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歷史真相，遠比權鬥劇精彩 歷史真相，遠比權鬥劇精彩作者: Admin / 2023 年 8 月 18 日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書，是史學大家田餘慶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 這本書自從89年出版後暢銷數十年，至今仍然是瞭解東晉的必讀書，在某瓣上的評分高達9.4分。 說起門閥政治你可能會覺得望而卻步。 田餘慶先生這本書第一次把前因後果、脈絡線索都梳理得極為清晰，而且還有他自己獨到的理論概括和見解。 今天我們通過對這本書的解讀，一同走入那段看起來唯美而又紛亂的歷史。 01 門閥政治的起源 《世說新語》裡有這麼一則故事—— 東晉的開國皇帝司馬睿居然要讓輔佐他的王導一起坐龍椅，王導三番五次推辭還不行，最後不得不說，“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 這不是一般的推辭和禮遇，背後其實是刀光劍影的政治博弈。 比如當王導的弟弟大將軍王敦要起兵推翻皇帝自立的時候，晉元帝說得就更卑微了，他說“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 大意就是說，你要讓我下臺說一聲就行，我立刻退位讓賢回琅琊。 那你可能會說都：到這一步了，王家完全能夠取而代之。 但是你要注意到，其他士族不同意啊，他司馬家雖然不怎麼樣，怎麼說祖上闊過當過皇帝，你王家憑什麼啊，其實背後還是利益分配的問題，所以王敦第二次起兵，就被士族聯合擊敗。 士族和皇權之間達成了某種動態平衡。 田餘慶先生精闢地把原因概括為士族專兵和皇權不振，就是士族掌握著兵權，而皇權又不夠強大，二者缺一不可，它其實是一種暫時的狀態，而且嚴格來說只存在於東晉一朝。 那麼我們先來說說為什麼皇權不振，這就得從司馬懿那邊說起了，司馬家之所以能夠篡位成功，司馬懿的個人謀略和隱忍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根本上還是在於，他代表了世家大族的利益，而曹魏的政策則一貫是加強中央的集權和專制，勢必會讓士族不滿。 司馬家奪權之後，晉武帝司馬炎吸取曹魏滅亡教訓，採取一個後來廣受詬病的政策，那就是分封同姓王，更致命的是他還取消了州郡的武裝，這些都直接導致了後來的八王之亂，就是那個說出何不食肉糜的弱智皇帝司馬衷當政時候，司馬家八個王互相殺伐的著名歷史事件。 八王之亂示意圖，東海王司馬越成為最後贏家，皇帝痴呆和窩裡鬥導致了皇權不振 總在御駕親征的“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 八王之亂的前因後果我們就不展開來講了，但是八王之亂的最終贏家和門閥政治密切有關。 這個人就是東海王司馬越，他的封地在今天山東南部，八王之亂前期他一直坐山觀虎鬥，最後才來了個一鍋端。 然後把晉惠帝司馬衷奪回洛陽，司馬衷不久就暴斃而亡，他的一生一直忙著跟不同王御駕親征，也不知道是誰害死的。 總之接著晉懷帝司馬熾上臺。 那司馬越就面臨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他這個輔政大臣的位置是不仁不義從其他司馬那邊搶來的，那誰能服他呢？ 他得找人來幫忙站臺啊，於是他看中了琅琊的王衍。 這個王衍就是後來被說清談誤國的那個，信口雌黃這個詞就是為他而造的。 他號稱為玄學大家，其實對於玄學也沒什麼貢獻，而且表面上與世無爭，其實廣結黨羽。 