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少楠
來源：“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於《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
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數字信息技術的不斷進步，數字史學開始成為國內外史學界的重要趨勢之一。歐美高校較早開始對數字史學進行探索，並已使它融入西方歷史研究的主流。我國學者也從21世紀初開始介紹西方數字史學的最新趨勢，並結合中國實際開展數字史學的建設和研究工作。但是，目前國內對世界史範疇內西方數字史學趨勢的介紹仍主要以歐美為中心，極少關注包括非洲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有關非洲史數字化的情況尚無專文論述。
雖然在國內所受關注較少，但非洲史的數字化卻極具研究價值和現實參考價值。事實上，非洲史作為獨立的研究領域雖然在20世紀中期才在國際學術界正式起步，但其數字化進程卻推進迅速，特點鮮明且極具代表性。除了在學術-商業史料數據庫、開源免費數據庫、數據庫互通和標準化等方面都頗有建樹外，它還因為非洲和非洲裔近代以來悲慘的歷史遭遇而具有強烈的公眾史學導向，並夾雜著數字化“瓜分非洲”的敏感道德議題。這是發達國家和地區歷史數字化所不具有的鮮明特徵，卻又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其他廣大有被殖民歷史的國家和少數族裔的情況，因此非常值得我們進行深入探索和認識。本文將在對非洲史數字化發展現況進行橫向概述的基礎上，通過大西洋奴隸貿易研究的數字化案例，對該領域的數字化進行縱向剖析來展現這一歷史進程在過去半個世紀的發展變化，並探討非洲史數字化過程中所涉及的敏感道德議題。
從20世紀中後期開始，隨著計算機、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日益普及，數字史學逐漸成為國內外史學界的重要新趨勢之一。雖然非洲史研究本身起步較晚，但同樣也在最近幾十年中不斷接受和利用各種新技術，積極通過數字化實現本領域的發展。目前非洲史的數字轉向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即數字化的非洲史史料保存、數字化的非洲史學研究和數字化的公眾史學表達。這三個方面彼此聯繫密切卻又有著發展程度的顯著差別：由於非洲史整體的數字化建設仍處於初級階段，所以史料的數字化仍是其最主要內容，而具體的數字化史學研究則仍處於探索階段；同時由於非洲史本身所涉及的種族與政治議題而使其數字化帶有強烈的公眾史學色彩。
首先，史料的數字化保存是目前非洲史數字化的最主要方面，也是非洲史領域重要的史料基礎設施建設。這主要體現在檔案、報紙和其他資料的數字化編纂並歸入特定線上數據庫中供學者進行查閱和利用。數字化存儲介質從20世紀中後期到21世紀前20年經歷了從早期IBM打孔卡、3.5英寸軟盤、只讀光盤(CD-ROM)和個人計算機等個人存儲設備到合作式的大型數據庫和更開放的網絡數據庫平臺的轉變。進入21世紀後，非洲史史料的數字化主要集中體現在線上史料數據庫平臺的建設，而根據其具體特徵又可以分為商業化的收費數據庫和麵向公眾的開源免費數據庫。
商業化的收費學術數據庫是當下非洲史史料數字化的主要形式，其數字化的相關史料數量最多、範圍最廣、合作方式也最成熟。目前與非洲史相關的商業化學術數據庫至少有幾十個之多，涉及英語、法語、阿拉伯語、葡萄牙語和諸多非洲本土語言，涵蓋非洲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以及從古代到當代的各個歷史時期，史料的種類也豐富多樣。例如，在“英國檔案在線”(British Online Archives）平臺中，僅僅“統治非洲：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非洲國家資料”這一系列的數字化史料就包含134卷的3021份文件，共有111萬頁文字史料，關注加納、多哥、尼日利亞、塞拉利昂、岡比亞、津巴布韋、肯尼亞、馬拉維、烏干達等英屬殖民地的情況。