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舊書新史》：書籍史的位置與未來

文丨張翼

▲《舊書新史：書籍與印刷文化研究定向》，[英]萊斯莉·豪薩姆著，王興亮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新民說，2023年3月出版，148頁，36.00元

身為歷史研究者，我們有時會對自己每日使用的書籍太過熟悉，而產生“近則不遜”之感。換句話說，我們習慣於把書籍當作思考過去的工具，因此忘記了書籍自身擁有的獨特歷史，無論是作為傳承思想之載體，機構典藏之文物，還是市場中流通交易之商品。一些敏銳的學者，例如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和彼得·麥克唐納（Peter MacDonald），於是開始將目光聚焦在書籍本身的歷史上，試圖以書籍的寫作、出版、流通與閱讀（或者說消費）等過程為切入點，構建以書籍為核心的新文化史研究領域。在此過程中，書籍史本身所具有的跨學科性質，使歷史學研究與文學以及目錄學之間產生了深刻的共鳴。學科交叉儘管一方面帶來了令人矚目的傑出成果，但同時也因為模糊了學科界限而招致批評。方興未艾的書籍史研究因此急需一次初步的回顧與展望工作，以瞭解自身的研究定位並總結可行的研究範式。加拿大溫莎大學榮休教授萊斯莉·豪薩姆（Leslie Howsam）的《舊書新史：書籍與印刷文化研究定向》（Old Books & New Histories: An Orientation to Studies in Book & Print Cultur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6）正是這樣一本簡要評述書籍史研究的現狀與定位，並對該研究領域的未來做出展望的小書。目前此書譯為中文，並於2023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新民說作為“閱讀史譯叢”系列之一出版。

豪薩姆的學術生涯幾乎全部傾注在有關書籍史的研究之中。她在關注書籍的寫作、出版與閱讀的同時，尤其重視解讀歷史知識的傳播如何受到出版者的影響，以及這一問題為何如此重要。《舊書新史》出版之後，豪薩姆的研究方向開始集中於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書籍研究，例如《付梓過往：不列顛的歷史出版，1850-1950》（Past into Print: the publishing of History in Britain 1850-1950, London and Toronto: British Library and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9）與《廉價聖經：19世紀的出版與不列顛及外國聖經協會》（Cheap Bibles: Nineteenth-Century Publishing and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不僅是書籍，豪薩姆還涉及維多利亞時代的期刊，以及從婦女史的角度切入閱讀史研究，例如她專門為首位榮獲法學學位的女性伊莉莎·奧姆（Eliza Orme）所撰寫的文章。2015年退休之前，她參與編寫了《劍橋書籍史指南》（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舊書新史》是豪薩姆早期的學術作品，旨在為書籍史這一內容宏富，卻有時令人費解的領域提供一個指引。豪薩姆在書中著重談及了書籍史研究中的學科互動與成功的研究範式，並在最後告誡讀者，不要被印刷書籍的“穩定性”所迷惑，文本始終處於流變之中，是讀者最終制造了他們所需要的書籍。

書籍，或者說文本的流動性首先表現在書籍作為研究客體時，所展現出的廣泛性與界限之模糊。與書籍史緊密相關的三大核心學科——歷史學、文學與目錄學——分別將書籍視作“一種文化交易、一種文學文本和一種物質工藝品來研究”。那麼應如何理解這三大學科之間的相互關係呢？豪薩姆別出心裁地用一個“學科三角形”來描繪三種學科在書籍史研究中的跨學科圖景與可能性。例如利用歷史學的方法闡述文學文本中隱藏的階級、地方、種族與性別因素；或是用目錄學的方法呈現版次區別、閱讀批註等文本本身所忽視的信息。這些跨學科研究雖然令人興致盎然，但其跨越學科邊界的實踐難免會經受不懷好意的審視，甚至冷嘲熱諷。豪薩姆認為過分地強調學科壁壘毫無意義，歷史學、目錄學與文學在處理書籍史研究時不過是採用了不同的方法與視角，只有謙遜地面對三者本身的悠久傳統，相互尊重，才能真正促進跨學科研究的進展。

豪薩姆在隨後的章節分別評述了幾種書籍史研究的成功路徑。首先是羅伯特·達恩頓的“循環傳播模式”。達恩頓提出了從作者到出版商、印刷商、託運商、書商直到讀者的完整循環，這個循環路線中的每一個節點都與各種要素相互聯繫，共同塑造書籍的生產過程。達恩頓作為書籍史研究的名家，他紮實的史料功夫與高超到近乎是炫技的文筆都表現在諸如《舊制度時期的地下文學》（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屠貓記》（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和《啟蒙運動的生意》（Mesmerism and the End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Fr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等傑出的作品之中。儘管如此，達恩頓的模式還是遭到了一部分目錄學研究者的微詞。托馬斯·亞當斯和尼古拉斯·巴克（Thomas R. Adams and Nicolas Barker）作為目錄學家的代表，在書籍史研究逐漸走向舞臺中心時，試圖讓屈居於其他學科之“侍女”地位的目錄學展現自身的特色。二人的努力體現在創造一種和達恩頓相互競爭的循環模式。亞當斯和巴克的循環模式以書籍而不是參與書籍製作的人為中心，因而顛倒了達恩頓模式中要素和力量的順序。這一模式儘管是一種“靜態的地圖”，但確實彌補了達恩頓模式中的嚴重弱點，因為目錄學家還考慮到了書籍的堅韌性，它們的趨勢不僅是以原初形式存在，而且還經歷了新版本、修訂、翻譯、刪節、重述和其他格式的轉換，所有這些都反過來受制於它們自己的生存和轉換模式。彼得·麥克唐納則借用社會學者布爾迪厄的理論，進一步修正達恩頓模式，揭示作者或出版商在“文學領域中的非話語地位”，也就是他們在文學話語之外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價值。這一修正將達恩頓“平面”的傳播循環調整、拉伸，並呈現出一種立體的，複雜的文學文化的狀態。這對於重新編寫文學批評的方法而言十分奏效。最後，詹姆斯·西科德（James A. Secord）則通過自己的研究再次強調書籍在複製過程中文本的不穩定性。