他的兩個女兒嫁的也都是當朝權貴，把雞蛋放在了不同籃子裡， 當時北邊正處於五胡亂華的歷史時期，剛剛經歷八王的內鬥又逢民族矛盾當前，王衍身居高位卻沒采取過任何有積極意義的措施， 更無恥的是他後來被胡人石勒抓住，一邊給石勒分析我們就是這樣這樣，才被你抓住的，一邊又勸他趕緊稱王稱霸，連石勒都瞧不上這種人，就把他給弄死了。 田餘慶先生指出，這個時候的西晉朝廷，其實也是王與馬共天下。 這對CP呢是司馬越和王衍的組合，司馬越用他的宗室身份和執政地位為王衍和他的家族提供官位權勢，而王衍為司馬越拉攏名士裝點朝堂。 與此同時，另一對王與馬的CP，也就是剛才我們的司馬睿和王導。 他們後來共同開創了東晉王朝，此時他們正奉命經營江南的大後方，主要是為還在中原的西晉政權搜刮財富和漕運糧食。 歷史的偶然也就發生在這裡。 面對北方的胡人的威脅和入侵，司馬越和王衍他們的策略不是退守，而是守住國都洛陽，依託于徐州，然後帶著軍隊跟敵人周旋。 這麼做是因為司馬越的軍事力量以徐州人尤其是徐州東海國為主，那裡是他起家的大本營，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他們目光的短淺。 好巧不巧，司馬越和王衍擁軍東行，司馬越中途病死，王衍還堅持帶著他的靈柩歸葬東海，這才被剛才說的石勒的軍隊追上。 這兩人一死，西晉王朝離滅亡也不遠了，客觀上為南邊的司馬睿和王導的經營提供了便利條件。 說到這裡再回到剛才提到的皇權不振，其實不管是司馬越還是司馬睿，他們的權威都不足以統治王朝，必須借重於士族的威望和力量。 尤其是南邊的司馬睿，他在司馬家本來就是旁支，又是逃難逃到南邊來的，這時候離吳國滅國也不過幾十年，那設身處地地想想，誰會買他的賬呢？ 按照《晉書》的說法，這個時候王導就搞了次營銷活動，在上巳節那天帶著一群人跟著司馬睿招搖過市，南方士人一看這個派頭都拜倒路邊。 這個故事的真實性是存疑的，不僅時間人物對不上，而且也描繪得過於兒戲，但是可以看出當時王與馬的關係，以及南北士族的矛盾的關係。 甚至有傳聞說晉元帝司馬睿和司馬家根本沒有血緣關係 說完皇權不振，再來說說剛才提到了門閥士族得以維持的另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士族專兵。 我們都知道“槍桿子裡出政權”，士族這麼硬氣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他們手裡有兵。 王導家族的兩個成員，王敦和王澄分別佔據著荊州和青州，這個安排出自於王衍，他自己則待在首都洛陽。 這裡又誕生了一個詞，叫作狡兔三窟。 這三窟本來是用來圖謀霸業的，不過王衍自己先走了，後來是在王導的帶領下，讓王氏家族走向成功。 後來東晉王朝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雖然共天下的不再是王與馬，而是別的士族和皇帝。 但是都是因為皇權不振和士族專兵，才得以維持共同享有天下的局面。 皇帝也想過重振皇權、士族也考慮過自立為帝，但是因為北面所共同面臨的民族矛盾，以及其他士族的從中阻撓和周旋，使得矛盾和鬥爭控制在一定範圍內，這就是門閥政治的實質。 02 門閥政治的較量 說說士族之間以及士族和皇帝之間是如何較量的。 其中的一些鬥爭是擺在明面上的，而另外一些則是隱藏在史書裡的蛛絲馬跡之中， 田餘慶先生為我們總結出了一條基本規律： 士族掌握政治權力一方面是靠駐守方鎮掌握兵權； 另一方面是靠控制中樞、發展黨羽。 如果地方有兵、朝廷有人就會另有圖謀，影響到門閥政治的平衡，那皇帝和其他士族就會聯合起來反對他。 而當時面臨著北方的胡人的威脅，就需要有強大的軍隊來對抗。 有實力的軍隊大多掌握在士族手中，士族的軍隊常常是佔據長江上游。 