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載於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編輯部：《東方考古》（第20集），科學出版社，2022年
關於近現代全球化的經典闡釋主要圍繞著這樣一個理論框架:15世紀末新航路的開闢以及美洲新大陸的發現，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產生了很大影響，世界各大洲之間的經濟聯繫更加緊密，國際貿易繁榮，世界市場逐漸形成，最終導致歐洲的經濟崛起和政治霸權的確立。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則在這種衝擊—回應的模式下被動地捲入全球化過程。當代社會史學家則對這種以歐洲為中心的全球化史觀提出批評。阿布-盧戈德(Janet Abu-Lughod)強調以亞洲為中心的貿易體系的延續性和互動關係的重要性，認為在16世紀開始歐洲霸權形成之前，曾存在一個以巴格達和泉州等亞洲都市為軸心的13世紀世界貿易體系。弗蘭克(Gunder A. Frank) 進一步質疑18世紀之前是否存在所謂歐洲霸權。他認為，早期全球化經濟中的亞洲，特別是中國，是世界經濟的中心。16世紀開始的美洲白銀貿易為歐洲社會提供了進入亞洲貿易體系的入場券。西歐國家在19世紀初工業革命發生之後才逐漸取得世界經濟的主導地位。在弗蘭克看來，13世紀的亞洲貿易體系與15世紀後的早期全球貿易體系是一種連續中的嬗變，而非另起爐灶。濱下武志認為，近代中國和亞洲近代化的動因並非在長期的停滯之後對西方衝擊的被動回應。相反，亞洲的各個國家和地區是一個擁有獨特歷史傳統和延續性的亞洲經濟圈的組成部分。在中國朝貢貿易體制之外，以閩商為代表的地域性商業力量在這個經濟圈中起著重要作用。16世紀後亞洲經濟在與歐洲商業勢力的互動中有著自身的發展規律和特徵。
我們面對的核心問題是，傳統的亞洲貿易體系向近現代世界體系的轉折——這種歷史性的轉折如何發生？如何用對物質遺存的考古學研究來觀察和描述這個轉折過程，以及其中不同社會的經歷? 這些問題促使早期全球化進程中商團活動、生產組織、消費取向和社會變遷成為觀察重點，取代傳統學術體系內中國史與世界史之間、亞洲貿易與全球貿易之間，以及歷史與考古之間的分野。對早期全球化歷史過程的重新審視，要求對這一過程產生和發展的社會環境，以及這個一體化的世界市場與其他區域和體系形成過程的關係，進行考古人類學分析與描述。
沃爾夫(Eric R Wolf)運用馬克思關於生產方式、社會階級和國家的理論考察全球化過程中不同社會和文化如何應對這一變化，以及如何互相發生影響、創造新的傳統。他認為應當在歷史的和互動的前提下理解全球化的過程——人類是在相互的關係中而不是孤立地營造他們各自的文化，史學家應該超越歐洲中心史觀偏見，到那些所謂“沒有歷史的人民”那裡觀察近代全球化發端所造成的深遠影響。薩林斯 (Marshall Sahlins)認為，沃爾夫的系統論史觀只強調了全球資本主義擴張給非西方社會帶來的被動轉變，沒有關注非西方文化自身的主觀能動性。他認為非西方文化與西方文化都是以自身獨特的文化結構和價值訴求來建構他們的社會。當地社會並不是只能對西方文化進行被動反應，而是出於它們自身的文化理念，在本土世界觀的支配下，在互動交往中將西方的殖民勢力納入到他們自己的價值體系和政治訴求中。在與西方殖民者相接觸的歷史過程中，這些社會的文化轉型和再生是在這種互動結構中發生的。這些研究為分析社會轉折中各種歷史過程提供了不同的觀察角度，也向針對外銷陶瓷生產，消費及其社會史背景的考古學研究提出了新的問題。
考古學研究不僅通過物質遺存和遺蹟的空間特徵描繪某一類貿易物資的全球分佈，而且探求在這個廣闊的圖景中，不同地區、文明與國家如何應對全球規模的變局——本地既有的社會和文化傳統如何參與建構這一歷史發展過程，在自身文化系統如何創生不同的意義，推動我們對全球化議題產生更深層次的認識。針對全球化的考古研究對田野工作的規模、空間尺度和脈絡分析都帶來新的挑戰。田野發掘或區域調查並不適合瞭解貿易物資的世界範圍內分佈狀況，而是擅長描述它們使用與埋藏的場景，以及與當地物質文化遺存和遺蹟的共存關係。由於文化和社會的差別，這種場景中的脈絡關係常常存在地域性差別。因此，在重構貿易網絡和經濟史之外，早期全球化考古研究關注那些參與貿易網絡中的人和社會的經歷，從考古學視野用物質遺存書寫民族誌。
物質文化不僅是社會變遷的見證，而且為社會關係的再生、協商和變化提供行動領域。不同的社會群體通過生產、交換和消費具有象徵意義的物品來協商社會角色。作為早期全球貿易中的主要商品，陶瓷在生產、轉運和消費鏈條中的每個環節上都留下獨特而數量可觀的考古印記，例如窯址、城市、港口堆積、沉船等。與絲綢、香料、茶葉等大宗有機質貨物相比，陶瓷碎片在沉船和遺址中得以完好保存，並且可以根據窯址考古和成分分析判斷年代和產地。陶瓷考古顯示，跨越東亞與印度洋世界的亞洲貿易網絡在9世紀就已經相當成熟，在14世紀上半葉達到高峰。此後，16世紀到17世紀中葉，18世紀到19世紀中葉，中國貿易陶瓷兩度成為全球貿易重要物質。這些因素使外銷陶瓷成為理解全球貿易結構變遷以及對當地社會影響的理想媒介。
中國青花瓷的燒造是早期世界貿易和交流的產物。鞏縣、揚州，以及印度尼西亞黑石礁沉船出土的唐青花瓷器證明鈷料在9世紀就被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引入中國的陶瓷生產並返銷海外。14世紀中葉，景德鎮窯工匠使用進口鈷料燒造出精美的元青花瓷器，並在製造初始，便以海外為目標市場，同青瓷、青白瓷、白瓷和黑瓷一起組成出口東南亞、西亞和東非市場的主要瓷器種類。至16世紀晚期，當航海技術的發展和跨太平洋航路的開闢推動全球貿易網絡的形成，青花瓷在陶瓷貿易中成為主導商品，並廣泛地分佈於全球各地。因此，史學家芬利（Robert Finlay）認為，瓷器為研究全球範圍內持久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最重要和分佈最廣泛的物質文化材料。
