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華鐵證:通州竟有兩塊鬼子“ 紀念碑”,背後的故事令人震驚

日本侵華鐵證:通州竟有兩塊鬼子“ 紀念碑”,背後的故事令人震驚

全文共1841字 | 閱讀需5分鐘

每一處的石碑都在證明著日本帝國主義在通州的暴行和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鬥爭。

在北京地鐵八通線土橋站附近物美超市靠近九棵樹東路的草坪裡,矗立著兩塊不起眼的石碑,通常大多數搭乘地鐵的乘客或前往超市購物的顧客都不會特別留意。然而就是這兩塊石碑,分別赫然刻著“通州事件棉花關係殉職者慰靈之碑銘”和“滿洲電電社員殉職紀念碑”的字樣,背後隱藏的歷史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在通州的暴行和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鬥爭。

而這一切的根源則是1935年由侵華日軍甲級戰犯土肥原賢二一手策劃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傀儡政權,扶持河北省薊密區兼灤榆區行政督察專員,曾代表國民黨政府參與簽訂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和《塘沽協定》的殷汝耕為“主席”,總部就設在今天的北京通州,全面奉行親日賣國政策,充當日本侵略華北地區的馬前卒和幫兇。

在殷汝耕的主導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將長城沿線的海防和陸防拱手讓給日本和偽滿洲國,轄區內各個要道均由日軍把守,就連機關的顧問和秘書,以及偽軍的教官也由日本人出任。除此以外為了配合日貨傾銷華北,殷汝耕放任日本砂糖,百貨,石油甚至鴉片源源不斷輸入轄區,令冀東三分之二的工廠和店鋪倒閉,更縱容日本人肆意掠奪物資。從1935年到1938年,僅僅三年時間,日本就從冀東搶劫了1億噸鹽,2862萬噸煤和166億斤糧食。

其中當時通州一帶原本依靠運河優勢盛產高粱和玉米等農作物,但日本卻以“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名義發號施令,禁止中國農民種植農作物,只准種植棉花,等棉花成熟後則是低價強行收購。為了監控農民的日常動向,日本又派遣所謂棉花專家來指導種棉,實則充當便衣特務的角色,任何對日本禁令不滿的農民,這些“專家”都會暗中記下,然後由漢奸來執行逮捕任務。

為了抹去年輕人的民族意識和抗日鬥志,“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下屬學校的教材全由日本人審核出版,學校也增設日語課和大肆引進日語老師,極力鼓吹所謂的“中日滿親善”和“王道文化”。對於境內報紙和電臺,“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和偽滿洲國同流合汙,引進“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簡稱“滿洲電電社”,完全壟斷了日常通訊等獲取外界信息的方式和渠道,對人民群眾進行親日洗腦。

終於在1937年7月29日,受到盧溝橋事變後全國高漲的抗日救亡熱情的感召,隸屬於“冀東防共自治政府”

的偽軍冀東保安隊在張慶餘和張硯田的率領下,通電宣佈起義,對駐紮在通州的侵華日軍和“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總部發起進攻,當地百姓也紛紛配合支援,擊斃了日本棉花專家和“滿洲電電社”職員等侵略者幫兇,更一度活捉殷汝耕。

然而面對侵華日軍的狂轟濫炸,起義部隊被迫實行戰略轉移,殷汝耕也僥倖逃脫。

後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先是被併入以漢奸王克敏為首的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緊接著又被併入汪精衛偽政權,而殷汝耕本人則前往南京,出任汪偽政權的“國民政府經濟委員會委員”和“治理運河工程局局長”。

在鎮壓了通州起義後,日本侵略者強迫通州百姓為被擊斃的棉花專家和“滿洲電電社”職員建造“慰靈碑”和“慰靈塔”,由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建設總署署長殷同題寫碑文,公然顛倒黑白,為侵略者塗脂抹粉,聲稱那些被擊斃的幫兇“為友邦之人謀其樂利”,是促進“東亞共榮”的“壯志偉業”。

抗日戰爭勝利後,土肥原賢二作為甲級戰犯被處以絞刑,殷汝耕也被南京高等法院判處死刑,在1947年臨刑前,殷汝耕依舊死不認罪,還在狡辯“本人並非叛國,我的心還是向著國家的。

” 唯獨殷同,由於其在1942年已去世,所以逃脫了正義的審判。

1949年後“慰靈塔”被推倒,“滿洲電電社員殉職紀念碑”背面碑文也被鑿平,只剩下正面,而“通州事件棉花關係殉職者慰靈之碑銘”則完整保存,被重新命名為日本侵華罪證碑。儘管對於這兩塊碑的存廢一直爭論不休,但畢竟是日本侵華的實物罪證,通州文物部門還是予以了保護,更將其遷往繁華的土橋附近,以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本文參考資料:通州文物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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