首都建康位於長江的下游，中游和上游就成為了雙方爭奪的重點。 上游的士族一旦坐大，順流而下就能夠直取京師。 長江上游的荊州、中游的江州（今天九江）、下游的京口（今天鎮江）都是重要的方鎮，長江淮河之間是戰爭前線，也是戰略緩衝區 東晉一朝和司馬家共天下的士族，一般認為有王、庾、桓、謝四大家族，我們分別來大致看看，他們是怎麼實現這種動態的均衡的。 王氏家族，王導是宰相，王敦手握重兵，他們倆可以裡應外合。 而晉元帝司馬睿想加強皇權，必然會動士族的奶酪，也必然會招致反對。 他也曾經考慮組建自己的軍隊，讓那些從北邊逃難到江南的難民，就是後來成為了世家大族的農奴的那些人，給他們自由讓他們當兵。 但是這樣的武裝既沒多少戰鬥力，又讓江南士族覺得搶了他們的人，所以王敦第一次攻入健康很順利，朝內朝外都表示理解。 晉元帝司馬睿任用刁協、劉隗，他們加強中央集權的政策被稱作“刻碎之政” 後來即位的晉明帝司馬紹就吸取教訓，他把目光轉向了長江以北的流民，這些隊伍有什麼不同呢？ 他們大多是從敵佔區跑出來的，有著長期的作戰經驗，屬於敵後自發的武裝力量，各自有統領的將帥，也被叫作流民帥。 朝廷因為自己弱勢，也怕引狼入室，對於他們是既利用也防備。 逃難的流民是主要的軍隊來源 這個時候，一個重要人物郗鑑出現了。 他是流民帥中的一個，但是因為有一定士族背景，就得到了晉明帝的重用，他就引入了其他的流民武裝，在王敦第二次企圖造反的時候，平定了叛亂。 在這之後，流民蘇峻的叛亂引發了一些小插曲，但是東晉居然實現了七十年無內戰，不是士族們都不再有野心，而是郗鑑從中周旋的結果。 王敦的第二次叛亂遭到了士族的反對而失敗，連王導也選擇了站在皇權一邊 他主要做了這麼幾個大事： 首先是作為徐州刺史經營京口。 京口也就是今天的鎮江，位於建康的下游。 有許多北來的流民可以當兵，而且靠近今天浙江沿海一帶不愁糧草，郗鑑利用這些優勢建立了強大的軍隊，這個就是他政治博弈的資本。 當然更重要的是，他自身門望不高又為人謙退，所以始終調停其中。 王敦之亂平定後，在位的晉明帝成帝就對王導不信任，而傾向於庾氏家族的庾亮。 庾亮的起家在於他是成帝的舅舅，也就是我們說的國舅爺了。 郗鑑卻在王導不得勢的時候，選擇和王導聯合，還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王導的侄子王羲之，這就是典故東床快婿的由來。 當時的局勢是，庾亮因為在剛才提到的蘇峻之亂中，幾次三番逼迫蘇峻要奪取他的兵權，直接造成了蘇峻的反叛。 為此他離開中央出鎮蕪湖，位於長江中下游毗鄰建康。 他的軍隊早上出發晚上就能到首都建康，建康中央是以王導為主，位於長江下游，而長江上游則是陶侃的軍隊，他是著名詩人陶淵明的曾祖父。 陶侃曾經不滿於王導的專權，想要廢除他，被郗鑑勸阻。 後來陶侃死了，庾亮佔了中上游，也想要廢王導，也是郗鑑起了決定作用。 但是郗鑑也不是唯王導是從，他也曾經厲聲指責王導的過錯。 郗鑑是希望通過自己的介入維持江左的和平，就這一點來說他做到了。 這麼幾股勢力之中，陶侃和郗鑑雖然都有一定的軍事實力。 但是因為出身並非名門望族，在這個看重門第的時代，註定不會有太大的政治影響力。 而庾亮和王導之間的關係是主要矛盾，這個遠比我們想象得複雜，主要以門戶利益為轉移。 早期當皇帝想用法家手段重振皇權的時候，按理說利益直接受損的是當權的王氏家族。 而庾亮卻表示了明確的反對，當皇帝親近宗室和其他外戚，並讓他們掌管禁軍的時候，庾亮在剪除宗室時也毫不手軟，和王導站在統一戰線。 這一時期，庾亮和王導之間休慼相與共、抱團取暖。 但是當庾亮出鎮蕪湖，尤其是後來陶侃去世，他的駐地進一步遷到上游的武昌時，庾亮和王導之間的鬥爭白熱化。 王導要有自己的軍事地盤，核心在於搶佔位於長江中游的江州，也就是今天的九江。 