13世紀以來，宋元政府對於國際貿易的支持、提倡，以福建為中心的東南沿海外銷窯場的繁榮，明朝的海禁政策，海外作坊的興起，中晚明時期對外貿易的復興，歐洲貿易勢力在東亞的出現，以白銀為核心的太平洋貿易的發端等一系列歷史變局，都與東南沿海外貿經濟的起伏存在關聯。在此過程中，中國沿海社會與逐漸形成的全球貿易網絡產生複雜的互動。閩商與福建經濟在這個轉折中擔負重要的角色。福建陶瓷生產、轉運和外銷，在宋元時期就達到第一次高峰。在經歷了明代早中期的低谷之後，福建陶瓷業又在晚明全球貿易網絡形成的過程中復興並達到第二次出口高峰; 直到清初再次海禁，生產中心轉向日本才告一段落。從宋元到清初，福建陶瓷工業參與了由傳統的亞洲貿易體系向早期全球貿易體系的轉折過程，因此對於從考古人類學視角來觀察這一變遷和它對相關社會的影響有重要意義。
本文以晚明漳州窯考古為主要線索，通過對早期太平洋航線上產地、中轉地和消費地考古陶瓷的分析，研究早期全球貿易與本地消費取向的關係。與晚明景德鎮窯瓷器主要銷往歐洲和中東市場的情況不同，漳州窯產品經常被歐洲殖民者用來在其東方殖民地或航線沿途土著社會交換香料、給養、人力等資源。這些外銷瓷進一步通過本地貿易網絡，深入那些遠離貿易樞紐的內陸腹地或者邊遠島嶼。因此，漳州窯陶瓷散佈範圍跨越東南亞、非洲、美洲等世界各地考古遺址中。它們的廣泛分佈顯示，即使當地社會不曾直接遭受殖民統治或參與殖民貿易，也都間接受到宏觀貿易格局變革的影響，因為它們所處的傳統貿易網絡和社會關係已經發生質變。漳州窯瓷器因此呈現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不同本土政治勢力之間的互動，成為一種從考古學視野探討早期全球化過程的獨特物質文化類別。
為了加強海防和鞏固統治，明初實行海禁政策，禁止私人出海貿易，海外貿易以朝貢貿易的方式進行。明代中期以後，東南地區商品經濟的繁榮、商業性農業和手工業的興盛、社會分工不斷擴大，促進了民間海上貿易的迅速發展。中、小商人階層成為從事走私貿易的海商，為了生存需要而武裝起來對抗官府的海禁政策，逐漸發展為武裝商團。依託閩浙沿海地理環境和區域經濟傳統，形成規模巨大的海洋經濟貿易體系，與傳統的朝貢貿易體系分庭抗禮。朱紈事件反映出當時的形勢已經從民間海洋經濟與朝廷勢力之間的對抗，演變為中國社會內部不同勢力之間的較量——民間外貿經濟已經成為明代社會體制內可觀的一股政治勢力。
16世紀歐洲貿易勢力的東漸、新航路的開通以及殖民擴張，給傳統的亞洲經濟貿易體系帶來結構性變化。變化的契機同時來自中國社會的內部——朝貢貿易的衰落，商品經濟繁榮引發的賦稅制度改革，成為明朝政府調整海外貿易政策的內在推動力。為適應經濟發展趨勢，增加財政來源，明政府於隆慶元年(1567年)開放漳州月港，允許本國商賈出東西洋從事民間貿易。
位於九龍江出海口的月港憑藉自身地理優勢，以及悠久的灰色經濟背景，在16世紀海內外貿易大變局形勢下發展成為重要的民間貿易港口。大量美洲白銀通過菲律賓(呂宋)和漳州間的海上貿易輸入閩南，對晚明社會商品經濟發展產生影響。月港的主要出口商品包括瓷器、生絲、絲織品和茶葉。福建沿海地區在宋元時期已經成為重要的外銷瓷產地，具有相當的生產規模。明代晚期，活躍的景德鎮窯業生產仍然不能滿足日益擴大的本土和海外市場的需求，尤其是明萬曆早中期。原料和管理制度的困境，導致景德鎮窯產量減少，不能同時在質量和產量上滿足市場需求。產能的限制和經濟利益的驅使等因素，使景德鎮窯業集中於中、高端市場，專門外銷歐洲和中東市場的開光紋飾克拉克瓷在此時問世。在海外市場需求的拉動下，漳州窯的產量優勢和運輸便利，使它迅速成為生產景德鎮窯替代品的基地，在晚明時代生產規模達到高峰。近年來國內外陸地和水下考古工作提供了漳州窯瓷器大量外銷的重要依據。裝載漳州瓷器的沉船廣泛分佈於南海海域、東南亞、印度洋和大西洋。日本、東南亞、西亞、非洲以及歐美遺址也頻繁發現漳州陶瓷。晚明與宋元外銷陶瓷的分佈特徵相比發生較大變化，使我們第一次在物質文化領域看到一種全球性貿易的空間格局。
陶瓷考古調查顯示漳州窯場在平和、漳浦、詔安、南靖、雲霄、華安等地都有分佈。這些窯場之間有著共同特徵和密切聯繫，形成有區域共同性和延續性的窯業系統。雖然不同窯址和生產階段之間存在差異，漳州地區明清時期瓷器在型式、裝飾紋樣、製作工藝和窯爐技術等方面都具備一定的連續性。漳州窯場產品包括青花瓷、青瓷、白瓷、釉上彩繪瓷、色釉瓷等，其中青花瓷佔據主要地位。這些窯場以外銷為驅動力，製造了大量仿製景德鎮窯瓷器而質量相對粗糙的產品。在其窯業遺址發現之前，西方學界一直沿襲古董商的傳統把傳世的漳州窯產品稱作“汕頭器”(Swatow ware)。由於汕頭開埠時間較晚，學界很早就對這種說法提出質疑。20世紀50年代初，密歇根大學人類學博物館東亞陶瓷史學者卡梅爾·阿尕-奧哥陸(Kamer Aga-Oglu)在整理來自菲律賓南部的顧塔收藏中大量外銷瓷標本時，首次在考古分析的基礎上提出這類不同於景德鎮窯的產品可能來自華南的閩粵沿海窯場。她對菲律賓南部出土漳州窯青花瓷的著述成為這一研究領域早期的代表作。
對比初步開展的景德鎮卡拉克瓷窯址發掘，漳州窯址考古發現已經有20多年的歷史。由於漳州窯產品完全供給海外市場，其產品在中國考古遺址中非常少見，因此很久都沒有成為中國陶瓷考古的研究課題。然而，這類產品在日本大量流傳，並對日本陶瓷美學傳統影響深遠，所以在日本東洋陶瓷史研究中始終受到關注。其窯址的發現也是在20世紀90年代由日本溯源至閩南，在慄建安、楢崎彰一、熊海堂等中日考古學家合作調查中發現。隨後通過窯址調查與發掘，水下考古調查與發掘，以及海外消費市場的考古發掘，漳州窯研究逐漸成為早期全球貿易與殖民歷史考古的重要環節。在東南亞、印度、非洲、美洲等地遺址中，漳州窯瓷片的出現成為全球貿易與歐洲殖民時代開端的斷代標誌。
