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田群鴉》，文森特·凡·高，作於1890年
在大多數人眼中，我是個一事無成、乖僻古怪、令人作嘔的人。我毫無社會地位可言，也永遠不會有。總之，我就是一個卑微到塵埃裡的人。
——文森特·凡·高，畫家
在飽受折磨的天才裡，凡·高算得上是最典型的了。自殺和眾所周知的割耳事件一樣，都是這位畫家的傳奇故事之一。他不堪忍受生活和挫折，尋死成了唯一出路。然而2011年，兩位普利策獎得主出版了一部名為《凡·高傳》（Van Gogh：The Life，紐約，蘭登書屋）的書，震驚了整個藝術界。在他們的書中，作者格雷戈裡·懷特·史密斯（Gregory White Smith）和斯蒂芬·奈夫（Stephen Naifeh）聲稱，這位畫家並非自殺，他其實死於謀殺。
凡·高一生動盪不安，他的早逝也無疑令人扼腕嘆息。這位畫家曾遭世人誤解，無人喜愛，幾乎集各種形象於一身。在凡·高的眾多傳聞中，有一件事似乎已為大家所公認，即他於1890年自殺這一悲劇。歷史學家、醫生以及業餘的藝術鑑賞家們都只能猜測這一事件背後的原因。然而，關於此事件，有幾位所謂的目擊者，他們的講述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線索。
凡·高在去世前幾周搬到了奧維爾小鎮，他在鎮中心一家叫拉烏的法式鄉村小客棧租了一間房。客棧老闆的女兒是一位年輕女孩，名叫阿狄麗娜。她一直默默觀察著“文森特先生”（她和家人這樣稱呼凡·高）。1890年7月下旬發生的事情，後來成為她的家族史上一段至關重要的傳奇往事。1953年，已過七旬的阿狄麗娜追憶往昔，將與凡·高有關的記憶寫了下來。阿狄麗娜寫到，凡·高在7月27日的清晨從客棧出去，如往常一樣帶著他的畫架、畫布、顏料以及各種畫畫的裝備外出寫生。但這一天凡·高卻沒有像往常一樣在日落前便回到客棧。她說，這很反常，不符合這位畫家平時的作息。那一天，凡·高最終回到客棧的時間是晚上九點，天已經黑了一個多小時。也就是說，天黑後，光線暗了，他根本沒法在戶外作畫。不僅如此，他歸來時，手中沒有任何畫具，沒有如往常一樣攜回他所作的風景畫或肖像畫，這些畫濃墨重彩，通常帶回來時顏料都還未乾透，凡·高會把它們放在自己租用的小臥室裡晾乾。更奇怪的是，阿狄麗娜的母親還注意到凡·高步履蹣跚，雙手小心翼翼地捂著自己的肚子。阿狄麗娜記載的內容提到了接下來發生的事：
我母親問他：“文森特先生，你還好嗎？”他用痛苦的聲音回答道：“沒事，不過我得……”話未說完，他便穿過大廳，爬上樓梯，走進了自己的臥室。我也目睹了這一幕。大家都覺得他的行為舉止實在怪異，於是父親便起身走到樓梯口處，看看是否能聽到任何動靜。父親感覺自己聽到了呻吟聲，於是立刻上樓，發現文森特先生躺在他的床上，正大聲呻吟著。“你怎麼了？”父親問道，“是病了嗎？”這時，文森特掀起自己的襯衫，露出心臟部位一個小小的傷口。父親大呼道：“可憐人兒，你到底做了什麼啊？”
“我嘗試了結自己”，凡·高回答道。
凡·高到底是朝著胸部還是胃部開的槍已不得而知，在記載中他受傷的確切部位前後並不一致。但不管是哪種，無疑都會令人痛不欲生。還有一點可疑之處，這樣的死法有個特點，它會延長人瀕死的時間，沒辦法像直接射中太陽穴或是前額那般一槍斃命（請原諒我這樣直白的表述）。凡·高的槍傷並未立即致他死亡，在之後的兩天裡，他時而昏迷，時而清醒，清醒時還與阿狄麗娜的家人們、當地警方以及幾位朋友交談過，這些人中還包括他的主治醫生保羅·加切特。根據阿狄麗娜的描述，凡·高生前最後幾小時，交代了自己受傷的經過：他走到附近的一塊麥田裡，手持一把左輪手槍，朝著自己開了槍，灼熱的疼痛感讓他昏迷了過去。晚些時候夜幕降臨，氣溫降低，緩解了他灼熱的痛感，於是他甦醒過來，他試圖找到手槍，再次開槍，以結束自己的生命，但最終未能找到，於是只得折返自己的住處拉烏客棧。
