成的水運網絡是商貿發展的基礎,故而湖廣地區的商人十分看重水利,也因此崇拜以治水著稱的大禹。
重慶湖廣會館,位於重慶市渝中區,東水門長江邊。是禹王宮、齊安公所、廣東公所等清初古建築群及仿古新建築群的統稱。重慶湖廣會館是目前已知的位於中國城市中心區最大的古會館建築群,內設湖廣填四川移民博物館。
江右商幫在各地建造 “江西會館”,也即萬壽宮,宮內供奉著許真君許遜,故而也稱“許仙祠”或“真君廟”。
今天曲靖會澤的江西會館,始建於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由門樓戲臺、主殿、後殿三個部分組成。曲靖地區銅礦資源豐富,明清時期由於京城鑄幣之需,各地的商賈彙集於此,江西、江南、四川、福建等商幫均在這裡修建了自己的會館,形成了規模宏偉的清代建築群。
徽商會館大多以徽地地名為名,如歙縣、新安、紫陽等。自古以來,徽州地區的人就非常崇尚儒家道義文化,所以徽商會館的主要祭祀對象是朱熹。
徽商以“賈而好儒”著稱,他們積極利用會館資助教育辦學,甚至有些會館會被直接取名為書院,如湖北漢口的紫陽書院。
紫陽書院主體建築包括尊道堂、寢室、戟門、演劇平臺、半畝池、御書樓、藏書閣、對廳、主敬堂、願學軒等。其中的魁星閣,更是成為漢口地標性建築。
上海的徽寧會館是清乾隆十九年(1754)徽州、寧國商人集資修建的,最初為思恭堂,是暫停棺柩的丙舍和邦族埋葬同鄉的義冢,徽州會館的慈善性質由此可見一斑。
1836年休寧人汪忠增將思恭堂改建為會館,正殿供關帝,殿前為戲臺,中庭峙寶鼎,左右為遊廊、看樓。偏殿供奉朱熹,這也是上海唯一一家供朱熹的地方。
到航海時代,稱霸市場的是廣東商人,遊走各地的他們也樂於修建會館。位於今天天津老城的廣東會館,是粵商們在原鹽運使署舊址上修建的。廣東會館由戲臺、南園、鋪房、客房、藥房組成。磚木建構的合院式建築、羅漢山牆、青磚飾面,帶著濃厚的嶺南特色。
在變革的時代裡,會館也逐漸從商人聚會的場所轉變為政黨議事的中心,同盟會曾邀請孫中山和黃興在天津廣東會館演講;康有為在北京南海會館成立強學會;1898年在北京粵東會館成立保國會;梁啟超也在北京新會會館起草了《保國會章程》。
一座座會館,記載了中國近現代的激盪風雲,是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的見證者。
王日根 《鄉土之鏈: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 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
一刻talks | 趙逵:中國古代奢華建築——明清會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