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晏紹祥
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集刊》2022年第1期
摘 要：公元前479年，斯巴達攝政王寶薩尼亞斯率希臘聯軍擊敗波斯，基本解除波斯對希臘大陸的威脅。但次年他即被控告“親波斯”，數年後再遭控告並被定罪。修昔底德認為，對寶薩尼亞斯的指控證據確鑿。然而，修昔底德提供的主要證據，尤其是寶薩尼亞斯與波斯國王的通信，無論從時間還是環境上看，可能都屬於事後偽造。寶薩尼亞斯垮臺的真實原因，不在於他是否“親波斯”，而是其主張與斯巴達的政策相左。同時，他本人張揚的行為，加劇了他與斯巴達城邦制度的衝突，故終致被定罪乃至身死。
關鍵詞：寶薩尼亞斯 希波戰爭 斯巴達 修昔底德
公元前479年，斯巴達攝政王寶薩尼亞斯率希臘聯軍在普拉提亞打敗波斯軍隊，消滅波斯王薛西斯留在希臘大陸的陸軍主力，基本將希臘從波斯入侵的夢魘中解放出來。戰役能取得勝利，主要依靠寶薩尼亞斯的指揮以及斯巴達和泰蓋亞重裝步兵的奮戰，即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所說的“多利安人的長矛”。然而，這位堅決抵抗波斯且立下大功的攝政王，卻在次年以“親波斯”罪名遭受控告，被從戰場上召回審判並免去統帥之職，後因證據不足而被釋放。公元前477年，寶薩尼亞斯前往拜占庭，長期逗留不歸。修昔底德說，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繼續勾結波斯。在此情況下，斯巴達再次召回寶薩尼亞斯調查並審判。之後針對寶薩尼亞斯的行動可能延續數年，據稱斯巴達在獲得確鑿證據後，意圖將其抓捕。寶薩尼亞斯隨即逃入神廟，斯巴達人封鎖神廟，將其活活餓死。抗擊波斯的一代名將，最後竟因“親波斯”罪名喪命，令人唏噓。
修昔底德認為，寶薩尼亞斯勾結波斯出賣希臘“似乎極其明顯”。他通過宮古魯斯給波斯國王送信。即使第二次被召回斯巴達後，他也沒有停止勾結波斯國王，通過其奴隸繼續聯絡國王，並在與信使的交談中親口承認叛賣行為。狄奧多魯斯大體重複了修昔底德的論斷；奈波斯則補充了一個細節：寶薩尼亞斯逃入雅典娜神廟避難時，他母親第一個搬起石頭封堵廟門。
對於寶薩尼亞斯的罪名，古代就有學者表示懷疑。希羅多德指出，所謂寶薩尼亞斯勾結波斯，是雅典人為爭奪對波斯戰爭的領導權而炮製的藉口。修昔底德也承認，即使在寶薩尼亞斯第二次被召回斯巴達，並被投入監獄後，斯巴達人仍缺少指控他的確鑿證據，故不得不釋放他。奈波斯說，當斯巴達人準備控告寶薩尼亞斯煽動黑勞士起義並與波斯勾結時，卻發現“就所有這些事而言，並無一項確切的罪名可指控他”。
格羅特基本贊同修昔底德的意見，但對此表示懷疑的學者代不乏人。20世紀初，貝洛赫在《希臘史》中專門用一節質疑修昔底德的記載，認為所謂波斯國王的書信，以及寶薩尼亞斯勾結波斯的罪名等都屬虛構。20世紀後期，羅茲、豐納拉和威斯特萊克等，雖承認修昔底德作為史學家的嚴謹，但認為其有關寶薩尼亞斯的記載非常可疑，很可能直接沿襲自某種史料。鮑威爾認為，修昔底德可能接受了斯巴達的宣傳，而宣傳的目的是掩蓋斯巴達對立下大功的兩位將軍的處置，藉此轉移對斯巴達制度的批評。魯皮在最近出版的《斯巴達指南》中認為，對寶薩尼亞斯親波斯的審判，反映的是斯巴達內部的政策衝突與宣傳需要。與此同時，堅持認為寶薩尼亞斯有親波斯嫌疑的學者並不少。弗熱斯特表示，斯巴達人的確認為寶薩尼亞斯親波斯。肯內爾基本認同修昔底德的意見，但提出了不同解釋：寶薩尼亞斯遭遇盟友攻擊和本國背叛，“當他的領導權遭遇質疑時，斯巴達並未支持他”，因而他試圖離開拉科尼亞，在東方另立國家。
由上可見，關於寶薩尼亞斯是否親波斯的問題仍存在爭論，需根據古典文獻再探討。本文首先梳理古代作家的相關記載，討論寶薩尼亞斯所謂親波斯的主要證據，進而評估其親波斯的罪名問題，將寶薩尼亞斯的垮臺，與希波戰爭後斯巴達的政策轉向及社會制度結合起來，綜合考察寶薩尼亞斯所謂親波斯問題。
關於寶薩尼亞斯的親波斯問題，希羅多德僅簡單提及，最全面的記載出自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狄奧多魯斯和奈波斯的記載，本質上是對修昔底德說法的沿襲，但提供了不同細節。
修昔底德對寶薩尼亞斯親波斯的敘述，見於《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1卷第94—96、128—134章。寶薩尼亞斯的親波斯行動，最初發生於公元前478年希臘人攻佔拜占庭之後：
當希臘艦隊自塞浦路斯歸來，並且從波斯人手中奪取拜占庭時，曾有波斯國王的友人和親屬被俘。在其他盟友不知情的情況下，寶薩尼亞斯把這些俘虜送到國王那裡，假稱他們逃跑了。他做這件事情得到埃萊特利亞人宮古魯斯的幫助，他曾把拜占庭和俘虜交給此人負責。他還讓宮古魯斯給國王捎信，如後來所知，其內容如下：“斯巴達人統帥寶薩尼亞斯渴望給您做件善事，把這些戰俘送到您處。我還提議——這對您似乎也有好處——成為您的女婿，以使斯巴達和希臘其餘部分臣服於您。我想，在您幫助下，我可以做到這一點。如果您滿意的話，派一個可靠的人到海邊，將來我們可以通過他聯繫。”
此事的背景是，公元前479年希臘人在普拉提亞擊敗波斯陸軍，在米卡萊消滅波斯海軍，但當時愛琴海北岸、小亞細亞部分地區和塞浦路斯仍處在波斯控制下。次年，希臘同盟以寶薩尼亞斯為統帥，以50條戰船出征塞浦路斯，“征服了該島大部分地區。後來還是在寶薩尼亞斯領導下，圍困當時仍被波斯掌控的拜占庭，佔領了它”。講完這些後，修昔底德筆鋒一轉，突然說道，“寶薩尼亞斯變得暴虐起來，其餘希臘人，尤其是伊奧尼亞人和新近從波斯統治下獲得解放的人脫離了他”。之後，寶薩尼亞斯被斯巴達召回。關於被召回的原因，修昔底德說道：
因為許多希臘人來到斯巴達對他提出大量指控，他的行為更像一個專制獨裁者而非將軍。而且碰巧正在那時，人們在法庭中指控他說，那些對他感到不快的盟友，除伯羅奔尼撒的士兵之外，都投奔了雅典人。雖然他回到拉凱戴蒙後，被認為在個別方面犯了錯誤，但在主要的罪名上，他被開釋了，因為對他最重要的指控，是他與波斯人背叛性的關係，而那似乎是非常明顯的。
作為補充證據，修昔底德還提到寶薩尼亞斯不願過普通人的生活，每次從拜占庭外出，都穿波斯服裝，吃波斯膳食；在色雷斯旅行時，總以波斯人和埃及人為護衛，像僭主一樣侍從環繞，難以接近。斯巴達的盟友們主要指控寶薩尼亞斯傲慢，斯巴達人調查和審判的結果是，寶薩尼亞斯有個人過失，但在親波斯這個主要問題上是清白的。審判之後，斯巴達人雖不再任命他為統帥，但未限制其自由。
約公元前477年，寶薩尼亞斯第二次出航到赫勒斯滂。根據修昔底德的看法，寶薩尼亞斯系以私人身份出航。他到拜占庭後，被雅典人驅逐，隨後前往特羅德的科羅奈，逗留不歸。修昔底德記載，“有人報告監察官說，他逗留該地與蠻族密謀，居心不良。他們終於感到不能容忍，派遣傳令官持節杖，要求他隨傳令官迴歸，不得遲延，否則斯巴達將向他宣戰”。像前一次那樣，寶薩尼亞斯聽從斯巴達命令返回國內。修昔底德推測，寶薩尼亞斯之所以願意回國，是因為他“希望消除斯巴達人的懷疑，並相信可以用金錢解決人們的指控”。寶薩尼亞斯回國後馬上被投入監獄，但修昔底德指出，“事實上，在斯巴達，不管是他的私敵還是城邦，都不掌握明確證據，使他們有充分把握制裁一個王室成員和正擔任高級職務的人”，所以不久就被放出來了。