凡·高是第一個主動宣揚自己死亡經歷的人。他甚至還向當地警方重述了一遍他的經歷，令人震撼地宣稱：“我的身體是我自己的，我可以自己做主，做任何事都行。請別指責任何人，自殺是我自己所做的決定。”提奧通過電報得知了凡·高的病情，他立刻乘坐火車，迅速抵達了凡·高的住處。彼時他還有充足的時間守在瀕死的哥哥身邊。他神色凝重地望著自己的哥哥，眼睜睜地看著哥哥陷入昏迷，然後於7月29日凌晨1∶30左右與世長辭。
這便是我們所知的凡·高的故事，一半是傳說，一半是傳奇。但凡·高到底是怎麼死的，這個故事是真的嗎？
作家格雷戈裡·懷特·史密斯和斯蒂芬·奈夫經過十多年的調查研究，完成了《凡·高傳》，他們試圖讓這本書成為文森特·凡·高的權威傳記。在調查研究期間，他們罕見地獲得了進入阿姆斯特丹凡·高博物館檔案室的機會，在這裡，關於凡·高的一切應有盡有，不僅有這位藝術家最初的素描作品，還有幾百封他的手寫信件。兩位作家有條不紊地整理這些珍貴資料時，他們注意到了一件事，關於這位作家自殺的各種報道，不僅千奇百怪，而且有些相互矛盾。
第一份引人注意的資料是凡·高生前寫的最後一封信，他在開槍自殺的當天將信寄給了弟弟提奧。史密斯和奈夫聲稱，信中的語氣輕鬆愉悅，凡·高在信中暢想著自己的未來，意氣風發，鬥志昂揚。他告訴提奧，自己新買了大量的顏料。由此可見，他很明顯在為自己的工作做準備，似乎一如往常地為生計奔波。這很顯然與他意志消沉，想要自行了斷這一說法完全相悖。
另外，還有一些資料也讓兩位作家深感奇怪，即這些關於凡·高死亡的早期第一手資料。在這些資料裡，沒有人說這起事件是自殺，甚至連自殺未遂都未曾提到，大部分資料都將這起事件描述為“凡·高傷到了自己”。同樣令人矚目的一點是，儘管這起“事件”發生後警方進行了長達幾天的廣泛搜查，但當時所有人都找不到那把凡·高用來自殺的左輪手槍。除此之外，凡·高開槍自殺時的目擊者，一位站出來的也沒有。
我第一次讀到這些資料時，並未覺得疑點重重，但這些資料卻在史密斯和奈夫二人心中埋下了懷疑的種子。他們認為，凡·高似乎根本沒有自殺的打算。凡·高死於自戕，這本身只是一個荒誕傳聞，沒想到卻演變成了公認的事實。
梵高墓 攝影/jaroslav，來源/Adobe Stock圖蟲創意
那麼凡·高自殺的說法究竟是從何時開始的呢？凡·高雖然曾向拉烏家的人和當地警方表述過他的自殺意圖，但史密斯和奈夫提到了一位可疑人物，這位可疑人物十分擅長信口開河，他也是一位畫家，名叫埃米勒·伯納德（émile Bernard），（據說）也是凡·高的朋友。他將凡·高自殺的事告訴了一位藝術評論家，並十分渴望能借此故事給這位藝術評論家留下深刻印象。伯納德宣稱，那晚凡·高走到麥田裡，接著“將畫架靠在了一個乾草堆上……他手握一把左輪手槍，扣下扳機，朝著自己開了一槍”。我們應該注意一點，伯納德所掌握的信息並非一手資料，甚至這一切很有可能都是他在胡編亂造。因為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參加凡·高葬禮前並不在奧維爾。與此同時，伯納德還是出了名的狂熱戲劇愛好者。早在幾年前，他就已經把他的朋友凡·高的故事編成了一出大戲，作為談資。他之前就曾向同一位藝術評論家轉述過凡·高的割耳事件，不僅如此，轉述過程中他還添油加醋、妄加論述（如此厚顏無恥）。
