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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慣常的認識裡,宋朝一直都是一個積貧積弱的王朝。但是歷史學家陳寅恪卻說“中華文明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時”。實際上,有宋一朝雖然積弱,但絕不積貧,此時的中華文明不但在科學技術方面達到了古代中國的頂點,還在中國人一直不擅長的金融領域登峰造極,其結晶就是世界上第一種紙幣:交子。
宋仁宗天聖二年(公元1024 年),益州官府經過充足的準備,開始發行世界上第一種由公權力擔保的紙幣:交子。實際上,此時的益州社會早就習慣了用紙幣進行商業貿易,大宋朝廷的背書不過是交子這種金融創新的一次加冕。
我們都知道宋朝的商經濟十分發達,宋朝的瓷器、絲綢和茶葉一直都是跨國貿易的緊俏商品,在廣州、泉州、杭州、密州等地的出海港口,宋朝的商船將內地的手工業產品源源不斷的運送到日本、印度、波斯、阿拉伯和東南亞等地。由於宋朝處於國際貿易的中心位置,所以進行跨國貿易的商人們都將大宋官府鑄造的銅錢當作結算貨幣。到了最後,日本、高麗和東南亞諸國直接將通過國際貿易輸入的宋朝銅錢用作國內貿易,宋朝銅錢的歷史地位絕對不低於現在的美元。
他國將宋朝銅錢用作本國貿易雖然是對大宋信譽和經濟的肯定,但是也給宋朝經濟帶來了一個巨大的問題:貨幣外流、通貨不足,這種情況在古代乏銅的四川,也就是當時的益州地區最嚴重。
現在打開搜索引擎輸入“四川+銅礦”能搜到一大堆信息,但是宋朝人沒有先進的探測技術,無法開發四川境內的銅資源,大宋官府鑄造的銅錢又都流向了海外,四川人要是抱著非銅錢不用的態度就只能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社會了。無奈之下四川地區只能用鐵鑄錢。
鐵的價值相比於銅要低很多,按照當時的市場價,銅錢和鐵錢的比率是十比一,一貫銅錢能解決的問題需要十貫鐵錢。史書記載,在四川地區買一匹布需要兩萬文鐵錢,重量高達五百斤。五百斤的鐵錢大小夥子也得四五個人抬,要是買個房置塊地,光鐵錢不得搬個七八天啊?
為了方便貨幣流通,四川地區出現了一種獨特的金融機構:交子鋪。客戶將不方便攜帶的鐵錢存放在交子鋪,交子鋪給客戶開具存款憑證,隨時準備為客戶兌換鐵錢,並依照存款的多少和存款的時間來向客戶收取手續費。這張交子鋪開具的存款憑據就是交子,民間發行的交子也被稱為私交子。
實際上四川地區極端的貨幣系統只是交子興盛的原因之一,如果沒有北宋科技的飛躍性進步,交子也不可能被社會接受。現在我們都怕在買東西的時候收到假幣,宋朝的人也不例外。為了防止有人偽造交子,宋朝人通過雕刻精美的印刷銅版、紅黑藍三色套印、水印,以及使用不易製造、抗磨損耐腐蝕的特製紙張和現場簽名、加蓋印章等手段來達到防偽的目的。毫不誇張的說,當時製造交子的難度絕對不低於現在印刷貨幣的難度。
在交子逐漸被商人接受之後,人們又發現並不需要在每次交易之後都來交子鋪兌換鐵錢。於是交子就成了交換媒介,承擔起了貨幣的部分職能。一開始交子的面額依據客戶的存款額臨時填寫,後來又發展出了固定面額的交子,這為交子充當貨幣提供了極大便利。此時流通於市場的交子可以簡單理解為擁有100%準備金的信用紙幣。
隨著交子的盛行,交子鋪發現如果動用一部分儲戶存款並不會影響交子的兌現和店鋪信譽,但是伴隨著投資失敗等因素,由交子無法兌現引發的糾紛和訴訟也逐漸增多,這造成了第一場交子危機。在景德年間(公元1004—1007 年)益州知州張詠為了平息由此引發的訴訟,將轄區內的交子經營權交給了十六家信譽良好、資本雄厚的富商,同時官府還對交子的發行進行監管,至此民間交子發展到了頂峰,交子的全部準備金制度也逐漸過渡到了部分準備金制度,壟斷了四川貨幣發行權的十六個富商那是賺得盆滿缽滿。