修昔底德的記載表明，斯巴達人非常希望將寶薩尼亞斯治罪，開始徹查他的活動。但調查結果與第一次審判類似，寶薩尼亞斯個人行為不當，偏好蠻族風俗，“使他們很有理由懷疑，他不願意在斯巴達當時的制度中被作為一個平等者對待”。唯一不同的是，斯巴達人發現，寶薩尼亞斯在獻給德爾菲的三足鼎上刻寫的銘文過於自負，銘文宣稱是他自己而非斯巴達委託他率希臘人消滅了波斯軍隊，並把該器物獻給了德爾菲。於是，斯巴達人磨去舊銘文，代之以參戰城邦的名單。寶薩尼亞斯出獄後，據稱又與黑勞士聯絡，企圖通過解放黑勞士實現自己的目標。但對於這個在斯巴達可謂大逆不道的罪名，修昔底德說只是據黑勞士報告，換言之，斯巴達人仍缺乏直接證據。
修昔底德強調，在此期間，寶薩尼亞斯仍通過信使與波斯達斯庫利翁總督阿塔巴祖斯保持聯繫。似為了保密，寶薩尼亞斯的所有信使都應其要求被波斯人處死，直到一個阿爾吉魯斯人打開信封發現真相，並向監察官舉報才發現這一情況。監察官設計讓阿爾吉魯斯人在泰納隆修建木屋尋求庇護，誘使寶薩尼亞斯現身與阿爾吉魯斯人對話，說出自己在與波斯國王聯繫。躲在木屋隔壁的監察官終於掌握了證據，然而奇怪的是，監察官仍未採取行動，決定回到斯巴達城裡再逮捕他。寶薩尼亞斯似乎變得不可理喻，在阿爾吉魯斯人已知曉自己到達波斯會被處決時，仍要求他完成送信使命。打發走阿爾吉魯斯人後，寶薩尼亞斯果然如監察官所期待的那樣返回斯巴達城。就在監察官打算抓捕時，他立刻逃入附近雅典娜神廟，旋即該神廟被斯巴達人圍困。直到他快餓死，斯巴達人為避免瀆神才把他抬出來，他隨即嚥下最後一口氣。
古代其他作家對寶薩尼亞斯事件的記錄大同小異，大體上照搬修昔底德的敘述。奈波斯的《寶薩尼亞斯傳》即是如此，但簡明扼要地歸納了寶薩尼亞斯的罪行：他拋棄斯巴達人的生活方式，使用埃及人和波斯人充任衛隊，以波斯方式設宴，傲慢地行使權力，與波斯勾結。普魯塔克在《地米斯托克利傳》和《阿利斯泰戴斯傳》中分別提到寶薩尼亞斯的情況，主要情節與修昔底德所述並無出入，但補充了頗有意思的細節——寶薩尼亞斯曾把波斯國王的信件透露給地米斯托克利，邀請其加入背叛希臘的活動，但被嚴詞拒絕。
在普魯塔克筆下，寶薩尼亞斯之所以不受歡迎，是因為他對盟邦的人過於暴戾，“處罰一般人是用鞭子抽打，或強制他們整天扛著鐵錨罰站。他不准他們在斯巴達人之前上床睡覺、喂牲口或汲取泉水，其僕人用棍棒將走近的人趕走”。普魯塔克還談道，阿利斯泰戴斯唆使薩摩斯人和開俄斯人在拜占庭撞壞寶薩尼亞斯的戰艦，迫使寶薩尼亞斯前往小亞細亞的特羅德。我們並不清楚普魯塔克的信息來源，但這些有關寶薩尼亞斯暴虐及其被趕出拜占庭的情況，顯然豐富了修昔底德的記載。
狄奧多魯斯把寶薩尼亞斯所有活動，包括他率軍進攻塞浦路斯和拜占庭、與波斯國王勾結以及最終被處死，都壓縮在公元前477年的敘述中。從年代學看，無疑是荒謬的，有些細節也令人難以置信。他的總體框架源自修昔底德的記載，即寶薩尼亞斯首先率軍進攻塞浦路斯和拜占庭，之後投靠波斯，且持續從事叛賣活動，直到被斯巴達人逮捕和餓死。但他提供了不同於修昔底德敘述的內容，如寶薩尼亞斯開始與波斯勾結的時間。狄奧多魯斯暗示，寶薩尼亞斯進攻拜占庭之前可能已與波斯建立聯繫：
（進攻塞浦路斯）之後，他航向赫勒斯滂，奪取由波斯人駐守的拜占庭。他殺死部分蠻族人，驅逐剩餘蠻族人，解放了這座城市。但他把在城中俘虜的眾多重要波斯人移交給埃萊特利亞的宮古魯斯看守。表面上，宮古魯斯要看管這些人以供懲治，但實際上要把他們平安送到薛西斯那裡，因為寶薩尼亞斯已與這位國王秘密簽訂友誼條約，並且即將與薛西斯的女兒結婚，他的意圖是叛賣希臘人。與他談判的是將軍阿塔巴祖斯，將軍悄悄給寶薩尼亞斯大筆金錢，用於腐蝕那些可以服務於他們意圖的希臘人。
不過，寶薩尼亞斯由於模仿波斯人奢侈的生活方式並以僭主態度對待希臘人，意圖早就暴露了。許多希臘人反抗寶薩尼亞斯的嚴厲政策，“一些伯羅奔尼撒人拋棄了他，回航伯羅奔尼撒並派使節到斯巴達控告他。雅典人阿利斯泰戴斯聰明地利用這個機會，在公開會議中爭取那些反對寶薩尼亞斯的希臘人並建立親密關係，把他們變成了雅典人的追隨者”。狄奧多魯斯隨後所述寶薩尼亞斯被揭發和逃亡神廟被餓死的經過，大致與修昔底德無異，只是補充了寶薩尼亞斯的母親第一個搬起磚頭封門這一細節。
如果我們相信狄奧多魯斯的敘述，則寶薩尼亞斯背叛希臘人的活動，可能在攻佔拜占庭之前就已開始，所以佔領該城後，他將被俘的波斯人委託給宮古魯斯看管。後者很可能是公元前490年向波斯出賣埃萊特利亞的希臘人的後代。寶薩尼亞斯將從波斯人手中奪來的戰略要地拜占庭，交給波斯國王的臣民，等於抵消了希臘人攻佔拜占庭的所有努力。在修昔底德筆下，寶薩尼亞斯只是提議自己成為波斯國王的女婿；到狄奧多魯斯這裡，變成寶薩尼亞斯即將與國王的女兒結婚，強化了寶薩尼亞斯背叛希臘的印象。狄奧多魯斯突出了雅典人和伯羅奔尼撒人在驅逐寶薩尼亞斯過程中的作用，即伯羅奔尼撒人在斯巴達控告寶薩尼亞斯，雅典人藉機取得希臘同盟領導權。修昔底德提到了雅典人奪取領導權，但強調控告寶薩尼亞斯的主要是新近從波斯統治下獲得解放的人；狄奧多魯斯則談道，控告者是伯羅奔尼撒人，說明寶薩尼亞斯對盟友可能態度惡劣，以致盟友和新近獲得解放的希臘人一起指控他。
狄奧多魯斯還透露，寶薩尼亞斯與波斯國王的談判通過阿塔巴祖斯進行，後者給了寶薩尼亞斯一筆錢，用於收買希臘人。顯然，這隻有在寶薩尼亞斯第二次出航亞洲被召回斯巴達後才可能發生。據修昔底德記載，薛西斯任命阿塔巴祖斯擔任達斯庫利翁總督，應當在寶薩尼亞斯與國王通信後，因寶薩尼亞斯公元前478年冬天已被召回，不太可能繼續與阿塔巴祖斯談判，並從波斯總督那裡取得金錢賄賂希臘人。但狄奧多魯斯完全略過寶薩尼亞斯第一次被審判及第二次前往亞洲的活動，在敘述過他勾結波斯的行動後，直接轉向其陰謀被奴隸識破的故事。而在修昔底德的敘述中，這是寶薩尼亞斯第二次被從亞洲召回後的事情。可以相信，狄奧多魯斯把寶薩尼亞斯公元前478—前470年左右的活動簡寫了，把它們都壓縮在公元前477年。這種錯誤很可能源自狄奧多魯斯本人，而非其資料來源。雖然狄奧多魯斯提供了有關寶薩尼亞斯事件的不同版本，且多了一些細節，如波斯資助寶薩尼亞斯的叛賣活動等，但其記錄顯然不比其他作家更可靠。
古代其他作家的記載基本源自修昔底德，因而，下文對相關事件的討論，也以修昔底德的記載為主。
修昔底德顯然認為寶薩尼亞斯投靠了波斯。在敘述寶薩尼亞斯第一次受審時，他不僅使用了“似乎非常明顯”的強調語氣，還詳細記載寶薩尼亞斯穿波斯服裝、用波斯膳食、以波斯人和埃及人為護衛等情況。此外，他尤其提到兩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即私放被俘的波斯顯貴及與波斯國王通信向其女兒求婚。宮古魯斯的參與，讓此事看起來具有真實性。此人的父親可能在公元前490年與波斯人合作，叛賣了埃萊特利亞，並被波斯國王賜予埃奧利亞地區的一塊土地。作為希臘聯軍統帥，如果寶薩尼亞斯真把波斯戰俘交給此人且隨後私下放走，就涉嫌叛賣。