史密斯和奈夫在重新審視凡·高自殺這一傳統觀點時，他們還回看了另一位目擊者阿狄麗娜·拉烏的講述，即她在1953年寫下的回憶錄。史密斯和奈夫極盡嚴苛地審視這份回憶錄，竭盡所能地想從她口中的“自殺事件”裡找出破綻：阿狄麗娜寫下目擊證詞時已是年邁之人；同時，在阿狄麗娜的描述中，她過分倚仗父親所講述的內容，然而這些年裡，這些內容也在變化；就連她自己說過的故事，在複述時竟也有所不同，這甚至讓一切變得更加荒誕不經，以至於編造自殺傳聞的人都得費盡腦筋重新自圓其說。關於阿狄麗娜所持的自殺說，最後一項很有可能的“破綻”是，1953年是凡·高100週年誕辰，世界各地慶祝活動、新聞報道、作品展覽隨處可見，使得這位畫家重新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她很有可能不願錯失如此良機，想要趁熱打鐵，從中漁利。
然而，即便自殺傳聞流傳甚久，但阿狄麗娜恰逢其時的全盤托出與伯納德添油加醋的誇張描述都未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凡·高死於自殺。這一發現讓史密斯和奈夫忐忑不安。發生槍擊時並無目擊證人，也無任何證據，就連開火的槍也沒有找到！那麼凡·高在麥田自殺的事就並非確鑿的事實了！兩位作家認為凡·高自殺與其說是真實故事，不如說更像是傳說。難道這一切都只是謊言嗎？只是一通荒誕之言？史密斯和奈夫不禁生疑，但並未公開他們的質疑。
然而最詭異的事發生了。他們找到了一份所謂的凡·高死亡事件的第一手資料，這份資料讓二人的猜疑得到了證實。說來也怪，這麼多年以來，人們對該資料一直置之不理，抑或說是直接拋諸腦後。
1956年，一位年過八旬的老人雷內·薩克裡坦（René Secrétan）站出來接受了法國記者維克多·多伊託（Victor Doiteau）的系列採訪。這位老人和阿狄麗娜·拉烏一樣，聲稱自己掌握了第一手資料。他向記者多伊託詳細講述了1890年夏天他與凡·高在奧維爾發生的一些衝突。
雷內從小在巴黎長大，家境優渥。每年夏天，他們一家都會前往奧維爾的別墅度假，一家人在此悠閒度日，十分愜意。1890年，那時雷內16歲，是個調皮搗蛋的男孩，整日裡打獵釣魚，還經常和一群同住奧維爾的頑皮少年廝混，到處惹是生非。當時他們的偶像是“水牛比爾”科迪（Buffalo Bill Cody），美國著名牛仔和馬戲表演者。一年前，1889年的萬國博覽會期間，科迪的《水牛比爾的荒蠻西部》（Buffalo Bill’s Wild West）曾到巴黎演出，場場爆滿。科迪在博覽會上舉行了馬術和牛仔競技表演，重現了美國原住民攻擊公共馬車的場面，還舉行了射擊表演，展現了安妮·奧克利[3]般的射擊絕技。當時的雷內觀看了《水牛比爾的荒蠻西部》後，便像著了魔似的迷戀上了關於牛仔的一切（順便提一句，當時凡·高、弟弟提奧還有他們的朋友其實也參觀了那一年的博覽會，雖然水牛比爾的表演盛大熱烈，觀眾絡繹不絕，但他們中大多數人都對日本館的異國情調更感興趣）。
雷內和很多青少年一樣，痴迷一樣東西便痴迷到無可救藥的地步。1890年，雷內一家住到奧維爾時，他帶上了一套極為珍貴的服裝，包括一件鹿皮外套，一雙靴子，還有一頂牛仔帽，所有這些都是在巴黎花重金購入的。但除此之外，雷內總覺得他還得再加點什麼像樣的裝備，看起來才像一個真正的牛仔。於是，他在此裝扮的基礎上又給自己額外配備了一把38口徑的手槍。據雷內所說，這是一把真槍，但用起來經常出故障。在鄉下，雷內用這把槍射殺過小鳥和松鼠。除此之外，這件裝備還有一個作用：一看就像是真傢伙，因此很能震懾住旁人。在鎮上，雷內顯然不是個乖小孩。的確，他最喜歡乾的事就是對當地人搞一些惡作劇，把鎮上弄得烏煙瘴氣。1890年的夏天，他就尤其愛捉弄一個人，大家覺得這個人會是誰呢？