這些文件分別來自英國外交和聯邦事務部、英聯邦研究院和個人捐贈，覆蓋19世紀和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1808—1995)，其中大部分是英國13個非洲殖民地政府發往倫敦的年度報告等政府文件。又如，Readex平臺分別與大英圖書館和美國研究圖書館中心合作，將其館藏的19-20世紀非洲本土報紙進行了系統的數字化，共分為三個系列；前兩個系列數字化了1800—1925年期間非洲21個國家和地區超過100份非洲報紙，而第三個系列則包含非洲19-20世紀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64份報紙，它們是研究奴隸貿易、殖民統治、非洲經濟發展和民族主義的珍貴原始資料。其他規模較大的非洲史學術-商業數據庫如AMD公司平臺下的“種族隔離下的南非1948—1980”數據庫和“英國外交部機密文件：非洲1834-1866”數據庫，GALE平臺下的“珍貴原始檔案：非洲系列”和“奴隸制和廢奴：跨國檔案”，JSTOR平臺的“南部非洲自由鬥爭”數據庫和AllAfrica.com當代非洲報紙數據庫等。這些學術-商業數據庫基本都採取數字人文公司與歐美非等地檔案館合作的方式進行，如Readex平臺與大英圖書館的合作、AMD公司與英國國家檔案館的合作和“英國檔案在線”平臺與英國各級政府檔案部門的合作等。數字人文公司從政府、高校或基金會等處收取費用進行數字化處理，部分學者參與到史料的篩選過程中，最終平臺以用戶付費的方式向研究機構、高校和個人開放，以收回成本並維持數據庫平臺的運行。
如果說數量眾多的學術-商業收費數據庫更多旨在保存非洲史料和服務非洲史研究者，那麼與之相對應的開源免費數據庫除了與前者相似的目的外，還有著更強烈的社會-種族關懷和開放性特徵。開源免費的非洲史數據庫數量不多，但相對集中於跨大西洋奴隸貿易和南部非洲民族解放運動兩大主題。奴隸貿易航程網站等與跨大西洋奴隸貿易主題相關的諸多數據庫，最初是這一領域的歷史學家為了促進學術研究而發起的史料數據合作共享運動的成果，但在21世紀初很快向公眾免費開放，幫助全球非洲裔尋根探源、促進非洲裔形成認同、加深人們對這段慘痛歷史的認識進而促進種族平等。這與奴隸貿易本身在大西洋兩岸非洲、美洲和歐洲的高度學術-種族敏感度有著直接關聯，而這方面的數字化將在下一部分進行詳細縱向敘述分析。“非洲活動家檔案”(African Activist Archive）數據庫、“南非數字創新”(Digital Innovation South Africa，DISA)檔案網站和“南非歷史在線”(South African History Online，SAHO）網站等則與南非反種族隔離和南部非洲民族解放運動這一主題直接相關。例如，“非洲活動家檔案”數據庫由密歇根州立大學資助建立，完全開源並免費對公眾開放。該網站收集了從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美國國內支持非洲人民反抗殖民主義、種族隔離、社會不公的各類社會活動的資料，有超過10000件藏品，主要與安哥拉、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納米比亞、南非、津巴布韋等國有關。這些與南非歷史相關的開源數據庫都有著高度的社會-種族關懷，力求從當地非洲民眾的視角展示20世紀的南非歷史，消除種族隔離政權的影響，面向社會免費開放並邀請學生和民眾加入網站建設。
以史料的數字化為基礎，非洲史研究也開始在史學研究方法上進行數字化探索，目前主要使用定量研究、數據庫建構和地理信息系統等方法。非洲經濟史和大西洋奴隸貿易這兩大主題由於其本身注重經濟數據的定量傾向，成為較早開始使用計量方法並建構數據庫的領域。例如，菲利普·柯廷在1975年出版的《前殖民時代非洲的經濟變遷：奴隸貿易時代的塞內岡比亞》一書中檢視了1680-1850年期間西非塞內岡比亞地區的經濟發展歷史，通過地區和國際貿易中商品的價格、利潤率、進出口數據、匯率、運輸成本等來描繪該地區的經濟狀況和規模，是非洲經濟史早期定量研究的經典著作。