漳州窯瓷器裝飾紋樣和圖案豐富多變、題材廣泛。其裝飾紋樣受到同時期景德鎮窯的很大影響，出現很多相同和相似的題材。同時，漳州窯產品無論是克拉克瓷風格和傳統風格的青花瓷、彩繪瓷(包括日本所謂“吳須赤繪”)和素三彩瓷(包括日本所謂“交趾香盒”)中，都能看到一些很有創意的紋飾，是景德鎮窯所沒有的。這些窯場對裝飾風格的選擇極為靈活。仿克拉克瓷與傳統風格的青花瓷、單色釉瓷和彩繪瓷，常常在同一窯場生產。莊良友進一步指出，作為大宗產品的傳統風格青花瓷實際上更接近明代早中期的裝飾紋樣，而不是晚明景德鎮窯的流行風格。這些多元風格的並存，顯示出對不同市場消費取向的積極回應，而不是一味仿照當時景德鎮窯的流行產品。
漳州窯場在制胎和施釉技術、窯爐和窯具、裝燒工藝上，與景德鎮窯存在顯著區別。漳州窯工獨特的製作工藝和燒成技術致力於產量而不是質量的提高。明清時期漳州地區的窯業生產主要是使用橫室階級窯(圖1)，產量高於同時期景德鎮使用的鴨蛋型窯爐。漳州窯瓷器製作通常採用快輪成型，先刮足、後潑釉，施釉工藝較草率導致釉層不勻並在外底表面保留飛濺釉痕。匣缽內墊砂用於瓷器與匣缽分離，以及防止器物在高溫燒成時變形，導致器物圈足上常常粘有大量粗黑砂粒(圖2)。這些工藝技術特徵提高了瓷器批量生產的效率，也使漳州窯的產品從外觀上極具可辨識性。
圖1. 漳州平和五寨洞口窯陂溝窯址橫室階級窯遺蹟（李旻攝 2005）
圖2. 漳州窯窯址標本和墊砂剖面（李旻攝 2005）
漳州窯和景德鎮窯技術傳統的差別，揭示出閩南窯工採用本地區宋元時期就已經自成體系的技術傳統來組織生產，以此應對早期全球貿易和晚明社會市場經濟發展所提供的商業機會。漳州窯業顯示出幾個特點: 依賴本地技術傳統迅速投產並擴大生產規模、大批量生產單一品種產品、外向型市場、產品分佈範圍與全球貿易網絡基本重合。這些特點都與貿易結構的轉折緊密相關。如前所述，漳州窯產品的主要市場並非歐洲本土，而是早期全球貿易航程沿途社會，以及中國在東亞、東南亞的傳統市場。閩商在用本地窯業技術傳統應對這種高度多樣化的海外市場需求時體現出很高的靈活性。這種靈活性使當地窯業在很短時間內形成龐大的生產規模並主導了歐洲以外的外銷瓷市場。漳州窯瓷器不但可以滿足沿線社會的市場需求，而且在船艙中搭載大量厚重廉價的瓷器可以在航行中起到壓艙作用，對茶葉、絲綢等重量較輕的貨物形成平衡，這也是漳州窯產品的一個優勢。
漳州窯業的興衰揭示了早期全球貿易的脆弱性與地方手工業技術傳統的韌性。清朝政權統一中國以後，為切斷鄭成功與內地抗清力量的聯繫，清政府沿襲明朝海禁制度，禁止民間海外貿易。又在康熙元年(1662年)推行更為嚴厲的遷界政策，要求濱海居民悉數內遷，以絕東南沿海接濟臺灣之患。位於九龍江流域的平和漳州窯業因此衰落，日本有田窯業獲得迅猛發展的機會以滿足海外市場的龐大需求。然而，閩南漳州窯的工業傳統並沒有因為海禁完全中斷。位於內陸華安和南靖地區的東溪窯在晚明時代已經成為漳州窯外圍窯業中心，使用橫式階級龍窯技術燒製漳州窯風格產品。晚明到清初，東溪窯產品在日本、越南、菲律賓、埃及等地遺址或沉船上都有發現。在康熙遷界以及窯業資源(燃料、原料)等綜合原因導致平和等地漳州窯衰落之後，九龍江上游的東溪窯逐漸成為漳州窯業傳統的中心（圖3）。
在16世紀之前，菲律賓是傳統的亞洲貿易體系的一部分，因盛產珍珠而知名。南宋趙汝適《諸蕃志》和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中，都有關於閩商與菲律賓貿易的記載。西班牙殖民統治開始之際，菲律賓存在諸多商業勢力，其中包括閩商集團、以馬尼拉和蘇祿為基地的穆斯林商團，以及旅居菲律賓北部的日本僑團。伊斯蘭教將從印度洋的港口到菲律賓蘇祿群島的穆斯林貿易體系通過宗教連接在一起。摩洛商人(接受伊斯蘭教的馬來人與當地居民通婚的後裔)將從華商和日商手中購買的商品銷售到分散在各島的菲律賓社會。
明代中期的菲律賓已經為東南沿海走私貿易目的地之一。菲律賓各島發現數量可觀的弘治時期景德鎮窯青花瓷器。中國貿易瓷器成為菲律賓傳統社會宗教祭祀儀式中的重要法器，祭司通過敲擊瓷器召喚祖先和神靈。一件瓷器的可貴之處在於能讓祖先和神靈清晰地聽到聲響而降臨，並接受供奉，福佑子孫。因此，當地社會將敲擊瓷器時發出的聲音作為衡量其質量的重要標準。13世紀之後，隨著宋元陶瓷器在亞洲貿易中的重要性逐漸增加，陶瓷器在菲律賓社會成為衡量財富和社會地位的象徵，並廣泛地出現在儀式慶典和宴會等活動中。
在海船上用來作容器的釉陶甕，在菲律賓與東南亞社會也被賦予重要的宗教意義，這可能與瓷器貿易發端之前人形陶土甕在當地文化中的宗教角色有關。這些所謂龍甕(或稱“馬塔班”甕)在婚喪嫁娶、部落結盟、祖先崇拜中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些例證顯示，在亞洲貿易網絡中，各地社會對貿易物資的接受方式很大程度上源於其內在的文化秩序與價值取向。中國手工業產品在跨越文化邊界之後在當地文化秩序中獲得新的文化和社會身份。隨著在當地社會中的轉手交易，這些貿易陶瓷深入遠離港口的內陸社會，不斷被賦予新的文化價值，並參與當地社會關係的營建。在此過程中，漸漸脫離原產地的商業文化和價值定義。
菲律賓考古所見的外銷瓷分佈特徵顯示，13世紀之後中國外銷陶瓷在亞洲貿易網絡中的地位日漸顯著。15世紀之前，青瓷器在菲律賓貿易瓷市場中始終佔據主導地位。宋元時期青瓷器的來源，除了少量為浙江龍泉窯大窯的高質量梅子青產品外，主要是龍泉窯東區，福建連江、同安、閩清等地窯口的大批量外銷產品。青瓷貿易從10世紀出現少量越窯產品開始，在13世紀出現穩定的增長，到14世紀上半葉達到貿易高峰。同時，還發現少量景德鎮青白瓷、樞府白瓷、元青花，以及德化屈鬥宮窯燒製的白瓷。