雷內還有一個哥哥，名叫加斯頓·薩克裡坦（Gaston Secrétan），他和雷內的性格完全相反。弟弟雷內是個聒噪不堪、粗魯無禮的小混混，哥哥加斯頓卻安靜平和、秉性善良，而且愛好繪畫、文藝活動和音樂。凡·高正巧便是一位獨來獨往的荷蘭畫家，渴望和志同道合之士一同把酒言歡，他與加斯頓就這樣碰巧認識，倒也不足為奇。有時候雷內會跟在加斯頓後面，當加斯頓和凡·高在當地酒吧交談時，他就在一旁偷聽。然而，凡·高似乎輕而易舉就變成了他嘲弄和惡作劇的對象，雷內總是變著花樣對這位畫家惡作劇，比如往他的咖啡里加鹽，或是在花園裡抓一條蛇，放到凡·高的顏料盒裡。起初，凡·高似乎對雷內的嘲弄泰然處之，畢竟他還是個少年。但凡誰認識一個青少年，就知道他們這個年紀的人什麼蠢事都做得出來。然而，事態後來有些變化：雷內的惡作劇越發過分，凡·高逐漸怒不可遏。據史密斯和奈夫所說，到1890年7月，這個喜歡惡搞的少年和荷蘭畫家之間的氣氛已經十分緊張了。
對史密斯和奈夫來說，所有的蛛絲馬跡開始彙集起來：一個充滿敵意、喜怒無常的青少年，一段水火不容的關係，一把本質上象徵著好戰的左輪手槍。在這一切因素的作用下，最終形成了凡·高死因的另一種解釋，而在此前，這種解釋從未出現過。
他們提出，是雷內·薩克裡坦有意或無意地射殺了凡·高。
《凡·高傳》中，史密斯和奈夫將凡·高自殺這一說法層層剖析，逐個擊破，論證有力。他們甚至還列出了一系列要點並加以解釋，重新判定了凡·高的真正死因，向人們展示他們的論斷是如何填補凡·高自殺這一最初說法所存在的漏洞，以及這一觀點如何解決了自殺說法中的矛盾和疑惑之處的。他們的觀點還解釋了為何兇器和當天凡·高所有的畫具都不知所蹤，還有為何在記錄中凡·高中彈部位前後不一。這位畫家雖然未進行屍檢，但他臨終時醫生加切特和約瑟夫·馬澤裡曾於病榻前照顧過他，兩人均注意到，子彈射入凡·高身體的角度是傾斜的（呈一定的角度），不是筆直射入的。一個人如果是自殺或是遭近距離射擊，子彈多半是筆直進入身體的。最後一點，凡·高沒有寫遺書。凡·高與弟弟提奧手足情深，這毋庸置疑，難道他自殺前會不和這世上他最愛之人道一聲別嗎？
兩位傳記作者提到，他們重新得出的死因論斷，只有一個不合理之處：凡·高對客棧老闆拉烏以及警方都曾保證，是他自己開的槍，並且目的非常明確，他這樣做就是為了置自己於死地。但史密斯和奈夫對這一疑惑之處自然也有所解釋，他們認為這是因為凡·高本身也想要了結自己。
凡·高身陷抑鬱與精神疾病的困擾中，生活於他而言並不是花團錦簇的。所以凡·高可能想草草了結此生，這樣的想法雖有些悲哀，倒也不失為一種慰藉。而且他也認為自己是弟弟的累贅，不想成為弟弟生活的負擔，了結自己既方便又省事。凡·高的確曾在一封寄給弟弟的信中強調：“我倒也不會特意去尋死……但死神如果真的朝我走來，我也不會試圖躲避。”假設凡·高碰巧遇到雷內幫了這個忙，他又為何還要指證雷內是兇手，讓雷內以及他的整個顯赫家族蒙羞呢？
重點：凡·高不是自殺，但他極力掩蓋自己是他殺。
對凡·高死因的不同解讀，也體現了科學證據或醫學證據的不同解讀方式。於史密斯和奈夫而言，凡·高傷口的各種細節，包括子彈射入身體的角度、子彈未從身體中取出、傷口周圍的火藥殘留粉末以及瘀傷的類型，都指向了一點，即向凡·高開槍的另有其人（不是凡·高本人），而且這個人是從遠處開槍擊中凡·高的。《凡·高傳》的兩位作者向彈道學和醫學方面的專業人士尋求了幫助，專業人士一致認為這位畫家的彈傷與雷內的左輪手槍型號吻合，且凡·高的槍傷並不像傳統自殺會有的中彈傷口。他們聲稱，醫學證據擺在這裡，清晰明瞭：凡·高就是死於謀殺。
然而，範·蒂爾博和梅登多普則表示，他們的醫學專家注意到了另外一種可能性，與上述提到的情況完全相反。例如，從凡·高傷口周圍皮膚上火藥殘留物的樣子來看，當時凡·高的襯衫必須掀起來，把槍管對著他的胸口開槍才有可能造成這種結果，而雷內這樣一個青少年真的會這麼做嗎？此外，史密斯和奈夫多次證明凡·高在道德層面上是反對自殺的，他們指出，凡·高在寫給提奧的信件裡曾多次提到這一點。然而，範·蒂爾博和梅登多普兩人經查證發現，凡·高反對自殺這一觀念後來發生了轉變，尤其是在他的精神疾病開始惡化、住進了聖雷米精神病院之後。還要考慮到一點，凡·高非常清楚，無論是精神上還是經濟上，他就是弟弟的一個累贅和負擔。尤其是在他逝世前那一段時間，他曾直接明瞭地告訴提奧這一感受。事實上，範·蒂爾博和梅登多普還提到了他寫給提奧的一封信的草稿，是在凡·高中槍後從他身上找出來的，寫這封信前，他們可能才有過一次爭吵。信裡寫明瞭凡·高意識到提奧在經濟上承受的負擔，以及他覺得自己的藝術生涯步履維艱的感受：