到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非洲經濟史學者廣泛利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並開始建設相關數據庫，如非洲商品貿易數據庫(African Commodity Trade Database）、1870—2010年非洲-亞洲職業工資數據庫(Africa-Asia Occupational Wage Database，1870—2010)和1850—1960年非洲人口數據庫(African Population Database1850—1960）等。大西洋奴隸貿易研究在數據庫建設方面的體現更為典型，將在下一部分詳細論述。在地理信息系統方面，目前非洲城市史和環境史領域有少量運用，如尼日利亞學者就利用文本和地圖來敘述19世紀60年代拉各斯的歷史，主要以地理信息系統作為工具來分析歐洲殖民地圖，探查當時變化的城市空間關係；但整體上這一方法在非洲史領域的運用仍然很少。簡言之，雖然非洲史學者已經開始嘗試多元的數字化研究方法，但目前仍然以數據庫建構以及對數據庫的數字化呈現作為最常用的方法。
除了史料和研究方法的數字化之外，非洲史的數字化還具有鮮明的公眾史學特徵，“即將歷史研究成果通過數字化媒介，如圖像、音頻、視頻等呈現給學院派之外的受眾”，或稱“數字發佈歷史”。上文提到的有關大西洋奴隸貿易和南部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開源免費數據庫中的各類資料都面向公眾開放，而“南非歷史在線”網站則進一步讓南非本地和全世界學生都參與到學習、瞭解乃至撰寫非洲歷史的過程中來。例如，它除了希望將自身建設成為非洲歷史和文化遺產的數字展示基地之外，還與南非本土高校、非洲其他國家高校、南美洲高校和美國高校建立合作關係，大量吸收本科生和研究生進入其實習項目，讓這些學生在瞭解網站有關南非和非洲歷史內容的基礎上撰寫條目，從而成為非洲視角下歷史的書寫者和網站的共同建設者。有關非洲歷史的博客、播客和網站等也都旨在與公眾對話，讓公眾更好地瞭解非洲歷史與當代非洲的熱點議題。比如，由密歇根州立大學歷史系的彼得·阿萊吉(Peter Allege)和彼得·利姆(Peter Limb)主持的播客“非洲的過去與現在”(Africa Past and Present)高度關注非洲和非洲裔的歷史、文化與政治，每期節目會就有關非洲的重要人物、思想或熱點議題採訪知名學者、作家與社會活動家，在全世界131個國家都有聽眾。
綜上所述，非洲史領域目前的數字化仍以史料數據庫的建設為主要形式，在本領域內除了數據庫建設、利用之外對其他數字史學方法的應用普及比較有限。同時，由於其自帶的政治與種族特性，非洲史領域以開源免費數據庫、播客和其他網站為媒介，展現了高度面向公眾的特徵和使命感。
二、非洲史數字轉向的縱向發展：以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研究為例
雖然非洲史領域的數字化涉及非洲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時段與多樣化的研究主題，但從20世紀中後期以來非洲史的數字化嘗試卻相對集中於跨大西洋奴隸貿易這一研究議題。以數據庫建設為核心的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研究數字化在整個非洲史領域起步最早、發展最快同時體系建設也最完善，兼具數據庫內容建設、數據庫方法利用和公眾史學三方面的非洲史數字化特徵，是最能夠代表近30年非洲史數字轉向的典型案例，也能夠為數字史學的整體發展提供一定借鑑。本部分將梳理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研究從20世紀中期誕生伊始的天然數字傾向和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數字轉向，通過該案例縱向剖析非洲史數字化轉向的發展歷程，展現其日益走向集體合作、開放開源和麵向公眾的特徵。