然而，首要的一點是，修昔底德的說法忽視了希臘聯軍的構成與決策機制。普拉提亞戰役時，斯巴達出動10000名重裝步兵（包括5000名庇裡阿西人），比雅典多2000人，是麥加拉、科林斯等大邦的兩到三倍，是聯軍絕對主力，列陣時佔據了希臘人方陣整個右翼。即便如此，在戰場上處置重大問題，包括佈陣策略、相互援助、撤退等重大事項，都是希臘各邦統帥共同決定，且每邦一票。公元前478年的不同之處是，寶薩尼亞斯作為海軍統帥，只帶了50條船，其中20條來自伯羅奔尼撒、30條來自雅典，他到達小亞細亞後，可能還有反抗波斯的小亞希臘人船隻加入，如在拜占庭衝撞寶薩尼亞斯戰船的開俄斯人和薩摩斯人的戰船。因此，斯巴達人在海軍中肯定不是主力，或許除統帥的船隻外，根本沒有其他斯巴達戰船。作為聯軍統帥，即使有普拉提亞戰役的餘威，寶薩尼亞斯也必須與其他將領合作決定駐防拜占庭，以及處置波斯戰俘等事務。尤其考慮到拜占庭的重要戰略地位——它處在黑海出口、扼守糧道，作出決策更需慎之又慎。因此，寶薩尼亞斯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韙，在不與其他將領商量的情況下，把如此重要的城市交給波斯國王的臣民，更不用提私放波斯俘虜了。
修昔底德的記載顯示，盟邦控告的重點是寶薩尼亞斯更像僭主而非將軍，他過於傲慢、難以接近。只是後來審判時，才提到他最主要的罪名是親波斯。易言之，寶薩尼亞斯委託宮古魯斯控制拜占庭和私放波斯俘虜並非控告重點，他的傲慢態度才是關鍵。同樣，讓我們質疑的是，至少第一次審判時，斯巴達人仍認為寶薩尼亞斯親波斯查無實據。也就是說，私放波斯俘虜、與波斯國王通信等行為，在斯巴達人看來不可信。
普魯塔克的記載與修昔底德的敘述大體類似。他談道，寶薩尼亞斯體罰盟軍士兵，讓斯巴達人事事優先，還不讓別人輕易見到他，根本沒提這位統帥私放波斯俘虜的事情。斯巴達第一次審判寶薩尼亞斯時，認為他作風霸道和不檢點，並未確認“親波斯”的主要罪名。斯巴達作為希臘同盟盟主，在波斯勢力仍存在於愛琴海北岸，需依靠雅典和科林斯等繼續作戰的情況下，不大可能為寶薩尼亞斯得罪盟邦，尤其是無視其私放波斯俘虜、與波斯王通信的罪行。或許考慮到他的霸道作風，即修昔底德所說的個人行為和統帥的變質，斯巴達人剝奪了寶薩尼亞斯的統帥權。基於此，我們大致可以認為，有關寶薩尼亞斯親波斯最主要的指控，即將拜占庭交給宮古魯斯看管和私放俘虜不大可能是事實。
其次，從修昔底德的記載看，斯巴達人對寶薩尼亞斯叛賣動機的指控難以令人信服。作為希臘人抵抗波斯的統帥，寶薩尼亞斯曾率軍消滅波斯留在希臘的陸軍主力，次年仍以統帥身份進攻塞浦路斯，攻佔戰略要地拜占庭。但在拜占庭，他的立場為何大轉彎，勾結波斯出賣希臘利益？對此，修昔底德解釋說，他希望“成為全希臘的主人”。狄奧多魯斯和奈波斯的解釋更加具體：寶薩尼亞斯憎惡斯巴達的生活方式，喜好波斯的奢侈和放縱。狄奧多魯斯和奈波斯的說法不值一駁。喜好波斯的生活方式，與出賣希臘和成為波斯國王臣民並無必然聯繫。雖然修昔底德以可靠和嚴謹著稱，其生活年代也與所記載事件年代接近，但他並未交代寶薩尼亞斯為何突然產生這種想法。修昔底德暗示，寶薩尼亞斯應是攻佔拜占庭後有此念頭的。可是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寶薩尼亞斯三次擊敗波斯，給其造成巨大損失，他在拜占庭的後續行動完全符合希臘人繼續對波斯戰爭的常規考慮。從實際地位看，寶薩尼亞斯作為斯巴達攝政王，已是全希臘人的統帥，受到廣泛尊敬，何種動機促使他突然希望成為波斯國王的臣民，藉助波斯力量成為全希臘統治者？
拋開希羅多德所說斯巴達人熱愛自由的意識形態說教不論，從個人實際能獲得的利益看，在普拉提亞戰役那樣危急的時刻能夠為希臘而戰的統帥，卻在戰爭取得全面勝利、可以安享戰果，特別是自己貴為希臘聯軍統帥時，向對手邀功請賞，期待從近乎虛幻的波斯征服希臘遠景中撈到好處，怎麼看都太不真實。畢竟公元前480年和次年波斯連續三次失敗，加上公元前478年希臘人在塞浦路斯和拜占庭的勝利，使波斯重返希臘的希望基本成為泡影。任何思維正常的希臘人，都不會如此糊塗，如拉壬比指出的，“除非我們相信寶薩尼亞斯已經完全不瞭解現實，否則幾乎不可能相信他會有背叛行為。所有人中，他是最不可能與波斯密謀去反對希臘人的，他剛率領希臘人取得對馬爾多尼烏斯軍隊的勝利。斯巴達人在政治上或許天真，但軍事上絕不白痴，如果需要警告的話，則戴馬拉圖斯的悽慘形象對所有斯巴達人都意味著，根本不能指望依靠波斯的幫助在希臘獲得權力”。
最後，從空間距離和時間上看，斯巴達攝政王和波斯國王不可能有書信往返。當修昔底德宣佈寶薩尼亞斯背叛希臘事實確鑿時，他的主要文字證據是寶薩尼亞斯與波斯國王的書信。據修昔底德記載，公元前478年夏，寶薩尼亞斯率領希臘軍隊出擊，先進攻塞浦路斯，後奪取拜占庭，攻下拜占庭可能已是夏末甚至秋季。修昔底德暗示，寶薩尼亞斯的叛變發生在攻下拜占庭後，具體表現是把該城以及抓獲的波斯戰俘（其中有些是波斯國王的親屬）交給宮古魯斯看管，並故意讓他們逃掉，他與波斯國王的通信也通過宮古魯斯轉達。
前文已論證，寶薩尼亞斯沒有可能私自處置拜占庭和波斯俘虜，至於他與波斯國王通信則有可能。但宮古魯斯居住在小亞細亞的帕加馬附近，即使寶薩尼亞斯真讓他送過信，波斯國王屈尊回函，還得考慮往返兩地所需的時間。從薩狄斯步行到蘇撒需3個月左右，從以弗所到薩狄斯需3天。當時寶薩尼亞斯的聯繫對象可能是達斯庫利翁地區的總督，因該地在小亞細亞西北部，宮古魯斯與總督聯絡需要時間，從宮古魯斯駐地到波斯總督處也需一定時間，意味著大大超過90天。即使寶薩尼亞斯通過宮古魯斯送出的信件到達薛西斯手中，薛西斯一點不懷疑寶薩尼亞斯的誠意，立刻回信，並迅速任命阿塔巴祖斯為總督，阿塔巴祖斯一刻不停地趕到達斯庫利翁總督區，則書信的往返前後也需半年以上。而到公元前478年冬天，寶薩尼亞斯已因盟國控告被召回斯巴達。從寶薩尼亞斯攻克拜占庭到被召回斯巴達，最多3個月左右，即使他此前確實給波斯國王寫了信，至少不可能收到回信。所以，修昔底德記錄的所謂兩封通信，很可能是後來偽造的。
作為前一年剛擊敗波斯軍隊、當年又給波斯造成巨大損失的希臘人統帥，寶薩尼亞斯如果有意叛賣希臘，勢必要經過試探和談判，取得基本共識後才會正式給波斯國王寫信。波斯主要通過駐薩狄斯和達斯庫利翁總督處理希臘事務，宮古魯斯作為普通流亡者，應無法直接面見國王。大部分在波斯求庇護的希臘流亡者住在小亞細亞，必要時才會覲見國王，且需通過千夫長之類安排。如果寶薩尼亞斯有意與國王聯絡，或許需要通過宮古魯斯與總督聯繫，再通過總督與宮廷接洽，最後才能把書信呈送國王。