菲律賓考古顯示，15世紀後期到17世紀中期，青花瓷器取代青瓷器成為貿易大宗。由於這段時間是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社會政治變遷的關鍵時期，因此對於觀察貿易結構的轉折有特殊的意義。20世紀20年代初，密歇根大學考古學家卡爾·顧塔(Carl Guthe)在菲律賓南部島嶼進行了為期三年半的考古發掘及調查。其二十多次田野工作共涉及542個遺址。顧塔的發掘對象多為墓葬，包括普通墓地和棺木堆疊的洞穴墓葬。出土一萬多件器物和標本中包括近7500件陶瓷器皿和瓷片，年代跨越10世紀到18世紀，其中主要是14到16世紀產品。這些東亞和東南亞貿易瓷器產地包括中國、泰國、越南、緬甸、柬埔寨，以及少量西班牙殖民時期(16世紀到19世紀)的歐洲貿易瓷器。還有許多菲律賓本地生產製造的陶瓷、貝飾、鐵器、銅器，以及由美石、玻璃、黃金製成的珠飾，每一件都標有遺址和島嶼的出處。這批龐大的考古藏品為研究亞洲海上貿易網絡的時空特徵提供了重要證據。
顧塔發掘的瓷器材料，為探索13到18世紀之間菲律賓南部社會變遷提供了可能性。從宋元時期到明代中期，中國陶瓷在菲律賓地區的分佈，在質和量方面都呈現為一個連續性分佈，沒有明顯的斷裂。作為代表明代外銷瓷主要類型的青花瓷器，在明早期(1368~1464)的顧塔考古標本中鮮有發現，這與同期中國外銷瓷在東南亞地區的分佈缺壞情況一致，是明政府嚴厲執行海禁政策的結果。顧塔發掘所得的近千件明中晚期青花瓷片中，明中期(1465~1522)的標本在質量上多數屬於中上，在洞穴墓葬遺址中約佔78%，普通墓葬遺址中約佔60%。其中，中等質量的產品佔大宗，在洞穴墓葬遺址中出土瓷器約為52%，普通墓葬遺址中約為46%；質量粗劣的產品所佔比例較小。這個時期的青花瓷器主要來自景德鎮及其周圍地區。這些貿易特徵揭示出菲律賓南部島嶼原住民社會發展的內在變化導致對海外貿易財富的需求增加——在當地政治集團之間逐步加劇的競爭中，當地首領通過擁有大量的陶瓷製品來提高自己的影響力和社會地位，並進一步通過對貿易樞紐的控制為建立政治聯盟和擴大自己的政治權威提供更多機會。
楊克(Laura Junker)對坦賈伊的研究和西村正雄對宿務的研究共同顯示中國外貿陶瓷在墓葬和居址中呈現出數量上的顯著增長。楊克的研究說明坦哈伊港口社會中的精英和非精英居民都比居住在河流上游的內陸居民有更多機會得到優質瓷器。西村正雄在宿務的研究顯示，優質瓷器幾乎全部出自其中一個遺址，瓷器最初只有有限的社會精英能夠獲得，數量的上升是消費群體擴大的結果。他進一步指出，宿務發現的元代和明代早期的瓷器質量較優且形式多樣。隨著政治網絡規模的擴大導致瓷器的消費範圍在社會等級中向下流動。對瓷器數量需求的增加和貿易陶瓷的普及也造成質量和形式的單一化趨勢。這些研究共同存在把西班牙殖民時代開始之前與之後的外銷瓷混在一起來分析地方政治與經濟動態的缺點，忽略了菲律賓成為早期全球貿易重要樞紐的過程對中菲陶瓷貿易產生的深遠影響。
從16世紀晚期開始，菲律賓在早期世界貿易體系的形成中開始扮演重要角色。她的獨特貿易地位很大程度上是葡萄牙與西班牙兩個早期殖民帝國之間競爭與妥協的結果。哥倫布返回歐洲之後，兩國簽訂了托爾德西里亞斯(Tordesillas,1494年)和薩拉戈薩(Saragossa,1529年)等一系列旨在瓜分世界的條約以防止惡性競爭。這些條約把當時已知和未知的世界一分為二，西半球屬於西班牙勢力範圍，東半球則為葡萄牙勢力範圍。這些條約限制了西班牙沿大西洋向東航行繞道好望角在印度洋和亞洲擴張勢力，只能向西航行殖民美洲。由於太平洋洋流的關係，麥哲倫船隊開拓的是一條單向西行的環球路線，從美洲向西經太平洋航線到達菲律賓後，只能繼續西行穿越葡萄牙壟斷的東方航路才能返回歐洲。因此，麥哲倫在菲律賓捲入當地政治身亡之後，倖存的船員是以越界者的身份西渡印度洋返回西班牙的，並數度遭遇葡萄牙艦隊的威脅與逮捕。
西班牙在亞洲的商業成功取決於三個要素，控制一個能與各國商船交易的亞洲貿易港，找到一條從亞洲東行返回西屬美洲殖民地的路線，提供亞洲市場需要的硬通貨白銀。如果遵守條約所規劃的世界秩序，西班牙參與亞洲貿易的唯一路徑是從西屬墨西哥殖民地西行跨越太平洋抵達菲律賓與東亞各地商船貿易，然後經原路返回墨西哥，將亞洲貨物經陸路運輸到大西洋西岸，向東航行返回西班牙（圖4）。西班牙利用當時地理知識的漏洞，在西葡分界線以西的菲律賓建立和鞏固了其殖民地，作為從美洲向西航行到達東方的跳板。
1564年，西班牙艦隊從墨西哥出發佔領宿務，菲律賓成為西屬墨西哥總督府在亞洲的屬地。次年，西班牙傳教士發現了從菲律賓出發、隨北上洋流黑潮東航，穿越太平洋並沿加利福尼亞海岸南下返回墨西哥的航路。北太平洋航路的發現使得西班牙人建立起往返於菲律賓和墨西哥阿卡普爾科(Acapulco)港之間的大帆船貿易。1571年，西班牙人從當地穆斯林首領手中奪得馬尼拉之後，馬尼拉成為大帆船貿易航線的起點（圖5）。西班牙帝國終於通過對墨西哥和菲律賓的殖民控制和跨太平洋雙向航路的開發， 建立起從西半球進入亞洲貿易網絡的路徑。
圖5.左：十七世紀中頁的馬尼拉城（木箱內油畫，墨西哥普埃布拉Museo de Arte Jose Luis Bello藝術博物館收藏） 右：晚明克拉克瓷（作者拍攝）
西班牙在西葡條約框架的約束下，避免離開菲律賓到葡萄牙在東亞的航線上從事商業活動。然而，來自美洲的白銀吸引了亞洲各國商人和葡萄牙商船來到菲律賓交易。1567年明朝海禁解除之後，從漳州月港出海貿易的商船主要是去往馬尼拉，出口貨物是在美洲殖民城市中非常暢銷的絲織品。菲律賓由傳統亞洲貿易網絡中的一個區域性中心港口轉變成跨太平洋貿易航線上的重要樞紐，向西由閩商船隊連接漳州月港，向東由西班牙大帆船連接阿卡普爾科。廣東汕頭南澳島發現的南澳一號明代沉船為研究漳州窯產品外銷提供了重要佐證（圖6）。這艘滿載漳州窯瓷器的晚明木船在駛向東南亞的航程中沉沒，目的地可能是菲律賓的馬尼拉，所載瓷器貨物七成來自漳州，只有三成來自景德鎮。
圖6.廣東汕頭南澳島南澳一號沉船漳州窯瓷器 （新華網）