國外有關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學術研究開始於20世紀60年代，並在一開始就由於“數字之爭”而呈現出定量研究的顯著特徵和數字化萌芽。1969年，美國學者菲利普·柯廷(Philip Curtin)出版該領域中里程碑式的開山之作《大西洋奴隸貿易：一份統計》，他根據有關一手檔案資料和其他二手資料推算出大西洋奴隸貿易的奴隸總數為956.6萬，且最高上限不超過1050萬。雖然該數字在當時引發了一定爭議，但柯廷卻在研究中使用了不少來自英國外交部檔案館的跨大西洋航程資料，並將其用當時最先進的方式——IBM規格的可機讀80列打孔卡——對數據進行“數字化”處理。奴隸貿易領域另一位知名史學家戴維·埃爾蒂斯(David Eltis)在受訪時談到，他在20世紀70年代初作為青年學者致信柯廷，詢問後者1969年著作中的原始資料；柯廷告知埃爾蒂斯他從英國外交部檔案館收集到了1817-1843年2313個跨大西洋販奴船的航程信息數據並儲存在2313張IBM打孔卡中，隨後他竟在幾周內將兩大箱打孔卡全部寄給了埃爾蒂斯。埃爾蒂斯收到這些打孔卡後將它們搬到學校的電腦大型機機房打印出來，也就此走上定量研究奴隸貿易的道路。埃爾蒂斯認為柯廷是跨大西洋奴隸貿易乃至非洲史領域數據庫最早的開拓者和奠基人，而此後網絡版的跨大西洋奴隸貿易“航程”網站(http：//www.slavevoyages.org，下文簡稱“航程”網站)的前2313個航程仍然來自柯廷當年的資料。
除了柯廷和埃爾蒂斯之外，其他從事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研究的學者也在20世紀70-80年代挖掘有關檔案航程數據並進行個人數據庫建設。赫伯特·克萊因(Herbert Klein)在其1978年出版的著作《中段航程》中收集了來自巴西、安哥拉、葡萄牙、英國、法國和美國弗吉尼亞州等地的販奴船航程記錄並建立數據庫，將它們以可機讀的形式存放在威斯康辛大學圖書館供公眾有償使用。在同一時期，讓·梅塔(Jean Mettas)、塞爾日·達熱(Serge Daget)、約翰內斯·波斯特馬(Johannes Postma)和戴維·理查德森(David Richardson)分別對英國布里斯托爾、荷蘭和法國的奴隸貿易航程資料進行了細緻的收集整理工作並有相關著作出版，也將數據儲存在各自的數據庫中。到20世紀80年代末，學者們已經收集了大約11000個跨大西洋航程數據並分別儲存在16個數據庫中，但這些數據庫的航程之間存在著部分重合、不能互通和地點單一的問題，無法反映跨大西洋奴隸貿易航程的全貌與整體結構。
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這些學者愈發意識到彼此獨立的數據庫所造成的不便與浪費，開始在電腦和存儲介質技術進步的背景下進行數據庫的互聯互通。以埃爾蒂斯、理查德森和貝倫特等為代表的學者經過商議後開始就大西洋奴隸貿易數據庫的建設向北美主要基金會申請資助，並於1993年獲得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安德魯·梅隆基金會(The Andrew W.Mellon Foundation)的項目資助。隨後，他們開始把各自收集的航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查重補新與合併彙總，最終錄得1595-1866年期間的27233個跨大西洋奴隸貿易航程，共有約1106.2萬奴隸離開非洲，其中959.9萬到達美洲。這些航程所包含的信息非常細緻，包括每個航程的販奴船船名、船主、離港港口、到港港口、奴隸數量、死亡人數等等。1999年，這一整合後的數據庫以只讀光盤(CD-ROM)的形式由劍橋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供同行、學生和公眾利用，成為互聯網時代到來前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研究數字化的集大成者。
隨著21世紀初互聯網的逐漸普及，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研究的數字化也從此前的電腦—光盤形式走向開源、免費和麵向公眾的網絡形態。從2001年開始，埃爾蒂斯等人的數據庫團隊先後獲得英國藝術與人文研究理事會(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埃默裡大學和哈佛大學的大額資助，在繼續完善數據庫的同時開始網站建設。2008年12月，跨大西洋奴隸貿易“航程”網站正式上線運行。根據統計，到2016年時該網站配有強大的搜索功能，包含了96個奴隸貿易變量參數、278個可下載的子數據庫以及英國國家檔案館部分外交部辦公室手稿(FO84)和地圖，總航程數量也從1999年的2.7萬餘個增加到約3.6萬個。作為面向全社會的數據庫網站，“航程”網站有著鮮明的開源開放特徵：首先，任何人均可以免費瀏覽使用該網站，並利用其教案和地圖進行教學或科普；其次，網站會接受學者的修改意見，在經過同行評議後對網站內容進行添加或修正，保持自身的活力。我們可以認為，“航程”網站在21世紀初期的順利建成將源自20世紀60年代的跨大西洋奴隸貿易定量研究推向了頂峰，也讓學者得以在這些航程數據的基礎上提出有關政治變革、奴隸經濟、奴隸反抗、航程死亡率和族群語言認同等多方面的宏觀問題，大大促進了該領域研究的進步。