這裡多流民多錢糧，是長江上下游之間的軍事要衝。 根據史書裡的線索，田餘慶先生指出—— 王導的做法是讓將領謊稱北邊的胡人要打過來，然後僅用了十五天就完成了一系列的軍事部署，還讓自己的侄子王允之鎮守蕪湖，從而佔有了之前庾亮的勢力範圍， 這種做法也引起了庾亮的反彈，江州在數年之內幾次易主，而史料裡看起來卻都是和平進程。 而庾氏家族一邊和王氏家族爭江州，一邊還鞏固他在長江上游的勢力，尤其是擠佔和經營了襄陽，襄陽是南北戰事前線，它時刻威脅著荊州的後方，有著特殊的重要地位。 不過庾氏家族因為是外戚，對於東晉也沒什麼功勞，所以幾個重要人物相繼去世後，很快就堙滅無聞。 他們的經營便利了後來佔據荊州的桓溫。 襄陽是荊州的門戶，水路縱橫東西、陸路聯通南北 桓氏家族就是東晉王朝的第三支重要的士族，說起桓溫你可能會覺得陌生，但是辛棄疾詞裡有句“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就是說他的。 是他在北伐途中看到年輕時候種下的柳樹有感而發，而北伐的舉動也是和朝廷爭權的一種方式。 那麼我們先來說說桓溫是怎麼起家的？ 桓溫的父親是桓彝，但是再往上，就譜系紊亂了，這在重視門第的時代是不可想象的。 田餘慶先生詳細考證，認為桓溫的先人可以追溯到桓範，桓範因為是曹爽一黨而遭到誅殺，桓氏族人被株連，桓溫這一脈很可能是漏網之魚。 桓溫的父親桓彝大概是在八王之亂後過江的，他積極地跟當時的名士清談，還獲得了江左八達的稱號。 不過他其實是志在功名的，跟其他名士並不相同，他在政治地位上的上升，有兩次重要的契機： 第一次是王敦叛亂的時候，他參與了晉明帝和郗鑑的密謀； 第二次是前面提到的流民帥蘇峻之亂時候，他為司馬家而死節。 這些都是桓彝給桓溫留下的政治資本，桓溫因為自身的軍事才能和不顯耀的家世，成為了庾氏和朝廷爭奪的對象。 先是成為徐州刺史不久又成為荊州刺史，這就為他的坐大打下了基礎。 但是長達25年的時間裡，他向下遊拓展自己的勢力範圍都受阻。 當時北方動亂，東晉朝廷一度打回北方，甚至還搶回了傳國玉璽，要知道這之前東晉皇帝一直被嘲笑為“白板天子”，於是一時間人心振奮，北伐成為普遍訴求，桓溫作為方鎮勢力和當時坐鎮朝廷的一方，都想要搶奪北伐的旗幟來拓展勢力。 桓溫的高明也在這裡。 他總是欲取之必先予之，表面上說要北伐，朝廷怕他搶了功勞藉以自重，讓褚裒、殷浩先後帶兵北伐，結果是先後失敗，賠了夫人又折兵，既丟了北伐的旗幟，又損失了軍事實力。 繼而桓溫出兵，兩次北伐接連獲勝，第一次北伐時候還打到了西安邊上。 據說老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不過桓溫志不在此，北伐只是手段。 兩次北伐勝利，桓溫未能向長江下游滲透，於是又徐徐圖之，膠著了十餘年。 最後是通過第三次北伐，取得了下游的徐州、豫州的控制權，成功地進入了首都建康，控制了當時主政的司馬昱。 桓溫第三次北伐失敗了，但是借北伐取得了下游的徐州、豫州的控制權 這個時候的桓溫離篡位只有若干步之遙了。 朝廷內外已經沒有軍事武裝能制約他，但是他一方面因為第三次北伐失敗有所顧慮，另一方面又受到了士族的掣肘，還不能夠立刻稱心如意。 他先是另外把司馬昱立為帝，然後誅殺朝中異己，更換禁軍。 立簡文帝司馬昱是希望他禪讓給自己，簡文帝甚至也說過“君自取之”的話。 但是在王謝士族的干涉下，簡文帝的遺詔只是讓桓溫像諸葛亮、王導那樣輔政。 後來不多久桓溫病重，讓朝廷加九錫，也被謝安拖延，以致於不了了之。 桓溫其實已經有了相當的實力，但是還是被門閥的政治格局束縛了。 同時也是鑑於王敦之前的失敗，害怕其他士族群起而攻之，而且桓溫還吃了一個虧. 