除了美洲殖民地消費之外，部分中國商品從陸路橫穿美洲，從墨西哥灣的維拉克魯斯港(Veracruz)裝船跨越大西洋，運往西班牙首都塞維利亞。馬尼拉大帆船貿易連接亞、美、歐三個商品市場，因此成為全球化開端的標誌性時刻。西班牙憑藉對美洲銀礦的殖民開發和晚明中國經濟對於白銀的大規模需求，加入到傳統的亞洲貿易體系中來，並對其產生重要影響。跨太平洋貿易的成功開闢導致中國手工業產品的暢銷與西班牙工業產品在美洲市場壟斷地位的下降。16世紀末，西班牙王室曾限制其殖民地船隊從美洲前往菲律賓貿易，來保護本國在美洲的商業利益。
從“珍珠之路”的源地變成全球化的重要樞紐之後，來自菲律賓本地社會遺址的考古材料反映出16世紀晚期的陶瓷器消費出現了顯著變化。這在顧塔在菲律賓南部遺址發掘所獲青花瓷的質量和數量上都有體現。這一時期的洞穴墓葬和普通墓地遺址中，質量粗劣的瓷器分別為約65%和44%，其中主要為漳州窯的產品，這個數字接近明中期景德鎮窯生產的中檔產品。與整體質量下降相對的則是瓷器數量和質量分佈的空間差異擴大。從質量分佈來看，顧塔發掘的青花瓷標本從明中期陶瓷的正態分佈(少量高級的產品，大量中級產品，少量低級產品)，向晚明時期的兩極化趨勢轉變：一邊是少量景德鎮窯生產的優質克拉克瓷，一邊是大量漳州的低端產品； 而在明中期佔據主要優勢的中等質量的瓷器則減少了。從空間分佈來看，有的遺址集中出現精緻的景德鎮窯瓷器，有的經歷了數量和質量上的衰減。這可能代表殖民化歷程中不同社會群體經濟地位的起伏。在顧塔發掘的考古標本中，晚明時期高質量的青花瓷器主要來自幾個西班牙殖民中心遺址，其中兩個地點出土的瓷器幾乎半數以上為優質的景德鎮窯克拉克瓷，而其他地方的墓地出土精品則非常稀少。
對遠途貿易的控制，曾經是菲律賓原住民社會政治權威的基礎。西班牙的殖民，導致當地政治領袖權威的下降和財富來源的喪失。因此，當地政治勢力與殖民者之間不斷髮生衝突，並與島外的伊斯蘭力量和西班牙的歐洲競爭對手建立同盟，聯合對抗西班牙的殖民統治。為了平衡各種不同政治力量，西班牙殖民政府不得不與一部分當地政治領袖建立政治聯盟以獲得其軍事支持。不同政治集團之間的角力為當地社會提供了機會以及利用經濟交易、軍事援助、政治聯姻等手段獲取殖民資源的途徑。因此，考古材料中的陶瓷器質量分佈的差異，可能反映了當地社會的政治重組和貿易結構的變化，而不能簡單地看作殖民者與當地社會對立的結果。
當時殖民地中心的陶瓷器消費情況，能夠從西班牙沉船材料進行觀察。1600年12月14日，荷蘭艦隊在馬尼拉外海擊沉剛從美洲返航就倉促上陣的“聖地亞哥”(San Diego)號大帆船。水下考古發掘復原出一個豐富多彩的早期殖民時代物質文化圖景。“聖地亞哥”號沉船出水中國青花瓷器分為兩種，包括精緻的景德鎮窯克拉克瓷器和相對粗糙的漳州窯仿克拉克大盤。其他陶瓷製品有來自美洲殖民地的陶製品，來自中國沿海和東南亞窯場的陶甕，以及一種鑲嵌有外銷瓷碎片的西班牙傳統土陶製品（圖7）。這些陶瓷製品從質、量、空間分佈和器型組合方面體現出顯著差別，其中成套的景德鎮窯克拉克瓷餐具來自高級艙位，與精細的景德鎮瓷器流向殖民中心和歐洲市場的整體趨勢一致。
圖7.“聖地亞哥”號大帆船船載陶瓷、武器、銀幣與總督印章（作者拍攝）
漳州窯瓷器的出現與太平洋貿易開始的時間基本重合。作為這一時期主要商品之一，漳州窯瓷器分佈於菲律賓的各個地區。據慄建安和筆者的觀察，顧塔發掘明晚期青花瓷片中六成可以確認為漳州窯產品，其他則來自景德鎮窯周圍的窯口和福建廣東沿海的不明窯口。其中部分漳州窯瓷器質量十分粗劣，接近窯址廢品，可能作為壓艙物輸入菲律賓。對於一個後起的窯場，漳州窯業達到這種市場份額是綜合了產地、轉運港、海外市場多重領域貿易和社會結構變化的結果。在菲律賓本地遺址出土的低端漳州窯製品中，傳統風格製品和仿克拉克瓷製品都有出土，但傳統風格製品明顯偏多，體現出在16、17世紀的菲律賓社會變革中，傳統的審美取向與歐洲殖民文化保持了差別。
除了可能與殖民地有關的少數遺址之外，菲律賓南部遺址中普遍缺失的是16、17世紀中國外貿瓷中的優質產品，無論是傳統紋樣的景德鎮萬曆青花瓷還是具有開光紋飾的克拉克瓷。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殖民統治和大帆船貿易對本地商業結構和貿易網絡形成破壞。首先，控制主要貿易港是殖民統治和太平洋貿易的前提——這些港口曾經是本地社會政治發展的權力中心和主要財源，港口所有權的易手會影響傳統貿易網絡和社會結構；其次，白銀的流動改變了中菲貿易重點——跨太平洋貿易開始後，赴菲律賓貿易的閩南商船更熱衷於用絲綢等貨物來交易高利潤的美洲白銀，對菲律賓當地產品的需求相對下降。雖然連接福建與墨西哥的太平洋貿易對中國晚明社會的影響巨大，但菲律賓的當地社會並沒有直接參與並從中獲益。與西班牙對美洲的直接征服和殖民統治相比，菲律賓在世界貿易體系中的新位置使當地社會經歷了另一種殖民化歷程——菲律賓本地社會在新的全球貿易格局中失去在亞洲貿易中的傳統位置而面臨邊緣化。因此，考古學所見16世紀晚期菲律賓進口瓷器質量的下降和晚明中國窯業生產的重組是全球貿易不平衡發展的地方性體現。
大帆船貿易的發端使太平洋幾乎成為西班牙殖民帝國的內湖。白銀貿易也給中南美洲殖民地的市井文化帶來了濃重的東亞色彩。其中，中國外銷陶瓷在西屬美洲殖民地的分佈非常廣泛。美洲出土的中國貿易瓷器來自多個窯場，包括景德鎮窯產品與福建、廣東和浙江窯口不同規模和質量的產品，其中既有針對出口大規模生產的低端產品，也有精工細作的優質產品。墨西哥出土中國貿易瓷器的數量於晚明時期達到高峰，17世紀後期開始有所下降，直到1815年之前都只有少量進口。對墨西哥城聖赫羅尼莫(San Jeronimo)修道院發掘出土瓷器的量化分析顯示，明萬曆時期的瓷器約佔瓷器總數的56%，轉折期時下降到20%，清康熙時期則為15%，其中三分之二的瓷器為青花瓷。
在墨西哥發現的中國瓷器的種類除了克拉克瓷、福建漳州窯的青花瓷和彩繪瓷，還有專為歐洲和墨西哥市場燒製的瓷器。例如，被稱為膏藥罐(Albarello)的瓷器便是代表墨西哥品位的形式。這種束腰長圓柱形罐的造型可以追溯到12世紀的波斯，通常用來裝藥物和調料。雖然這種罐子大多為當地生產，也有一部分從中國進口。在墨西哥城舊市區中心索卡洛(Zocalo)區，西班牙總督府、大教堂、市政廳和周圍一些街區殖民時期地層都有中國瓷器出土。1595年，西班牙在新墨西哥建立了殖民地之後，中國瓷器也隨之進入聖達菲(Santa Fe)地區，聖達菲總督府遺址就有明萬曆時期和明清轉折期陶瓷出土。