修昔底德等古代作家提到，寶薩尼亞斯在書信中提議成為波斯國王女婿；但希羅多德注意到，與寶薩尼亞斯訂婚的是達斯庫利翁總督麥加巴泰斯的女兒。希羅多德是小亞細亞的希臘人，距離事件發生的時間更近，如果他記載正確，則寶薩尼亞斯應當通過自己的準岳丈呈遞書信給國王。然而這樣一來，我們還要算上寶薩尼亞斯和麥加巴泰斯女兒訂婚所需時間，而這隻能在希臘人攻佔拜占庭之後，且需要經過長時間的討價還價。敵對雙方的統帥居然成了翁婿，斯巴達攝政王居然娶異族女性為妻，在當時兩者都是難以被接受的。在古代的通信和交通條件下，從訂婚到送信給國王，國王再更換總督，給寶薩尼亞斯回信，時間肯定遠超半年。但修昔底德暗示，寶薩尼亞斯巡迴色雷斯時（估計那時是秋天），已確信波斯國王會答應他的要求，並公開表露這一點。此時，寶薩尼亞斯到達拜占庭最多不過月餘，書信甚至都沒有送到國王那裡，更不可能收到國王的回信。
除波斯方面外，我們應考慮斯巴達人召回寶薩尼亞斯所需時間。在收到盟國指控後，斯巴達派出使節召回寶薩尼亞斯。從斯巴達人得到控告、監察官和長老會討論，到使節在斯巴達和赫勒斯滂之間往返，甚至斯巴達國內不同派別就此展開博弈，需要一定時間。在斯巴達，對國王的審判一般由監察官提起，他們與另一國王及長老會共同行動，勢必需要協調時間。同時，國內支持寶薩尼亞斯政策的勢力應不小，他們會反對召回攝政王。寶薩尼亞斯第一次被無罪開釋，一方面是證據不足，另一方面說明他在國內有一批支持者。如此考慮，從斯巴達人動議召回國王到採取實際行動，也需一兩個月。
寶薩尼亞斯攻佔拜占庭和私放波斯俘虜，與波斯總督的女兒訂婚，通過宮古魯斯與波斯國王聯絡，國王回信並更換達斯庫利翁總督，寶薩尼亞斯因得到國王支持變得傲慢，盟國在斯巴達控告寶薩尼亞斯，斯巴達派出使節召回攝政王，如此眾多且密切關聯的大事件，都密集地發生在夏末到冬初短短3個多月中，且分別發生在相距數千公里的波斯帝國和希臘世界，在古代的交通和通信條件下絕無可能。所以豐納拉認為，即使寶薩尼亞斯的其他行動屬實，至少要把修昔底德記錄的兩封書信中的情況排除在外。問題是如果剔除這兩封信，在前文已經否定他私放波斯俘虜的情況下，對寶薩尼亞斯親波斯的所有指控都將缺少直接證據。斯巴達人的第一次審判應當是實事求是的判決。
除時間外，我們還要考察寶薩尼亞斯和波斯方面的行動。如果修昔底德的記載為真，雙方的行動似乎都難有合理解釋。對寶薩尼亞斯來說，叛賣希臘這樣的大事，在未得波斯承諾且取得相當進展前，他必須保密。但在修昔底德筆下，這位斯巴達攝政王唯恐天下不知他正與波斯國王聯絡，他公開以波斯人和埃及人為護衛，在色雷斯招搖過市。任何有心叛賣抵抗波斯事業的希臘人，大約都不會如此行事。
波斯的舉動同樣令人生疑。從修昔底德的記載看，寶薩尼亞斯在希臘軍隊佔領拜占庭並釋放波斯部分戰俘後，才嘗試與薛西斯聯繫（狄奧多魯斯暗示聯繫此前已經開始，但這一看法過於荒謬，不採信）。在接到斯巴達統帥的書信後，波斯國王沒有作進一步調查，馬上相信了這個一年前把波斯打得慘敗且繼續給波斯製造巨大麻煩的敵人，還派專人給他送信，商量雙方合作的事情。如果希羅多德的記載可信，則說明薛西斯並未答應把公主下嫁寶薩尼亞斯，後者訂婚的對象是達斯庫利翁總督麥加巴泰斯的女兒。然而，薛西斯出人意料地立刻撤換了麥加巴泰斯，派阿塔巴祖斯為總督。如果波斯國王真有意與寶薩尼亞斯聯合謀取希臘，他更應該留下麥加巴泰斯，畢竟寶薩尼亞斯與這位波斯顯貴是準翁婿關係，且其地位同樣顯赫（他是國王的堂叔），而不是任命寶薩尼亞斯戰場上的對手阿塔巴祖斯為總督。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分析否定了寶薩尼亞斯公元前478年私放波斯俘虜、與波斯國王通信兩個主要的親波斯證據。那麼剩下的證據就只有他穿波斯服裝、以波斯人和埃及人為護衛、用波斯飯食，以及他對盟邦傲慢無禮。即使指控是真的，此類行動最多與斯巴達人的生活方式不合，並不能證明寶薩尼亞斯親波斯，特別是叛賣希臘的事業，或企圖成為希臘的統治者。
必須指出的是，希羅多德的記載不僅最早，而且迥然不同於修昔底德。希羅多德對寶薩尼亞斯的所謂傲慢、與麥加巴泰斯的女兒訂婚以及期望成為波斯僭主等，表示明確懷疑，“如果這個故事是真的，則寶薩尼亞斯是與這個人的女兒訂婚，並且希望成為希臘的僭主”；對作為希臘統帥的寶薩尼亞斯描寫非常正面，將普拉提亞戰役頌揚為“我們所知道的最光輝的一次勝利，就是阿納克桑德利達斯的兒子克萊奧布魯圖斯的兒子寶薩尼亞斯贏得的”，並公開指出所謂寶薩尼亞斯的暴虐，是雅典為爭奪對波斯戰爭領導權而創造的藉口。安德魯斯認為，希羅多德並未完全否認寶薩尼亞斯的傲慢，但認為並不嚴重，或許還被雅典人誇大了，是雅典人為爭奪領導權尋找的藉口。上述事實證明，斯巴達人第一次審判時確認攝政王有傲慢行為，但否定親波斯罪名的判決大體符合實際。
對於寶薩尼亞斯第二次出行，修昔底德暗示他未得斯巴達許可，只能乘坐赫爾米奧奈的船隻私下出行，目的是實施與波斯國王的陰謀。在被雅典人等從拜占庭驅逐後，寶薩尼亞斯去了小亞細亞的科羅奈，並長期不歸，停留了多長時間並不清楚。修昔底德談道，寶薩尼亞斯與波斯人密謀，意圖對希臘不利。於是，斯巴達人派遣使者持節杖嚴令他回國。在這種情況下，他回到斯巴達，一方面希望消除人們的懷疑，另一方面認為可以用賄賂無罪開釋。
寶薩尼亞斯第二次出行和被召回以及隨後的受審與死亡，疑點比第一次更多。首先，修昔底德所說的寶薩尼亞斯的身份和出行方式存在疑點。寶薩尼亞斯並非普通斯巴達人，而是攝政王，代行國王職權，如果未得官方許可，他不能擅自離開斯巴達，更不用說長期在外不歸。斯巴達人為召回他派出的使者規格（手持斯巴達特有的節杖並且有專門指令），表明他仍是攝政王。從這個角度看，他的出行以及在小亞細亞的逗留，或許得到了斯巴達的許可。有學者猜測，他的外出很可能負有斯巴達的秘密使命。只是迫於壓力，或者後來形勢變化，所負使命不再必要，斯巴達人才把他召回。
其次，寶薩尼亞斯被召回後受審以及他親波斯罪名被坐實的過程，充滿矛盾。根據修昔底德的說法，寶薩尼亞斯回國後立刻被投入監獄，但不久後又因證據不足被釋放。出獄後，寶薩尼亞斯宣佈願接受任何人控告，然而控告並未發生，這至少說明他在國內尚有足夠的支持者。而且，修昔底德隨後承認，關於寶薩尼亞斯的所有罪名，“斯巴達人並無明確證據”。監察官轉而調查寶薩尼亞斯是否有違法行為，但除發現他在獻給德爾菲的一隻三足器上刻寫宣揚自己功績的銘文外，並無其他出格之處。
不過在此過程中，監察官獲得另一重要情報：寶薩尼亞斯“正與黑勞士密謀，甚至更過分，因為他承諾，如果他們幫助他完成全部計劃，會給予他們自由和公民權”。在斯巴達，解放黑勞士比親波斯罪名嚴重得多，因為斯巴達的社會基礎依賴黑勞士制度。解放黑勞士等於顛覆斯巴達政治和社會制度根基，防範黑勞士暴動是斯巴達幾乎所有政策的出發點，用弗熱斯特的話說，“公元前371年紐克特拉戰役以前，斯巴達的政策很大程度上被它征服美塞尼亞後產生的利益與危險控制”。隨著時間推移，“斯巴達人的精力越來越多地轉向那樁醜陋且困難的任務：維持自己作為南伯羅奔尼撒霸主的地位。斯巴達可能會冒險，但即使在最冒險的時候，它也不能不先回頭看看國內的麻煩；一旦遭遇失敗，就會出現這樣的聲音：對斯巴達的利益來說，伯羅奔尼撒的安全遠比可能在國外獲得的任何好處重要”。