在第四章中，豪薩姆轉向討論書籍史在歷史研究中可能涉及的層面與議題。首先，書籍是否可以視作一種歷史的動因，它與宗教改革或者科學革命之間是否存在明確的因果聯繫。其次是分期問題，古騰堡印刷術的發明確實是一個不由分說的明確分水嶺嗎？手稿文化與印刷術並存了相當長的時間，而且在書寫文化之外還存在著與之相聯繫又不能等而視之的口頭文學傳統。這些並行的文化線索極大地豐富了書籍史的歷史維度，讓單一而明確的時代斷線顯得武斷。最後，豪薩姆還提出了書籍與權力的關係。書籍生產不可避免地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在現代民族國家產生的過程中，書籍起到了促進作用，正如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中所給出的精彩論述一樣。但受惠於書籍而凝結而成的民族國家的權力同樣對書籍具有鉗制作用。豪薩姆僅僅是蜻蜓點水般地略微觸及了公權力審查與版權法對於書籍流通的限制。

事實上，在上述對各學者的書籍史研究的評述中，豪薩姆似乎也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書籍的毀滅。印刷術為代表的大規模書籍複製技術讓書籍的保存不再像手稿時代那樣困難，然而印刷書籍同樣以紙張為物質載體，因此仍不免受到火災、蟲蛀以及腐蝕的威脅。尤其在戰亂時代，大規模的兵燹依舊是善本書籍最大的敵人。太平天國時期江南地區藏書的大規模湮滅與商務印書館“一·二八被難”都是顯著的例子。即使在和平時期，現代國家對於書籍的控制與毀滅能力也遠勝於昔。無論是出於宗教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甚至單純是當政者喜好的緣由，大規模禁燬書目在東西方各國近代史中都屢見不鮮。而對於書籍的大規模查禁往往是激烈社會矛盾的表層現象，因此書籍史研究在“書籍的毀滅”這一議題上，可以與階級、民族鬥爭，乃至於性別矛盾緊密地結合，將社會學和政治學也拉進跨學科研究之中，在豪薩姆的學科三角形之上構建更為立體的書籍史研究框架。

版權與法律問題也可能超越國家內部司法權力的界限，成為國際問題。圖書的傳播伴隨著“萬物商品化”的大潮而成在19世紀成為一種全球性現象，跨國甚至跨洲際的圖書貿易與翻譯、走私與翻印，都引起了不同程度的關注甚至是國際爭端。因此，書籍貿易中的法律爭議成為歐洲輸出自身秩序的體現。儘管對於知識產權的保護逐漸成為一種共識，但是在進步主義話語的掩蓋之下，知識產權的保護同樣具有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性格。因此通過書籍的傳播來詮釋法律帝國主義的秩序輸出和知識殖民，同樣是書籍史可資參照的研究方向。

豪薩姆在《舊書新史》中的理論指引，儘管稍顯冗長晦澀，但依然具有啟發性。書籍研究和閱讀史研究作為新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如今已蔚然成風。不過在吸收西方學者的理論的同時，或許也應對有益的“國故”稍加整理。傳統學術對於書籍的版本有著極為豐富的研究傳統。無論是將其作為“載道”之物，仔細地考訂、校對乃至於撰寫長篇註疏；還是視其為珍貴的文物，比較不同刻本之間的字體、裝幀優劣；抑或是用“六經皆史”的態度將文本化為歷史學研究乃至於現實政治需要的文本，中國傳統學術內對書籍本身的討論確實留下了諸多可資借鑑的方法與案例。然而在現代學科分野的衝擊之下，版本學、校勘學似乎又淪落到“學科的婢女”的地位。如今的大學歷史學教育中，書籍的版本鑑別僅是史學理論或史學方法這類概論課中令人昏昏欲睡的背景知識介紹。學生在學術訓練中缺乏鑑別和校對書籍的實踐，只能自己在研究中摸索。且不論書籍史研究本身，對於任何歷史研究而言，缺乏基礎的書籍和版本學知識都是十分危險的。因此書籍史教育理應作為知識與實踐相結合的重要課程，成為大學歷史教育的重要一環，同時也可以利用其跨學科的性質，成為歷史學與其他學科建立聯繫的橋樑。

書籍史的研究同樣還面臨著現代科技的挑戰。網絡時代中電子化書籍幾乎成為與傳統紙質書籍並駕齊驅的載體。而電子書籍是否具有與紙質書籍不同的傳播循環邏輯？諸如維基百科、網絡博客甚至是視頻內容能否成為廣義上的文本而納入書籍史的研究之中呢？這些問題都有待於書籍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尤其需要研究者在各學科之間的相互碰撞之中尋找新鮮的靈感。豪薩姆在最後一章中談到了書籍史的未來，這是一個需要被制度化的學科嗎？現在下定論似乎還為時過早，正如豪薩姆的回答中所言，書籍史依然是一個“未形成的學科”。畢竟這本書並非對於一個成熟領域的蓋棺定論，而是對方興未艾之學術問題的階段性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