在普埃布拉(Puebla de Zaragoza)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陶瓷對當地製陶業的影響。擁有豐富製陶原料的普埃布拉在歷史上一直是墨西哥重要的製陶中心，並在近代受到多重文化的影響。當地陶器中具有來自伊斯蘭、西班牙和意大利文藝復興的風格特徵，後來又受到中國瓷器的影響。由於普埃布拉位於阿卡普爾科和韋拉克魯斯兩港之間的中點，當地陶工有機會見到通過大帆船貿易運來的中國瓷器。17世紀中期，在當時風尚的影響下，普埃布拉陶工開始仿造當時盛行的中國青花瓷器樣式用於本土的陶器裝飾。1653年的一份陶器行會的規定明確說明要模仿中國瓷器，要求陶工製作類似中國青花瓷那樣具有純正藍色釉和裝飾的陶器。雖然當地陶器在17至18世紀之間都深受中國瓷器的影響，但依舊延續了本土的陶瓷藝術。當地陶工將各種風格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獨特的普埃布拉陶藝傳統。
與西班牙在中南美洲的殖民中心相比，我們對中國陶瓷在北美洲印第安原住民社會中的使用情況所知甚少。在美洲傳統社會的審美體系和價值訴求中，閃亮的物質有很強的文化意義。因此，與菲律賓傳統社會相比，是光澤而非聲音在主導美洲印第安居民對瓷器的興趣。由於美洲印第安文化有很強的地區差別，在殖民化進程中的參與程度各不相同，因此中國陶瓷在各地物質文化中的意義也存在很大的差異。早期全球貿易中的殖民化進程不全是通過領土擴張的形式實現——歐洲的海上殖民帝國結構更接近一系列控制核心資源和航道的島鏈。在很長的時間中，並非所有的印第安社會都處於歐洲殖民政權的直接控制之下，但他們會通過疾病傳播、貿易物資流入等原因受到間接的影響。這種特徵與前述菲律賓南部的原住民社會相似——他們不是早期全球貿易的直接參與者，但通過貿易格局轉變和人口流動的間接影響而發生不可逆轉的變遷。
與菲律賓不同的是，北美洲西岸印第安原住民社會在太平洋航線開通之前和之後都不是亞洲和全球貿易網絡中的一部分。雖然西班牙人在1542年就到過加利福尼亞一帶，直接的殖民統治在1769年才開始，中間所謂的原史時期(protohistoric period, 1542~1769)經歷的是一種沒有直接殖民統治的社會變遷。歐洲航海記錄和印第安部落的口述敘事都有彼此接觸的記錄。厄爾蘭德森(Jon Erlandson)等學者提出當地社會可能通過與西班牙水手的接觸，感染來自歐亞大陸的傳染病而導致大量死亡和人口下降，到18世紀才又回升。
北美洲西海岸社會與中國外銷瓷的接觸主要圍繞幾次馬尼拉大帆船沉船事件發生，以加利福尼亞州北部舊金山德雷克灣(Drake’s Bay，當地印第安人稱為Tama’l- Hu’ye)的米沃克(Miwok)部落遺址出土最為集中。德雷克灣因為可能是英國航海家兼海盜德雷克(Sir Francis Drake) 船長乘“金鹿”(Golden Hind)號帆船環遊世界時停留休整過的泊地而得名，因此很早就吸引了當地學者的濃厚興趣。據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水下資源中心考古學家馬修·羅賽(Matthew A. Russell)統計，由舊金山不同學術機構主導的考古發掘活動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一直持續到70年代，一共發掘16個遺址點。在聚落生活垃圾的堆積中，發現有1100餘件16世紀歐洲航海時期的遺物，其中包括一千多件晚明時期的青花瓷片，包括景德鎮窯克拉克瓷和福建漳州窯的產品，代表至少235件瓷器。其他物品包括釉陶碎片、鐵釘和其他小件（圖8）。
圖8.德雷克灣出土16世紀鐵釘與瓷器遺址分佈圖（Heizer 1941 :320）
當年參與發掘的航海史家愛德華·馮·波頓(Edward Von der Porten)與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東亞陶瓷史家克拉倫斯·尚格勞(Clarence Shangraw)曾根據瓷片的釉色、質量、裝飾風格和磨損程度幾個方面的差別，將德雷克灣印第安聚落出土的考古標本與16世紀晚期史料中歐洲人與當地印第安部落發生的兩次接觸事件聯繫起來。第一批瓷器來自1579年六月德雷克船長與當地米沃克部落之間的禮物交換。德雷克船隊的航行記錄顯示，英國人在南美洲西海岸劫掠過兩艘西班牙大帆船，所獲財物包括金銀和瓷器。英國船隊在北美西海岸休整為跨洋航行作準備的五週中，德雷克船長與當地部落有過接觸，並根據大不列顛島的古稱將當地命名為新阿爾比恩(New Albion)，代表英國王室對當地宣示主權（圖9）。
圖9.十六世紀晚期歐洲人與舊金山米沃克部落發生的兩次接觸事件
第二批瓷器來自1595年十一月，從馬尼拉返航的西班牙“聖奧古斯丁”(San Agustin)號大帆船在德雷克灣停泊，水手們與當地米沃克部落存在歷時一個多月的和平交往。此後，“聖奧古斯丁”號被一場冬季風暴吹走後觸礁擱淺。文獻記錄顯示他們在棄船之前與印第安人之間就貨物的打撈問題關係惡化，併發生衝突。最終，船長瑟密紐(Sebastian Rodriquez Cermeno)決定放棄貨物與大船，率領他的西班牙水手們乘一艘小船輾轉到達墨西哥。其船體至今尚未通過水下考古尋獲。
尚格勞和馮·波頓根據中國史料中對萬曆時代景德鎮窯業所經的變革作為區分標準——16世紀70年代的景德鎮青花瓷顏色偏重，而90年代由於鈷料短缺導致藍色偏淡，並在圖案描繪質量上有所下降。他們進一步指出有沖刷磨痕的瓷片(筆者目測主要是漳州窯標本)來自沉沒海底的“聖奧古斯丁”號大帆船。沒有海水沖刷磨蝕痕跡的瓷片中，藍色偏重的標本來自“金鹿”號船員與米沃克部落之間的禮物交換，藍色偏淡的瓷片可能是在“聖奧古斯丁”號大帆船擱淺沉沒之前由當地印第安人搬運下船。