在我看來，我們倆想要輕輕鬆鬆地談點正經事，那還真不容易呢。我現在只能這樣說，我意識到這一點，某種恐懼感油然而生。我並沒隱藏這種情緒，這確實是我的全部感受了……哎，說到我的事業，我為它豁出了我的生命，因為它，我的理智已崩潰近半，真是有意思啊。但是弟弟，你不是一個單純的商人，你有自己的立場，你做事時帶著人性和慈悲，那麼你還想要什麼呢？
至此，凡·高的信戛然而止。
請注意，這並非凡·高寫的最後一封信，這其實是以前一封信件的草稿。不管怎樣，在他貌似自殺未遂那一天，他選擇把這封未完成的信件放在身上。他與弟弟提奧當時經歷的困境，他的挫敗情緒，這些都為整個事件提供了更為清晰的線索。
史密斯和奈夫在講述凡·高之死時卻沒有提及此信。
兩方之間，本質上是一場證據和證據解讀之爭。那麼孰是孰非呢？
事實真相……我們無從得知。凡·高到底是死於自殺還是他殺（有意還是無意），我們真的一無所知。我們所瞭解的不過是關於此事件各種版本的描述，且大部分都是在事件發生很久以後才記錄下來的。
除了上述所言，還有另外一份資料值得我們注意。2016年7月，阿姆斯特丹的凡·高博物館舉辦了一場名為“精神錯亂之際”（On the Verge of Insanity）的展覽，介紹了在所謂神經錯亂、精神失常的狀態下的凡·高以及他在該狀態下的作品。策展人還陳列了幾件文物，它們也是這次展覽的一部分，與這位畫家殞命一事息息相關。
在此次展覽中，最引人矚目的展品是什麼呢？是一把鏽跡斑斑的微型左輪手槍。這把槍真的是射殺凡·高的那一把嗎？
也許是，也許不是。該博物館的油畫策展人尼克·貝克（Nienke Bakker）曾在一份新聞稿中就這件事存在的爭議進行了回應：“它（這把槍）是1960年在凡·高舉槍自殺的地方找到的，此後便一直由私人保管。法醫專家鑑定了這把槍腐蝕的程度，最終宣佈這把槍在1880年到1910年之間應該一直埋在地下，這也與這位畫家自殺時所處的年份相吻合。”貝克還證實了，這把槍是微型手槍，這也很好地解釋了在驗屍過程中，凡·高身上的一些奇怪之處：他身上沒有槍口貫穿傷。貝克還提到，這把手槍很小，很難將人一槍致命，所以它帶來的槍傷，雖然最終還是讓凡·高命喪黃泉，但未能讓他當即殞命。
但對策展人的這一說法，我仍存有諸多疑惑。貝克堅稱這把槍之前埋在奧維爾的一塊地裡。那麼，是誰埋下這把槍的呢？難道僅僅為了掩蓋證據，就把它埋在了堆積於此的塵土與殘骸下面？抑或是這位身負重傷、備受煎熬的畫家，在拖著他的傷軀步履蹣跚地回到客棧前，最後完成的一出精彩表演？還是說埋槍的另有其人？
最終，凡·高是怎麼死的，其實無關緊要（我得公正地說一句，我這麼說其實是出於好意，但可能反而會給這個可憐畫家的死因傳聞火上澆油）。無論是謀殺、誤殺還是自殺，這些都不是凡·高這一生最重要的方面。
重要的是這位藝術家給我們留下的一切。
20世紀及之後藝術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都要歸功於凡·高。稱讚凡·高及其作品的書籍可謂數不勝數，將他捧上神壇（把他看作英雄或當成神話）。我想，若凡·高看到自己現在如此受到矚目，也會笑逐顏開。他在世時，便傾注了自己的希望與熱情，想要實現這樣的夢想，想要擁有這般的關注討論和狂熱追捧。正如他曾寫到的：“我努力工作，希望某天能有所作為。雖尚未達成，但我將不懈追求，為之奮鬥。”