在“航程”網站所代表的定量研究數字化高歌猛進的同時，奴隸貿易研究也在21世紀前後開始出現更強調非洲視角和奴隸個人能動性的傳記轉向(biographical turn），並同樣搭上了數字化的快車。這些注重奴隸貿易微觀史維度的學者跳脫出航程數據的束縛，高度關注非洲人自身在奴隸貿易前後的個人認知、家庭生活、社會文化與宗教信仰。在完成各自學術著作的同時，他們同樣也將人物導向的史料建成數據庫。比如，格溫德琳·哈爾(Gwendolyn Hall)基於從美國、法國和西班牙獲得的檔案資料，把10萬名18-19世紀被販賣到路易斯安那的奴隸的資料歸類整理成數據庫，將奴隸姓名、性別、年齡、職業、疾病、家庭關係、族群、出生地和個人證詞等信息分類納入其中，在2000年出版了只讀光盤-數據庫形式的《非洲裔路易斯安那歷史與譜系1699-1860》，或稱為“路易斯安那奴隸數據庫”(Louisiana Slave Database，LSD)。隨後，該數據庫也以網站形式在2001年上線並對公眾免費開放訪問。除了哈爾的“路易斯安那奴隸數據庫”，21世紀初相繼上線的還有霍桑的(巴西)“馬拉尼昂奴隸數據庫”(Maranhão Inventories Slave Database，MISD)、米切爾的“自由黑人數據庫”(Free Black Database，FBD）、“非洲起源”(African Origins）網站、“自由敘事：奴隸制時代的西非人證詞”(Freedom Narrative：Testimonies of West Africans from the Era of Slavery）網站和“奴隸社會數字檔案”(Slave Societies Digital
Archive)等。這些傳記-個人導向的數據庫網站同樣開始了初步的整合，比如哈爾的“路易斯安那奴隸數據庫”、霍桑的“馬拉尼昂奴隸數據庫”和米切爾的“自由黑人數據庫”就已經被整合到了“奴隸傳記：大西洋數據庫網絡”(以下簡稱“奴隸傳記”)網站中，從而讓學者、學生和公眾可以更方便地進行搜索和使用。
在21世紀的前十年中，“航程”網站和“奴隸傳記”網站分別在各自的定量研究和傳記導向研究領域實現了不同程度的數字化整合，讓此前散落在各個學者個人電腦或大學圖書館中的筆記、打孔卡、磁盤或光盤等數字化介質裡的珍貴史料出現在大型免費開源網站中，實現了各自領域內的“小互通”。但是，當時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數字化仍然呈現出大庫分裂隔絕、小庫分散林立、弱庫瀕臨消亡的問題：定量研究的航程數據與傳記導向的人物數據這兩大類別數據庫彼此無法互通、林林總總的小數據庫散落在外難以尋找、早期數據庫由於資金和維護問題面臨下線關閉危機。
從2017年開始，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研究的數字化開啟了從此前的“小互通”邁向“大一統”的進程。在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和安德魯·梅隆基金會的鉅額資助下，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的研究者們開始以密歇根州立大學為主要基地，進行“被奴役：奴隸貿易歷史中的人們”(Enslaved：Peoples of the Historical Slave Trade）網站以下簡稱“被奴役”網站)的建設。在經過2017—2018年以“奴隸傳記”網站的三個數據庫為基礎的概念論證後，“被奴役”網站從2019年開始大規模吸收合併已有的各大數據庫。到2020年初步上線時，“被奴役”網站已經吸收了十餘個關於奴隸貿易的數據庫，其中就包括“航程”網站的約17萬條記錄和“奴隸傳記”網站的30萬條記錄，基本打通了定量研究和人物研究這兩大類別。“被奴役”網站目前總共包括15-19世紀末來自非洲、美洲和西歐的總共約75萬份關於奴隸貿易的文件，正式開闢了大一統式的奴隸貿易研究的開放數據庫平臺。