這種分析的前提是時代風格和質量的整齊劃一。然而，無論在生產組織和採購轉運環節，每個時代內部存在的差異幅度都有可能超過不同時代之間的差異。基於文獻描述建立時代特徵，在跨度只有二三十年的時間段中區分來自兩個歷史事件的考古遺存已經超越了陶瓷考古分析的有效範疇，特別是在景德鎮克拉克瓷窯址遺存分期完全缺席的前提之下。兩位作者這番努力的歷史原因在於早期加利福尼亞考古的殖民性特徵——尋找德雷克船長的遺蹟是這個考古學傳統的終極使命。以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肯特·萊特福德(Kent Lightfoot)為代表的當代考古人類學家已經不再認同這個歷史使命，並對德雷克船長登陸休整並命名的新阿爾比恩是否在德雷克灣，以及德雷克灣米沃克聚落遺址中出土的中國瓷器中是否存在這次事件的遺存持保留態度。
基於筆者在舊金山雷斯岬國家海岸公園(Point Reyes National Seashore)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考古工作站對這批出土陶瓷的實地觀察，絕大部分標本的確是16世紀晚期到17世紀早期的青花瓷片。其中約有一半標本有海底沖刷磨損的痕跡，但僅僅根據風格差異不太可能把這批數量可觀的瓷片全部鎖定在兩次事件上。其中有少量標本更接近17世紀早期風格的瓷片，如立鳳紋飾漳州窯標本(1034)，或許另有來源。雖然沒有具體到遺蹟的報告，我們還是能把這批考古標本看成一個整體進行觀察。與顧塔收藏中菲律賓南部島嶼的青花瓷分佈特徵相比，德雷克灣的瓷片中高質量標本的比例非常高，主要是景德鎮的優質克拉克瓷，大部分做工精湛，色彩亮麗，有的圖案風格與1600年沉沒的“聖地亞哥”號沉船瓷器相近。這批考古標本中，漳州窯產品的比例很低。從磨損情況來看，數量偏低不像是因為漳州窯陶瓷密度較低而易為自然力摧毀所導致。聚落中的出土標本可能來自不同船隻，上岸的情況又各不相同，由此推測貿易結構有相當的變數。菲律賓南部的標本同樣是陸地遺址出土，中間環節更不可追溯。然而，即使粗略比較，還是能看出兩批數量上千的標本中，優質景德鎮克拉克瓷與低端漳州產品的分佈特徵相反——德雷克灣以克拉克瓷為主，菲南以漳州窯為主。由於德雷克灣瓷片主要來自當時大帆船貿易的陶瓷貨物，這種差別有可能說明殖民時代大帆船貿易與菲律賓南部本土貿易之間的差別。
早期加利福尼亞考古研究的重點是確認德雷克船長登陸的考古證據，而非中國陶瓷如何成為米沃克印第安人物質文化的一部分。對於瞭解中國陶瓷在早期全球貿易中社會角色的轉變，美洲原住民的視角尤為重要——他們如何在他們自己的世界觀中理解這些陌生的器物？他們如何將西班牙大帆船帶來的東方物品融入他們的日常生活、文化實踐、宗教儀式與價值體系中？1595年西班牙水手和當地米沃克狩獵採集部落之間長達一個多月的持續互動，以及西班牙水手離開後印第安人對沉船貨物的打撈，使之成為迄今為止加利福尼亞早期歷史中考古記錄最豐富的跨文化互動事件，也是西班牙人在18世紀晚期在當地開始殖民活動之前近兩百年間最後一次有記錄可查的跨文化接觸。
米沃克部落的零星或系統收集和打撈活動可能持續了相當一段時間。長達一個月的接觸使得當地印第安人清楚地瞭解西班牙水手與這些陶瓷之間的關係。同時，在沉船之後的四百年間，陸續有瓷片從沉沒海底的“聖奧古斯丁”號大帆船上衝刷上岸。因此，部分瓷片是在沉船事件之後很久才進入當地印第安人的視野，導致人與物之間的聯繫不復存在。在太平洋兩岸之間這種緩釋發生的物質文化交流中，當地居民的文化脈絡和價值判斷左右著他們對這些中國陶瓷的理解。在殖民時代之前，以漁獵採集經濟為主的米沃克部落沒有製陶和農業傳統。陶器的功能主要由琢磨而成的石器、貝殼容器，以及精細編制的籃子來完成。米沃克社會用貝殼磨製加工而成的圓片珠串用於交換、儀式，以及顯示財富與尊貴地位。加州印第安部落發達的貝珠加工業使得在貝殼上鑽孔的石鑽頭原料也成為重要商品。
考古證據顯示，米沃克社會用貝殼的概念來理解他們得到的中國瓷器。德雷克灣出土的瓷片中有不超過十件邊緣經過打製加工，都是來自景德鎮克拉克瓷的碎片。多數碎片沒有保持原有圖案的完整性，而是直接磨製成圓片珠的形狀。從打製加工和嘗試鑽孔的痕跡來看，當地貝飾製造業和打製石器的技術有密切關聯。有一件圓盤是小心地圍繞克拉克瓷盤的中心圖案截取，而另一件吊墜則保持了克拉克瓷裝飾的開光連珠紋飾(圖10)。在這些加工選擇的細節上，我們看到中國陶瓷的藝術表現如何被納入以貝飾為中心的米沃克部落物質文化與價值體系中。在沒有製陶業的米沃克文化傳統中，瓷器成為本土貝飾文化和石器傳統的自然延伸，當地社會試圖把新的貿易網絡帶來的物質文化納入原有文化結構中。
圖10.舊金山德雷克灣印第安聚落遺址出土經過加工的克拉克瓷盤圓心，開光連珠紋吊墜，漳州窯大盤碎片（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雷斯岬國家海岸公園工作站提供）
墨西哥巴哈加利福尼亞半島中部恩塞納達市(Ensenada)附近海灘上出土的另一艘大帆船遺址也出現景德鎮與漳州窯瓷片、景泰藍、石雕、漆器等中國貨物。廿年來，墨西哥國立人類學和歷史研究所對恩塞納達沉船遺址的調查與發掘顯示這是一艘船體外包鉛片的西班牙大帆船。根據船載蜂蠟被寄生船蛆蛀蝕的情況推知，該船在海灘擱淺一年多以後才在風暴中解體，導致船體碎片和船載物資散落在沿海岸南北延綿約11千米，東西寬約180米的沙灘上，形成陸上沉船遺址。
當地印第安社會對恩塞納達沉船中國陶瓷的態度與德雷克灣的情況相似。少數景德鎮瓷片有被當地印第安人打製為刮削器的痕跡(圖11)。尚沒有漳州窯瓷器被改制器物的現象，這可能與漳州窯瓷片質地較差和整體數量很低有關。值得注意的是，當肩負考察與拓殖使命的西班牙耶穌會神父康薩格(Father Consag)在18世紀中葉到達此地時，當地印第安人給他展示了中國瓷器，並帶他造訪了一處散落瓷器的海灘，說明來自這個沉船地點和中國瓷器已經成為當地文化傳統的一部分。此後兩百多年之後，這個遺址再度被遺忘，直到近廿年的考古發現。