然而，這項指控和寶薩尼亞斯親波斯一樣，缺乏有力證據。對於消息來源，修昔底德使用了“punthánomai”一詞。該詞的基本含義，是從他人那裡瞭解或聽說某人或某事。也就是說，煽動黑勞士暴動的大罪名，監察官只是聽聞而已，並無直接證據，甚至斯巴達人自己都不相信寶薩尼亞斯會這樣做。這與斯巴達人隨後的行動吻合，“甚至到那時，他們仍不願相信某些黑勞士的告密，認為對他採用嚴厲措施並不合適。他們遵循慣常方法處置自己那個層次的人——不慌不忙，除非有無可辯駁的證據，否則不會對一個斯巴達人採用難以挽回的措施”。易言之，在所謂寶薩尼亞斯煽動黑勞士反叛問題上，監察官的證據並不可靠。
從邏輯上看，要在寶薩尼亞斯親波斯與解放黑勞士之間建立聯繫，難度太大。寶薩尼亞斯本是抗擊波斯的英雄，斯巴達堅決抵抗波斯的原因之一，無疑是維護自身社會和政治制度。抵抗波斯的英雄突然變成意欲顛覆斯巴達根本制度的叛徒，而且還是為了實現自己勾結波斯奴役希臘的野心。不合理之處在於，一個嚮往波斯生活方式的攝政王，出獄後不是前往小亞細亞與波斯人密謀，而是在國內煽動黑勞士造反。問題是即使黑勞士真被煽動起來，對於確立波斯在希臘的統治，或者實現寶薩尼亞斯的意圖，有什麼實際意義？“難道我們要認為，在他統治希臘的陰謀中，黑勞士是會比波斯人更有用的盟友嗎？或者說因為坐牢，他已經從東方專制主義轉向了激進民主？”儘管修昔底德相當肯定，但煽動黑勞士暴動的罪名，無論怎麼分析，都像斯巴達人事後杜撰出來證明自己行動合法性的宣傳。
或許指控攝政王通過解放黑勞士成為波斯支持下的希臘僭主過於匪夷所思，斯巴達人最終還是回到寶薩尼亞斯親波斯的罪名上來。但隨後發生的事情嚴重不合邏輯。如果寶薩尼亞斯的確不斷與波斯通信，為什麼要求波斯人把所有信使處死？如果他真的希望給自己的行動保密，完全可以要求波斯人先把自己的奴隸扣押，等事情成功後再釋放。阿爾吉魯斯人猜破這件事情後，竟私自打開書信並向監察官舉報。憑藉白紙黑字，監察官馬上可以抓捕寶薩尼亞斯，何必大費周章，讓送信的奴隸到泰納隆的神廟祈求庇護，還要費很大精力散佈消息，讓寶薩尼亞斯知道這件事，並把後者引到特意為此搭建的木屋而非神廟。寶薩尼亞斯也足夠天真，不但特意來到奴隸選定的地點，而且在親口承認聯絡波斯國王的事實後，要求奴隸繼續幫助他完成送信任務。須知泰納隆位於伯羅奔尼撒最南端，距斯巴達城約40千米。此地是為黑勞士提供庇護的地方，其他人幾乎無法靠近。
從斯巴達方面看，他們如何確定寶薩尼亞斯一定會去泰納隆？從寶薩尼亞斯的角度看，任何一個頭腦正常的人，一旦得知自己的密謀洩露，肯定會如斯巴達前國王戴馬拉圖斯那樣先逃亡，而不是跋涉40千米去見可能已出賣自己的人，更不會再委託偷看自己書信的人繼續執行如此重要的使命。從告密者一方看，阿爾吉魯斯人除非獲得新的書信和指令，否則不大可能根據寶薩尼亞斯的口頭允諾繼續前往波斯送信，因為收信的波斯人並不瞭解寶薩尼亞斯的新承諾，還是會如過去那樣處死送信者。尤其不能理解的是監察官的行動，他們在泰納隆親耳聽取寶薩尼亞斯和奴隸的對話後，仍拒絕立即採取行動，反而多此一舉地決定在40千米外的斯巴達城內逮捕他，好像料定寶薩尼亞斯會回到斯巴達，並相信他不會隨時逃亡波斯！而寶薩尼亞斯在得知自己陰謀洩露後，居然真如監察官期待的那樣回到斯巴達。當後者終於實行逮捕時，其中一名監察官居然給嫌犯發暗號，使他順利逃入神廟。
上述矛盾使現代學者懷疑，所謂寶薩尼亞斯勾結波斯以及煽動黑勞士反叛的記載，可能是斯巴達人事後發明的“故事”，以證明他們處置寶薩尼亞斯的合理性。與阿爾吉魯斯人相關的故事，較之寶薩尼亞斯與薛西斯的通信更不合邏輯。羅茲指出，在聽過攝政王和信使的對話後，監察官仍不採取行動，“甚至對謹慎的斯巴達人來說，監察官不願採取行動也似乎過分了”。在斯巴達政治具有秘密性的情況下，關於寶薩尼亞斯與阿爾吉魯斯人對話等整個故事的生動細節，修昔底德又是從哪裡獲得相關信息的？雖然修昔底德素以嚴謹著稱，宣佈寫下來的所有事情都經過自己的考察。但這個故事，怎麼看都像他從某個已流傳的版本摘抄過來的。向來具有批判精神的修昔底德在這個問題上的輕信，或許與他出生後有關寶薩尼亞斯事件的官方說法就已廣泛流傳有關，而希羅多德則可能是在雅典之外聽聞了不同版本，因此不完全贊同斯巴達和雅典所創造的“故事”。
寶薩尼亞斯死後不久，據稱根據德爾菲的諭令，他的墓地被斯巴達人遷移到他被餓死的聖所附近，與陣亡於溫泉關的萊奧尼達斯為鄰，並樹立雕像紀念，成為斯巴達第一個獲此榮譽的攝政王。讓一個因勾結波斯被處死的攝政王，與一個為抵抗波斯陣亡的國王死後為鄰，而且立像紀念，斯巴達人的做法似乎太有諷刺意味。
然而，寶薩尼亞斯的確因親波斯的罪名喪命。排除勾結波斯、叛賣希臘以及煽動黑勞士暴動的罪名後，寶薩尼亞斯唯一可被控訴的理由，就是他心儀波斯的生活方式及對待盟友的傲慢行為。心儀波斯生活方式或許有之，畢竟修昔底德明確提到，斯巴達人發現，當他們的公民被派到國外時，容易受外界“腐蝕”。所以，斯巴達人放棄戰爭領導權的重要原因，就是不願公民與外界接觸。不過心儀波斯生活方式終歸是個人習慣，不足以使寶薩尼亞斯被剝奪王位，更不用說被處死。第一次審判時，斯巴達人發現寶薩尼亞斯行為傲慢，只是不再派他為統帥，沒有剝奪其攝政王的權力。所謂寶薩尼亞斯的傲慢，很可能被雅典人誇大了。從後來的情況看，斯巴達人並不總是在意他們的統帥對盟友是否傲慢，他們不友好地對待盟友、制裁不太“聽話”盟友的例子，並不少見。那麼，是什麼理由使斯巴達人下決心整垮寶薩尼亞斯？
首要的原因是，寶薩尼亞斯與戰後斯巴達政策選擇之間存在衝突。早在公元前6世紀中後期，斯巴達已是希臘大陸公認的強國。在希臘世界，斯巴達的領袖地位得到包括雅典在內大多數城邦的承認，而且斯巴達也意識到自己的地位並按領袖身份行事，其陸軍實力也足以匹配其地位。因此，公元前480年希臘遭遇薛西斯入侵，組建反波斯同盟時，斯巴達理所當然地成為盟主。斯巴達士兵的優良戰鬥素質及紀律，在溫泉關戰役和普拉提亞戰役中得以充分表現。希波戰爭中希臘的勝利，本是斯巴達乘機擴大勢力，成為希臘霸主的絕佳機會。但就在這時，斯巴達內部有了分歧，導致對外政策出現搖擺。
公元前479年，波斯勢力基本被逐出希臘大陸，斯巴達大體有3個方案可供選擇。第一，積極參與對波斯的戰爭，保持海陸領導權，並藉機擴大影響，形成對全希臘和愛琴海的霸權；第二，基本放棄海權，但利用親波斯的希臘人城邦的軟弱，乘機擴大在陸上尤其是中、北希臘的影響，建立較為強大的陸上霸權；第三，退回伯羅奔尼撒，繼續昔日的生活。第三個選項通常被視為小斯巴達政策。
第一個選項會對斯巴達的基本制度構成巨大挑戰。雖然斯巴達陸軍通過溫泉關和普拉提亞證明了自己，但如果它希望在海陸同時保持領導權，就必須大規模建設海軍，以適應長期在愛琴海上對波斯作戰的需要。但採取這條路線意味著斯巴達必須建造更多戰船，抽調更多人力，爭取在希臘同盟的海軍中與雅典等海上強國勢均力敵。但無論斯巴達的財力還是人力，抑或社會與政治制度，都不允許長期維持一支強大艦隊。波利比烏斯關於斯巴達不適合執掌希臘霸權的評論，深刻反映了問題實質：
只要他們僅僅意在統治鄰邦和伯羅奔尼撒，他們發現拉科尼亞的供應和資源就足夠了，因為他們需要的所有東西都近在咫尺，而且不管是通過陸地還是海洋，可以馬上返回國內。但是，一旦他們開始從事海上遠征，並且在伯羅奔尼撒之外作戰，由於萊庫古立法只許用鐵幣和農產品交換缺乏的商品，則兩者顯然都不敷需要了，因為他們的野心需要一種普遍流通的貨幣，且需從國外獲得供應。因此，他們被迫向波斯人乞討，向島民勒索貢金，從所有希臘人那裡索取捐贈。他們意識到，在萊庫古制度下，不用說我說的希臘霸權了，就是想有任何影響都不可能。