“被奴役”網站不僅在奴隸貿易和非洲史的數字化中堪稱典範，而且還為更廣泛意義上數字史學關鍵問題的解決指明瞭方向。首先，數字化建設中存在著數據庫割裂、無法互通和無法跨平臺搜索的頑疾。“被奴役”網站則樹立了統一的數據收集整理標準和範例，改變了此前數據庫林立割裂的狀況，也為今後同主題內容的更新發展提供了技術基礎。網站以關聯開放數據(Linked Open Data，LOD)作為工具，將所有散落在外的個人數字項目和數據庫連接起來，方便人們在“被奴役”網站中進行跨庫瀏覽搜索，並創造一個研究網絡和社群，可以進一步保存現在和將來的奴隸貿易數據。其次，數字史學作為新興領域，其項目和成果在國內外還不能很好地融入目前的評價體系，這往往使得學者必須犧牲自身的學術產出或因此讓許多學者裹足不前。“被奴役”網站則在解決評價體系問題上邁出了關鍵一步。它成立實體編委會，創立數字化期刊《奴隸制與數據保存雜誌》(Journal of Slavery and Data Preservation)，在經過編委會推薦專家的匿名評審後讓新的數據庫或數字項目正式在該雜誌發表並在網站上線。該舉措在國外史學界具有重要意義，因為新期刊實質上把數據庫建設納入了國際同行評審體系和高校的學術評價體系中，讓真正有志於非洲史數字化的學者不再受制於成果不被承認的窘境，將能夠極大促進該領域的數字化尤其是數據庫的建設。最後，“被奴役”網站還為願意加入的瀕危數據庫提供數據保存的平臺，解決了老舊數據庫史料流失的問題。
三、“瓜分非洲”的警鐘：非洲史數字轉向中的數字鴻溝
儘管非洲史的數字化已經在學術界內外都逐漸取得了一定成果，為研究者和公眾帶來了便利並促進了數字史學的整體進步，但由於非洲自身的被殖民的歷史、非洲人本身敏感的種族意識和數字化實質上由西方國家主導的現實，非洲史的數字化有著和世界史其他領域(如美國史或歐洲史)截然不同的一大特徵：那就是數字化過程中敏感的道德議題——即“數字鴻溝”或“信息帝國主義”。
毫無疑問，在當前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下，由於資金、技術、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源的巨大差距，西方發達國家主導著非洲史的數字化進程。第一，歐美國家主導著非洲史數字化的具體建設過程，並在雲端服務器、數據庫網站、基金會贊助、高校研究力量、數字人文公司、數字實驗室等數字化生產鏈的幾乎全部環節都佔據著統治地位，並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建設閉環。例如，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的歷史繫有著雄厚的非洲史研究力量，從2017年開始一直在USNEWS中排名前列；該校的非洲研究中心是接受美國教育部《國防教育法》第六條資助的十大非洲區域研究中心之一；該校的數字人文社科中心更是從1994年成立以來從美國政府和基金會得到了高達1900萬美元的資助，擁有完備的數字化建設的人才、技術和先進設備。這些條件使密歇根州立大學擁有建設“被奴役”網站的各方面條件，而這些往往是非洲國家研究機構難以望其項背的。這種巨大的差距帶來了非洲史數字化的一大問題：在某些數字化建設中，除了史料來自非洲或與非洲有關之外，非洲是基本被排除在外的。在整個撒哈拉以南非洲，除了南非具有一定數字史學建設能力之外，其他國家史料的數字化基本都由西方發達國家推動，由歐美高校、基金會和政府出資支持。
第二，由於非洲史數字化的具體建設過程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非洲學者擔心數字化中非洲檔案的話語權乃至整個非洲歷史的塑造權在將來完全會由西方控制。有非洲學者認為，無論其形式如何，檔案本身無法脫離學術界的權力關係，也不能實現徹底的價值中立，比如南非種族隔離政權所經營的檔案館就不僅僅是儲存文件的倉庫，更是服務於種族壓迫的工具。與之相似，非洲史數字化過程中由誰來資助數字化，誰來決定數字化的方式，誰來選擇應當被數字化的史料，以及最終誰可以使用這些資源都是事關歷史話語權的重要議題。甚至有人指出這樣一種極端的可能：未來任何沒有被數字化的史料都將變得不再重要或者不復存在，而那些存在於互聯網上的史料將成為“大寫”的歷史本身。因此，在西方佔據非洲史數字化建設主導權的情勢之下，檔案的數字化工程被部分學者認為是歐美佔有非洲民族文化遺產和知識產權的嘗試，並將導致非洲本土學者競爭優勢的喪失。正如卡洛琳·漢密爾頓(Carolyn Hamilton)等人在《重構檔案》一書的序言中所言：“他們(西方國家)在世紀之交繼續通過購買私人收藏和縮微膠片並推動數字化來將檔案史料從窮國向富國轉移，從而可以讓西方學術機構更好地鞏固自身權力，並對檔案進行定義和劃界。”