圖11.墨西哥巴哈半島恩塞納達沉船復原圖與經過打製的景德鎮青花瓷片（左下）（翁彥俊拍攝）
尚格勞根據這批陶瓷器物種類豐富、質量差別幅度大、圖案繁多，並多為中國與東南亞市場喜聞樂見的主題，如丹鳳朝陽紋、火焰紋、山水紋、蘭草紋、靈芝紋、螭龍紋、雀上枝頭紋、鳳穿花紋、佛珠紋、人物紋、草書詩文等特徵，指出此船貨物可能帶有大帆船貿易肇始之際的試銷特性，代表的是當時亞洲貿易體系內部的貨物構成。其中部分為西班牙殖民地和歐洲市場所鍾愛，日後成為外銷陶瓷的主導紋樣。不符合西班牙審美與器用傳統的造型，以及成本高昂的五彩瓷器，則在後面的訂單中消失。參與發掘並負責整理出土陶瓷的馮·波頓進一步以他和尚格勞在20世紀80年代初對德雷克灣出土陶瓷的斷代分析為座標，指出這艘滿載“試銷品”的大帆船早於1579年德雷克與米沃克部落的交往。
在這兩個前提的堆疊之上，馮·波頓在1565年和1579年之間馬尼拉大帆船航行檔案中尋找早期失事大帆船的史料證據，將恩塞納達沉船推定為於1576年失事的“聖菲利普”(San Felipe)號大帆船。此後，新發現的文獻記錄顯示“聖菲利普號”在北太平洋航行途中遭遇風暴受損，並且在試圖返回菲律賓的途中沉沒。因此，馮·波頓將恩塞納達沉船重新推定為失蹤於1578年的“聖萬尼諾”(San Juanillo)號大帆船。
從恩塞納達沉船船名歸屬的變更可以看出，對沉船年代的判斷始終基於兩個前提——德雷克船長1579年造訪德雷克灣，部分當地出土中國陶瓷為德雷克船長所遺留。無論是美國西岸歷史考古對德雷克船長登陸地點的判定，還是現有中國陶瓷年代分期，兩個前提都遠非堅實。從考古學角度來看，今天唯一確鑿的年代標尺是1595年沉沒在德雷克灣的“聖奧古斯丁”號大帆船。由於德雷克船長在加州殖民地歷史上的獨特意義，馮·波頓和尚格勞兩位學者對這個標尺的堅持，已經超越了考古材料所能支持的辨析度。無論是16世紀晚期的景德鎮陶瓷考古，還是世界各地沉船陶瓷分期，都並不足以支持這種完全史料化的解讀。船載貨物的變化也不一定遵循尚格勞所提出的線性軌跡。因此，在何種程度上恩塞納達沉船代表馬尼拉大帆船貿易初期考古遺蹟，尚不可確知。
翁彥俊對出土1620件瓷器殘片的分析顯示船載陶瓷以景德鎮產品為主，與德雷克灣遺址出土陶瓷組合特徵相似。其中，生產成本較高的景德鎮五彩產品在恩塞納達沉船的瓷器貨物中佔13%，而同類產品在景德鎮落馬橋窯址出土晚明瓷片中則佔比不到百分之一（圖12）。漳州窯產品僅26件，如果沉船事件的確發生在16世紀70年代，那麼這批產品對了解漳州窯業的發端有重要意義（圖13）。
圖12.墨西哥巴哈半島恩塞納達沉船出土景德鎮青花與五彩瓷片（翁彥俊拍攝）
圖13.墨西哥巴哈半島恩塞納達沉船出土漳州窯大盤（愛德華·馮·波頓拍攝與繪圖）
陶瓷是探索傳統的亞洲貿易網絡向近現代全球貿易格局轉折的重要參照物——考古發現的外銷瓷不僅提供了長途貿易的證據，同時承載了社會關係和政治結構的變遷，作為物質文化參與締造近現代社會風貌。歐洲貿易勢力對印度洋和東亞貿易網絡的滲透為由中國、印度、阿拉伯世界和東南亞國家所構築與主導的亞洲貿易體系帶來一系列變化。16世紀晚期，美洲的低價白銀經由馬尼拉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給原有的亞洲貿易網絡增加了跨太平洋的緯度。海外市場的擴大導致閩南沿海貿易瓷生產再次出現生產高峰。景德鎮陶瓷業與新興的漳州陶瓷業形成了針對不同市場的分工生產。從考古學視野觀察自宋元以來窯業技術發展與產品分佈，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閩南陶瓷業獨特歷史傳統和延續性。
在中國朝貢貿易制度之外，閩南民間商業勢力積極參與了傳統的亞洲貿易網絡和早期全球貿易體系的塑造。即使在漳州窯核心區窯業生產因康熙遷界衰落，位於九龍江上游的東溪窯保持了漳州窯業傳統，並在海禁廢弛之後復興。在月港淤塞、廈門港興起的大背景之下，廈門成為清代中晚期東溪窯產品出口的主要港口，其產品遍及世界各地，特別是19世紀華工與華僑的聚居地，因此成為研究近代歷史的物質文化遺存。
中國陶瓷貿易的擴大使墨西哥、秘魯、西班牙、漳州、日本、葡萄牙、菲律賓和荷蘭在這一全球化進程中緊密相連。作為中國陶瓷製品外銷的大宗，景德鎮和漳州窯業產品為研究東亞、東南亞、印度洋、美洲、歐洲貿易特徵提供了重要考古材料，並幫助我們探索全球化對本地社會的影響和殖民化過程中的多樣體驗。在這些跨文化流通中，中國陶瓷並非簡單的貿易品，而是在不同社會中具有複雜而微妙的含義，它們既可以是實用的又可以是儀式的器物，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塑造著早期全球化物質文化的特徵。德雷克灣和恩塞納達兩個沉船遺址出土的中國外銷陶瓷以及當地印第安社會對這些陶瓷碎片的再生利用共同顯示，中國陶瓷以物質文化的方式參與了各地原住民社會與歐洲殖民勢力之間的跨文化交往，成為不斷擴大的早期全球化考古中兩個獨特範例。
菲律賓經歷了從13世紀亞洲貿易向近現代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體系的轉折。它在亞洲跨太平洋航路上的地理優勢，使其在16世紀全球貿易開始後成為連接東亞、東南亞、美洲和歐洲的橋樑。在那些遠離殖民中心和貿易港口的洞穴墓葬中，漳州窯產品的出現揭示這些社會並沒有獨立於全球貿易與西班牙殖民擴張的影響之外。因此，漳州窯產品在歐洲之外的海外市場中佔據的主導位置成為早期全球化考古的標誌性器物。未來針對印度洋航線上漳州窯產品分佈特徵的考古學研究，將會給全球貿易考古提供另一個重要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