就是桓氏家族人才欠缺，沒辦法朝內朝外裡應外合，像當時王導王敦那樣，總而言之桓溫的失敗是諸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 桓溫之後代他而起的，就是在阻礙他篡位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的陳郡謝氏和太原王氏. 謝氏家族因為這個時候人才輩出，率先在政治舞臺上發揮重大作用. 大家所熟知的贏得了淝水之戰的謝安就來自謝氏家族。 從某種程度上來看，謝氏家族和前面提到的郗鑑有著相似的作用，他們都是袒護東晉皇室，力求平衡各方勢力，維持穩定局面，懂得急流勇退的人物. 不過謝氏家族更具有名士風流，而且政治影響力大得多，所以更為後世津津樂道。 說起謝氏家族的起家，又和桓氏家族有著一些相似性. 謝鯤和桓彝都是江左八達，都是談玄的名士. 謝鯤的兒子謝尚則和桓溫有著類似的際遇，都是在王氏、庾氏家族衰落之後，被用來駐守方鎮，以平衡士族勢力. 謝尚最初是被朝廷派為江州刺史，因為庾氏家族的阻撓，所以出為豫州刺史. 豫州就是謝氏家族的大本營，也是他們興旺發達的基礎。 而讓謝氏家族走向巔峰的，則要歸功於最出名的謝安，謝家三代人的努力，走上了權力的巔峰。 我們看桓、謝家族都是因為朝中無人而得以據有方鎮，又都是憑藉著據有方鎮而起家. 桓氏家族勢力正盛的時候，謝氏家族就受到排擠，其中謝萬因為倉促用兵北伐大敗，成為了桓溫廢他為庶人的把柄， 而這之後為了家族的利益，謝安就不得不出山了，他出仕的第一步就是離開東山給桓溫當司馬. 這也就是東山再起的出處。 歷史上把他說得對功名嗤之以鼻，並不完全是事實。 謝安善於觀察形勢，他在桓溫氣勢正盛期間，始終是引而不發，直到把桓溫給熬死，才又重新執掌中樞，利用手段逐步把桓衝，也就是桓溫的弟弟排擠出首都，使得桓衝退回到上游荊州梁州的大本營， 與此同時，謝安還讓侄子謝玄在下游組建北府兵，這個事情之前郗鑑也做過。 根據田餘慶先生的考證，謝玄主要是重新招募將帥，然後再利用流民補充兵員，這支隊伍並不精良，也沒有經過非常系統的訓練，唯一的優勢就是有敵後的實戰經驗。 這一時期，桓、謝之間又重新回到脆弱的平衡，除了各自實力的起伏變化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面臨著來自北邊的前秦的威脅。 前秦的君主此時是勵精圖治的苻堅，他已經一統北方，對東晉虎視眈眈，他的軍隊號稱百萬，自稱投鞭斷流，就是鞭子扔下去就能把河水截斷。 面對前秦這一共同的敵人，桓謝之間暫時彌合矛盾，上下游之間相互策應，讓苻堅軍隊疲於奔命，君臣之間也暫時一致對外，這才有後來的淝水之戰的大捷。 但是，田餘慶先生也提醒我們—— 即使是在這種關鍵時期，東晉高層的政治鬥爭仍未停歇。 桓沖和謝安還在爭奪中游的江州，朝廷中央也忌憚謝安專權。 另外讓年僅20歲的宗室司馬道子和謝安共同為相。 可見君臣之間、士族之間仍在爭鬥不休。 所以淝水之戰勝利後，謝安很快被排擠出中央，謝玄也回家養老，從此謝氏家族就開始走向衰退。 03 門閥政治的終結 王、庾、桓、謝四大家族你方唱罷我登場。 士族門閥政治在內憂外患和內耗的過程中，也逐漸走向退出的終場。 而伴隨它消亡的，是另一支王氏家族太原王氏，和王導家族琅琊王氏不是同一支。 在淝水之戰期間，孝武帝也不過就十幾歲，但是已經用兄弟司馬道子為相加強皇權，這對於排擠士族起到了作用， 但是很快又演變為皇權和相權之爭，太原王氏家族就分為兩支，分別聯姻和依附於皇帝和宰相，後來又分別佔有上下游的武裝，不久孝武帝用手段奪回了上游荊州的控制，在與司馬道子爭權過程中佔據上風， 但是因為非常無厘頭的原因，就是他說寵妃張貴人年老色衰，還說要廢了她，於是就被棉被捂死，他的兒子晉安帝即位，這又是一個白痴皇帝， 於是司馬道子反客為主掌握了中央，但是上下游的方鎮早就不受他節制，於是起兵反對，在這個過程上游的桓玄——也就是桓溫的兒子坐大，終於篡位自立。 