在天聖元年(公元1023年),也就是張詠規範了交子業務之後的十六年,大宋朝廷因為同西夏和遼的交戰軍費連年增加,眼看著財政黑洞越來越深,時任運轉使的薛田建議宋仁宗收回交子的發行權來應付軍費開支。在他的建議下,宋仁宗下令禁止交子鋪發行新的交子,並將已經發行的交子全部收回。同時在益州設立交子務,壟斷益州地區的紙幣發行,這場改革不妨稱為宋朝金融系統的國進民退。
由政府交子務發行的交子被稱為官交子,官交子的印刷更為精美,防偽手段更加高明。有了官府作後盾,偽造交子就是偽造官府文書,抓到就是砍頭。首屆發行的官交子共計126萬貫,有36萬貫鐵錢作準備金,準備金率為28%,這一下北宋官府就獲得了90萬貫的貨幣財富。此時的交子務依然允許人們自由將交子兌換成鐵錢。
同時宋仁宗還下令,官交子每2-3年為一屆,每屆官交子發行前重新核算發行量和準備金,在舊交子到屆之後禁止使用,必須由經交子務兌換為新交子方可流通,朝廷於是能夠掌握市場上的交子流通數量。
宋仁宗,趙禎(1010年5月12日—1063年4月30日)
準備金充足、防偽手段高明、流通量可控,宋仁宗三管齊下,官交子一出來就受到社會追捧。四川人民和大宋朝廷絕對不會知道他們創造了第一種信用貨幣,完成了世界金融史上的巨大飛躍。
但是隨著北宋邊患不斷嚴重,軍費愈加吃緊。朝廷也同以前的交子鋪一樣打起了交子的主意。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實在湊不齊軍費的趙宋官家命令益州交子務在不收回舊交子的情況下發行新的交子。投放市場的紙幣規模一下擴大一倍,準備金卻沒有增加,朝廷動了一下印鈔機就把126萬貫鐵錢的財富轉移到了自己手裡。
在私交子時代,支撐著人們信任的是交子鋪隨時能夠兌付的良好信譽,在官交子時代,支撐著交子購買力的是朝廷足額的準備金。在126萬貫沒有準備金的交子投放市場之後很多人不知道趙宋官家在紙幣上動了手腳,但是在直觀上大家都能發現市場上的錢多了,貨少了,官交子購買力隨之下跌。由於北宋朝廷還沒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官交子並沒有直接貶值50%,而是在95%左右徘徊。
有了第一次“成功”之後,趙宋官家發現雖然超額髮行的交子會貶值,只要速度足夠快,就能從民間篡取巨大財富。只要開動印鈔機,什麼財政危機都是不存在的。
在經歷紹聖元年和元符元年(公元1094、1098)的兩次交子超發後,北宋依然無法渡過財政危機,到了藝術家趙佶當皇帝的時候,財政赤字達到了全國稅收的四分之三。宰相蔡京為了能夠讓徽宗安心搞他的園林建設,於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下令交子衝出益州走向全國。準備金不足的交子給市場帶來了巨大壓力,社會積攢了幾十年的財富就這樣被洗劫一空。僅僅三年之後,市場上交子的價格就跌到了十幾文錢,金融崩潰隨之而來。
為了能夠將這場金融騙局繼續下去,蔡京還下過舊交子貶值兌換新交子、交子禁止兌換鐵錢、放棄交子發行次新的錢引等命令。但是這場明目張膽的洗劫行為已經讓社會都趙宋官家失去了信任,元朝和明朝雖然也發行過自己的紙幣,但由於沒有發展出獨立的監管體系,最後也都淪為政府掠奪民間財富的工具,屬於中國歷史的紙幣生命其實早在北宋末年就已經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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