第三，除了建設過程和話語權之外，西方發達國家還主導著非洲史數字資源的使用，這進一步加劇了其與非洲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由於非洲史學術-商業數據庫大多承包給數字人文公司進行建設並採取用戶付費訂閱模式來收回開發運營成本，所以相應的機構訂閱或個人訂閱費用動輒就高達幾千英鎊乃至數萬英鎊，還有後續的年度使用費；即便是規模不大的現當代非洲報紙網站AllAfrica.com，其年度機構訂閱費也有1750美元，個人年費115美元。這種運作模式也自然而然帶來了不平等的終端分配結果：資金充裕的歐美高校紛紛訂閱，而多數非洲國家的高校、研究機構和學者則往往無法承擔如此高昂的訂閱費用，同時很多非洲史數據庫也沒有對有關非洲教育文化機構免費或大力度削減費用。這就導致了一個極其荒謬卻又無比現實的窘境：對於那些從非洲本國本土收集到的關於非洲的數字化史料，非洲本土機構和學者反而更加難以便利查閱。正如21世紀初非洲史數字化的批評者所言，數字化在某種程度上使非洲各國史料變成經濟市場中的一種商品，成為僅有富國和有錢人才能獲得的資源，從而加劇不平等的態勢。
“南非數字創新”檔案網站與安德魯·梅隆基金會的合作曾被認為是南北方數字化合作的典型案例，既取得了一定成就，也招致了數字帝國主義的批評。“南非數字創新”網站第一期在1998年開始，由南非威特沃特斯蘭德大學主導，得到安德魯·梅隆基金會37.5萬美元的支持，是南非的國家級數字化史料工程，主要收集該國所有反種族隔離運動的報紙期刊。從2002年開始，安德魯·梅隆基金會繼續出資贊助“南非數字創新”的第二期工程，但此時建設的主導權卻從南非方面轉移到了伊薩卡(Ithaka)公司及其阿魯卡(ALUKA)平臺手中。伊薩卡公司的阿魯卡平臺旨在利用數字技術打造一個知識共享和彼此合作的學術平臺，讓此前由於時空限制而無法輕易獲得的文件和材料對全世界研究者開放，從而幫助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和高校教師就非洲研究進行交流。但是，由於其鮮明的北美屬性，伊薩卡公司的數字化旨在服務美國高校，因此將第二期工程的內容定為“1950—1994年南部非洲的自由鬥爭”，這實際上是把美國國內的學術和政治觀點投射到南非的數字史學工程中。由於其用簡單的二元還原論的壓迫-抵抗模式來描繪南非歷史，因此被指無助於南非學者和知識分子，同樣也無助於南非人形成批判性的公民意識。
總體而言，西方發達國家目前牢牢掌握著非洲史數字化建設的主導權、話語權和使用權。西方非洲史學者並非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他們從一開始就清楚地認識到數字化必須要能夠回饋非洲，讓非洲和非洲裔學者參與建設並有途徑利用，呼籲應當在免費開放和用戶付費之間保持平衡。但是，由於雙方在資金、機構力量、數字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各類數字化項目與成果仍掌握在英美等國的基金會和高校手中。即便是如“被奴役”網站這樣的免費開源數據庫，由於其前後兩期高達230餘萬美元的建設經費全部來自北美，因此建設主導權仍然掌握在西方研究機構和學者手中。
非洲史的數字化在過去幾十年中經歷了快速發展，既實現了部分寶貴檔案資料的數字化保存，也在非洲史研究方法上進行了數字化探索，還一定程度上向公眾開放。跨大西洋奴隸貿易研究的數字化經歷了三大關鍵轉變——內容上從航程數據到個人傳記的轉變，技術上從IBM打孔卡和只讀光盤到網上數據庫的轉變，傳播方式上從學者小範圍到面向公眾完全開放的轉變——之後，以“被奴役”網站為載體實現了大聯通、跨庫搜索、老舊數據庫保存和數字成果評審體系的建立等一系列成果，而這也為整體數字史學的未來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典範與方向。當然，由於南北國家之間各方面的巨大差距，非洲史數字化過程中日益擴大的不平等問題乃至數字化“瓜分非洲”的危險也值得我們注意和警惕。