波利比烏斯在此更多地從交換手段著眼，沒有談到斯巴達制度內部的矛盾，並很可能受到伯羅奔尼撒戰爭後期到公元前4世紀初，也即斯巴達執掌霸權時期形勢的影響。但如果希波戰爭後斯巴達人選擇充當希臘人領袖，應當會出現類似情況。用劉易斯的話說，“對充當一個領袖國家的角色來說，斯巴達遠不合格；對作為一個帝國統治者的角色來說，它更不合格”。有限的人力，加之斯巴達人缺乏政治訓練，“既無法遵循別人的習慣，也無力創立自己的新規範”。同時，斯巴達經濟上存在弱點，內部不同機構的掣肘與統治集團的分歧，註定無力執掌整個愛琴海地區的霸權。
第二個選項是斯巴達乘勢擴大領導權，把在伯羅奔尼撒的霸權變成在希臘的霸權。這一點看起來較易做到，因為希波戰爭時它已是中南希臘公認領袖，依靠原伯羅奔尼撒同盟的支持，進一步向北擴展勢力，並非完全不可能。當時中北希臘有3支主要勢力：底比斯、色薩利和雅典。底比斯選擇投靠敵人，戰後受到制裁，比奧提亞同盟可能被解散，已無力對抗斯巴達。公元前6世紀後期，色薩利人一度相當強大，但他們組織渙散，且同樣因親波斯聲名狼藉，不足以對斯巴達構成威脅。只有雅典是個難纏的對手，戰爭期間已有意挑戰斯巴達的領導地位，戰後不久組建了提洛同盟，儼然成為對波斯戰爭的領袖。斯巴達要想成為中北希臘霸主，關鍵在於如何處理與雅典的關係。斯巴達擴大霸權較有利的條件在於，戰爭期間的同盟仍存在，當時雅典知名的政治家中，除地米斯托克利堅定反斯巴達外，大多數人仍視斯巴達為盟友，至少不希望馬上與其翻臉。公元前479年，地米斯托克利落選當年的雅典將軍，此後似未再擔任重要職務，後來雅典甚至和斯巴達聯合追索他，迫使其逃亡波斯，足以說明雅典的態度。
斯巴達最初似乎有意擴大在科林斯地峽以北的勢力。與寶薩尼亞斯出兵塞浦路斯同時或稍晚，斯巴達另一國王萊奧提奇達斯率軍進攻色薩利。據希羅多德記載，“當行將征服色薩利全境時，他接受了一大筆賄賂。這件事由於他有一次在營帳中，坐在一個滿裝著銀子的波斯提袋上而被發現，隨後他便受到審判，被從斯巴達放逐。他的家宅被毀，本人亡命泰蓋亞並且死在那裡了”。審判及定罪的發生，很可能是國內政敵出於嫉妒或爭權煽動的。如果說寶薩尼亞斯被定罪，表示斯巴達人拋棄了繼續領導希臘人對波斯作戰並建立海上霸權的政策，而萊奧提奇達斯被定罪，則暗示他們基本放棄建立希臘大陸霸權這一選擇。
至少到公元前5世紀70年代後期，斯巴達人已縮回伯羅奔尼撒半島，事實上執行著小斯巴達政策，這也正是寶薩尼亞斯失勢和最終垮臺的時間。希波戰爭後斯巴達對外政策收縮的重要標誌，是發生於公元前478年或稍晚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被修昔底德忽視，但在狄奧多魯斯的著作中保存了下來：
因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失去了海上霸權，拉凱戴蒙人極其不快。他們對那些脫離了其控制的希臘人極其惱恨，威脅要適當加以制裁。事實上，在一次長老會上，他們考慮以（失去）海上霸權為由向雅典宣戰。同樣，當公民大會召開時，所有較年輕的和其餘大部分人都渴望重奪霸權。他們認為，如果成功，可以享有大量財富，斯巴達總體上也會更強大和更有勢力，普通公民的家庭環境也會大為改善。他們還不斷回想起古代的一個神諭，神警告他們，提防他們成為“跛足的領袖”。他們說，這個神諭說的不是別的時候，正是當前，因為如果失去了兩個霸權中的一個，統治無疑會跛足。
狄奧多魯斯認為會議於公元前475年或前474年召開，修昔底德沒提到這次會議，反而不斷強調斯巴達人對雅典人的友好。但德聖克魯瓦和梅格斯都認為，這段記載具有真實性，不過此事不應發生在公元前475年或前474年，而是公元前478年。
我們不清楚寶薩尼亞斯當時是否在場，更不瞭解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但如果他在場，或許會公開支持年輕人的主張，即奪取希臘世界的領導權。然而，由於赫托馬利達斯的發言，所謂的宣戰實際並未發生，其核心意見是，斯巴達人不應追求海上霸權，而應注意伯羅奔尼撒的事務。據說他“建議應當把領導權留給雅典人，宣稱要求海上領導權對斯巴達沒有好處。他用了相關論證來支持自己令人吃驚的建議，結果，與所有人的期待相反，他爭取到了長老會和人民的支持。最後，拉凱戴蒙人確信，赫托馬利達斯的意見對他們有利，放棄了反對雅典人的戰爭”。我們不清楚所謂“相關論證”到底是什麼，但顯然與當時大多數斯巴達人的意見不同。公元前5世紀70年代後期到60年代前期，阿卡狄亞、阿爾戈斯和埃利斯的行動及其對斯巴達霸權的威脅，還有斯巴達與它們的衝突，說明赫托馬利達斯的意見具有預見性，斯巴達需要穩固其在伯羅奔尼撒的統治。
這個主張與前文提及的小斯巴達政策相當吻合。如果他的演說還包括其他內容，則可能就是斯巴達人不適合長期海上遠征，讓雅典人代替斯巴達人與波斯人作戰並無不妥。斯巴達人召回寶薩尼亞斯，在多爾奇斯之後也不再派人領導戰爭，對另一主張擴大斯巴達勢力的萊奧提奇達斯，以賄賂的罪名加以審判，而且可能作出了非常嚴厲的判決（迫使他逃亡泰蓋亞）。所有這些，應當都是小斯巴達政策實施的結果。雅典親斯巴達派政治家奇蒙的崛起及其維持與斯巴達和平的政策，阿卡狄亞等地在公元前5世紀70年代後期的動盪及其對斯巴達霸權的威脅，都明顯讓部分斯巴達人相信小斯巴達政策符合本國利益。
斯巴達政策的轉向，並不意味著一定要以親波斯的罪名指控兩位國王並先後將其趕下臺甚至處死。對萊奧提奇達斯的情況，我們瞭解太少，不足以對他被定罪的原因作出分析。但對寶薩尼亞斯，藉助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提供的資料，我們可以較有把握地說，寶薩尼亞斯的個人行動與斯巴達的政策選擇出現嚴重衝突，是他垮臺最重要的原因。
對公元前479年之前寶薩尼亞斯的活動，我們所知不多。他是阿吉亞德王室國王阿納克桑德利達斯第四個兒子克萊奧布魯圖斯之子，不到30歲就成為攝政王。公元前479年普拉提亞戰役的勝利，給他帶來巨大聲望和權威，“由於在普拉提亞戰役中擔任聯軍統帥，他在希臘人中間享有崇高威望”。但他的成功並未到此為止。公元前478年，儘管伯羅奔尼撒的盟友和雅典一共只提供了50艘艦船，寶薩尼亞斯仍取得耀眼成績，“他們遠征塞浦路斯，征服了大部分地區。後來，還是在他的統率下，包圍並攻下了波斯人佔領的拜占庭”。兩次成功，顯示了寶薩尼亞斯的戰略眼光。