不過桓玄很快也被北府兵的將領劉裕起兵擊敗，劉裕就是後來的南朝劉宋的開國皇帝。我們看東晉末年的事情看起來十分雜亂沒有頭緒，而田餘慶先生給了我們線索，那就是士族已經腐朽衰弱，並且士族專兵的條件也不存在了， 因為士族沒有足夠的人才尤其是武將，另一方面，皇權本來有重振的可能，但是孝武帝是昏君，司馬道子是亂臣，孝武帝又死得莫名其妙，於是就變成了一場鬧劇，於是士族門閥政治終於無法維繫，這些權貴一起走向了沒落。 那麼怎麼看待劉裕的取而代之呢？ 田餘慶先生認為這是次等士族的勝利。 這一時期的聲勢浩大的次等士族勢力，還有利用五斗米道起義的孫恩，劉裕和孫恩都是門閥士族的掘墓人。 但是他們也不是直接就走到這一步的，劉裕在北府軍的上司劉牢之，在淝水大戰中一戰成名，後來在東晉末年依附輾轉於不同士族之間，最後走投無路而死， 孫恩的叔父孫泰，早年也是在門閥士族那裡求發展，由於企圖成為獨立勢力被誘殺。 這一時期的歷史潮流，是門閥士族的衰弱和次等士族的取而代之。 劉裕最終能夠取得勝利的果實，在於他掌握了北府軍這支重要的武裝。 隨著東晉的結束，嚴格意義上的門閥政治就結束了。 東晉以後士族雖然還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不過是歷史慣性使然，而且他們的驕矜作態，正好說明了他們的沒落。 也是他們在精神和現實上自衛的一種手段，說祖上闊過其實是為了再闊下去。 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寒門開始出貴子，君主利用寒人加強了皇權，士族逐漸成為懸置的吉祥物。 04 到了這裡，我們就把這本書的主要觀點和脈絡說完了。 總結一下，士族門閥政治有著特定的歷史根源，早在漢末三國時候，世家大族就處於上升時期，他們是各種意義上的人生贏家、 不過這一時期，他們總體上還是支持一姓皇權，雖然不斷抗爭其實還是為了皇帝好，希望他江山永固，因為這符合大宗族的利益，而這也是黃巾軍失敗的根本原因，因為它必然腹背受敵。 直到後來皇權實在回天乏術，曹魏和司馬家取而代之，但是皇權和士族的矛盾始終存在，也被自然而然繼承下來，基本上只能躺平接受現實，司馬家索性大行分封，自己成為最大最牛的士族，然後發生了八王之亂、五胡亂華等大事件，使得皇權大受打擊，司馬家名聲掃地，只能和手握兵權的士族聯合。 在內憂外患的大背景下，皇帝和士族、士族和士族之間既鬥爭又聯合，核心就在於爭奪藩鎮武裝的控制權，常常表現為上下游之爭，上游的襄陽和下游的京口都是必爭的軍事重鎮，主要的兵力來自於北方逃難來的流民，北伐是一面旗幟也是爭權奪利的手段，攘外和安內都是東晉王朝面臨的難題，安內受制於攘外、攘外也服務於安內。 某種程度上，不管內鬥、防守還是進攻，都在持續不斷地內鬥，最後民不聊生頂層腐敗不堪，個別野心家帶領著憤怒的民眾起義推翻統治，這才又立了皇帝坐穩了奴隸，寒門開始有上升的通道，純粹的貴族門閥政治告一段落。 當然，東晉的門閥政治能維持百年之久，證明了它自身所具有的彈性，皇位在司馬家的變更或是個別宰輔的地位變化，並不會影響到政治大局，個別大士族也是如此，其他士族會為了自己的門戶利益居中調停。 與之相對，玄學文化一開始是針對特定現實政治的哲學探索，到後來則淪為無意義的清談，乃至只是吃藥喝酒而已，成為貴族政治的遮羞布，而在門閥政治中有所作為的，恰好是那些不受玄學約束力圖有所作為的人，但是不可避免地受到門閥政治的約束和侷限。 長按或掃描下方二維碼 購買 《東晉門閥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