雖然中國的非洲史研究和非洲史數字化目前都遠遠落後於國際同行，但認識和了解該領域的數字化進程對我國非洲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和啟示。首先，非洲史的數字化可以為中國學者和學生提供相當程度的便利，部分改變此前非洲史研究中一手史料匱乏的情況。從21世紀初以來，相當一部分國外檔案館中的非洲史史料實現了數字化，為學者提供了更為便捷的資料查詢途徑，也節約了前往非洲進行田野調查的時間和金錢成本，讓學者可以採取線上史料查詢與線下實地調研相結合的方式，大大提升科研效率。在近年全球疫情綿延和部分非洲國家局勢動盪之時，線上數字化檔案對於非洲史研究者來說更顯得彌足珍貴。而且，前文提到的學術-商業數據庫和以奴隸貿易“航程”網站和“被奴役”網站為代表的開源數據庫等都配備了搜索引擎和可視化工具，能夠更好地搜索有關史料。但是，目前非洲史有關數據庫在國內高校和研究機構中普及度較低，只有中國社科院、北大和浙師大等機構購買了少量學術-商業數據庫的使用權，同時對開源數據庫的瞭解也相對有限。因此，國內高校和科研機構應當增加對非洲史學術-商業數據庫的購買力度，滿足學者、學生的科研需求，同時更廣泛地普及有關開源數據庫的相關知識。
其次，中國學者在探尋中國特色的非洲史數字化建設過程中，應當繼續發揮數字非洲史本有的公眾史學功用，使其作為革新民眾非洲觀的重要工具。如上文所言，國外非洲史學者通常都將各自領域的開源網站視為糾正西方中心主義、清除種族隔離思想殘餘、非洲裔賦權和非洲裔尋根探源的重要工具。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既沒有奴隸貿易和種族隔離制度的歷史汙點與道德包袱，也暫時沒有成規模的非洲裔人口，所以非洲史數字化在中國所發揮的社會功能將與西方有所不同。在中非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建設不斷擴展和深入的大背景下，隨著中非之間人員、資金、技術和思想交流的持續提升，我國迫切需要增進對非洲歷史和當下狀況的瞭解，以滿足雙方交往的需要。但是，由於國內非洲歷史知識的普及程度和認知渠道都相對有限，加之深受近代以來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不少國人仍然對非洲抱有許多刻板觀念，而這將難免會影響未來中非關係的發展。因此，中國的非洲史研究者在推進數字化建設的同時應當充分發揮數字媒介的社會效用，讓廣大民眾更好地認識和了解非洲。除了傳統的非洲史開源網站之外，各類中文社交媒體平臺、短視頻平臺和視頻平臺都是傳播範圍更廣、受眾群體更多元和傳播效能更高的數字媒介，值得學者聯合其他行業人員共同探索，從而更好地滿足國人對非洲的知識需求。
同時，中國學者在推進自身非洲史的數字化進程時，應當高度警惕並預防可能出現的不平等問題。事實上，這不僅僅是一個有關非洲知識數字化共享程度的學術問題，還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政治問題：在部分國家不斷以所謂“新殖民主義”指責中國在非投資之時，如果我們在非洲知識數字化過程中忽略了與非洲的平等合作，那麼難免會遭到相關的指責。因此，無論是在我國學者具有一定研究優勢的中非關係史和非洲華僑華人史還是非洲史其他研究領域，它們的數字化都應當避免中國單方面建設、單方面主導和單方面使用的情況，應從創立早期就與非洲研究機構和學者展開合作，實現雙方的平等互利與合作共贏。我國高校和研究機構一貫重視與非洲方面的直接交流與合作，北京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和浙江師範大學等高校已經與非洲高校建立起了規律性的人員交流機制，同時教育部“中非高校20+20合作計劃”也一直在穩步推進，相信這些已有的交流平臺與機制可以為後續非洲史數字知識共建共享提供重要的合作基礎，讓相對弱勢的非洲學者、學生同樣可以享受到數字化帶來的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