然而，如前文指出的，寶薩尼亞斯的成功並不完全是斯巴達需要的。一些斯巴達人認為，進一步擴大霸權並非斯巴達之福，他們更願意把斯巴達的勢力侷限在伯羅奔尼撒，最多隻是偶爾進入中北希臘。寶薩尼亞斯的實際行動，勢必使斯巴達的霸權擴大到伯羅奔尼撒之外，甚至愛琴海上。這種擴大斯巴達影響的做法，會嚴重衝擊該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也與所謂小斯巴達政策明顯相左。本來在斯巴達中，國王非常重要，享有諸多特權，而且終身任職，可以持續施加影響。寶薩尼亞斯少年得志，普拉提亞戰役的勝利，使他成為希臘最有權勢的人物。在塞浦路斯和拜占庭的成功，進一步提高了他的地位。正常情況下，寶薩尼亞斯理應在與持小斯巴達政策的人的衝突中佔有一定優勢。導致他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他本人性格上的缺陷和生活方式的變化。據稱，寶薩尼亞斯在與波斯國王建立聯繫後，變得更加傲慢，而且公開表露出對波斯生活方式的喜愛：
他穿上波斯服裝離開拜占庭，以米底人和埃及人為護衛穿過色雷斯；他使用波斯餐桌，公開暴露自己的意圖；他在小事上的行為，表明他的野心有朝一日會變得更大；他讓自己難以接近，毫無例外地對所有人都性格暴躁，以至於誰都無法接近他。
拋開寶薩尼亞斯是否親波斯不論，他的行為確實有違斯巴達常規。事實上，他專擅的行為在普拉提亞戰役中已有表現。他不加審判地處死底比斯人交出的嫌犯，雖然意在打擊親波斯的勢力，但有過度用權之嫌。希羅多德明確提到，這些人之所以願意放棄抵抗，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他們都以為他們會得到抗辯的機會，還相信他們可以用金錢來買脫自己；可是寶薩尼亞斯也正是擔心他們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來，因此把這些人弄到手以後，便遣散全部同盟軍，又把他們帶到科林斯並處死”。
似乎如此行事尚不足以顯示權威，寶薩尼亞斯竟然在希臘人獻給德爾菲的三足器上刻下“統率希臘人消滅了波斯軍隊之後，寶薩尼亞斯將此獻給弗波斯作為紀念”，直接漠視其他斯巴達人和盟友的貢獻。在城邦制度下，公民集體的利益和貢獻是第一位的。過分突出個人，明顯超出寶薩尼亞斯作為統帥的權力範圍，暴露了他妄自尊大的一面。斯巴達人磨去寶薩尼亞斯的銘文，代之以參戰城邦的名單，既符合斯巴達的制度，也符合希臘同盟城邦的期待。
在次年的行動中，寶薩尼亞斯的行為更過分。修昔底德說他像僭主而不是將軍；普魯塔克的意見大體相近，只是更加具體。在所謂來庫古制度下，斯巴達人，包括國王在內，在國內追求良好生活的願望受到遏制。普拉提亞戰役後，寶薩尼亞斯特意讓隨從給自己準備一份斯巴達式飯食。在把希臘人將領全召集起來並對比了波斯統帥的豪華餐食後，寶薩尼亞斯笑道，“希臘人啊，我把你們召集到這裡來，為的是想要你們看一看米底人的領袖的愚蠢：一個每天吃著你們看到的這樣的飯食的人，卻跑到我們這裡來想奪取我們這樣可憐的飯食”。
年輕的寶薩尼亞斯在脫離國內監控後，慾望爆發出來，不僅一般希臘人無法承受，就是斯巴達人也難以接受。因為斯巴達體制以全體公民一致為基本前提，公民名義上都是平等者，富人與窮人過一樣的生活，即使貴為國王，也須遵守法律。修昔底德特意提到，“由於寶薩尼亞斯的行為有違習俗，模仿蠻族，斯巴達人普遍懷疑他不滿足於做一個平等的人”。
寶薩尼亞斯的傲慢，影響了斯巴達與盟友的關係。普魯塔克提到，“阿利斯泰戴斯一度想責備和勸告寶薩尼亞斯，但是他沉著臉說他很忙，不願聽他講”。這句話到底有多少真實成分，令人懷疑，但寶薩尼亞斯不善於與他人打交道卻是實情。雅典正是利用此點煽風點火，惡化了斯巴達與盟友的關係。修昔底德說：
由於寶薩尼亞斯行事暴虐，別的希臘人都憎惡他，伊奧尼亞人和所有剛剛從波斯國王統治下解放出來的人尤其如此。他們三番五次找雅典人，懇求他們看在血緣關係的份上領導他們，並且如果寶薩尼亞斯脅迫他們，不要任其所為。雅典人接受了他們的請求，開始關注此事，不再對寶薩尼亞斯的所作所為坐視不管，且在處置其他事務時，儘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來。
所有人都恨他，尤其是那些受命擔任低級指揮職務的人。軍中有許多謠言，在不同的部族和不同的公民群體中都有，一些伯羅奔尼撒人實際上拋棄了他，航行回家了。他們從家鄉正式向斯巴達指控他。
狄奧多魯斯在這裡透露，指控寶薩尼亞斯的人包括斯巴達核心盟友伯羅奔尼撒的城邦。斯巴達或許對小亞細亞並不關心，對伯羅奔尼撒同盟的盟邦也漠不關心，但當盟邦的指控與斯巴達政策選擇一致時，情況就不同了。斯巴達馬上作出反應，派人召回寶薩尼亞斯並加以審判。斯巴達人雖然沒有證實寶薩尼亞斯親波斯的指控，但認為他有過失，不再派他為統帥。當雅典人領導一批新盟友組建提洛同盟時，斯巴達人聽之任之，在隨後派出的多爾奇斯不被盟友接受時，採取旁觀態度，不再派出統帥。對此，修昔底德的解釋是，“他們擔心派出的人可能被腐蝕，如同他們看到的發生在寶薩尼亞斯身上的情況一樣”。易言之，斯巴達人不是不想保留統帥權，而是考慮到自己的需要，更樂意看到與其政策取向不同的國王被控告，加上看到自己的公民受外界引誘而變質，覺得保持公民的純潔更重要。因而，斯巴達人利用寶薩尼亞斯生活作風問題將他召回，同時放棄了對希臘領導權的爭奪。
不過，寶薩尼亞斯顯然希望繼續推進自己的政策，贏得更大聲望。公元前477年，他乘坐赫爾米奧奈的船隻前往赫勒斯滂，並在小亞細亞積極活動。這顯然不是斯巴達需要的，因而以親波斯的罪名第二次將其召回。但如修昔底德承認的，斯巴達人先監禁了寶薩尼亞斯，由於仍舊缺乏證據，又被迫釋放了他。寶薩尼亞斯聲稱，願接受任何指控和審判，而且再沒有離開斯巴達，似乎也沒有對政策施加太大影響。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數年後他仍因親波斯罪名被逮捕。對此，我們還需到斯巴達的基本制度與個人關係中尋找線索。
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看來，斯巴達的制度是包含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三種因素的混合政制。三者的平衡與互相制約，是斯巴達城邦穩定的重要前提。總體上看，君主制和貴族制因素雖然更活躍，但民主制並非可有可無。或許同樣重要的是，斯巴達存在明顯的貧富分化，至少部分人較其他人更加富有，但斯巴達政制和社會制度的理想，是所有人大致過著一樣的生活，任何人都不得過於突出。易言之，斯巴達制度沒有給有傑出能力的個人提供持續發揮作用的空間。表現之一是，自公元前6世紀後期起，王權不斷受到限制。不過，國王世襲承繼且是軍隊最高統帥，在政治、經濟、社會和宗教等方面享有特權。但總有國王不滿足於僅做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世襲軍事統帥，只享有某些固定特權，他們不斷嘗試突破制度限制，由此造成國王與斯巴達城邦複雜和緊張的關係，進而引發一個特殊現象：古典時代那些有一定能力且為斯巴達立下功勳的國王或統帥，如果不能保持謙抑，多不得善終。
第一位是克萊奧麥奈斯國王。他在位期間，伯羅奔尼撒同盟的制度最終定型，同盟大會基本議事規則確立；同盟協助推翻了雅典的僭主制，組織過對雅典的三路進攻；公元前494年，克萊奧麥奈斯擊敗阿爾戈斯，迫使後者在希波戰爭期間只能選擇中立。但是，他收買德爾菲祭司趕走同僚戴馬拉圖斯，拒絕援助小亞細亞希臘人暴動，以及他在阿爾戈斯屠殺俘虜的做法，都顯示他行事不太在乎規則。一個有相當能力又不太在乎規則的人，顯然不是斯巴達制度可以接受的。因此，他先是因未能攻佔阿爾戈斯城被控告，又因賄賂德爾菲祭司被剝奪王位，後逃亡阿卡狄亞。斯巴達人勉強召回他並恢復其王位後，據說克萊奧麥奈斯就瘋癲了，斯巴達人被迫監禁了他，他最後死於自殺。但無論是他的瘋癲還是自殺，都更像是斯巴達官方的宣傳話語。
第二位是前文提及的萊奧提奇達斯。據希羅多德記載，他登基是與克萊奧麥奈斯合作趕走戴馬拉圖斯的結果。公元前479年，他指揮希臘聯軍取得米卡萊戰役的勝利。稍晚或次年，他出徵色薩利取得成功。後他因受賄並未完全征服色薩利，隨之被斯巴達定罪，逃亡泰蓋亞，7年後死在那裡。希羅多德說他垮臺是因戴馬拉圖斯問題上的罪行所遭到的報應。但現代學者認為，這不過是斯巴達的宣傳伎倆，對立下如此大功的國王很快被趕下臺尋找藉口。如果萊奧提奇達斯真的在色薩利廢黜了兩個僭主，對拉利薩也即將取得成功，斯巴達人有理由擔心他與寶薩尼亞斯合作。
第三位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後期斯巴達的英雄呂桑德。作為斯巴達最有能力的海軍統帥，他在軍事上消滅了雅典海軍，終結了雅典霸權；在政治上也長袖善舞，與波斯王子小居魯士打得火熱；同時玩弄手腕，使斯巴達不得不打破制度慣例，再度指定自己出任水師統帥。他在小亞細亞和愛琴海地區廣泛培植勢力，主導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和約，甚至干預斯巴達的王位繼承，成為最有權勢的人物。但他既非國王，出身也不高貴。斯巴達制度明顯沒有給如此特殊的人物提供發揮作用的空間。與雅典的戰爭結束，呂桑德就逐漸失勢，他於希臘各邦建立的十人團、在雅典建立的三十僭主制度，在兩位國王的反對下先後被取消，其朋友也遭到他一手扶植起來的國王排擠。公元前395年，呂桑德戰死在比奧提亞，此時距離他擊敗雅典海軍不過10年。
除上述三人外，還有一些國王如普萊斯托亞納克斯、伯羅奔尼撒戰爭後期的阿吉斯和普萊斯托亞納克斯的兒子寶薩尼亞斯等，都不同程度遭到斯巴達制裁，主要理由是在戰場上出現某種失誤或擅自作決定。普萊斯托亞納克斯因公元前446年主持與雅典簽訂30年和約，被控告受賄；其子寶薩尼亞斯則因公元前395年配合呂桑德進攻哈利亞圖斯失誤，到達戰場後不是以戰鬥而是以協議方式收回屍體，因此被判處死刑。而關於哈利亞圖斯戰役的責任，色諾芬明確指出，當時斯巴達人及其盟友都不願再戰，而且屍體留在城牆邊，即使戰鬥取勝，也無法安全收回。因此，經斯巴達人與盟友會商後，寶薩尼亞斯才作出以簽訂停戰協定的方式收回屍體的決定。
這些案例表明，在斯巴達的制度設計中，任何突出的個人都可能遭遇制度的壓制。寶薩尼亞斯的情況，與上述被制裁的幾位不無相似之處。他以攝政王身份，不足30歲即取得普拉提亞戰役、征服塞浦路斯和拜占庭的勝利，在希臘世界贏得巨大聲望，但他的成功明顯引起國內某些人嫉妒，隨後遭遇控告。他本人的不檢點，包括喜好波斯生活方式，以及長期逗留海外不歸，給政敵提供了口實。在被召回斯巴達後，他可能仍希望利用影響力和攝政王地位，繼續推行反對波斯、擴大斯巴達霸權的政策。但小斯巴達政策的勝利，以及阿卡狄亞同盟的異動，使他的主張不再符合斯巴達需要。而在斯巴達制度安排中，又沒有為政策上有影響的反對派提供繼續活動的空間，支持小斯巴達政策的當權者只能想辦法除掉他。所以，寶薩尼亞斯垮臺的真正原因，是他的主張與斯巴達對外政策形成衝突，同時其強大地位和傲慢行為直接挑戰了斯巴達的制度。
基於上文論述，我們大體可以判斷，修昔底德筆下寶薩尼亞斯私放波斯俘虜、與波斯國王通信、公元前477年之後繼續與波斯國王密謀奪取對希臘的統治權，以及煽動黑勞士暴動等，基本屬於莫須有的罪名。所謂他與波斯國王或波斯總督的女兒訂婚之事，也很可能是杜撰的。唯一無法證偽的是他喜歡波斯服裝和飯食。如果我們接受格拉夫的定義，拋棄希臘生活方式而喜愛波斯的風俗意味著親波斯，則寶薩尼亞斯在某種程度上應得到這樣的罪名。但塔普林指出，希波戰爭期間出現的親波斯罪名，有強烈政治含義。格拉夫也承認，親波斯主要指與波斯人合作以背叛希臘人的事業。單純穿波斯服裝、享用波斯餐食，不足以成為親波斯的證據，更不足以使斯巴達剝奪寶薩尼亞斯攝政王的職權。斯巴達人第一次審判寶薩尼亞斯，主要針對他對盟邦的態度，並未宣佈他親波斯。他第二次受審以及最後的死亡，更像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陰謀。因此，他的垮臺不在於是否親波斯，更不在於是否出賣希臘，而是因為他的行動與斯巴達的政策發生衝突。他以攝政王身份取得巨大成功，但他張揚的作風，威脅到斯巴達制度的平衡，以致遭遇反擊。幾方面合力的作用，導致寶薩尼亞斯最終垮臺。
從表面看，公元前5世紀70年代斯巴達執行的小斯巴達政策，使它痛失掌控希臘世界霸權的機會。然而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斯巴達有它需要面對的問題。從內部制度結構來說，單靠自身力量，其不可能維持龐大艦隊，並長期承擔對波斯戰爭的領導責任。同時，公元前7世紀以來形成的生活方式，把斯巴達人變成了必須遵守特殊戒律的公民，其公民一旦脫離斯巴達政府的控制，就可能被外界誘惑和“腐蝕”，變成斯巴達人眼中的“叛徒”。寶薩尼亞斯和萊奧提奇達斯兩位希波戰爭的英雄，先後栽倒在外界的誘惑上，偏離了斯巴達的生活方式，終致垮臺，這的確是他們個人的悲劇。但由於斯巴達人主動放棄對希臘的領導權，其制度得以維持到公元前5世紀末。
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後，隨著大量財富湧入和斯巴達深度捲入希臘世界事務，所謂來庫古制度分崩離析，斯巴達也因為連續爭霸戰爭迅速衰落。從這個意義上說，正是斯巴達在希波戰爭後果斷放棄對希臘的領導權，使它有可能在卡特利奇所說的“拉科尼亞危機”年代，鞏固在伯羅奔尼撒的霸權，維護斯巴達制度的根基。考慮到公元前5世紀中期斯巴達遭遇的一系列嚴重問題——大地震使公民人口銳減、第三次美塞尼亞戰爭遷延10年以及雅典在中南希臘擴張對斯巴達的嚴重挑戰，不能不驚歎斯巴達的恢復能力。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結果，使雅典的伯里克利認識到斯巴達的強大，進而確定放棄陸上擴張，專心保持海上霸權的基本戰略。准此而論，希波戰爭後斯巴達戰略上的收縮，使它更長久地維持了在希臘世界的影響力，有足夠實力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與雅典周旋，暫時避免了自身的衰落。斯巴達人拋棄寶薩尼亞斯，具有歷史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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